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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干别的不行，搞教育我愿意去。”于陆琳对聂真他们的盛邀一口答应。不过因为她是军事学院的要员，到地方兼职必须经院领导批准才行。
聂真只好找到军事科学院院长肖克将军。进行一番于陆琳如何如何工作全面，有办教育的经验和组织能力的游说后，肖克将军摆摆手，哈哈哈大笑对聂真说：“我还不比你了解她呀？你们搞民办大学我支持，于陆琳可以一半时间在军事学院，一半时间去跟你们办学。”
痛快。聂真从肖克将军那儿出来、满心欢喜地对于陆琳说，这回我们的“中华社会大学”一定成了。“于校长，上任吧！”聂真跟本来可以当女将军的于陆琳开起了玩笑。
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走过来的战友和老上下级关系。聂真是我党办校的老资格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太岳根据地当薄一波同志的副手，解放后他奉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夏的一天，聂真、范若愚、于陆琳几位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3号人民大学宿舍的一间地下室开了一次中华社会大学建校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由聂真和于陆琳等十一人参加了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建校初期的重要决定，其中前两项分别为“根据学校情况，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设专业要重点突破，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成熟一个专业，办一个专业；第二项是学校的当务之急是申请编制，解决干部问题和房子问题”。第一项工作主动权在办校人手中，于陆琳他们立即着手开始工作，但第二项工作却碰到了连聂真、于陆琳这些身居高位的干部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民办大学到底是什么性质？谁指给它一条路走走？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民办大学至今仍未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于陆琳他们也不例外。
“再难也要跑下来。”聂真等人看中于陆琳，就是知道她从不畏难。80年代初期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但很多的人意识还相当保守，特别像在民办大学这一类问题上。其实即使在今天，在一些人眼里，它仍然被视为“非法”，或者是“必须严格注视的”那一类行业。在他们的骨子里，只有国家才能办大学，其它形式冒出来的“大学”就是些“地下”的非法行为，甚至是假冒与诈骗。
几乎所有民办大学都不同程度经历过这样的境遇。中华社会大学无论从现在的班底（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任校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学校发展基金会会长，现任国家教委职教和成教司司长黄尧任学校副董事长），还是创办初期的班底，他们都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和老教育家，官职都在军部级以上，于陆琳也仍没有想到在中国办大学就这么难，一切全因那个“民”字。民办民办，许多人就此把民办大学当作一些“无业游民”开的自家小铺，当成私营小贩。“除了想骗钱外，谁相信他们的拼命会是为了中国教育事业？”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了共和国出生入死无数回的于陆琳，不止一次听身后的人这么说他们民办大学的人。不是不气愤，可光气愤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办大学，所以大家才对它有误解，如果我们真能模像像样地把第一所民办大学办好，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为了国家的振兴，个人受点误解何足挂齿！
学校刚起步时，仅有的两百元开办费还是从人民大学借的。每次开领导干部会议都要临时找地方。至今在中华社会大学校址附近的居民中，还流传着当年一帮干部模样的人在大槐树下召开“部长会议”的趣闻。年近六十的于陆琳家住北京西郊红山口，每进一次城就得花上一两个小时。到城里后，她又整日骑辆自行车串街走巷，去一个一个衙门磕头，到一个一个小庙烧香。当她和同事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搭起班子，招收到第一届学生，开完第一个开学典礼，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人提出非议：你们是私人办学，不能叫中华社会大学，你们是非法的，你们的问题不少，你们必须立即停止招生和教学。
社会力量办学是写进国家宪法的光明正大的事，凭什么说它是非法？我们为国分忧何罪之有？于陆琳愤然疾笔十万余言，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等领导同志写了一个关于依靠社会力量办好民办大学的报告，以求得一个说法。
现年已近八十却依然天天上班的于陆琳校长对我说：那些日子里，她和同事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有人一心想把民办大学当作非法组织加以取缔，这是我们民办大学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我和大家真有点夜不能寐的味道，白天要管学校，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晚上和节假日就开始‘活动’，争取各界支持，后来总算等到了希望……”
彭真委员长在于陆琳的报告上批示道：“要鼓励社会各种力量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务院有通知、法律有规定的，从来信和材料看，这些老同志协办的中华社会大学应予支持。”没多久，委员长还为了表示对民办大学的支持，特意亲笔为“中华社会大学”题写了校名。
那些骨子里想在任何细胞中都发现“阶级斗争苗头”的人该收场了！然而有人并不甘心，至今仍扬言道：要不是有个于陆琳，我早就把“中华社会大学”收拾了！
像于陆琳这样的“通天人物”在办民大过程中都这么难，其它的民办大学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艰辛就更不用说！
可是再难也难不倒于陆琳他们。虽说中华社会大学是“私立”，但它是一批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用自己的“个人资源”在办，他们始终没有把办学与谋取个人私利划等号，相反，就像当年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一样，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事业，是一种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使命感。“我们学校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退休后也是不愁吃穿的高级干部、教授，大家到‘社大’来都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外人不理解我们，以为办私立大学就为了从学生身上骗钱。建校十几年来，他们求什么？什么都不求，就希望能在中国高等教育上闯出一条新路，能为千军万马闯独木桥时开辟出一条立交桥让孩子们走，这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办‘社大’的目的。”2000年春节放假的日子里，于陆琳老妈妈在北京西城区一条叫簸箩仓胡同的社会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我采访时，掏出了这一番滚烫的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几年时间，中华社会大学便建立起自己的特色。首先他们抓住教育质量这个根本，每年聘请首都各大名校的教授、副教授和专家，任课人数多达300余名。这么多高级“教书匠”任课，在一所大中型正规国立大学里也是很少的，中华社会大学却做到了，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其次他们的课程设置有自己的特色，既考虑到像国立大学一样设置基础专业课，同时随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设置社会实用型人才的专业。比如他们在80年代中叶，他们都率先开设了许多国立大学还不多的国际金融、市场营销、饭店管理、电子技术、食品营养、涉外会计、电影艺术、法律文秘、工艺美术等专业，而且成为后来让国立大学经常前来取经的名牌与特色专业。中华社会大学如今已经走过了十八个年头，从当初“无资金、无校舍、无教师”的三无学校，发展到今天成为海内外闻名的中国现代民办大学，在校生常年保持在两千至四千人左右。他们正在筹建和增加学校的硬件，开设的学科达十几个、几十门专业，为社会提供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一万名，还有大批短期培训生、实用型人才。他们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合格率一直在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以上，位于全国民办大学前列。据调查，该校毕业的学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就业并有不少人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战线的领导岗位，有些毕业生的个人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高于国立大学，学校故而连年被北京市政府评为“社会力量办学优良学校”、“民办教育先进学校”。校长于陆琳被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等荣誉，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和赞扬。
在对中国的第一所民办大学采访中，令我非常意外的收获是，我看到了该校保存完好的历届毕业生们写给学校的留言，我感受到了于陆琳他们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的魅力所在。
于陆琳和她的中华社会大学的成功，为中国民办大学树立了典范。从此，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国立一种样式了，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神州大地纷纷崛起。1997底，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到一千二百八十二所，在校生人数高达四百多万，与国立公办大学的在校生几乎相等。国家对民办大学的政策也多次以法规的形式作出相应规定，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国家在世纪之交制定的《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明确指出：“今后三十五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有人曾这样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不发达，而百姓对教育投资越来越热衷的情况下，民办大学既可以缓解众多想上大学的人们的急切期望，更重要的是对稳定国家大局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调查和考察了那些办得比较好的民办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位人士所说的话的分量。
在西安，有位一直关注教育的民办大学校长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从80年代中叶起，由于考大学越来越被重视，百姓家庭和学子们把高考当作是改变身份和命运的惟一“龙门”后，在每年百分之八以外的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落榜生中，从此丧失理想追求，马马虎虎找个活儿混日子，甚至不惜用青春去赌命犯罪的比例一年比一年高。
“那几年，西安古城墙下年年都会听说有孩子因为高考落榜而绝命或者走出家门从此再没有回古城的惨剧。特别是我听说有个女孩子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到一家旅行社工作时，有人奚落她落榜，这女孩子脸皮薄，结果自尽在小时候常走的那条小路上……听说这件事后，我发誓要为那些落榜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们办所民办大学。”说此话的这个人，后来真的成了西安一家知名民办大学的校长，而今天当我们走进他的那所大学校园时，真的想不到竟然在中国也会有像美国哈佛大学那样了不起的“东方哈佛”。
在古城西安南郊的翠华山下，一片占地六百余亩的宽阔绿荫里，耸立着一座具有东西方建筑风格的现代化校园，它就是目前拥有全日制学生一万三千多名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
一万三千名全日制学生是个什么概念？它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在校生不相上下。看一所学校“香火”旺不旺，首先是在校生数字，这是最硬的“第一指标”！1998年这所民办大学的招生数达六千八百名，高考分数500分以上的就有一千二百余名！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98级学生是北大当年新生人数的近一倍！该数据显示出，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招进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本已经进入“一本”录取线的高分学生哩！
“救助上不起学的穷孩子是希望工程，全社会都应当关注。高考落榜生上不了学，犹如烧了七八十度的水，如果给他们添一把柴，让他们在民办大学里继续深造，他们就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高等技术人才，他们同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这就是我梦想实现的‘第二希望工程’！”丁祖诒，这位浑身上下散发着力量的西北汉子，在当年团中央刚刚发起“希望工程”这一伟大的公益活动时，他从那些贫困交加山区失学儿童痛苦的脸上，看到了令人心颤的大批大批城市和乡村的高考落榜的大孩子们，丁祖诒觉得城市和乡村的这些过不了“龙门”、从独木桥上落下水，甚至从此被命运“淹死”了的大孩子们更惨，更叫人揪心与焦虑。水至七八十度已开始沸了，加把火就是开水，熄了火就是生水，人才难道不是这个理？我要搞救助高考落榜的“第二希望工程”——丁祖诒从此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铺筑起一条通向“第二希望工程”的金色大道。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诞生与它的发展，正是丁祖诒这个帮助千千万万家庭和学子们圆大学梦的中国教育的“第二希望工程”。
“我选择了办翻译培训学院，是因为一方面我身处古都西安这样一个著名旅游城市的缘故，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圆大学梦对中国的女孩子来说要比男孩子更重要、更不易。封建意识仍然密布在中国百姓思想深处和社会各个细胞里，因此高考对那些落榜的女孩子的打击，无疑是最不可忍受的，她们本来就脆弱的心灵以及细嫩的皮肉怎能饱受严霜与冰雹的摧残？或死，或永远在他人面前低头，或一嫁了断理想，这是人生最痛苦的命运！谁能理解和理会我们的花季少女内心的世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首先选择办翻译培训学院的基本思路。每每看到我现在学校里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女学生一个个健康美丽、活泼可爱的身影时，我有种比吃蜜还甜、比吻花更醉的感觉……”
能不甜蜜与醉心吗？自“西译”走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女孩子们几乎无处不有，有位诗人把“西译”学生比喻成中华门户的美丽花朵，因为“西译”女孩的专长不仅是懂外语，“外语十专业十现代化技能”才是“西译”毕业生们真正的特长。
1999年，“西译”的又一次毕业招聘会上，应届的两千多名毕业生，在5月份就被前来上门“要人”的一百六十八家中外“三资”企业一抢而光。丁祖诒和他的同事们再一次高兴地叫了起来：“西译”——中国的“哈佛”！“西译”——中国的不败！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孔圣人创办了中国的儒学教育，两千多年后的又一批中国人，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用短短几年十几年时间，成功地创办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办大学！
几乎没花国家一分钱，就为国家建立起了一千二百八十二所民办大学，培养出近千万各类高级人才，就在人们为这了不起的成就欢呼并祈祷的时候，我们却还常常听到和见到下面这些不该有的情形——
四川籍学生李小平，1994年高考落榜，后来到了广州打工，在一家私营业主的皮革厂干了两年苦力，别人干一份工作，他李小平干两份活，李小平有个始终扔不掉的念头，那就是他还想上大学。在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听说有不少“大学”不用考就能上学，于是他就想干足两年苦力，积蓄一笔可以上得起大学的钱再圆自己的梦。两年苦力干下来，李小平积蓄了一万四千元钱，于是他满怀兴致到一所校门比清华大学的校门还要气派的某某大学报名。李小平走进校门，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找到哪间房子是“招生办”，转了半天才在一块挂着“校长办”的房间里打听到原来“招生办”就在“校长办”里面，整个“招生办”连人带设施就那么一张桌子和一个工作人员。
“带来了没有？”那工作人员倒是蛮客气的，见面就问。
李小平第一次跨进“大学门”，内心充满了诚惶诚恐，一听便赶紧把口袋的证明材料包括他两年前参加高考的分数单拿出来交给那位招生“老师”。
“这些有啥用？我是问你钱带来了没有？”对方有些不耐烦了。
李小平一下明白过来，便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一学期九千八百元学费，加上住宿费四千元，先交一万三千元。”
我的妈呀，一万三千元呀！李小平当时手都有些抖了。交完学费后他口袋里就剩一千元了。上了大学吃饭怎么办？
“拿着，这是课本和校徽。”
李小平接过几样东西，觉得好像还应该有什么似的。可那个招生“老师”就再也没有理睬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