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兵马俑博物馆给人签名；接着，杨志发被任命为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月薪高达八千元人民币。据说，年逾七十的杨志发如果每月在馆内坐馆十天，为中外游客签名，还可另得五千元津贴……名人效应，使老农杨志发也身价百倍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杨志发改写了世界考古史，却一度没能改写自己的命运。经过了漫长的二十四年，“等”到大洋彼岸的克林顿到此一游，才改变了他的一切。杨志发和克林顿就这样联系在了一起，这其中蕴含的东西太多太多，不说也罢。
李敖与王敬羲
余光中常跟人说，王敬羲（香港一出版社的头儿）的性格与李敖最近。此说源自梁实秋讲述的一个笑话。说王敬羲每次离开梁府的时候，总要偷偷在其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对此早有洞察的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有一天，倒是王敬羲自己憋不住了，他自我曝短，但又不乏得意之情地问梁实秋：“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要说姜还是老的辣，梁先生微笑着说：“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如此看来，这王敬羲与李敖倒有几分“神像”。因为总有人说他们俩性情相近，虽未曾谋面，彼此也早已成为没见过面的“知音”了。后来，王敬羲到台湾去，王、李得以谋面，彼此那个亲热劲儿，完全到了相见恨晚的地步。
李敖：“喂，他妈的王敬羲！”
王敬羲：“喂，王八蛋李敖！”
好家伙，这哥儿俩简直是绝配呀！
张爱玲与张勋
看过张爱玲的一些照片，最不敬的一个印象是，在那些照片上面，统统笼罩着一股幽灵气。说白了吧，那些照片中人就像是从坟墓里走出来的一样。尽管张爱玲的不少照片属于她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艳照，也不失其风骚和独特的一面，但就是有挣脱不掉的死气，以致让人感到阴森恐怖！
张爱玲的旧照之所以给我如此印象，我想全是让她那特立独行的怪模怪样的奇装异服闹的。许多读者都知道，张爱玲素以奇装异服、标新立异著称，也就是酷毙。但张爱玲的“酷”，完全不是现代语境上的，她的那种“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的情怀，注定她的服饰之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异”到什么程度呢？说个小故事你就知道了。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她对和她攀谈的一位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张爱玲这句话，不知让当今那些天天招呼着酷毙了帅呆了的哥们妹们逊色多少！所以说，张爱玲创造的和留下的，没人拾得起。这也正是张爱玲身上（生前）总缠着一股阴森气的缘故。她才不管这些，别致就行。只要别致，她就不管背景如何。有一次，张爱玲去参加一位朋友的婚礼，她竟然穿了一套前清留下来的绣花袄裤去，立时把四座带回到尸骨已寒的清朝去，使人久久回不过神来。张爱玲演绎的“别致”，可谓淋漓尽致。
如此“别致”，且能与张爱玲“媲美”的就算是张勋了。此人是北洋人物中典型的一个封建余孽。清室退位后，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效忠清室的发辫。1917年张勋搞复辟的时候，他的“辫子军”由天津开往北京，当时的《中华新报》 （1917。6。14）的一位记者，用充满腐臭味的笔调，记述了张勋部队的别致：“……予睹此军容，不禁叹曰：如今文质国民，举凡文事武备，无不皮学欧美，而张大帅之军，毅然独步，保存我国古来之精华，此不啻吾国军队中之至宝也……火车至丰台站，又见到一列载步队六百余名，就而观之，军装不一。有军帽，或洋鞋，或布鞋，无奇不有。但辫发长拖，整然不乱，此为他军所不及者。”（《北洋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更“别致”的，当在1917年7月1日清室复辟的“那天早晨，几年没有见过的清朝的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是从棺材里跑出来的人物……”（《溥仪回忆录》）据说，“就连用来装殓死人、价值仅仅二十元一套的寿衣，也被新贵们当作朝服的代用品，用一百二十元的高价抢购一空”。
仅就服饰上的“别致”而言，张爱玲与张勋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社会”之梦
——郑振铎：从《新社会》到《民主》
？ 傅国涌
一
1919年11月1日，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支持下，郑振铎和瞿秋白、耿济之等青年学子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郑振铎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指出：
中国旧社会的黑暗，是到了极点了！它的应该改造，是大家知道的了！……我们社会实进会，现在创刊这个小小的期报——《新社会》——的意思，就是想尽力于社会改造的事业。
……我们是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的。我们改造的目的就是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自由平等，没有一切阶级、一切战争的和平幸福的新社会。
什么是我们改造的手段——态度和方法——呢？我们的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是渐进的——以普及教育作和平的改造运动；是切实的——一边启发他们的解放心理，一边增加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道德观念。我们的改造的态度，是研究的——根据社会科学的原理，参考世界的改造经验；是彻底的——切实的述写批评旧社会的坏处，不作囫囵的新旧调和论；是慎重的——实地调查一切社会上情况，不凭虚发论，不无的放矢；是诚恳的——以博爱的精神、恳切的言论为感化工具。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改造的目的和手段就是：
考察旧社会的坏处，以和平的、实践的方法，从事于改造的运动，以期实现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1〕……
这篇发刊词最初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副刊。这是郑振铎的“新社会”之梦，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端。在此后的三十年中，他一直在为这个“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而努力。
从1919年11月1日到1920年5月，短短半年间，他不仅负责《新社会》的校对，还发表了《我们今后的社会改造运动》、《自杀》、《怎样服务社会？》、《学生的根本上的运动》等多篇文章，字里行间浸透着他的理想主义激情。
在《新社会》问世后的第一个星期天，郑振铎和耿济之曾登门拜访陈独秀，亲聆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教诲。作为汹涌澎湃的“五四”波涛所孕育的一代新青年，麻木不仁的社会到处是他们“解放”、“改造”的呼声，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园地上为“新社会”而大声呐喊。
1920年5月，“因刊名叫‘社会’，又加个‘新’字，有社会主义倾向”〔2〕，《新社会》终于被军阀当局查封了，一位姓孔的经理被捕，关了好几天。不到三个月，他们再度创办了《人道》月刊。郑振铎发表《人道主义》一文，倡导“无论人种、国家或阶级之异同，尊重人类人格的平等，博爱一切人类”的人道主义，同时还登载了由瞿秋白意译、他写歌词的《国际歌》。可惜只出了一期就被迫停刊。随后，他又和一批青年朋友办起了《批评》半月刊。
二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血案，引起工人及社会各界的抗议示威浪潮，“对于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第二天所有上海报纸只有一条小消息”〔3〕。6月1日，租界工部局再次向示威人群开枪，死伤二十多人，郑振铎和叶圣陶等愤然起草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宣言》，《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商报》等都拒绝登载。 “激于上海各日报之无耻与懦弱，对于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4〕。6月3日，他和商务印书馆的几个同事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以发表我们万忍不住的说话，以唤醒多数的在睡梦中的国人”， 以免“不平而残忍的事”和“公正的舆论”不被报界隐瞒。报纸的名称就是他起的。报纸每天印刷一万五千到二万份，虽然只办了二十一天就被迫停刊了，但在当时产生过很大影响。6月24日，在他写的“停刊宣言”中说，停刊的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和惟一肯承印的印刷厂因种种关系而声言不肯承印。他沉痛地说：“经了这次大事变之后，我们益明了我们大部分中国人民及一般所谓‘绅士’者的态度与性格。我们对于他们是完全绝望了。他们一点感情之火也没有。像如此的震动全人类的大残杀案，他们对之却反漠然淡然，不去做一点事，反说什么‘都是学生多事！’一类的无人性的话。他们所要求的是苟安，是奴隶的，待屠的猪羊似的苟安。只要皮鞭还没有打在他们的身上，子弹还没有穿透他们的胸背，他们是安然不动的。这种为奴为隶，为猪为羊都情愿，只求能暂时苟安的心理，已有四千余年的传统关系了。这个传统的心理不打破，中国民族是永无救的！”〔5〕
对于无辜者的血，“五卅”惨剧之后不少同胞所表现出的迂缓、迟钝、麻木、冷酷深深地刺痛了一个年轻知识分子的心。所以郑振铎在《公理日报》消失之后，还在《文学周报》一再地提到这一挥之不去的血案，如《迂缓与麻木》、《杂谈二则》、《六月一日》等：“无辜者的血，在有‘人’的心者的眼中，脑中，永远是红红的洗涤不去。红色的帘似永远的挂着。”〔6〕
1926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郑振铎特地赶写了话报剧《春的中国》（发表在《文学周报》），愤怒地谴责杀害青年学生的军阀政府。他借剧中一青年之口说：“这种的大残杀事件，非惟不足以阻止我们的前进，且更足以使我们明白我们之益不可不努力。没有无代价的成功，也没有无流血的革命。大残虐的发生，便是预示着大变动的将实现。”〔7〕
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时，郑振铎目睹了这一触目惊心的惨剧，上海宝山路上遍地尸横、一片血海。4月14日，他和胡愈之、冯次行、章锡琛、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七人联名签署了一封抗议信，寄给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在4月15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他们抗议以不同主义、信仰、党派的名义杀人，他们谴责这一“灭绝人道之暴行：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开枪轰击，伤毙至百余人。‘三·一八’案之段祺瑞卫队无此横暴，‘五卅’案之英国刽子手，无此凶残”。〔8〕
在那样白色恐怖、黑云弥漫，到处是杀戮的日子里，他们的这一抗议仿佛是空谷足音。有意思的是，这是几个职业出版人，大部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他们几乎都不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他们说：“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并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9〕因此他们不愿再苟安、沉默。郑振铎由于姓氏笔划最多而列名第一，首当其冲面临着被捕杀的危险，随后他就流亡到了欧洲。
在他看来，“在这个急骤变动的大时代里”，一个编辑、一个拿笔杆子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不很轻微”，一个在血泊中浮起的政权显然不是郑振铎心目中的“新社会”，所以他才勇敢地面对了“五卅”、“三·一八”、“四·一二”。
三
1928年秋天，郑振铎回国之后继续编辑《小说月报》，并在多所大学教文学。1931年6月15日，他主编的《编辑者》创刊，出到第五期就停刊了。9月，他离开工作了十年的商务印书馆，北上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1935年7月，他重返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由“编辑兼教授”而“教授兼编辑”。他在繁重的教学、学术研究之外，参与主编或编辑《文学》月刊、《文学季刊》、《太白》半月刊、《水星》月刊等文学刊物。他常说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不是做编辑就是教书。但他从未放弃他的“新社会”之梦。在《东方》杂志1933年“新年的梦想”征文中，他说：“我并没有什么梦想……军阀的争斗，饥饿，水灾，以及一切苦难，都将成为过去的一梦。这并不是什么‘梦想’，我们努力，便没有什么不会实现的！而现在正是我们和一切恶魔苦斗的时候！”〔10〕
郑振铎的“努力”、他“和一切恶魔苦斗”都贯穿在他对言论出版自由的追求中，他深知“有自由的批评与讨论”，才能“创造一种新文化与推促社会的前进”，心目中的“新社会”才有可能到来。
芦沟桥炮响之后，1937年7月20日，他和张志让等创办《中华公论》月刊；8月24日，他又参与创办《救亡日报》；9月1日，《中华公论》与《世界知识》、《妇女生活》等联合出版了《战时联合旬刊》。上海沦为“孤岛”后，他与汤用彤、贺麟、许地山、林语堂等二十位学者发起“中国非常时期高等教育维持会”，参与主编开明书店出版的《文学集林》、《学林》月刊等，支持学生创办了《文艺》月刊、《杂文丛刊》等，为保存文化典籍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成为“孤岛”文化界的中流砥柱。他在“孤岛”坚守了整整四年，坦然地面对一切利诱和威胁。他曾对好友周予同说过，“我辈书生，手无缚鸡之力，百无一用啊，但却有一团浩然之气在。一旦横逆临头，当知如何自处！”〔11〕1941年1月4日晚上，他得知七十六号特务要绑架他的消息，便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身处危乡，手无寸铁，所恃以为宝者，惟有一腔正气耳”之句。就凭着这“一腔正气”，他在“孤岛”沦陷之后离家避难，蛰居上海近四年，日本宪兵一直企图抓住他。1943年6月10日，翻译家伍光建病逝，郑振铎在《中学生》杂志发表的纪念文章中说：“一个国家有国格，一个人有人格。国之所以永生者，以有无数有人格之国民前死后继耳。”〔12〕这是他蛰居期间发表的惟一一篇文章，是他人格、精神的自我写照。
四
日本投降不久，生活书店的徐百昕邀请郑振铎办一本类似《生活》的周刊。1945年10月13日，由他主编的《民主》周刊就在上海诞生了，宗旨为“阐扬民主思想，促进国内和平，评析重要时事，介绍最新学术”。他在发刊词中宣布：
我们是无党无派的中国国民。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来发言。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我们没有任何方式的政治组织；我们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党的支持。我们只有几颗赤热的心。我们愿意看见中国向好处走。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乃是我们所希求，所要联合了全国的国民乃至一切的政党来缔造之的。
……我们不想放弃了我们自己的责任，也希望全国的国民们都要尽自己的责任〔13〕。
此后他一再强调：“本刊是纯粹的民间刊物，绝对的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和关系。纯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人民们应该说，必须说的话。”〔14〕
和他1919年写的《新社会》发刊词一样充满着改造社会激情不同的是，1945年的他更成熟、更脚踏实地，目标也更加具体了。这本小小的周刊倾注着他的心血、理想和汗水。在长期的蛰居生涯之后，他的热情如同火山喷发一般，几乎每期他都亲自写稿。据不完全统计，仅一年间他在《民主》、《周报》等报刊发表的各类评论就有四十多篇。他为民主政治、保障人权大声呼喊——写过《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我们要求民主的选举》、《人权保障在哪里？》、《把主人当作了什么人？！》、《争取民权·保卫民权》等大量文章。在《论民权初步》中他说：“尊重他人的国民权利，便是保护、尊重自己的国民权利。”〔15〕 “民权的初步，包括着人民有信仰、思想、言论、出版、集会、居住、通讯的自由。这些自由如被侵犯，便失去了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国民的资格。所以，卫护这些自由，便是卫护自己的国民的资格。”〔16〕
1945年12月，昆明发生 “一二·一惨案”，十多个学生伤亡，他写下了《由昆明学潮说起》；1946年3月下旬，南通《国民日报》记者孙正平惨遭当局谋杀、数十人被捕，他连续写下《南通血案抗议》、《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为南通血案写》两文：“这是‘人道’的、‘人性’的问题，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