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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兆骞这样的的命运在封建科举考试中并非鲜见，像他这样看不惯科场的真才实学者忿愤甩笔出场者大有人在。
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我国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之一的陈独秀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很多人可能还未必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实还是位封建科举考场出来的真正“秀才”呢！1896年，陈独秀以“古怪的方式对应了古怪的考题”，结果稀里糊涂当上了“秀才”。第二年，在哥哥的极力要求下，他到南京参加盛大的“江南乡试”，以图弄个状元当当。心不在焉的陈独秀对在著名的南京江南贡院三天科举考试印象极深，他在日后的《实庵自传》中有详情记述：“……我背了竹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拼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两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考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的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的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里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自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的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8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热得都把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紧对着高墙，中间是能容一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都见不着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的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徐州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着，拖着怪声怪调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得意之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竖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也！’”
正是这位“上下大小的脑袋左右摇晃”的徐胖子，使本来可能中状元榜眼的陈独秀，痴呆呆地看着眼前的情景而忘了应试一事。几十年后，陈独秀回忆起这段往事说道：“在这之后的一两个钟头里，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现状；由这些怪现状联想到这般两足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揄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往后几十年的行动。”
《自述》中的陈独秀和吴兆骞两位名士在科场拒考，使前者的后半生产生过辉煌历史，后者则深受苦难。古人曰：科场如吃人的兽场。此比喻有两种含义，一说旧科举制度对考生身心的摧残，二说科举制度下，种种腐朽的勾当使广大真才实学者深受其害。然而，今人也有这样的话：自古考试森严，总有恶迹昭彰。
也许在百姓心目中，能够端平一碗水，靠实力跨越人生命运新台阶的事非高考莫属了。正是由于大家对高考的这种认识，被称之为“国考”的中国高考，在百姓心目中越来越神圣。考生们吃尽苦中苦，熬过十几年寒窗之后，踏进考场的那一瞬间的无比紧张、激动，都是因为这一原因。然而，人们当然不会想到，在高考这一神圣的净土里，其实也从来就没有让很多百姓感到过真正意义上的放心一回。所以有位考生家长对我说：天下腐败者，惟在高考中做手脚的人最可恶！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考，本不该有丑恶的现象出现，但既然是丑恶的东西，只要有机会与土壤，它便蠢蠢欲动，兴风作浪；高考中的腐败，则是直接使不该饱受落榜之苦的人失去了灿烂前程和一生辉煌。
中国高考中的腐败源于封建社会留下的旧意识，始于“文革”中“群众推荐”加“组织选拔”的录取制度惯性。考察几千年中国走过的选录人才的历史，有两条线是非常清晰的，即靠推荐和考试。早期的封建社会和后期的封建社会都用过这两种方法。比起官官相佐，你拉我捧的推荐制度，科举考试更容易避免人为因素在录取人才上的舞弊现象。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里，通过考试上大学是教育体制的举措，尤其是1977年恢复高考，其目的就是更公平地在同等条件下选拔人才，一改像“文革”中出现的那种谁有权。跟谁关系好就可以一步跨“龙门”的弊端。然而，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今天的新社会，那些营私舞弊现象从未断绝过。恢复高考的二十二年间，这类叫人憎恨的丑恶现象几乎年年都有，且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与发展，营私舞弊的手段与方法也变得越来越可恶。
我按不同时间采访过几位在不同方式下的高考受害者，他们的不平与悲愤经历典型地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共同遭遇。
第一位是汪海潮先生，他现在是上海绿谷集团公司的副总裁，生意场上玩得非常顺手。我们是在共同作为北京电视台一个节目的嘉宾时认识的。汪海潮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参加考试的，这位从小吃尽苦头的农家子弟，当年听说可以通过考试上大学的消息后，把地里干活的铁锄往田头一扔，飞步到过去的同学那儿借来一大包没头没尾的旧书就“啃”。后来他感觉非常好地走出了考场。但却一直没有等到入学通知书，他心急如焚地跑到教育局问，人家告诉他：“你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历史上有问题？”汪海潮一听就像瘪了气的皮球——那时候“政治”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第一把尺子，汪海潮对那个教育局干部“呸”了一声，就发誓永远不再参加高考了，因为他后来得知正是他的“社会关系有历史问题”，而白白将自己获得的一个好大学“送给”另一位掌权的领导子女了。汪海潮幸运的是第二年他意外地获得了“解放”，邓小平同志及时发现了恢复高考后所出现的这一问题，一笔把“注意考生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这一条从“考生条件”中给划掉了。
第二位是河南王光明先生，他现在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当老板。王光明本来是学文科的，到了大学毕业后才改行的。他改行是因为那年高考录取中遇到了一桩几乎让他毁灭生命的倒霉事。王光明参加高考是在80年代中期，那时高考已经相对规范，但竞争则比开始几年更激烈，特别是像河南这样的高考大省，每年的高考就是几十万考生的一场生死大战。王光明是其中的一名考场士兵。他报考的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河大在河南学子心目中算是圣殿般的地方，谁要是能考进去，就意味着毕业后可能到河南或者郑州的省府、市府里当干部呀！王光明考得不错，考分高出河南大学录取线30多分，母校的老师都为他高兴，因为他所在的小山村里能考上河南大学就算“状元”了。然而，王光明没有等到河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却等到了第二志愿的外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录取书。其中的问题恰恰出在普通人并不了解的这个铁幕后面。
他后来为此事跑到已经开了学的河南大学新生班调查过，从中了解到有几个学生的考分成绩在他之下，可人家为什么就进了河南大学呢？王光明因此不服，把那张外省的录取通知书往口袋里一塞，独自到县上、到省里的高招办，想问个究竟。那些高招办的老师不是躲着他，就是用“属于保密”而搪塞他。王光明就是不服，到省政府、省教委上访，也有领导给他批示，可最后还是查不出到底为何他王光明没被河南大学录取。几个月过去了，王光明一无所获，那所外省的师范学院也因为一直没见他报到而取消了他的学籍资格。
之后，王光明上广东打了一年多工，与王光明同宿舍的一位甘肃籍小范师傅说，我的情况与你一样，为什么考上了没有被录取？那是人家在调档时做了手脚，比如你们河南大学在你们地区录取十个名额，按道理是论考分排队，但是有人与招生办的人有关系，他们就可以把分数在后面的人调在分高的人前面，就像排队买东西时有人“夹塞”了，挤掉的当然是像你我这样一没有关系、二没有权势的平民百姓嘛！原来如此！王光明气得咬牙切齿。小范师傅则笑笑道：这还只能算高考不正之风中的“小动作”，“大动作”你可能听都没听说过。王光明第一次从打工兄弟那儿听到了一些地区的“考官”和“领导”们互相串通一气，种种触目惊心的营私舞弊的传闻。
想到自己的不幸经历，王光明此刻才有了改学计算机的念头。他有一个简单而朴素的愿望：录取提档要是用计算机处理，谁想做小动作也难，或者一查即清。两年后，王光明真的考进了某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他感到欣慰的是，不仅自己重新考上了大学，而且知道现在的高考录取中的提档等等都实现了计算机操作，使那些想利用职权做手脚的人，再也不那么容易得逞了。现代化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有效地避免了众多的王光明式的不幸遭遇的出现。
我们对恢复高考二十二年来多少人走进了大学门有过精确的统计，但谁也没有对每年数十万、几百万的考生中，有多少人是通过非法手段走进大学这所圣殿的情况做过统计，当然也就没人关注过那些本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却被种种腐败和丑恶现象所剥夺了的人又有多少了。一年一度的高考，是中国人必须经历的“年度战争”，在千万考生和几倍于这个数字的家长们，竭尽全力跨过“独木桥”的时候，也有人用出卖良心、出卖党性甚至出卖肉体所联结的黑色人造梯子越过了“独木桥”。有位采访对象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现在的女儿在去年也参加了高考，巧的是他和他女儿两人都不同程度地被这种“黑色人造梯子”从独木桥上掀翻过。当年他被掀翻时还有原因可解——他在插队时虽然已是党员先进分子，公社革委会也将他作为知青的代表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但后来到了县上他就被刷了下来。半年后听说是一位副县长的女儿取代了他。“当时我真想自杀，真的。农村的生活实在太艰苦了，我不隐瞒自己在插队初期拼命表现积极有些是投机行为。”这位如今已在国家机关任“局座”的老兄不无坦诚地说道，“那时哪个知青不想离开农村回城？可路只有两条：一是顶替父母回城，二是争取被推荐上大学。现在觉得工农兵大学生不吃香了，但那时谁能进大学都是做梦的事。我那时有过被走后门挤下独木桥的痛楚感受，万没想到的是当我女儿考大学时，这种丑陋的社会腐败仍然非常猖獗，而且比以往的单个人塞塞纸条、走走后门要严重得多！
“有些地区的招生部门和学校联起手来做，从中相互得到好处，并结成了一般情况下根本无法捣碎的‘舞弊长城’和铁索链。”他说他女儿去年第一志愿报的省某重点大学，以其高考分数进入了该校提档的前十几位。然而结果就是没有录取她。后来知道这个学校突然把十几个名额的“计划”指标从这个市“调拨”到了另一个市。为什么这样做？全因为某市与该校有一笔为数不薄的“私下交易”——你每年都给我些招生指标，我就多给你“捐献”些资金。最后倒霉就倒霉在像这位老兄的女儿一样的考生身上。很少有人注意高考中的这些“黑洞”。一些高校为什么年年在起劲地向教育部门要“自主”政策？说透了，其中有大大的“黑洞”存在！问题是，你还不好说，因为这是学校的“权利”。可是百姓心里也有杆秤：你的这种权利背后就是严重的腐败，或者让人看起来是“合理合法”的腐败！不惩治这种腐败，天堤旎容！
由于“大官父亲笨儿子”总是存在的，于是该操心者总是层出不穷。而且现在有权人比过去那些“递张条子”、“走个后门”的老一辈腐败者来说要会用权得多。你这儿不是不录取吗？那好，我到他那儿——他那儿的录取分数线比你这儿低三五十分哩！说不定还能进“重点”。于是一到高考前的三四个月，那些省与省交界之处的各派出所工作十分繁忙——都在忙着为邻近的某某市长、某某局长的公子、闺女办迁户口手续！这样的“通力合作”两方有利：一边解决了难题，一边“引进”了人才且还有很丰厚的额外财政收入。
老百姓没有门道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们的子女只好“落榜”。于是他们愤然：这样的“交易”算不算腐败？如果算腐败，那就也该天堤旎容！
大官做大事，搞大腐败。小官也有小官的办法，可别小看啊！
这几年小官干了不少让人们大开眼界的大腐败之事。
比如1999年初，《中国青年报》两次披露山西两所大学查出了几十个假大学生。这样的事在十几年前是闻所未闻，现在竟什么事都冒出来了。
第一起查出的是山西医大的郑彩云、杜海峰、赵建康、李霖君和梁泽民五位假大学生。山西省招生办考试中心的情况通报这样披露：
郑彩云，原朔州市朔城区一中1998年应届毕业生，本人1998年7月在一中报名参加高考，考分470分。在高考报名接近尾声时，其父郑某持郑彩云的户口和其它有关证明及替考生照片到该城区二中，以郑彩云的名字报名。二中具体办理报名工作的谢万红在未核对有固炷料的情况下，按二中高中应届生对待接受其报名，并给办理了高中学生档案。替考者成绩567分。就这样，真郑彩云以“假郑彩云”的考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杜海峰，1998年在朔州市平鲁区李林中学报名参加考试，本人考分450分。其父杜应（平鲁区教委党委书记）为保证其子能上大学，便通过李林中学建档教师赵建华提供的档案，又持杜海平（杜海峰的别名）户籍证明、毕业生证书在区招办报了名。由于具体办事人孟山森把固旎严，没有核对考生照片是否同户籍等有关证件相符，使得内蒙籍替考生顺利参加了高考，成绩535分，被山西医大录取。
另外三位假大学生赵建康、李霖君、梁泽民的造假情况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赵建康由其因病在家休学的哥哥赵建峰代替考试。哥俩替换更容易蒙混过关。
有位山西的朋友说，有几千年黄河文化熏陶历史的晋国人，考试舞弊的“水平”之高是全国罕见的。其实，就全国范围而言，类似山西的舞弊现象不在少数，且有这样一个特征：越是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地区，这种冒名顶替造假现象越严重。
在《中国青年报》披露上面这则丑闻的第二天，该报又披露了江西一起更大的高考冒名顶替事件。江西某国防科技工业学校的四个班中一下查出二十二个假学生！如一个叫“蒋礼虎”的96届44班学生，该生还是此班班长。他对记者的采访连隐瞒都不隐瞒！他说他真名叫周起文，是都阳县人。1996年参加全省统考后离录取线差几分，于是家里人就给了“教育办”的干部两千元钱，于是他周起文成了现在的“蒋礼虎”来到了这个学校。假蒋礼虎说他根本不认识真蒋礼虎，但他现在在学校的档案里都是真蒋礼虎的，连上面的照片都没有换。该校目前已经查出的二十多个假学生的情况基本与“蒋礼虎”一样，都是出钱或者有权者变花样让他们上了学。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么不高明的造假活动，如果录取学校稍稍把工作做细一点，是绝对可以避免的，但这个学校没有那样做。原因虽不明，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某些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学校个别决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这些丑恶现象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