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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2-10-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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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通血案抗议》、《为正义与人道而呼吁——为南通血案写》两文:“这是‘人道’的、‘人性’的问题,已不是什么政治的纠纷了!”〔17〕“不要以为这只是他们的事,一个小城的事;这事,可以降临到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大家的身上;也可以在几个大都市里发生,甚至可以在这个国际大都市发生。为什么不响?为什么不呐喊、不抗议、不群起而攻之?我悲愤,我哭泣,我呼号!我从来不曾这未激动过!这未伤感过!尤其要落泪的是,一片的寂寞,一片的在墟墓间似的沉默!”〔18〕   
    孙正平,一个普通记者,1946年3月25日晚失踪,被割鼻、挖眼,缚上石头,沉入江中。面对他的惨死以及无数老师、学生的被捕,尽管《大公报》、《文汇报》都作了报道,但整个南通、整个江苏却是一片鸦雀无声,在他看来最有义务这样做的“绅士们”和“京官们”,不见一个人出来说几句公道话。郑振铎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知道对他人生命的任意杀戮,如同对每个人自己的“谋害”和“屠杀”。他的悲愤、哭泣、呼号,他的激动和伤感,都在字里行间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无法容忍野蛮的制度力量对生命底线的摧残,因此他要在一个没有人道和正义的时代呼喊人道和正义。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代表马叙伦、雷洁琼等及民间报《大公报》、《新民报》记者高集、浦熙修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自称“苏北难民”的暴徒殴打而受伤,消息传来,郑振铎立即写下了《我的疑问》,在《文汇报》发表。26日,又写下《悲愤的抗议》(发表在29日的《民主》三十七期)。他指出代表们受七十多个民间团体的推选,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党派关系,有的代表从来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他们被殴打、被诬蔑,就是对民意的漠视和践踏;记者被殴打则是对新闻采访自由的侵害;所以他要悲愤的抗议。30日,《文汇报》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包括他在内的二百多人签了名。   
    郑振铎猛烈抨击上海推行侵犯人权的“警员警管区制”,密切关注战后大学教育问题和教授的待遇问题,抨击官僚资本,呼吁惩办汉奸,知道只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根绝贪污现象。他为物价飞涨忧心如焚——连续写下《制止物价高翔的方案》、《人为的涨价与人为的抑价》、《对于物价的紧急措置》……虽然《民主》只存在了一年多,出到五十三期就被扼杀了,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为争取言论自由所作出的努力。   
    1946年8月17日,郑振铎在《民主》四十四期发表《文化正被扼杀着》,抗议当局查禁《周报》:“这不是《周报》的单独的问题,这是有关于整个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的争取的!”〔19〕“争取我们的刊物的生存便是争取人民们的发言权。”〔20〕9月28日,他在《本刊一年回顾》中说:   
    我们同人们都不是搞政治的人,我们同人们绝对的没有政治上的愿望。假如政治清明了,我们是都愿回到应该做的专门的工作的岗位上去的。然而,在今日,在这样乱糟糟的局面里,我们是中国的国民,实在不允许我们放弃责任,置身事外,不出来说几句中国国民应该说必须说的话〔21〕。   
    其时,《民主》已经风雨飘摇,多次遭到当局的扣留、没收、禁售,第五十期竟被没收了三千多本。他却在10月10日的五十一、五十二期合刊发表《重行申明我们的态度和主张》:“我们纯然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纯然站在国民的立场上发言,说我们要说的话,应该说的话。我们没有任何党派的背景,而且我们也绝对的不是搞政治的人。‘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一到了联合政府成立,国民大会召集,宪法公布,天下太平,各地无枪声的时候,我们是巴不得各自回到自己应做的本位工作上去的。如今是处处烽烟,地地黑暗,怎能叫我们抹杀良知,一言不发呢?”〔22〕同期还发表了他和郭沫若、茅盾、柳亚子、周建人、许广平等三十九人署名的《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一文。同月31日,也即《民主》度过一周年之后半个月,终于“被生生的扼死了”。当局不准经售该刊物,禁止报贩贩卖该刊。“我们只是几个无党无派的人的组合,本来经济基础很脆弱,如何经得起三番四次的没收和扼杀呢?”〔23〕在最后一期终刊号(五十三、五十四期合刊)上,首篇就是郑振铎《我们的抗议》,对当局侵犯言论出版自由的行径表示严重抗议,“这不仅是本刊一个刊物的生存与否的问题而已,实在也是整个中国究竟还有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国民们究竟还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合法的权益而不随时随地受侵犯、被剥夺的问题!”〔24〕此外,还有马叙伦、吴晗、叶圣陶、田汉、许杰等大批文化人的抗议文字。   
    《民主》被扼杀在1946年10月31日的沉沉暗夜里。

    1958年10月8日,也就是郑振铎因飞机失事遇难前不久,他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学术批判会”上回首往事,自称“研究文学是半路出家,没有系统的研究”,“著作不够成熟”,但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毅然放弃在铁路局工作的“铁饭碗”,投身前途未卜的新文学事业,在文学创作及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领域都卓有建树,《中国俗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中国文学研究》等著作又有几个人能望其项背?他编辑的《儿童世界》、《小说月报》、《文艺复兴》等文学期刊的贡献人们也不会忘记。作为一个作家、学者,在文学史、学术史上自有他的地位。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他“始终抱定匹夫有责的观念,站在中国国民的立场上,说中国国民所必须说,所应该说的话”〔25〕。
    郑振铎对言论出版自由的执着,对人权、民主的追求,办过的《民主》周刊,今天的人们大概已很陌生。而没有这一切,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郑振铎的形象将是苍白的、不完整的。 知识分子天然地负有一个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从“五四”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郑振铎以他的经历和他那些掷地有声的言论证明了这一点。1919年5月,二十出头的郑振铎正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求学,亲历了伟大的“五四”运动,赵家楼的火光曾映红他年轻的面容。二十七年后,他在《“五四”运动的意义》一文中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划时代的日子,“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乃由此急骤的进行着。……思想的解放,文艺的解放,使后来的青年们得到了自由观察、自由思想、自由写作的机会,这二十多年的比较蓬勃的学术文艺的发展,可以说都是导源于“五四”运动之一举的”。〔26〕作为二十世纪学术界、文艺界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就是“五四”运动孕育的骄子。   
    如果说1919年他办《新社会》时,他理想的“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还是一个朦胧的梦,那么1945年9月10日、11日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论新中国的建设》则提出了“新社会”的具体蓝图。他从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商业、文化、军事、社会事业等多个方面规划了一个他心目中的“现代的科学的伟大的新中国”,这也是他做了近三十年的“新社会”之梦。其中不少细致的设想即使今天看来仍不无独到之处,如:“银行存户必须用真实姓名,不得再用‘堂’‘记’等户名,以便稽核贪污官吏及逃避资金之流”等〔27〕。这个梦,不仅是郑振铎的梦,也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梦。人类的追求代代相通,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名誉、地位和荣耀,而是追求自由、真理和梦想的精神。   
注释:
    〔1〕〔2〕〔3〕〔4〕〔5〕〔6〕〔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 《郑振铎全集》第三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74、376、42、43、58、129~130、306、187、188、225、232~233、306、307、322、329、332、333、323、243、127页。
    〔7〕〔10〕〔11〕〔12〕陈福康:《郑振铎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254~255、392、443页。
    〔8〕〔9〕 郑振铎等:《就“四·一二” 惨案对国民党的抗议书》,《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页。    
 
 
贡院学宫对河房
? 楚  人
 
 
 
  贡院是明清时期举行乡试、会试的处所,学宫为古代儒学教官的衙署所在,常与孔庙(文庙)合而为一,今之南京“夫子庙”即是也;河房则是指临秦淮河修建的风月场所。两者本为风马牛不相及之事物,但在明代,却比邻而居,隔河相对,成为旧都南京的一大人文景观,令人叹为观止。   
    清初文人余怀《板桥杂记》云:“金陵(南京)古称佳丽之地,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白下青溪,桃叶团扇,其为艳冶也多矣。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逢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迹寝湮,存者为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逢秋风桂子之年,四方应试者毕集,结驷连骑,选色征歌,转车子之喉,按阳阿之舞,院本之笙歌合奏,回舟之一水皆香。或邀旬日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捣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乎康之盛事,乃文战之外篇。”   
    清代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复有记述云:“贡院与学宫毗连,院墙外为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宾兴之岁,多士云集。豪华者挟重赀择丽姝侨寓焉。寒素之士,时亦挈伴闲游,寻莲访藕。好风引梦,仙路迷人,求其独清独醒,殆什无二三也。”   
    古都之地金陵,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盛誉。自明朝洪武初年在此修建十六楼以处官妓,轻眉淡粉,白门烟柳,冶艳名姝,不绝于史,极盛一时之风流。晚明之“秦淮八艳”如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婉等为其翘楚,更因与当时社会名流侯方域、冒辟疆、钱谦益的爱情纠葛及与南明史事相涉而闻名遐迩,脍炙人口。   
    河房妓家屋宇精洁,草木萧疏,迥非尘境:各分门户,争妍献媚,斗胜夸奇。常年湖海宾游之士,王孙子弟,莫不于此狎妓吹唱,传呼乐籍,行酒劝觞,留髡送客,酒阑棋罢,堕珥遗簪。实为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园,消魂之艳窟。每当狎客光临,入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狷儿吠客,鹦哥唤茶;登堂则假母肃迎,分宾抗礼;进轩则丫鬟毕妆,捧娘而出;坐久则水陆备至,丝肉竞陈;定情则目挑心招,绸缪婉转;凌晨则卯饮淫淫,衣香一室,停午则兰花、茉莉、沉水、甲煎馨闻数里;入夜则吹笛弹筝,梨园搬演,声彻九霄。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雄风。   
    院墙外数十步,有“长板桥”,旷远芊绵,水烟凝碧,回光、鹫峰两寺左右夹峙,中山东花园亘于其前,秦淮河、朱雀桥桁绕于其后,洵可娱目赏心,漱涤尘襟。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河灯画舫,火龙蜿蜒,名士倾城,簪花约宾,携手间行,凭栏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之乐事。   
    每当乡试之年,四方应试者云集于金陵,为河房妓家带来了新的无限商机,无异乎在召开着三年一度定期举行的性文化交流会与性商品交易会。举子文士在客居备考期间,时以冶游来排遣枯读八股经书之寂寞;富家子弟更是寄寓娼家,坐拥怀抱,将文章与雅事合而为一,功名与行乐并行而不悖。科考以后,患得患失,内心不免空虚,妓院正是排忧解闷以待张榜的最佳处所。如名未落孙山,则邀三五好友,携二三娇娃,或设宴河房,或荡舟秦淮,春风得意,天上人间,良辰美景,乐事赏心,诚不知世间还有忧愁事。
    按理说,贡院与学宫均为古代文化学术之重镇,宣扬文教、培养选拔人才之场所,威严刻板,自不待言;而妓院则是民间流连风月、寻春冶游之处所,花营锦阵,人欲沸腾。两者情调迥异,本质各别,实应势同水火而不能相容。但是,这种表面上分庭抗礼而骨子里幽香暗通、相生相息的阵势,确实具有中国特色,相沿少说也有千年以上历史。唐代长安之平康北里正是其滥觞。唐人传奇《李娃传》中之主人公荥阳公子与京师名妓李娃的爱情故事就是明证。才子与佳人联手演绎的人间至性至情之风流韵事,许多还编成了戏曲杂剧而演遍大江南北,激动着一代代的多情文士与怀春娇娃。似乎在古代的都市建设中缺少了这样一道人文景观,就显示不出其亮丽的繁华。   
    古代之贡院与妓院结缘,文士与娼妓联姻,于文士可以排遣空虚,激发灵感,获得新的人生体验;于姑家则可以提高文化品位,不尽成为纯粹的销金窟、宣淫洞。从某种意义上说,当时如两者或缺其一,则文士无风流之可言,妓女无风骚之可品。两者相辅而相成,相得而益彰。   
    除旧院外,南京秦淮还有三处妓院最为有名,分别为处于贡院对面的沉香街、青溪水汇入秦淮河之处的桃叶渡及利涉桥之西的丁字帘。后者即《桃花扇传奇》中“桃根桃叶无人问,丁字帘前是断肠”之处,为侯方域与李香君悲艳绝伦、闻之断肠的爱情故事的演绎之地。   
    这一“红灯区”之内的市肆,也与其他商家店铺不同。正如《板桥杂记》中所述:“曲中市肆,精洁殊常。香囊云舄,名酒佳茶,锡糖小菜,箫管瑟琴,并皆上品。外间人买者,不惜贵价,女郎赠遗,都无俗物。正李仙源《十六楼集句》诗中所云:‘市声春浩浩,树色晚苍苍,饮伴更相送,归轩锦绣香’是也。”这些店铺大都服务于妓院与狎客,与其同欢乐、共兴衰,故其所售物品俗贱日用者不多,很难为平民百姓日常消费。   
    秦淮旧院在清代初年毁于兵火,待政局稍稳又一度繁荣,但已无法恢复旧时的景观。咸丰年间复毁于太平天国战火,致使“江宁省城荒废,秦淮一水,无复箫鼓画船之盛”。清军收复南京后,曾国藩曾经下令“兴之,以规复升平气象。后其弟国荃继任为两江总督,下禁娼之令”。当时安徽全椒有一位薛慰农先生曾写一诗讽喻其事:“六朝金粉久荒凉,才有生机上绿杨。修到秦淮风月长,岂宜飞蝶捉鸳鸯。”据说,曾国荃见了一笑而罢,不再去扫黄“捉鸳鸯”了。又有一位镜澄和尚在旧院的故址修建了一座正觉寺,将一个于迷魂色阵中修炼“肉蒲团”的消魂处所,变为于青灯梵呗中坐习“佛蒲团”的佛门净地。
    唐杜牧《泊秦淮》诗云:“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红颜薄命,谁人不知?所谓“红颜祸水”,其实是无能无行之男人的委过之辞。商女泣血所唱,又岂只是亡国恨呢!   
 
 
 
历史与地理的动力
——阿富汗战争解读
? 马小军
 
 
 
  美国以国际联合反恐的名义进行的阿富汗战争,在军事学意义上已基本取得胜利。但是,对这场战争的解读似乎才刚刚开始。媒体中充斥着这场战争与国际政治、文化冲突、经济全球化、民族宗教矛盾诸关系的种种话题,却总是有意无意地远离这场战争发生的时间与空间背景,远离历史与地理的伟大舞台。
    在距今七千万年的新生代,地球史上发生了伟大的阿尔卑斯造山运动。印度古陆经过亿万年的漂移,终以高屋建瓴之势向欧亚古陆俯冲而去。在两大古陆的叠压缝合部,隆起了兴都库什山系和巨大而高峻的喜马拉雅山系。在这两个伟大山系的接合部,即现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哈·麦金德语),造就了一片范围广大、峰峦叠嶂的山域,地理学上称之为帕米尔山结。这里山口、关隘密布,大小山路纵横交错,沟通着山系间巨大的高原和山间成片的谷地,并成为赖以沟通遥远外部世界的管道。从这里出发,向东翻越帕米尔高原,可进入中国腹地,走向东亚;向北可沿兴都库什山麓顺势进入广袤的中亚,直至丰沃的里海与河间地区;向西经伊朗高原可直取小亚细亚,到达地中海;向南出开伯尔山口,便可直下丰饶的印度河与恒河冲积平原。绵延的崇山峻岭屏阻了南来的印度洋暖风和水汽,使得这里气候普遍温寒干燥,高山植被稀少,低平之处多有荒漠;但由于纬度关系,这里的植被与气候又表现出巨大的垂直差异,山岭之间错落分布着许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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