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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大学，我就遇见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他说他家在甘肃祁连山脚下，家里有父母和哥俩，四个劳动力种三十多亩荒地，每年辛苦三百六十天，所能得到的是湖住全家人的几张嘴，这还没算哪年老天爷不争气的日子。摊上有个灾荒啥的，全家辛苦一年还未必能湖口度日。就这么个人丁相当旺盛的家庭，一年也拿不出几百元的现钱。他说他上学后每年交学费就得三四千元，在清华大学上学每年交三四千元并不算多，可他说他家里就是拿不出来。有一次老师让他填家庭情况，他如实填了，辅导员后来就找他，说你家没灾没祸的，又都是壮劳动力，怎么你也要当贫困生呀？他说他怎么分辩自己家里确实没钱，老师还是不相信，说学校里补助的那些贫困生，一般都是家庭子女多，或者父母病重，或者是单亲什么的，你家里什么都是好好的，怎么可能会把你划进“贫困生”行列呢？这位学生说我听后觉得再也无法解释了，可家里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学校如果让我家拿出价值三四千元的粮食还有可能，但你让我们家里一下拿出几千元现钱，天作证也是拿不出的。城里不知道，咱农村特别是山区，地里刨出来的粮食要换成现钱，有时比我们在老天的鼻子底下收获粮食还要难呀！我们现在很多城里人或者官员们一点也不了解下面百姓的实际生活，尤其是我们农村老百姓的生活。我在北京读书，一年学杂费加起来也要四五千元，一个月吃饭与生活费总得也要二百多元吧，这七加八加就是小一万元。我那可怜的祁连山脚下的爹和妈，还有两个哥哥，拼死拼活干一年，能拿得出供我上学的这一万元钱？绝对供不起呀！可我是上了清华大学，全乡全县祖祖辈辈就我这么个“状元”，我不读对得起谁呀？这就苦了我爹妈和哥哥们。其实我也很苦，老师后来看我实在拿不出学费，就减免了一半。我就想法子打工，做家教，北京人看得上，所以一个月饭钱和生活费够了。但假如我在一般的普通大学里怎么办？恐怕日子就更难了。你写过贫困生的事情，你应该站出来说真话，现在穷人真的上不起大学。
其实，穷人上不起大学的现实已经非常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像上面的这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如果放在农业、林业等其它大学，他根本不可能被列入贫困生的行列，也不可能获得学校一分钱的减免。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家庭年收入在八千元以下的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有百分之三十左右的学生的月生活费低于一百五十元，也就是我们说的特困生。这些学生的学费基本是一律交不起。他们的生活费全靠打工、勤工俭学和借债来维持。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学生处同志告诉我一个数据，1999年他们没有收到的新生学费就高达七十多万元，这就意味着有近三分之一的新生没有交学费。北京物资学院、北京印刷学院等这些第一次被允许列入春季招生的大专院校为什么能获得春季招生权？知情人笑笑说，就因为这些学校的专业，一般成绩好些、家庭条件不错的是不会去报考的，现在教委让他们春季招生有那么点意思是让这些学校避开夏季招生的风头，招点家里有钱的学生，免得都招些贫困生把学校给拖垮了。能不能达到这一目标，我们还需拭目以待。
有报道说，今年像北大、清华等著名学校的学费还将增长，到达一万元左右，其它大学也相应往上调，对众多家庭困难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来说，上大学就更成问题。一份来自江西、四川、广西、河南等十个经济欠发达省份的调查资料，显示出一个令人堪忧的结论：大多数农民家长不期望子女读高中。农民们认为，由于当地的农村教育条件和水平差，在中学读书的大部分高中生考不上大学，特别是考不上重点大学，而目前所谓考上大学的大多数农家子弟也仅是一些专业很偏的“冷门”专科学校。这样的“大学生”先不说毕业后找工作还要花一大笔钱“找关系、走后门”，就是现在上了大学，其一年的学习费用也要比普通大学贵出许多。《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也表明，专科生仅住宿费就约是本科生的三倍，研究生的七倍。专科生的学费高于本科生的百分之五十。讲实际的农民们也越来越会算账了。他们掐着手指说，在前几年，我们拼命把孩子送到中学读书，为的是能考中专、考大学，因为中专生、大学生国家都能给安排工作，孩子们也可以从此改变命运，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可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中专生、大专生都不能安排工作了，连本科生弄不好还要自己想法找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上高中一年少说要花出去千儿八百块钱，读大学更不用说了，一年小一万元。三年高中，少说家里花出三四千元，上三年大专那就是多花三四万元。如果孩子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一年怎么也该拿回四五千元吧！这就是说，对一个家庭来说，等于三年之内，一个上高中的孩子比出去打工的孩子少赚了两三万元，而上大专则使家庭经济损失多达五万元以上，而且还白白让孩子耽误了几年工作时间。穷人既然念不上、念不起大学，何必再争着上三年没有用的高中呢？
同时我又看到了另一则报道，“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对山东、江苏、天津等五省市两千零七十名富裕农民的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九十三点八的富裕农民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念到高中以上学历，其中百分之九十一的人希望孩子们在上高中后能考上大学，并且把考上大学作为培养自己子女最重要和首要的选择。一个富裕了的温州农民，曾出资年薪十五万元请家庭教师，将来要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他的全部理由是，我自己生不逢时，虽然赚了很多钱，但仍然是“一身土气”，惟一的愿望就是要让孩子考上大学，实现他父亲想改变门庭地位的夙愿。
富人千方百计希望儿女上大学，而穷人又不想让子女白做大学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从此又开始进入“大学仅为富人开”的时代？
中国的贫困学生，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更有。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到底现在中国还有多少人属于贫困阶层，恐怕没人能说得上。国家早先有个在2000年前消灭八千万贫困人口的计划，现在该到时间了，但真正摘掉了多少贫困人口的帽子，或者说摘掉贫困帽子后又有多少人重新变得贫困，这实际上是一笔很糊涂的账。因为中国太大了，中国的情况也太复杂。可我们又都知道，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富人不是很多很多了吗？这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可中国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城市中的绝大多数人和自然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农村的人民生活是富裕起来了，而且有的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甚至中康水平，但没有多少改变和没有多少提高的贫困地区也还相当多。世界人口报告有个数据，说全世界目前贫困人口还有十亿多，国际人口与经济机构衡量贫困的标准是以“日收入不足一美元”计算。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就有约三亿多。也就是说，按照国际统一的衡量标准，我们还有三亿多人口是贫困人口，他们组成了近一亿个家庭。这些家庭的孩子也要占我们每年参加高考和被高考录取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这就是说：我们国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贫困群体！
国家教育部门已经宣布，2000年全国的大学招生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扩招二十万，总数将达到年度招生三百万人。这对那些想上大学的人来说无疑是个福音，不过“扩招”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是悲喜交加。喜不用解释，能有机会上大学可以实现自己和祖辈的梦，悲的是能考上大学，却会因没钱而进不了大学门。从去年各“扩招”学校得知的情况证实，去年与今年各大学的学习费用普遍提高，像北大、清华的学生上学费用增幅达百分之二十左右，而一般大学也跟着往上涨。这使得那些本来上大学就感到困难的穷家庭雪上加霜，有苦不敢说——因为你只要一说，马上就有那些生活条件好的人会告诉说“上不了就快把名额让出来嘛，咱孩子还急着上不了大学哩！”穷人们哪舍得？已经榜上有名的孩子绝对不会轻易答应，他们的家长们也不会随意放弃孩子跳出农门进龙门的机会。唉，再苦咱也得忍着，孩子的前程是大事！“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家长们、乡村干部们这样发誓。于是，便有了我们经常在新闻报道和电视剧中看到全家人饿着肚子供一个孩子上大学的故事；也常常听说这家的父亲为儿子筹措学费而累死在放牧的路上或采煤的矿井内；也常听说，一个在学校成绩优秀、表现突出的女大学生，突然在商场或大街上因偷窃而被拘留……
21世纪的中国又多了这样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教育发展了，穷人却越来越上不起大学了怎么办？
我和另一位“贫困问题作家”黄传会先生已经看到了很多双流泪的眼睛，和无数个为了几千元学费和今天或者明天的一顿饭钱，而不得不低下高做头颅去当乞丐与娼妓的卑贱身影，我们因此时常有一种欲哭无泪、欲呼无声的感慨。
我真的盼望哪一天在阳光下所有考上大学的人们脸上都充满发自内心的金色笑容！我想会有这一天。
关于大学贫困生问题，国家想了不少办法。但问题是我们国家毕竟是个发展中国家，每年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不说为了搞活国有企业每年几百亿几千亿地往里填，不说为安置下岗职工又从总理的口袋里掏走了数百个亿，不说为科教兴国需要每年在原有基础上给教育、科研领域加了上百亿，不说每年国家为防灾救急备上几百个亿，不说接二连三的各种不得不搞的大庆、大典，单单是每年国务院扶贫办拨给贫困地区的救困费用就是好几百亿，我们还有庞大的军队，庞大的行政干部队伍……总之，每一条线都可以轻易地从总理的口袋里掏走几百亿。国家一年的收入才多少？银行一次又一次的降息也没有拉动内需，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亏损仍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国家哪有那么多钱再为那些穷人家的孩子减免学费？大学扩招已经定为国策。扩招容易吗？现在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的基本费用每年在一万两千元左右，而目前从学生那儿回收的钱仅为六七千元，如果按2000年六百万在校生计算，国家需要贴进三百多个亿。这个数字已经够让总理费尽苦心的了，每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总有人高喊要增加教育投入，实在是难为了腰包本来就不鼓的总理同志。现在又冒出个数量近百万的贫困大学生，国家从这些学生身上几乎回收不到几个钱，一百万人又得让国家贴进一百个亿，难啊，国家的当家人更有常人不可知的难处。
于是，“决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口号不得不由高校自己喊了。但大家很快会注意到，喊这些口号的大多是北大、清华、复旦等著名学府，他们完全可以喊得响当当的，因为他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有钱人，极少数缺钱的穷人家孩子能走进这些高等学府，他们一般都会得到校方坚强有力的支持，减免学费一般都不成问题。另外还有社会各界“捧星”般的主动要求帮助这些名校的状元们，所以这类学校的校长们高喊“决不让一个学生因穷困而辍学”的口号，就像喊自己的名字一样轻松。但像农大、林大等等专业学校的校长们就不敢轻易喊这类口号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生交不起学费就进入了学校，给学校的正常教学开展带来了困难。如果再轻易答应减免的话，就会从教师们的口袋里硬掏钱了，惹出的问题恐怕就更复杂。于是在全社会一致反映与要求下，本来就贷款贷不出去的广大银行家们做出了一个姿态：向贫困大学生贷款上学。听起来很好听，1999年九十月间，这个消息在新闻电视上很常见，然而效果却出人意料堤旎好。原因是实际操作上仍然无法解决穷人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贷款是需要抵押和担保的。后来抵押这一条放松了，可担保仍保留着，银行从不做亏本生意，特别是已经成熟了的商业银行家们。他们笑眯眯地向大学生走来，原来也想开拓一条“生意新路”，结果此路不通。凡想贷款的学生都是贫困生，而穷人想找人作担保没有人愿意。如今越是有钱人借钱越容易，而越穷的人越借不到钱，这是世界性的规律。中国人的素质确实有待提高，特别是中国的一些百姓，他们都经历过大锅饭的“美好时代”，“吃饭不要钱，上学不要钱”。在新中国前几十年的模式里，“孩子上大学后就是国家的人了，既然是国家的人了，还要我们掏什么钱？”好多人今天还这么想。
再者，借钱容易还钱难是一些人的习性，你不得不承认。中国金融方面存在着的最大问题，就是前十几年大批资金出银行后再也找不回来。现在不行了，银行收不回贷出去的款，就先砸自己的饭碗。对大学生也不例外，你没有担保人给你作保，银行就把脸别过去了。许多贫困大学生对担保贷款一事意见很大，说这等于是在纸上给他们画了一个饼，想吃又根本吃不着。我就收到过一个我采访过的贫困大学生的信，她已经几个月口袋里没有钱了，听说银行到他们学校里办贷款的事，她很高兴，可当银行说必须有担保人时，她无所适从了，因为在北京她举目无亲，找老师和同学们，大家说我怎么给你担保法？你再过两年毕业了，你贷的款到时还没有还，银行找我怎么办？言外之意是谁也不情愿当这样的担保人。这个学生把心中的苦处告诉了我，她说：“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最基本的信任感，他们一点也不相信我，难道我是那种赖着不认账的人吗？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呀！”我看后既为她抱不平，同时又觉得无可奈何。在商业行为和法律范畴里，“人格担保”在我们中国好像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谁敢对一个并不是亲人的外人作金融性质的担保呢？我叩问自己，想想也确实不敢，因为中国之大，人的情况的复杂，许多事能想得到吗？办好事得不到好报而反咬你一口的事太多了。“贫出无赖”，此话虽有损广大贫困者的心，但现实中确有这类人。对此，我想广大的贫困大学生，也应该对平常人的平常心有所理解。
但理解之后，我们大喊了半天的贷款实际上又成了一件有头无尾的事。为了照顾教育部门和银行自己的面子，有过几条这样的消息：首都几家银行纷纷抢滩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为学生贷款。问题是银行家们除了敢到这些完全能贷得起、还得起的著名学府外，他们哪敢到那些真正需要贷款、贫困生又多的学校去呀！“那些学校，谁去了谁就倒霉。”一位女银行职员如是说。
一切几乎还是回到了原位：穷人难上大学。
第七章 民办大学的红与黑
在我采写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期间，早已听说了很多关于民办大学的话题，有人甚至对我说：你写高考不写民办大学的现状就等于少写了一半。果真是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把笔锋转向这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1999年11月23日，我采访王秀兰院长的时候，这位在南京名声很大的“蓝天专修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好六十岁。王院长说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在后半辈子将自己的命运与民办大学教育系在了一起。想起办校的往事，王秀兰院长颇多感慨，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味道。
王秀兰原先跟教育根本不沾边，她是航空学会的一位秘书长。顾名思义，在中国的诸多群众团体中担任“秘书长”之职的人物，大多是干实事的角色。王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