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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乎如此，因为受了辜鸿铭的影响，欧洲一些学者对中国哲学和文化刮目相看。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就曾写信向他请教。英国文豪毛姆认为辜鸿铭是一个“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他还不远万里前去拜见他。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游历时，竟从友人嘴中得知“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于是乎，辜鸿铭在北京东城椿树胡同那座寒素的四合院里，每日不知有多少国际名流学者亲造拜访。辜宅燃黑油灯，烟气扑鼻，洋人中有谓此灯不亮者，辜鸿铭则诙谐地说：“吾东方人，讲明心见性，吾人如心明，则灯自亮。东方人不似西人之专务外表者！”
辜鸿铭政治思想与时不和，然其文章学说，却为世所宗，如此集于一人之身，颇值玩味。由于他毕生不遗余力地从事中华文化输出工作，成为中国人中独立完整英译儒经的开拓者，成果斐然，极具世界效应，1913年还被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享此殊荣）。虽然这年度的桂冠戴在了印度诗圣泰戈尔头上，但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一点也不逊色于泰戈尔。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辜鸿铭在走红西方后，为他在其他亚洲国家中也带来了名望。芥川龙之介等就不要说了，印度的甘地竟也称他为“尊贵的中国人之一”。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也特别向辜鸿铭请教。而辜鸿铭却认为泰戈尔不通易经，没有资格讲演“惟精惟一 ”那种高深的真理，劝他回印度整理诗集去，不要再讲演东方文化了。在这里，辜鸿铭以己之长攻他人之短，而不自知也有短处（如果泰氏以辜氏不通佛教与道教文化，让他闭口，不要以中国文化、东方文化泰斗自居，辜氏又将如何回应），不仅过狂过狷，还真可谓疯人疯语了。
七、究竟有怎样的政治操守和政见
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湖广总督由湖北巡抚端方代理，其人品行不端，加之惧洋媚外，为辜鸿铭所恶。一日端方到湖北纱厂，见该厂所配总督起坐室有两洋员在内，乃谓辜鸿铭说：我要与彼两人谈话，汝可为我翻译。辜鸿铭想，彼西人者，不知其为何人，或寻常工商一流，我国堂堂总督，岂可如此屈尊交接。乃入谓外人道：这间屋子，系为我们总督预备的，请你们赶快出去。洋人乃狼狈而逃。同行者评说辜鸿铭此种举动，真为中国存国体。
辜鸿铭操守廉洁。在上海黄浦浚治局任上，局中洋员贪污巨金，辜鸿铭怒不可遏，拒绝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和说情风，要予惩办。洋员大惧，乃于暮夜袖金十五万求缓，又为其峻拒，表示了超然骨气。
胡思敬在其所著《国闻备乘》中记录下一个故事：辛亥冬，张謇、唐绍仪皆聚上海，极力效忠于袁世凯，欲罗致辜鸿铭入党，因设宴款之，还引孟子“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为寇仇”数语以动之。岂料辜鸿铭坚拒袁党，道：“鄙人命不犹人，诚当见弃。然则汝两人者，一为土芥尚书，一为犬马状元乎！”言罢掷杯不辞而去。然就是这个遭辜鸿铭骂得体无完肤的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极力推崇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还为其未得国葬而憾，认为系“吾辈之责也”。
对辜鸿铭的政治操守和其抱负，罗振玉尝言：“君虽位卑分疏，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生平无积蓄，国变后，贫不能自存，而救世之志不稍挫。”民国初年，美、英、俄等六国银行团以高薪聘请辜鸿铭为翻译，当他得知他们借钱给袁世凯以作其镇压南方革命经费时，愤而辞聘。李国文曾为辜鸿铭大唱赞歌：“这位老先生，对于洋人，对于洋学问，敢于睥睨一切，敢于分庭抗礼，从他身上看不出一丝奴婢气，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说，应是十分要得的。”
辜鸿铭服官讲学三十多年，师爷气和书生意气使他特别喜欢评论人物。晚清那些重要的政治人物，从太后、皇帝、尚书、督抚，到维新领袖，在他嘴中几乎鲜有漏网之鱼。在骂多赞少的评价中，其政治眼光亦寓于其中。
辜鸿铭把幕主张之洞与曾国藩并推为有教养之真正政治家，视李鸿章只为利己官僚，至康有为梁启超辈，直作艺者。他又喜欢比较，比如拿张之洞与曾国藩来说：“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论道，此儒臣事也；计天下之安危，论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国无大臣则无政，国无儒臣则无教。政之有无，关国家之兴亡；教之有无，关人类之存灭；且无教之政，终必至于无政也。”拿曾国藩与李鸿章来说，曾是大臣，李是功臣，但曾之弊在陋，李之弊在无所变更，所以国事终至不可收拾。
辜鸿铭对曾国藩、李鸿章甚而幕主张之洞都不免贬辞，对袁世凯则更毫无假借，尝在公开场合痛骂他是流氓、贱种、智商只能等于北京倒马桶的老妈子云云。供职外务部时，辜鸿铭应诏陈言，以“用小人办外事，其祸更烈”，直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辜鸿铭公开撰文，云：“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袁世凯死，他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庆祝袁氏归天。后来冯国璋、张作霖之流欲罗其于帐下，军阀张宗昌也以山东大学校长相委，均遭受拒绝。
辜鸿铭所臧否的人物，当时不但大都健在，而且权势未衰，他却能一一指而骂之，实乃一介任气忤物、不惜开罪于人的狂狷之士。其言，寓劝世于骂世之外，含妩媚于辛辣之中，殊非当时一般士大夫可比。其行，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更是有天壤之别。
辜鸿铭功名思想不深，盖一纯粹文人，而非政治家，却有不可忽略的政治主张。形之于文的，有1898年所作《上湖广总督张书》，有1908年的《上德宗皇帝条陈时事书》等。在后者中，辜鸿铭“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外务部区区员外郎身份，请人代奏，条陈时事，说是改革外交必先改革内政，而改革内政必先削除李鸿章以来的北洋势力。对于办理外务，他认为先应统筹全局，且力言“修邦交”重于“讲武备”，其意以为“庚子之祸实多因中外太隔膜，以致彼此猜忌，积嫌久而不通，遂如两电相激，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甲午庚子以来，士大夫皆多忿激，每言为国雪耻，遂致明廷近日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则以为“此犹非计之得者！”“盖彼卧薪尝胆之论，犹是当时战国列邦之陋习！”言人所未言，罗振玉读后认为“探索根元，洞见症结，予受而读之，窃以为贾长沙（谊）复生不能过是”。
晚年，辜鸿铭应邀两次赴日本讲学，鼓吹儒学救世论，其中不乏政治言论。他在日本帝国旅馆泛太平洋会演说时，马伯援曾记下其演讲大意：
一、西洋人言性恶，因为性恶，则互相猜忌，互相攻伐，演成欧洲大战，为人类的浩劫；
二、中国人说“人之初，性本善”，其不善的原因，是为物欲引诱，主张四海兄弟，世界大同，是谓王道；
三、日本今后，当致力于中国文化，讲求道德，研究王道，万不可再学习欧洲的军国主义，扰乱东亚。
辜鸿铭的学生兆文钧在他那篇颇有争议的《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一文中，曾记下辜鸿铭的一些政治观点：
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不能把三千多年前的汤武革命，和十年前的列宁革命等量齐观，相提并论；但是，民主精神是始终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的。帝王也罢，总统也罢，主席也罢。凡有民主精神的帝王，就是好帝王，尧舜是也；没有民族精神的帝王，就是坏帝王，桀纣是也；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好总统，华盛顿、林肯是也；没有民主精神的总统，就是坏总统，袁世凯、曹锟是也；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他具有高度的民族精神，是一位好主席，但是他的继承人是否也能像他那样具有高度的民主精神，克绍列宁的伟大革命事业，尚不可知。有好社会制度，又有好领导，当然再好没有啦。有好社会制度，没有好领导，则社会制度会变为僵尸，领导会变为恶魔——“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两句话是真理。
你们教育界人士，视教育为万能，不问政治，是错误的。要知，最重要的是政治。必须若干年后，世界大同的时代到来，那时，人们到处高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什么叫做帝？古人对自然现象，自然数雷为帝，认为它具有巨大的力量，鼓动万物之生机，主宰世界；对社会现象，把政治力量比做帝，教民勿惰，使民宜之。尧舜小康时代，人民开始见到了民主精神的光明，便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迨至世界大同时代，人民更要欢欣鼓舞地歌唱：“帝力于我何有哉！”不过把古老的名词——“帝”改变为新的名词——“政治”罢了。那时，政治服从教育——真民主教育。假民主教育比真专制教育还恶劣。现在，美国所讲授的民主教育，就是假民主教育。杜威集假民主教育之大成，扬其波而助其流，所谓小人之无忌惮者也！在他的心目中，哪里还有“人民”二字。我希望你再给学生讲课时，把现在美国的假民主教育，改写成“民诅”教育。
这些看法虽时见疏陋偏颇，但品读之下，读者诸君该不会把它们统统归入可笑、不当之列吧？至于辜鸿铭把Democracy（民主）拆字成 Demo…cracy（意思为魔鬼加疯狂）；既反映了他对西方民主的讨厌之情，也反映了西方民主的虚假一面。
对辜鸿铭的思想政见，罗振玉是倾心佩服的，尝言：“天之生君，将以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其否泰通塞固不仅系于一人一国已也。”又说：“君论事于二十年以前，而一一验于二十年后，有如蓍龟，此孔子所谓‘百世可知’，益以见其学其识洞明无爽。”
八、今人究竟该如何评价
在中国近代史上，辜鸿铭演足了自己的悲喜剧。
以他的聪明智慧，却没有与时俱进，这是为人所叹惋的。罗振玉甚至认为辜鸿铭“不见用于当世，乃国与民之不幸，而不在君也”。辜鸿铭的意义当然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丑而可观的形象，而在于他是那个崇洋媚外的年头中坚定不移的民族主义者，在于他让世界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义（虽有残缺之嫌），了解到中国人的不可欺。
对这个旷世怪杰，百年来评价不一，誉之者上天，贬之者入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些褒者，自然也认识到辜鸿铭身上的种种残缺，因此极力为其饰非，如林语堂就说：“他有深度及卓识，这使人宽恕他许多过失，因为真正有卓识的人是很少的。”同时代的学人陈彰在略指辜氏之疵后，语锋一转，道：“此正如浮云之掩月，无所损其光辉。只是以其才学，竟于国计民生无所裨益，而至穷愁泥街，以终其生，这就不能不令人为之惋惜！”贬者中除上述已陈外，还需提及三十年代曾任岭南大学校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的陈序经，他对辜鸿铭的批判（如说辜是“中国留学生之守旧最深，而主张复古最力者”云云），是以一种思想的极端反对另一种极端。前面说过了，吴宓对辜鸿铭是有所尊崇的，他认为“辜氏于中国之道德文化，具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针对辜鸿铭言论多武断而偏激，加之其人品性格亦多缺失，傲睨一切，诙谐谩骂，放荡不恭，吴宓特别指出“决非崇奉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宜出，决不足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该如何看待这个毁誉参半的人物呢？他提供了一个看法：“吾人之于辜氏，毁之固属无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康增进也。”（吴宓《悼辜鸿铭先生》）窃以为此论值得人们反复研讨、品味和反思。
时过境迁，这些年来对辜鸿铭的评价渐趋客观公正。对其在宣传中国文化遗产方面所具的不世之功应予以充分肯定。如冯天瑜教授说，辜鸿铭乃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在‘古今中西之争’中演化出来的一个奇特而复杂的标本”。黄兴涛博导认为：“他是五四时期以前惟一有分量的向西方积极弘扬中国文化的中国学者，是中学西渐史上一个独特的代表，只有他，硬是在传教士的垄断中挤得了一席之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炎还为辜鸿铭的陋俗作善意的辩护，认为：“辜氏最为人诟病的，就是他对诸如缠足、纳妾、吐痰等这些现代人眼中的陋俗为之辩。其实，在现代性向全球拓展之先，世界各个民族都存在不少被今人视为陋俗的习俗，即使是自以为文明高人一等的欧洲人也并不例外。”鲁枢元以作家和学者的眼光来看他：“在历史的苹果园里，辜鸿铭是一只过早坠地的‘落果’，他的可贵之处是超前地看到了社会发展中的困境和危机，他的可悲之处也正在于此。”
总之，辜鸿铭是一本内容驳杂、耐人寻味的奇书，常读常新，愈发有味。
（引文参见《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黄兴涛等译；《名人笔下的辜鸿铭 辜鸿铭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黄兴涛编；《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遗老辜鸿铭》，江苏文艺出版社，孔庆茂、张鑫编；《辜鸿铭印象》，学林出版社，宋炳辉编。限于篇幅，恕不一一对照罗列。）
二十四桥何在？
？ 吴锡平
青山隐隐水迢迢，
秋尽江南草未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
玉人何处教吹箫。
这是晚唐大诗人杜牧的名作《寄扬州韩绰判官》中的诗句。可以说，在所有歌咏扬州的诗词文赋中，要数这一首最为脍炙人口，也最广为人知。尤其是后两句简直成了扬州秀丽风景的一枚经典徽章。事实上，很多人也正是从这两句诗出发，溯源而上，认识二十四桥，认识瘦西湖，继而认识扬州的。可是，在那些纷至沓来徜佯陶醉二十四桥景区美妙优雅的景色中的天南海北客中，又有谁知道，杜牧这首几成绝唱的诗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悬疑千古的谜题：二十四桥所指为何？位居何处？岁月流转，和世间许多事物不知所终一样，事实上的二十四桥已经湮没在历史烟云的深处。如今来探究它的身世，只能借助各种各样的文字记载。检索那些历朝历代留下的关于扬州的诗词文章，二十四桥的身影频繁闪现，这其中对其的记载、理解自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顾盼之间，就和春日里的扬州一样“乱花渐欲迷人眼”了。细细梳理这些隐藏在纸本册页里的文字，大体可将其归纳为这样几种：
一桥说。最有力的佐证莫过于白石道人姜夔的那首著名的《扬州慢·淮左名都》：“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细细品味词中意境，当指一座桥无疑。与白石道人同处宋代的另外几位诗人，他们描写的二十四桥，亦可认为是指一座桥。如韩琦：“二十四桥千步柳，春风十里上珠帘”；赵公豫：“桥在大业间，今日已倾圮”；吴文英：“二十四桥南北，罗存香分”，等等。
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在其日记《北游录·纪程》中记载过访寻二十四桥的经过，还为此赋诗一首：“斜阳古道接轮蹄，明月扶疏万柳西。桥上行人桥下水，落花尚自怨香泥。”不难看出，他是将二十四桥看作一座桥的。持相同观点者，还有清代词家吴绮、《扬州画舫录》作者李斗、民国《扬州览胜录》作者王振世。吴绮在《扬州鼓吹词·序》中说：“出西郭二里许，有小桥，朱栏碧（“秋”字下加一“瓦”字），题曰烟花夜月，相传为二十四桥旧址，盖本一桥，会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李斗在名著《扬州画舫录·卷十五》中，认为吴绮的“美人之说，盖附会言之矣。”他则以为：“廿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在春熙台后。”不管二十四桥具体指哪一座桥，一个共同点是在他们的著述里，二十四桥都是以一座桥的形象出现的。
此外，在明代齐东野人编撰的《隋炀帝艳史》中，也有一种关于二十四桥来历的说法：炀帝与萧后同去一新建石桥赏月，萧后问：“这桥叫什么名字？”炀帝道：“没有名字。”萧后道：“既没名字，陛下何不就今日光景起他一个，留以为后日佳话？”炀帝道：“说得有道理。”遂低头想了一想，又周遭数了一遍，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