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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罢，毁像也罢，本无可厚非。其实，人类文明的本质属性之中，即包含有偶像崇拜的历史渴望，造像与毁像仅只是这种渴望激发出的爱之也深、恨之也切的历史冲动而已。从北魏、北周到晚唐，中国历史上又何尝缺少大规模造佛和灭佛的记录。及至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砸孔教，义和团灭洋教，“文革”更是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摧毁历史遗产运动——不仅从器物上（举凡一切有形之物），而且从人的思想上（举凡一切无形之思），那既是一次空前的毁灭偶像运动，又是一次空前的造神运动，一时间，全中国矗立起数以百万计的偶像，全社会发行了几十亿枚像章，顶礼膜拜成为每日功课，坊间更时时传出民众或将像章别挂于肉体上的故事，人类毁像造像交加的历史激越之情可见一斑。其实，历史上每次毁像往往都是为了造新神（包括心目中的偶像），新神一旦造就，最终还将被毁弃，为更新的偶像所取代。与外国不同，只要稍加细究即可察知，中国文化从本质上是不见容于偶像崇拜的。中国封建社会出现大规模造神与偶像崇拜运动，大多与统治者的政治需求有关，而很少是出于宗教原由。中国人用天人合一的道理即可从容解释皇权极端的政治现实，哪里还需要烦劳宗教的帮助。这又是闲话。
就偶像崇拜而言，伊斯兰教也许是个例外。其从创教之日起便反对偶像崇拜，《古兰经》中对此也是明确规训的。这大概是因为伊斯兰教创教较晚，得以吸取其他宗教的得失教训。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阿拉伯军队和伊斯兰教，是在剿灭伊朗萨珊王朝的过程中到达阿富汗的，它们在阿富汗遇到了长久的顽强抵抗。先于武力征服了阿富汗的，是阿拉伯语文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义甚而成为阿富汗人反抗阿拉伯统治的精神武器，而共同的语文和宗教，则有利于阿富汗国家的统一。阿拉伯人的东侵，与正值盛世的大唐撞了个满怀，遂有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朝大将高仙芝与大食（其时中国人对阿拉伯的称谓）在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决战。此役唐军大败，毙伤无数，被俘者万数，从此葱岭以西尽属伊斯兰世界。怛罗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居留十年，归国后所撰《经行记》对伊斯兰教所记甚详，成为中国史籍中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纪录。被俘的中国工匠，把造纸技术传到了中亚，并由此传入欧洲；以致撒马尔罕一度成为造纸中心。伊斯兰教并未因自身笃行的教义即丧失了义理中的正义与宽容。正是阿拉伯与伊斯兰文化，成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得以保存的载体，其自身也从各姊妹文化宗教中汲取了丰富的文化、艺术乃至宗教营养，汲取了更多有关正义、宽容、仁慈的义理。罢黜百家、独尊回教，却并未成为其摧毁以往人类文明遗产的理由。相反，伟大的君士坦丁堡，改宗伊斯兰教而成为伊斯坦布尔，索非亚大教堂与苏莱曼清真寺光耀同辉，使我们今天仍能徜徉于自古希腊以降欧亚历史与艺术的殿堂。宗教是精神的，艺术是精神的，只有精神与思想的宽容，才有宗教与艺术的融合，才有不同宗教与艺术的共荣。今天，宗教信仰自由，各个宗教之间和睦相处，已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共识。此外，塔利班发言人的毁佛辩词，还引出了一个人类生存权与社会文化权利平衡的问题。其实，塔利班毁佛恶举遭到天谴民怨的事实，即已回答了这一问题。人的生存权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权利的整体，才称之为人权，这是一个须臾不可或分的统一概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所规定的。这样一个如此简单明了的问题，这些年被搅得混乱复杂，成为意识形态的斗争工具，以致于非要人们面对塔利班毁佛之举，才恍然有所醒悟。自然，这些也都是闲话。
十三世纪初，蒙古帝国的崛起，是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规模最大也是最后一次历史撞击。百十年间，蒙古人从东亚草原上似潮水般涌向西方，又似潮水般退回，直把个欧亚大陆的民族种族关系搅得天翻地覆。阿富汗历史上举凡一遇到外侮，民族精神即抖擞而出，成吉思汗的大军在阿富汗也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巴米扬惨遭屠戮，成为“废墟之城”。从赫拉特、巴尔赫，一直到坎大哈、喀布尔，人烟荒芜，文明萎缩。在以赫拉特为中心的阿富汗人民反抗蒙古残暴统治的斗争中，酝酿了千年之久的阿富汗民族文化和民族实体，被历史的风雨催生而出。这一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还在于，阿富汗人从游牧走向了定居。文明开化的局面，唤出了所谓“阿富汗的文艺复兴时代”，赫拉特一度成为文化的中心，也因之获得了“亚洲佛罗伦萨”的美称。此次文化复兴，莫如说是伊斯兰教文化的振兴。宏大的赫拉特清真寺，成为其标志性象征。赫拉特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还成为商业贸易中心，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国际贸易城市。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从波斯湾北上穿越沙漠，翻越帕米尔高原到达喀什噶尔、和田而进入中原，到达北京的。从此以后，无论蒙古帝国、帖木儿帝国，还是印度莫卧儿帝国、伊朗萨法维王朝，再也未能遏制住阿富汗民族国家建立的历史势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历史撞击，使既往文明遭受破坏的同时，也塑造出了现代阿富汗的文明模式和民族国家。这就是战争在帕米尔山结地区展现出的历史伟力，它让人不禁想起歌德的伟大诗句：“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又何必因痛苦而伤心？不是有无数的生灵，曾遭受过帖木儿的蹂躏？”
十八世纪中叶，杜兰尼国家的建立，终于开启了阿富汗统一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在1751年前后拥有了大致相当于今日阿富汗的国土。中央王权的积弱不强和地方部族势力的分离与独立，成为杜兰尼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成为现代阿富汗国家的基本特征，延续至今。现代阿富汗的建立可谓生不逢时，此时殖民主义的巨大历史阴影正在笼罩亚洲，一只无形之手正将东方撕得粉碎。印度莫卧儿帝国和马拉特国家的衰落，使阿富汗与西方列强迎头相向。十九世纪初，英法在印度次大陆的争夺波及阿富汗，两国在赫拉特发生了直接冲突。此后，沙皇俄国完成对东亚的征服，开始展开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的角逐。处于英俄战略对峙中间地带的阿富汗，成为虎口之肉。1838年秋，第一次英阿战争爆发，英印军队遭到阿富汗人民的殊死抵抗。这次战争虽以阿富汗人的胜利结束，但英俄幕后争夺的影子已依稀可辨。战后，英国别有用心地释放了大酋长道斯特·穆罕默德，使其重新成为埃米尔，从而确保了此后阿富汗与英国三十六年的“友好”相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俄土战争使英俄矛盾激化。1878年，第二次英阿战争爆发，战争中沙俄竭力支持阿富汗抗英。战争的结果，英国虽然并未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在战后得到了在阿的所有外交特权。此后的拉赫曼王朝时期，阿富汗始终小心翼翼地周旋于英俄之间，如同处于“两头狮子之间的一只山羊”（拉赫曼国王语）。英俄两国在阿富汗地区的战略争夺，始终未曾停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2月，哈比布拉国王被刺，阿马努拉登基为王。趁大战中列强削弱之机，阿马努拉在加冕礼上宣布，阿富汗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十月革命中新生的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阿富汗独立主权的国家。这一举动遂成为英国寻衅发动战争的借口。5月7日，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阿富汗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又一次打赢了战争。但在战后的外交安排中，阿富汗却又一次向英国妥协，出让了开伯尔山口战略地带的管辖权。三次英阿战争，每一次战争之后的外交结局，往往既是阿富汗统治者与英国妥协的产物，又是大国间政治妥协的结果，幕后极其深厚复杂的国际关系背景，耐人寻味。
近代史上，列强在阿富汗的争夺，原由何在？早在1919年，即第三次英阿战争爆发那年，睿智的英国人哈·麦金德就一语道破天机。他以犀利的历史眼光，分析了大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战略势头及其将在欧亚大陆遇到的战略阻遏。鉴于世界在此前四百年间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把欧亚非大陆称作“世界岛”，而“从西伯利亚冰冷的、平坦的海岸，一直伸展到俾路支斯坦和波斯的酷热的、陡立的海岸”的广大地区是这个“岛”的“心脏地带”。鉴于一部近代大国争霸的历史，麦金德用一个公式表述了它的“大陆心脏”理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麦金德因此成为地缘政治学的先驱人物，并以此学说名垂思想史。如前所述，阿富汗得天独厚的地缘战略位置，使其自古以来即一再为大国所垂涎，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三次英阿战争以及六十年后爆发的十年苏阿战争，只是一再证实了这个道理。从亚历山大东征以来，一个又一个帝国折戟于阿富汗，战争一次又一次以阿富汗人的胜利告终，阿富汗自身却也一次又一次陷入分裂。帕米尔山结背后蕴藏的极其深厚的历史与地理动力，便昭然于世。
记得大约是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有人认为兵败阿富汗是促成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笔者似乎是出于对地缘政治的某种直觉曾言及，“有欧亚大陆‘软腹部’之称的大俾路支地区（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比邻地区的泛称）早晚还得出事”。十年后，此话不幸言中。出乎人们预料的是，这场战争几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结束的，阿富汗塔利班的军队并非像媒体所预料的那样不可战胜，美军取得了全面胜利。细细品味此役，塔利班其实是在与包括阿富汗北方联盟在内的全世界作战。“9。11”事件之后，环顾全球，几乎当今世界所有国家，都在极短的时间内，齐集在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恐怖主义的道义大旗之下。这不禁让人联想起十年前的海湾战争。“道义”的力量真是厉害，旗帜一旦张起，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加之大国意见、立场和行动的空前一致，便从一开始就确定了战争的胜局。十年之中，两场战争，国际关系为之大变。这前一场战争，成为后冷战时代的开端，美国借以着手建立单极霸权地位；这后一场战争，使十年之中多少有些松动了的国际关系格局，将再次可能按照胜利者的意志重新洗牌。
阿富汗，帕米尔山结，地理的枢纽，人类文明的交汇之所。今天，当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此时，国际社会在过去十年间一直追问的问题将有理由再次被提出：由某个超级大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秩序，难道真的会在二十一世纪初成为现实吗？由此上溯，自十九世纪以来由大国主宰世界的历史发展模式，难道就真的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制了吗？答案何在，出路安在，人们正拭目以待。
门 的 哲 学
？ 安希孟
在封闭的墙上打开一个洞口，可以方便进出，这就是“门”。后来，凡关塞隘口皆称为“门”，如玉门、雁门、虎门、江门。但，古代“门”与“户”不同：一扇曰“户”，两扇曰“门” ；在堂室曰户，在宅区曰门。
可以设想，我们人类的远祖穴居野处，行动何等自由敏捷。有巢氏教民筑巢，是为了遮风挡雨，防止野兽侵害。因为，有了巢穴，也就有了门户。门户的用途可谓大矣，除了送往迎来，还可以通风透光。没有门户，作茧自缚，与外界断绝往来，就会饿死、憋死。
然而门的作用还不止是进进出出，它的更直接的目的是防止野兽和外人进入。因此，最早的门不仅仅便于通行，更在于阻断和防堵。我们的远祖晚上就寝前在洞口堵上一块石头或一些树枝，既隔断寒流，也杜绝野兽侵害。
门是用来保护自己的，是文明的标志。好多事情我们只能独自处理，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做。学会关门，等于学会保护隐私和安全，也因而才有了方寸之地的安全。
进入文明社会，门的防堵作用更在于防范小人。难怪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早就提出“夜不闭户”的理想。然而同他们的愿望相反，现代的门户演变得更加复杂，防盗措施更加完备。人类的文明从创立门户开始，竟以拆除“门户之限”为理想！
中国古代等级制分明，门有定制与级别，进门的人也因身份不同而走不同的门。古代有一则门的故事：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矮），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迎宾的人）更道从大门入……
看来，在中国古代，进什么样的门，是有身份讲究的。而且，中国的门还有高下荣辱之分。北京有太和门、午门、德胜门、玄武门、安定门……据说，分工各有不同。出师征伐、班师回朝，各有其门可走。宫内的人伏法，推出“午门”斩首。
天安门大概是久负盛名的“门”之一。然而，这“门”早已失去了“门”的功能，成为检阅台。“文革”中登斯“门”者表示身份“正常”。也有人上午登天安门城楼，下午挨“批斗”。这座门因而成了历史的见证人。
列国列族中，中华民族的“门第”最有等级之分。比如，古代穷人的住房是“筚门圭窦、瓮牖绳枢”。筚门：用荆条或树枝编成的门；圭窦：在墙上挖成圭玉形（长方，上尖）的门洞；绳枢：用绳子绑门以代门上的转轴；瓮牖：以瓦作窗。今人亦特别注意“门面”，防盗门已成为财富与身份的象征。
中国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叫做“院落文化”，这是因为中国有很多院落。四壁合围，高墙环堵，朱门红墙，深宅大院。院墙的高矮，常常依主人的社会阶级而定。不同地位和身份的人，门楼高矮各有定制。据说民间的门楼不得高于皇宫的门楼。且按中国的风俗，房门不能直对院门。院门不得居中，以免使人对院内的情况一览无余。此外，院门以内要立屏蔽之墙，曰萧墙，以遮挡外人的视线。且屋内正厅要立屏风。“祸起萧墙”，指内讧。门庭也有定制，不得逾越规矩。
直到今天，我们的很多机构仍然被称作“院”——尽管有的机构其实并没有院墙：法院、电影院、学院、剧院、议院、检察院、科学院、设计院、医院、书院、寺院。院多，门也多。有正门，也就有旁门左道、歪门邪道；有前门，也就有后门。总之，有了门，便有了内外之别。
中国的门还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故，人有豪门与寒门之分。有的人相信“将门虎子”，也有的人相信“寒门出贵子”，似乎后者更常见。中国的阶级划分常以世袭或出身为标准，叫做门第，即等级。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选用官员，从高门中选，寒门遭拒。
最能反映中国封建特色的包含“门”的成语是“门生故吏”，门生即学生，“门生故吏”即指朋党、党羽。章炳麟说：“时张之洞子为其父祝寿京师，门生故吏，皆往拜。”
一般人认为门生即弟子，其实门生指再传弟子，不过后来门生与弟子无异。“门生天子”这四个字的文化蕴含可就大了，很具有中国的特色。天子出于你的“门下”，那你可就权力在手，炙手可热了。史载：唐僖宗崩，宦官杨复恭迎立寿王李晔为帝，是为昭宗。杨复恭恃功擅权，昭宗李晔迫令其致仕（辞官归居）。杨复恭愤怒地说：“吾于荆榛中援立寿王，有如此负心门生天子，既得尊位，乃废定策国老！”中国文化于此可见一斑。不过唐昭宗的做法并无不妥，否则，他不过是傀儡皇帝。
古人称大户人家叫“门槛人家”，盖因其家门槛高。明代凡是家中有大厅者，加收门槛税。富人纳税很合理，如果工薪月千元者纳税，大官反不纳税，那就不公平。
因为门多，所以汉语中包含“门”的词汇也就特别多：门道、门路、法门、 一门功课、一门心思。在封建社会，“家”因而也同时被叫做“门”，比如说“家门不幸”、“门庭若市”、“将门虎子”、“败坏门风”、“门望”、“门阀”、“投奔门下”、“朱门”、“豪门”、“寒门”。说一个人事业有成，是“光耀门楣”。杀死全家叫“满门抄斩”。结为姻缘叫“一门亲事”，“男嫁女”叫做“倒插门”——外文无法翻译。门庭冷落，叫“门可罗雀”；宾客如云，叫“门庭若市”。家族地位也叫“门第”，因为不同地位、不同身份的人，门楼的阶梯也要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