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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马文奇在课堂提问时，被学生问得哑口无言。学生回答不上来一篇文章的主题和段落大意，马文奇让他好好想想时，学生说：“老师，我特烦语文课，昨天，我爸爸说，他们那时就分段，找段落大意，找作品主题，现在怎么一点儿没改变呢？”
马文奇看看眼前稚气未脱的学生，觉得学生说的正是自己这么多年想说的，他看看学生，无奈地摇摇头，让学生坐下，一言不发地拿起粉笔把“教参”上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答案抄在了黑板上，让学生们认真地抄在笔记上，然后背熟，记牢。
马文奇临退休前一直盼望着能看到语文教材的改革，但最后他是带着满腹的失望离开了他站了四十多年的讲台。他很想告诉学生语文不是这么学的，教材里的文章也很有限，他很想让学生多读点唐诗、宋词、元曲、《三国演义》、《红楼梦》，甚至老子、庄子，但他这些年只告诉学生要读好教材，要找对中心思想，概括好段落大意，注意加点字的解释等。他所期望的真正的语文教育在他大半生的教书生涯中却没有一点儿得以实现。
退休的马文奇望着已经上了高中的小孙子在台灯下写作业，而孙子的教科书竟然仍是当年他所用的教材，马文奇不禁掉下了眼泪。这眼泪不应该在90年代末的今天流下，今天毕 竟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啊！
老教师马文奇的伤心，亮出了一个中国教材、也是中国教育问题上长期存在的顽症，这便是见不着影子的官僚政府行为。北京市崇文区教研中心教研员苏豫生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指出了这一顽症的症结：“我教课多年，到教研中心以后，听了大约一千多节语文课，平均每年一百多节课。我觉得语文课最主要的问题是把一篇生动的课文肢解成一堆知识拼盘，弄得学生对语文最没兴趣。我曾经调查学生最喜欢哪些课，其中喜欢语文课的人特别少，这跟我们今天的语文教材和教学方法有关系，这当中也涉及政府行为。比如教材的陈旧问题，现在中学语文大纲规定的一百零一篇基本篇目，全国各地教材都要包括这些篇目。你要是不把这一百零一篇抠好了，就会影响学生高考。所以，老师要受教材束缚，还要受高考束缚。如果取消了基本篇目，那么全国各地编教材就可以解放一些。我听到一些专家学者说，这个基本篇目究竟要不要值得探讨，这只能通过政府行为来解决，不是任何一级教育领导机构能说了算的。”
有一次我到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作报告时，问同学们谁能说出90年代中国出过什么著名文学作品时，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到最后才有一个女生站起来说：“琼瑶的《还珠格格》。”
我哭笑不得。
“你知道现在的老师要求我们的孩子怎样写作文吗？”一位颇有经验的家长振振有词地告诉我，“其实很简单，他们不要求孩子们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立意，甚至独立的语汇。因为在老师们看来，孩子们的考试能力与‘标准答案’越接近越好。”
原来如此。原来我们中国的语文都已经进入了数字化“标准”操作阶段了。然而自然科学的高度发展，已经在彻底改变人类的思维形态和语言表达方式。
这使我想起了1999年高考语文试题在新闻报道中公布时，四川成都的一个中学的师生们顿时一片欢呼，原来他们的老师这年押题押出水平了——高考作文题《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正好与他平时给学生讲的一篇科普范文相同！老师和同学们为此欢呼万岁——正因为押题的正确，至少使这个班的一半以上同学朝着大学的门迈进了好几步。
“什么最可怕？不是原子弹，是我们人类自身的创造性被人为地扼杀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爱因斯但早就警告过我们。但中国教育界的某些人士则一意孤行地做着这样一件可以用“丧心病狂”四个字形容的事！
“她写的作文几乎全是假话、假感想、假故事大全。她的同学几乎都写过扶老婆婆过街，给老师送伞，借同学橡皮那类的故事。她们快乐地共同编着一样的故事，然后套上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格式，去教师那儿领一个好分。她们老师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谁不抄谁是傻子’。”诗人邹静之在《女儿的作业》中这样慷慨激昂道，“我在书店看到过《儿童作文经典》这类的书，摆了一架又一架，我不知道‘经典’这词现在已经变得这么随便。这些书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你的写作能力，它向你提供些应付考试的、可以改头换面的模本……我曾接触过一些大学生，他们看过的经典比我在‘文革’当知青时还要少，他们不看巴尔扎克，也不看冯梦龙，他们不看金斯堡，也不着白居易。谈到希望，再也不能想像十几岁的人能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千古名句了。好像文化提高了，好像上学的儿童很多了，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模子里走出来的孩子。”
模子是什么？模子可以用先锋词汇解释为“典型的数字化”。人的思维模型一旦成为像摩托罗拉手机一样以一种样式成千上万地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时，难道不是人类自我毁灭的一天到来了吗？
中国的教学模式之所以引起国人的恐慌与大声疾呼“拯救”。便是这一道理。
深圳朱健国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两个例子让我难忘。他说参加了1998年高考语文阅卷的张智乾先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阅卷时发现，有道题要求用时间为主语造出两个比喻句，那些写“时间如航船，载我们去胜利的地方”的考生们，都被批卷的老师给了满分，而另一些写“时间好比我们手中的沙子，从我们手里漏去，从此不再回归；时间就像一列列车，载着我们，经过无数的人生小站，最后抵达死亡”的考生，则被老师判为“思想不积极”而给了零分。为此，身为判卷老师的张先生曾与同为判卷的老师们发生过争吵，结果失败的还是他，而且他还因此让某些领导产生了特别的看法。离奇的是，有位重点中学的权威老师，在调进一所高校的那一年，他的儿子正好考大学，儿子让他借着押题做答案，他的答案结果被判“错误百出”。后来他当语文教研组长后，以自己的权威告诉大家，他的答案就是标准答案，那些曾经判他帮助儿子做的题是“错误百出”的老师们竟一致拍手通过：组长的答案就是比我们的标准！
看，这就是中国教育中所谓的“标准答案”，原来是这样游移不定，原来是这样的随意。
那天我在北大与几位曾经胜利走过十几年的考试而迈入中国最高学府的社会学研究生们一起议论此事时，他们大为感慨道：“标准答案”是一个自然科学里转化来的数字概念，它是计算机时代的产物。可是社会学科里很多问题的解释和理解是不能用什么“标准答案”来判定的。中国的文字和词汇之丰富，一个字词又能有几种解释，还有明意、暗意之分，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把诸如‘齐心协力’与‘同心协力’、‘一心一意’与‘全心全意’这样的词语分解出谁对谁错来。它们之间的标准与非标准，就连电子计算机都无法判定，何况我们那些靠主观臆断的几个判卷老师。而在社会学科里（其实一些自然学科里也同样存在）用“标准答案”来规范、框定学生和考生的认识、行为和能力，培养和训练出来的只能是那些考试机器和失去活跃思想、失去聪灵敏捷、失去独立人格、失去创造性的人！这样的民族教育即使每一个人都进入大学，其危害性也是很大的，大到用最快速、最强制的时间表来毁灭我们这个古老而优秀民族的活力！
中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几代人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瞬。但历史又常常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某些行为，使得航船出现巨大的倾斜。由此我们设想，从我们已经深感“标准答案”之危害的过去十几年，到今后仍继续进行如此严酷死板的应试教育，那么我们中国就会出现两至三代人的创造力与独立人格的毁灭。而这未来的二三十年将是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快速发展的时代，当别人已经教孩子们如何通过网上搜寻去占有资源与财富时，我们仍停留在教育孩子如何“铁杵磨成针”，这之间的差异将注定中国被人吃掉的日子不会久远了。
每年近千万参加高考的考生，加上他们的家长就是小一个亿的人数，再算上三亿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们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中国不是天天都有近一半以上的人在被“标准答案”所困惑并埋头苦干着吗？年年都有大批的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年年都有那么多靠死记硬背而迈进死板式教育门槛的学生，年年有那么多经历“标准答案”拿到一纸文凭却到社会上连饭碗都不好找的毕业生，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不都是这种人为的模式化教育的牺牲品吗？
如此看来，中国的作文准都不会写了，只有那些老师，那些制定且背熟了“标准答案”的老师，那些手执考试卷子和红笔的老师们才会做。真是可悲。
有一位专家对我说，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特别是作文试题，可以说恢复高考二十二年来，绝对打不了及格分，因为从国家考试中心的题库中选出题目开始，到阅卷老师的判卷、打分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八股文风”！他的话提示了我对二十二年来的高考语文试题作了一次认真的翻阅，结果发现确实很有趣，也很可笑。
考题大体为四类。一类便是像1977年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二类像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98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三类如1980年的《读《画蛋》有感》；四类像1998年的另一考题：《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这几类考题，“教书匠”们自我评价是“年年高考话作文，年年文题有创新”。其实，细看一下，就会发觉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老毛病，这就是“八股”气。它集中反映了考题总是以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来实现对学生的“假想敌人”的攻击；往往不是侧重将作文作为考察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一主导方向，而是使考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猜测题意上。像1988年的看四幅落水救人的图、1996年的《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题，这样的题意，不同考生可以得出不同看法。其实本来是可以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可偏偏考生们不敢这么做，因为老师早已告诉他们：如果不扣题，就会失大分。所以谁还敢轻易任思绪飞翔？一顶模式化的“标准答案”大帽子压在考生头上，你想发挥一下吗？你敢？当心你的一生命运可能就砸在这一“发挥”上！
于是，学生们每天都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那些其实就是“八股”中“破题”、“承题”等传承而来的“扣题”、“立意”。其结果是说“扣题”，实力让你戴着手铸跳舞；讲“立意”，实则叫你蹲在井里游泳。久而久之，教书的老师就有了一套对付这种考题的本领，如老师教给学生：凡以后遇到像需要表明“责任”一类的题目时，就按照“谈谈孔繁霖，批判王宝森，想到钱学森，联系中学生”的方程式去填就行了，而且准能获得高分。于是1998年高考作文主题“战胜脆弱”的卷子上，成千上万的考生为了表现“坚强”的精神，竟然不惜让自己的父母都“双亡”，那一模一样的故事编得最后连判卷老师都发笑了，最好调查一下，如果真的父母双亡的，我们就给好分，如果不是，我们也给好分，因为这是中国式的“标准作文”。
用放大镜看完了语文教材和高考语文考题的幽默剧，再回头想想孩子们为什么不愿学语文，和今天我们庞大的国家，越来越出不了能写优秀作品的年轻人，是不是与此也多少有点关系？想想今天影坛、歌坛、电视台里那些肤浅不堪的“流行与时髦文化”，是不是也同样与我们多年来的语文教学有关呢？
太闷了，有人就会出来说话。关于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自《光明日报》、《羊城晚报》、《北京文学》等报刊频频发表文章后，1998至1999两年，几乎成了“讨伐中国语文”年。有人说，“让今天的孩子再读鲁迅的文章是教唆他学会跟政府对着干，是让他们从小学会伶牙俐齿”，“早该把鲁迅这样的古董从教科书还原到坟墓之中”；“郭沫若是什么？他的文章里渗满了奴骨，让孩子学他能获得赚钱的手段还是做人的准则”；“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这样的软件之王，就是因为几代人一直在傻学雷锋故事和朱德的扁担那种傻人傻事”等等。本来是优秀民族文化的辉煌遗产，本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缔造者留下的经典之作，本来是共和国大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石，想动摇和抛弃它，不是很危险吗？什么可以丢，什么不可以丢，什么应该改进，什么应该弘扬，什么必须拒绝，什么必须坚持，如此大是大非，“秀才”们千万不要忘了，忘了就会出现麻烦。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马列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讨伐”的。记住这一点有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完成此作时，听到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2000年秋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首先是内容将作不低于三分之一的大调整，其次是高中语文的旧教材将被停止使用，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现在的教育部门适应了时势的发展需要。同时也证明了社会上那么多人对现行教材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国家教委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中，对教材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让人欢欣鼓舞！
我们期待新教材真的能适合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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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二问天：明星与天才真能制造？
写这一问时，正好那天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后的“今日说法”节目里，播出了这样一则内容：北京一个女高中生叫刘瑶，她母亲与天蝶公司签订了一个由刘瑶方出资十万元、公司方出资二十万元、两年之内由该公司将刘瑶培养成影视歌三栖明星的合同，但四个月后，刘瑶本人和她母亲觉得该公司没有什么作为，于是向公司提出退回已交付的五万元“培养费”款项。公司不干，说合同时间是两年内完成对刘瑶的“明星培养”，不予退钱。无奈中，刘瑶母亲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定“天蝶公司”没能按照合同内容完成对刘瑶应该做的培训工作，应退回四万元。
《今日说法》持人最后说，此起民事官司，虽然原告刘瑶胜诉，但作为这样的民事案件，它给我们很多反面的启示，那就是：艺术明星这样的人才，并不是靠简单的人为包装培养就能实现的。主持人提醒广大学生家长，不要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出现不合人才培养规律的错误做法。刘瑶的“明星梦”破灭的节目播出时间正好是新千年前夜。这件事永远留在了过去，但“刘瑶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中国目前每年约有二十多万青年在影视圈内淘金，其中女孩子占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说约有十六万女孩子在等待着哪一天会像赵薇一样被“伯乐”发现和重用。也许平时我们确实看到生活中一夜成名的人物越来越多，所以才使一些家长为了儿女成才，不断地制造着无数神话和离奇故事。而今确实由于许多所谓的“明星”带给本人及家庭丰厚的物质与荣誉，因而使得无数梦想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家长与青少年们，对明星的崇拜与追求，变得越来越疯狂。
单说赵薇的追星族们的所作所为就能让人气死。一个女孩子听说赵薇要到她生活的城市演出，后来因为知道是个“传言”，于是就跳楼自杀，虽被人救起，仍造成终身残疾。另一个姓李的女孩子死活要让父母到派出所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成“李薇”，父母说你这不是神经有毛病嘛！就这么一句话，这孩子就离家出走了，把父母急得满世界找，最后孩子的母亲心脏病复发，死在了找孩子的途中……这些令人痛心和荒唐的事情，不胜枚举。
1999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因为《还珠格格》和学生赵薇的火爆，在新一年招生时简直空前热闹，着实让学院的知名度“实惠”了一番。本来表演系只招三十来个学员，后来报考者多达四千多名！我一个亲戚在电影学院工作，他告诉我当时招生的场面之壮观、之热烈，听后真让我感到我们这些梦想当明星的家长和孩子们太值得敬佩了。
他说有位广州来的母女俩，前两年曾来过电影学院报名，但因为没有考上，老师有意无意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