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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我们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矣！”这是辜鸿铭喜欢引用的孟子语录。在现实生活中，他还是直追东方朔的能言善辩之士、一个为中外称道的讽刺天才。
天才出自勤奋，辜鸿铭的聪明是幼时勤奋好学结出的硕果。除了每日背诵古今中外经典，他还喜欢抄书。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书期间，他每逢星期日，必入藏书楼阅书，数年之间，抄书数十种。连西方一些饱学之士，都畏与之谈，因其所读之书，不仅有为彼等未曾寓目者，还有世间无法购得之孤本。
中国著名医学家、马来西亚归侨伍连德博士尝言，“从青年时期读书开始，他（指辜鸿铭）就很有出息”，在槟榔屿广为人知。凌叔华在《记我所知道的槟城》一文中，说自己曾听父执辈谈起几个西方学者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个怪人，谁能跟他比呢！他大概是没出娘胎，就读了书的，他开口老庄孔孟，闭口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没有一件事，他不能引上他们一打的句子来驳你，别瞧那小脑袋，装的书比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还多几册吧？”
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西洋佬，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揶揄地问：“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哇？”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在贵先人闻到你们孝敬的鲜花花香之前！”令对方瞠目结舌。
十九世纪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时，曾会晤辜鸿铭，名为请教孔孟学说，却语含讥诮：先生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还不知孔子之教，能行于数千年前，而不能行于当今吗？辜鸿铭微微一笑，道：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还会是三三得八不成？贵国如果没有孔子之教，焉能有今日，我看不是因了洋人的那点玩艺儿吧！不待对方发话，辜鸿铭又接着说了下去：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正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有时连七还得不到，成了个大大的负数。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一席话说得伊藤博文大窘，再无他语，后来见人就说辜鸿铭有金脸罩、铁嘴皮功夫。
一次外国友人邀请辜鸿铭宴饮，推其坐首席。席间有人问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居上坐，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行今日西洋流行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则今天这一席酒菜势必要等到大家你死我活竞争一番，决出胜败，然后定座，再动筷子。如果这样的话，今天这顿饭不知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到口呢，恐怕最后谁也吃不到嘴。众皆称妙。二十世纪初辜鸿铭在上海任职时，曾与几个外国朋友逛十里洋场。洋人见沿途艳旗高张、娼馆林立，惊异上海的卖淫妇何其多也。辜鸿铭巧言遮丑，说：rostitude；destitude（卖淫者，卖穷也），隐含的意思是并非中国妇人品行不佳，而是因穷途末路，不得已而为之。
辜鸿铭一张利嘴，还为辫子保过驾，为缠足作过辩护。外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人留辫子”？他如是答：“为什么外国人留胡子？”当外国佬谴责中国妇女缠足野蛮时，他必大加反击：“那么，你们西洋女子为何要束腰呢？”辜鸿铭知名度最高的世界级辩护，乃是为纳妾制所作的“壶一杯众”。当一位洋夫人藉此反问为何不能“妻一而夫众”时，他振振有词地答：“夫人可曾见过一只茶杯配四把茶壶的？”令人啼笑皆非。又有一版本，他受此询问后，以温和的语气对该贵妇人道：“夫人平日以汽车代步，汽车有四只轮胎，敢问府上备有几付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辜鸿铭机智善辩，虽然有时也狡辩，强词夺理，用理不得其正，但其自圆其说，并以巧言制服论敌的那份能耐，却是中外莫如的。 辜鸿铭不仅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也是幽默的老前辈。一代文豪、翻译大家兼幽默大师林语堂对其推崇备至，尝言：“他是具备一流才智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有见识和深度，不是这时代中的人能有的。”
也许正因为辜鸿铭聪明、幽默、有趣且有见识和深度，因此颇受学生们的喜欢。据北京大学毕业的震瀛等人回忆，辜鸿铭在北大执教时，“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
三、究竟是怎样一个“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
文化巨匠吴宓曾以“极热烈之爱国主义者”加誉辜鸿铭，并说：“辜氏久居外国，深痛中国国弱民贫，见侮于外人，又鉴于东邻日本维新富强之壮迹，于是国家之观念深，爱中国之心炽，而阐明国粹，表彰中国道德礼教之责任心，乃愈牢固不拔，行之终身，无缩无倦。”
当年出西洋读书时，父亲说了许多话，辜鸿铭记得最牢的是“中国人”三个字。到欧洲后，作为大富翁家的养子，他的生活完全是贵族化的，可他毕竟是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是为欧洲人所瞧不起的黄种人的一员，自然成了为数不多的种族歧视的对象。这种社会背景，培植了他极强的自尊心和爱国情结。
刚走上张之洞总督府洋文案任上，他看到西人的公文中称中国货为native goods（土货），大为气愤，认为native含有生番野蛮不化之意，堂堂中华所产货物怎能以土货称之？立即将之改成 chinese，明明白白地相告这是“中国货”。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随其移节武昌，时长江流域教案迭起。血浓于水的民族尊严，使辜鸿铭愤而以“一个中国人”为笔名，在《字林西报》发表英文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堂堂正正为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向世界作辩护。伦敦《泰晤士报》对此文作了摘要并加评论登载，怀疑此文的作者出于中国人之手，因为那“行文的语气中，绝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定”。用空谷足音来比喻辜鸿铭的言论，并非溢美。因为自鸦片战争以来，整个英语世界几乎一直是欧美列强自己充当舆论主角并自说自话，辜鸿铭的出现，使中国终于有了能理直气壮地为祖国权利向世界发言、寻求正义的声音，这是屈辱的中国近代史难得一闻的壮魄和虎吼声。
辜鸿铭归国以后，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就像开锅的蒸汽一样长久升腾在他的心头。一位美国船长在福州无端向中国人开枪，几致人丧命，他却仅仅支付了二十美元的赔偿。而美国驻福州领事竟责怪他多付了，骂他是个傻瓜蛋，说：“为什么要给他那么多钱，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嘛。”辜鸿铭得知此情，义愤填膺，公开将带有此种歧视感欺辱中国人的洋人宣判为“夷”。他著文说：
真正的夷人，指的就是像美国驻福州领事那样的人……是那些以种族自傲、以富自高的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那些惟残暴武力是视，恃强凌弱的法国、德国和俄国人，那些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文明却以文明自居的欧洲人！
如此义正辞严、指名道姓的谴责，在此之前的外交文书或对外檄文中是无法见到的，即使今天读来，也令人感到血脉贲张，心胸里升腾起一股民族正气。
对那些动辄“叫嚷炮舰镇压”的侵略者，受过西方近代民族意识熏陶的辜鸿铭表示万分的蔑视，他如是抨击：
我想应当告诉外国公众，从外国炮舰上开火的第一炮，就将成为一场战争的标志，不是与政府的对抗——正如我们迄今的对外战争那样——而是一场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
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民族感情和神圣的国格意识，令人肃然起敬。
八国联军侵华后，辜鸿铭怀着一腔火热的爱国之情，不遗余力地用英文写就《尊王篇》等文章，广发世界，向世界舆论寻求正义。当辛丑议和、列强叫嚣要中国拆毁大沽口炮台时，他大声疾呼：
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我斗胆预言，假若这一炮台不引起世界应有的关注，很快甚至连外国人在中国谋生都不可能——除非抢！
此类檄文，堪称民族宣言。《清史稿》如此称道辜鸿铭：“庚子拳乱，联军北犯。汤生以英文草《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除了抨击侵华行为，谴责列强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那些傲慢无礼、藐视中华已极的轻佻言论，辜鸿铭也少不了要震怒一番，为中国辩护，捍卫民族尊严。十九世纪末，欧洲忽然刮起了一股针对中国的“黄祸论”旋风。德皇威廉二世专门画了一幅《黄祸图》，送给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图中之意是“黄种人”的崛起将给欧洲带来威胁，欧洲白人应当联合起来，抵制黄种人的入侵。为了消弭这股空穴来风，辜鸿铭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混乱》一文，严正驳斥了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甚嚣尘上的这种无稽论调，并强烈抨击了西方的霸道政治。美国有“小斗牛士”之称的著名政论家波博·埃文斯特地致函辜鸿铭，说：“我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了你文中所写的每一个字，并相信这样做是值得的。最终，我在许多深具兴趣的问题上站在了中国人一边。”一个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总把中国作为假想敌、不时梦呓般失态惊呼“黄祸论”。去年“9·11”事件以及中国政府的立场，使那些西方政要，似乎有了某种清醒的认识，善良的西方民众据此更是分清了敌友。重温辜鸿铭一百一十年前的“斥黄祸”文章，唤起我们的难道仅是对中国这位最早“斥黄祸”义士的记忆？
英国驻华外交官威妥玛研究汉学的结果，竟然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的结论。辜鸿铭讥斥他不仅缺乏教养，而且自身恰是个智力极端贫乏者，因为不懂得中国的文化典籍有精深和浅显的各种层次分别，他能够看懂的恐怕也仅属其中浅显的一类。最后，辜鸿铭还不忘幽上一默：“当威妥玛先生发狂地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一定是那些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少儿读物。”英人濮兰德与白克好司合著的《清室外纪》和《慈禧外纪》等书，在西方颇为畅销，笔下对中国和中国人常极尽讥嘲揶揄之能事，辜鸿铭也少不了要作文反唇相讥一番。凡此种种，为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产生了积极效果。日本学者、《时事新闻》驻北京通讯员鹫泽与四二曾说：“辜先生的文章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了中国政府和文明的一边。辜先生太有名了，以致任何过分的赞誉都显得多余。”
在崇洋惧洋成风的年代，辜鸿铭始终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爱国，首先要爱其文明。在《在德不在辫》一文中，他指出：“洋人绝不会因为我们割去发辫，穿上西装，就会对我们稍加尊敬的。我完全可以肯定，当我们中国人变成西化者洋鬼子时，欧美人只能对我们更加蔑视。事实上，只有当欧美人了解到真正的中国人——一种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却毫不逊色于他们文明的人民时，他们才会对我们有所尊重。”
辜鸿铭不遗余力地颂扬中华文明，肯定中华文明，甚至到了言必赞中华的地步。在他看来，中华文明高于一切文明，因此，一心要把中华文明推向全世界，并声称要用中华文明改造世界。他坚信，未来的世界，必是儒教的天下。这种民族骨气和不凡的气度，在旧中国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当属凤毛麟角。由是，辜鸿铭的精神颇得时人的钦佩，就连外国人也向他投以赞扬的目光。
英国文豪毛姆来华拜见辜鸿铭，写了张纸条让人送过去，请他过来坐坐，辜鸿铭坚拒不去，充分体现了强烈的民族尊严。毛姆不得已亲来造访，辜鸿铭讥议道：“你们以为只消招招手，我们就得来？”他还尽情向毛姆发泄着对于来自西方的民族和文化歧视的愤嫉心情：“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和文字比我们的优美吗？我们的思想家不及你们的深奥吗？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的精巧，不及你们的繁复，不及你们的细微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你可晓得我们试过一个在世界的历史上是惟我独尊的实验？……”
抛弃海外优越的生活，义无反顾回归中土以后，辜鸿铭自觉地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勇敢卫士，以中国人的名义和流畅的英语，向西方人的歧华言行大胆地提出挑战、抗议，并不懈地教训西方人。爱国主义是辜鸿铭思想学说的渊源，爱国，简直成了他的立世之基。他曾深情地说：“我热爱我的国家……在他们（按：指嘲笑他的大学生）还没有出生前，我就口诛笔伐，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的卑劣做法”，“我在英国读书时就已知道何为祖国，而当时许多中国人对此还不甚了解；为了更好为祖国效力，我不看荣誉和金钱……”他希望中国繁荣富强，“那时，我将在儒家的天国深感欣慰”。著名翻译家、文学家、革命志士苏曼殊由此感慨地说：“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而外，都是‘土阿福’。”
辜鸿铭的爱国言行，连外国人都为之感动。法国学者弗兰西斯·波里就说：“他是热情的爱国者，曾首先高呼‘中国人是中国的主人’，‘中国人是自家的主人，就像欧洲人是自家的主人一样’。”总之，在辜鸿铭那袭破旧肮脏的马褂里边，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民族自尊之烈火。当然，由于他的褊狭，使得其爱国言行，难逃狭隘愚忠之讥。
四、究竟如何守旧、落后
辜鸿铭回国初期虽然脱下西装革履，换上长袍马褂，但思想和行动上并不怎么保守，对洋务运动也颇支持。他订阅上百种世界各国报刊，藉资浏览，遇外国有新发明及有关时事，必向张之洞逐句详解，以作启迪之助，而张之洞每次“辄危坐安乐椅中倾听不倦”。著名文史学家王森然在其《辜鸿铭先生评传》中言：“所有湖北新政策画，一切事宜，胥由（辜）先生建议，梁（鼎芬）从旁赞助，文襄立予施行，故当时湖北气象灿然一新，为各省冠，先生之力也。”“先生以一学者，对于民族思想之发展计划，真知灼见如此，究不失为一时之俊杰矣。”
辜鸿铭与张之洞青萍结缘，沆瀣契合，以其出色的智慧和外交才华，协助张之洞创办名闻全球的汉阳铁厂和兵工厂等洋务，为湖北新政立下汗马功劳。张之洞尝与左右说：“辜先生经纶满腹，的是杰出之才。”
甲午战后，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引进西学，变法图存。面对这勃然而兴的维新思潮，辜鸿铭却生怕因之毁弃中国文化，于是，精于西学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静的年代里，却“独静谧，言必则古昔，称先王，或为谐语以讽世”（罗振玉《醇儒辜鸿铭》）。他不仅没有明显激进的思想表现，当张之洞让他筹办一个译介西学西政的报纸时，他竟断然拒绝，声言即使有上谕也不从命。事后，他还专门拟就《上湖广总督张书》，文中大讲儒教尊王之旨、义利之辨、忠恕之道，备陈西学西政之失，认为“好论时事，开报馆，倡立议院”，是西洋乱政之所由来，而且“民气一动，不可复静，驯至辨言乱政，将不可收拾”，总之，既危害君权，又惑乱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视为辜鸿铭从究心西学到彻底转变为一个地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标志。后来，他还变本加厉地认为：“以欧美的学说，变更中国的政制，这是乱中国有余，救中国不足。”
辜鸿铭的保守立场自此日趋顽固。当其时，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摆脱西方“食肉民族”纷纷发表救国主张。张之洞在其名著《劝学篇》中提出 “二元论”办法，即作为个体，中国人必须坚持并严格地按照儒家原则办事，而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却必须抛弃儒家原则，采取现代欧洲新学的理想。康有为、梁启超们走得更远，他们不仅寻求中国军事上的强大，而且寻求政治上的强大，希冀把中国的专制政体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认为如果中国拥有日本那样的政体、枪炮和科学，那么拥有的就不是失败。辜鸿铭当然也在为多灾多难的中国设制蓝图，只不过他的办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报复，也不是以科学的残杀互相回敬，更不是通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