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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
作者：何建明
高考，举国上下，亿万人瞩目，牵动多少人的生活，影响多少家庭的命运走向！
高考将是中国教育改革的焦焦点。但是，恢复高考制度22年以来，竟没有一部文学作品全方位、立体地考察这一百姓生活的重大事件！
著名作家何建明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经过多年深入广泛的调查采访，以充满激情的笔墨，对这一最为百姓关注的“战争”，进行了首次全景式的扫描，深入到了事件的内层，考察在波澜壮阔和轰轰烈烈之下，隐含着的几多悲愤；这部具有史诗气概的报告，既有对22年来高考大走势的梳理，更有对当下千万学子临考状态细致入微的描摹，社会百态尽在基中。
作家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对高考体系中的不完善之处以及可恶的腐败、留学的陷阱、畸型的旁门左道等，都有鞭辟入理的揭示。这部作品气势恢宏、文笔精彩、生动传神，读来扣人心弦、发人深思。
何建明的长篇报告文学《落泪是金》，曾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大的震动；《中国高考报告》同样是一部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作品，它必将引发一场全面的阅读热潮。
开篇语
激发我写这部“百姓情怀，学子心声”的《中国高考报告》的，是我听到几位秀美如柳却内心燃焰的女孩子的话一一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一位刚刚考入大学的女孩子在谈到高考时，以视死如归的口气说：“我以我血荐高考。”
《梦里花季不下雨》作者，已就读四川某大学的刘超、彭柳蓉两位女生在写文章谈到高考时，不无激愤道：“高考不死，大难不止。”
《南方周未报》报道：一位女学生以《我要“武装起义”》为题，撰文说：“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学生进行一次新五四运动，炸学校，拒考试，烧课本，那本人积极参加……”
我不知道国人听了这些女孩子的话以后有什么感想，我嗅到的，确是一股浓烈的战争气息。
二十余年了，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使得今天三十五至五十来岁年龄段的社会主流骨干们，每每谈论起它时都有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通过高考，已经走出了人生未途……”的感觉。然而，在这一代人的子女也开始走向高考战场的今天，为什么我们听到了截然相反的声音呢？
2000年的新世纪刚刚开埠，当国家宣布十年后将使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由目前的百分之九左右提高到百分之十五的目标，全国各界为此齐声欢呼之时，不知是否有人想到在今后的十年间，中国一亿五千万多考生中仍将有百分之八十五左有的青年学生不能步入大学？这个数字给予我们的是怎样的现实？那就是：上大学的竞争，较以往将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激烈。
竞争将在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好校与差校、穷人与富人之间展开……因此，高考仍将是中国未来二十年间百姓最关注的头等问题和影响民族复兴的大事。
当我下决心在世纪之交动意写《中国高考报告》时又出现了许多想不到的事：
“什么，你要采访高考的事？那你什么人都不要找了，我就可以给你说上三天三夜！”
没想到，我的采访题目刚刚透露，竟然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
在素有“状元之乡”的苏州，我碰到的第一位“计划外”的采访对象，当时他激动得失态的情景，着实让我吓了一跳。
阿元，这位家居苏州的江苏某报名记者，在我与他交往多年的印象中，他从来是说话一腔软绵悦耳的吴语，做事彬彬有礼，走路也生怕抢客人半步的“温情男宾”。可这回，他竟然没说完第一句话就从椅子上跳下来，激动得脸都发红了：“不怕你笑话，我的女儿正准备高考。可为了她能不能考上大学的事，我们全家这三年的日子真不知是怎么过的。这三年，家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孩子读书的事转。我女儿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孩子，怎么下功夫抓，成绩就是上下去。不怕你笑话，就在前不久期中考试时，当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要来女儿的试卷看到她的成绩时，我竟然当着孩子和老婆的面，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你听了好像有点不相信吧？老实说我自己也想不到自己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当时我确实这么做了，我只觉得自己为了孩子的学习已经把所能尽的力量全部用上了。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到后来初中升高中的中考，到为她跑学校，以及进入高中后天天盯着她的成绩……说得直露一点，我和老婆为了不影响孩子每天的晚自习和让她自习后能踏踏实实睡好觉，我们甚至连夫妻间做房事的胆子都没了，其它工作和生活上让道的事儿就更多了。那天我打了自己的耳光，女儿吓坏了，跪在地上说爸你就打我吧，是我没考好。我对她说，不怪你，都怪我这个当爸的无能，没给你想出好办法让你成绩上去。我女儿听了哇地一声号陶大哭起来，转身就要冲出去寻短见。她妈见了急坏了，冲过去拦腰将她抱住拉回了家。后来我们全家三口子抱在一起痛哭了一夜……”
堂堂七尺男儿，在诉说他家千金高考的经历时，竟数次呜咽。
我的心感到重重的一击，没想到中国的百姓们为了孩子能考上大学，竟然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
“你写，你一定要写。你当作家不写中国高考这样一件正发生在千千万万家庭的大事，你这个作家当得也没什么劲！”阿元兄哽咽着，抹着满脸的泪痕对我说。那眼神告诉我，似乎如果我不写这个题材，我就是一个对不起十二亿中国百姓的文化痞子了。
我知道，阿元兄居住的历史文化名城苏州，是个出文化人的地方，仅明清两朝苏州就出了好几十个状元。那时的状元可不像今天我们说的带引号的“状元”。旧科举考试时代，每年一次大考，全国只有一名状元（个别年份多一名武状元），最后都必须经皇帝钦定。苏州一市能出如此多的状元，可见才能教育的风气自古就盛。阿元兄夫妇与现在多数中国家庭相同，只有一个孩子，女儿娇娇是他们夫妇的掌上明珠。知识分子出身的阿元夫妇对女儿从小重视培养，娇娇小时候聪明伶俐，爱好艺术，绵语细声的苏州口音，标致漂亮的脸蛋儿，使她从小有种天仙的气质。她喜欢苏州评弹，更爱充满现代气息的吉他，初中时，娇娇曾经获得过市少年吉他比赛第二名，为学校争得过荣誉。要上高中了，爸爸妈妈对她说，娇娇，上高中是为了考大学，可不能再分心了。娇娇是个听话的孩子，嗯了一声后，抱起吉他，把脸贴了上去，然后将吉他挂到墙上，这一挂，就是整整三年……上高中后的娇娇无数次想摘下吉他，但手从来没有敢伸上去。阿元在省报当记者，教育口谁不熟？女儿自然到了苏州市的重点中学。但进了重点中学，并不意味着他的本来成绩就不是很优秀的女儿一下就能成为佼佼者。为了跟上同班同学，娇娇使尽了自己的能力，可仍然居于下游。为此，阿元开始不遗余力地上学校一次又一次地讨好娇娇的班主任、任课老师和各位校长大人，甚至还有那些比女儿娇娇成绩好的孩子及他们的家长——他不止一次低三下四地向一个个“聪明固”和“聪明固”的爸爸妈妈们求教，甚至为了获得某一“秘方”而不辞辛劳地寻找那些可以愉悦他人的“烫禚”，再撕下一向高贵的“无冕之王”的脸面，去叩开本来门槛低于自己一大截的“状元”之门……但三年后的1999年高考时，娇娇和父亲母亲未能苦尽甘来，他们成了这个苏州名校中仅有的几个“落榜生”及“落榜生”家长。
阿元急坏了，当他看到女儿整天不出门躺在床上欲死不能的情景，跺着脚对天发誓：孩子你放心，只要你爸有口气，我一定让你像别的同学一样去上大学。
阿元为此真的开始了“上蹿下跳”，抖出全身解数，四处打听那些可以出钱进门的大学——“只要它开口，就是狮子口我也认了。苦的是你孩子成绩太差时，你想找狮于口老虎嘴还找不着哩！”走投无路的阿元最后不得不寻求“电大”、民办大学……就在这时，他的一个关系不错的某医学院的熟人告诉他：他们学校有个内蒙古来的新生，因为身体不行要休学，因而学校空出了一个招生名额！阿元一听，简直就是天上掉下了馅饼：“行，什么价都行！”
这个学院不算白也不算黑，阿元出了八万元（以赞助奖学金名义），终于圆了阿元女儿上学的梦。
“你这工薪阶层出八万元送女儿上大学，是不是太亏了点？”几个月后，我再次到苏州采访，见到阿元时问他，阿元兄竟然一点不感冤枉地回答道：“亏啥？一点也不亏！我是自愿的。”他神采奕奕地告诉我，自女儿上了大学后，他现在“天天精神开心”，而且“喜欢做善事”——“我已经给几个因为经济困难而上不起学的孩子资助或者帮着牵线搭桥。什么都不图，就是觉得高兴，就是觉得我女儿上了大学后整个世界都变得灿烂了。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阿Q精神？可这是我现在心情的真实写照。”
阿元兄对我说这话时，脸上丝毫没有半点自嘲自讽的神色。我的内心却感到无比惊愕。
从苏州回到北京，听说我姐夫的女儿考上了大学，我们全家忙去祝贺。她是我太太的姐姐的孩子，叫红红。
红红是1999年9月跨进北京电影学院的。她上的中学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所普通中学，没有列入区重点，更不是市重点。红红在班上的成绩一直是中流水平，这可急坏了我姐夫一家。我姐夫没赶上好年份，像城里多数与他年龄相同的人一样，在“文革”中“上山下乡”去了，大学成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未圆的梦，可他不死心，靠自学完成了大专，又续大本，读完大本又攻下了硕士，最后成了某大学的系主任。回忆他的“后大学”经历，姐夫用了这样一句话：“那真正是奔命。”他有了家庭后，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因单位工作情况需完成六年的高学历课程，姐夫的苦可以从他“少年白头”上找到答案，更可以从他不该先逝的父母身上获得某种解释，当然我还从姐姐的无数埋怨中直接体味到。怎么办？一向神通广大的姐夫看到女儿在一个高考升学率比较低的学校里尚旦混个中等水平，明摆着照此下去上大学没戏，唉声叹气的情绪几乎都带到了自己的讲台上去了。
不能就这样断送了独苗苗的前程！高中一个学期一个学期过去了，姐夫比自己面临寿命缩短还要着急。怎么办？偌大的京城，该想的辙都想到了，没有的辙也想到了，但最后还是没辙，高二了，红红的学校和红红的成绩还是老样子。逼急了的中国人就是能想出招，我姐夫的本事就是在别人没招的情况下想出招来——他终于打听到河北燕郊中学能把“死马治成活马”。原来，那是个农村中学，是个专门训练考生的“工厂”、专门培养高分的“集中营”。
于是姐夫决定：把在北京城里上高二的女儿送到离北京城几十里之外的河北燕郊中学。
“第一次送她到那个学校时，我哭着心悬了一路，送走红红回来时我哭了一路。那学校哪是我们城里孩子上的学校呵！说太惨了，好像我有意给人家抹黑，可对我们这些城里生活惯了的孩子来说，真是要什么没有什么呀！”姐姐曾亲口对我这样说过。
“那天爸爸妈妈帮我向学校交完好多学费，在没法说不脏的学生宿舍里铺好床，向我挥手告别时，我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我心里向他们喊着我要跟你们一起回北京，可我喊不出来。我知道为了能考上大学，我是惶旎去了……”红红想起当年的情景依然一脸悲伤。
“先不说钱——那肯定少不了。红红她妈放心不下，恨不得天天下班后都去看孩子，无奈，为了方便就借钱买了一辆小车。开始我们真的是一天去一次，而且每次去时火急火燎，可一到那儿就像偷东西似的不敢露面，怕学校和老师瞅见了不高兴，更怕孩子看到了心里不踏实。头几个月，弄得我们夫妻俩整天心神不定，什么都干不成。想想看，一个在城里娇生惯养的女孩子，突然一下子到了既陌生又十分艰苦的农村，怎么能习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家，你是放手还是放心？手也放不下，心更放不下了！总之，比当年自己上山下乡那份难熬劲还难上几倍几十倍……”姐夫说。
红红就是在自己的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我姐夫和姐姐也在煎熬中度过了三百六十天……
1999年7月初，红红回到北京原来的学校，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高考。8月，成绩下来，484分，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而这个分数在燕郊中学，许多同学根本进不了重点名牌大学的门，最多进个大专，或者就只有名落孙山。
姐夫后来笑着告诉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红红离开北京到乡下去受了一年苦，他说河北的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北京近100分。也就是说，在河北那儿上学，考分最差的学生，在北京可能就能上重点大学。红红通过一年的熏陶和努力，赶上了那里学校的中等水平，回到北京自然就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重点大学。
秘密原来就在这里。我看到姐夫说这话时的那张笑脸上流淌的是苦涩的泪……
第三件事是我一个战友的故事：他原来是部队上的功臣，但去年突然转业了，原因是为了他永远不愿再提起的一次执行任务。我与他曾经在一个部队工作多年，看在这个份上，他才最终开口。他的故事是由于他的一枪射出，彻底毁掉了一个考生的大学梦，我的老战友因此不愿意再继续从军，甚至对功臣的荣誉感也产生了某种动摇……
我的这位战友的名字很普通，叫金龙。中国人中有多少叫这个名字的？有几千？还是几万？太多了。金龙自己告诉我，他说他村里有三个姓氏，一千来人吧，叫金龙的就有五个，除张金龙王金龙赵金龙外，还有张姓金龙中的大金龙和小金龙之分。中国人从古至今最崇尚的是自己的子女成龙成风，因而给子女起名为金龙金凤者之多，恐怕只有在今天电子计算机时代才有可能统计得出来。有一次我出差到浙江某县，正好宾馆里扔了一本当地的电话号码簿，那上面有住宅电话，我无意间浏览了一下姓名，结果叫“金龙”的户主竟多达九十四个。一个小小县城会有九十四个“金龙”，这自然还没有包括那些装不起电话的“金龙”们，你设想一下，中国有多少叫“金龙”的名字？！我的战友仅仅是千千万万个金龙中的一个而已。战友金龙是河南豫西人，家乡就在豫陕边界，先生要多几份黄澄澄的色彩。他运气算好，1974牢高中毕业后就轮上参军，当时对一名农村青年来说这是太伟大的事情了，参军意味着跳出“农门”，迈向“龙门”。别小看这个参军，在那年代，几乎是全中国青年们最伟大和崇高的选择了，就像今天的青年们报考北大清华一样，你想，那时城里的知青也只能“上山下乡”，而下乡知青一般是不被推选去当兵入伍的，只有农村青年才有这样的待遇。要不就是将门子弟才能跨进绿色军营。所以，它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年们的崇高选择。
但金龙和我成为战友时就曾对我说过，参军本来不是他惟一的选择，他本想去上大学，公社已经推荐他上河南大学，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村异族的另一位金龙却与他发生了一次口角。那个金龙与他同岁，也是生产队的一名强壮劳力。这两个年龄相同的金龙在村上的表现也不分上下。但是我战友金龙的叔叔在公社当革委会副主任，那个金龙也有一个当过官的叔叔，只是那个官是在旧社会当的，叫作“保长”，近于解放后的生产大队长。两位金龙由于各自族叔的官位的不一样，后面的命运就差多了。两位金龙高中毕业后都回到农村，都很积极，而且暗地里有点儿较劲。因为他们心里明白，公社每年都要从村上挑选好青年推荐去工厂，就是进城当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在那个年月，能进城“吃商品粮”，就等于是上了天堂。当年除了招工外，还有一件美事就是推荐上大学。种田人上大学当然要比单纯地“吃商品粮”要强出一截儿，因为乡下人进大学，这是金龙村上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事。在金龙高中毕业前三年有过一个娃儿被公社推荐上学了，那是洛阳啥专科学校，中专生也是了不起的事呀，那年全村人特意召开了一个欢送会，为此大队长还宣布全村社员放假一天，以示庆贺。
金龙回乡劳动不久，却遇上了好机会，公社让村上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