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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一走，当妈的就开始流泪，后来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当爸的气上加气，说你把那个电话号码给我，我找小混球说话！
那时估计已经到半夜二三点钟了。那边的电话通了，但接电话的是个男的，且说着叽里咕噜的外语，当爸的什么也没有听到。后来他连续说了几遍女儿某某某的名字后，对方大概才明白过来。
喂？是爸？！有什么事吗？这回是女儿的声音。
当爸的一听奇怪地问：这是你住的地方吗？
女儿说是。
那你身边怎么是个男“老外”？
女儿没有回答。
你说呀！他是你什么人？怎么跟你睡在一起？说呀！当爸的气急败坏地大声嚷嚷起来。而对方则“啪”地将电话挂断了。
当爸的两眼发绿，胸脯起伏对当妈的说：你赶快给我起床，我们要个出租车，去找你那个宝贝女儿！
当妈的开始不信，后来亲自抄起电话又不停堤歃号码，但就是拨不通。
放心，她正跟不知哪一个毛茸茸的野驴睡得热乎，怎么会接你的电话呢？当爸的阴一句阳一句地一边说一边催当妈的赶紧穿衣出门。
你咋唬有啥用？这儿又不是杭州，我们到哪儿去找她？
当妈的一句提醒，使当爸的一下倒在沙发上。半晌，他才对着黑乎乎的窗外说了一句：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把囡囡从国内放飞出来……
由于后来夫妇俩坚决要求女儿休学回国，而女儿也同样坚决不同意，于是，这个本来非常美满的家庭出了裂痕，以往的那种亲情，从此再也找不到了。
现在女儿仍在瑞士读书，但她已经不要父母寄钱了，自从那次不欢而散的见面后，她自认为与“不可能了解西方生活方式”的父母之间“距离太大”，于是决定即使大学毕业后也不会回国了。当爸的与当妈的在瑞士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已经使他们伤透了心，也决定不再上心女儿的事了。“再上心也没有用”——夫妇俩最深刻的体会是：含辛茹苦抚养十六年，不如在国外放飞一年半载。孩子虽然还用他们的姓氏，但人身却已经不是他们家的了，也不可能是中国的了。
女儿仍在逢年过节时从瑞士寄来一个写有中英文的贺卡，但她的父母看了后感觉不到半点亲情。
其实，在众多少年出国留学生中，类似上面的情况并不在少数。专家认为，现在少年出国留学的年龄比较小，大都是初中、高中生，几乎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虽然看起来，他们个个长得颇有成人样，说话办事也有几分成熟感，其实恰恰这一代孩子最缺乏自我管理能力、个人自控意识，特别是他们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生的认识，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又长期受应试教育的高压，稍稍懂事就被课堂上无休止的灌输和课后如山的作业包围了，他们除了教室。家庭，再就是电视节目之外，基本没有任何独立生存与独立思维的可言。这些貌似青春与健康的孩子，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当他们走出国门后，接受的是松散式的教育形式，在那种高度开放条件下，孩子们一下感受到了全新的和彻底的放松，所以最容易无目的无防御地接纳异国他乡的新鲜事物。这就使得他们常常在缺乏任何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西方社会一些不良文化、不良习性甚至是不良的政治观点、民族意识所侵袭和腐蚀，最后变成连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祖国都认不得的“中西混杂儿”。
“我们把孩子送出去最担心和最后怕的，不是多花钱，而是怕他拿回一张外国文凭，失去的却是中国人的本质。”
从一位家长发自内心的担忧，我们没有理由对未成年者出国留学保持警惕。在知识社会和科技水平迅猛发展的时代，拥有一张高等学历的文凭固然重要，但对一个家庭、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而言，人的精神素质是第一位重要的，没有了正确的民族自尊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即使人人都变成了博士，我们的世界和社会也未必是最幸福和美满的。有位社会学家指出，少年出同留学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从另一条途径解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入学率低、教学内容呆板等，同时它也体现了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促进社会力量来鼓励民众通过多种渠道，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科学与文化包括民族、人文等等方面的优点，从而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但如果对少年出国留学工作不加以科学和有效的管理与引导，就可能出现良莠不分、盲目消极和适得其反的效果。特别要教育和引导家长们不要只为躲避孩子参加国内高考的激烈竞争或者为纯粹去混个“洋文凭”而把子女送出国。因为毕竟国外教育水平也参差不齐，一些国家的高学历知识在中国未必就有用武之地，而同样的知识和能力，低于十倍的投入其实在国内大学就能获得。特别需要引起中国家长和学生警惕的是，国外某些投机分子一直在打中国下一代的主意，当他们看到中国人对大学教育的那种痴迷程度，往往放出种种烟幕让你钻。到头来，就是全家跳进太平洋也于事无补。
西安市的蓝先生就是这一教训的典型。他在前几年接待一个美国旅游团时认识了一位美籍马尼拉人，这位“热心”的马尼拉人听说蓝先生因上高三的儿子成绩偏差，急着要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以免遭将来无学可上之耻，便称他的一位朋友在芝加哥某教育学院当院长，可以帮助蓝的儿子办理留学手续。蓝先生当然非常高兴和感激，他向这位马尼拉“友人”交了一万元美金，办妥了儿子去芝加哥留学的手续。一转眼就是两年，儿子说他已“毕业”准备要回国。蓝先生对儿子说，你既然在美国读的书，干脆在那儿找个工作，等几年再拿个“绿卡”，我们全家人也好一起移民到芝加哥。儿子对他说，别隔着大洋想美事了，我那个学校在美国根本没人承认它的学历，我哪儿也找不着工作，假如不回国的话就只有等着挨饿。蓝先生这才知道上了大当，再托熟人一打听，人家对他说：美国人开学校跟香港人注册公司一样简单，出上几百美元就可以了，但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国家承认的，尤其是芝加哥，在美国也是出了名的“卖假文凭”的地方。不信，你出三百美元，用不着把孩子送出国，我照样可以弄回一个“芝加哥某某学院”的文凭来！蓝先生和儿子吃亏大啦，先不说儿子这两年多中花去的几十万元，单看看儿子拿回的课本学的那些东西，他蓝先生就差没气歪鼻子：那书本上说，西安曾是中国西部的首都。
蓝先生问儿子：你长在西安，不知道西安是中国西部的首都，还是中国历史上的首都这两者之间的差别？
儿子道：我管它答案对还是错？你不是让我出国留学什么都不要管它，只要把文凭拿回来好找个工作吗！
蓝先生气得真想从古城墙上往下跳，只是他没有了却一桩心事：“留学”回国的儿子还没有饭碗，得替他铺路打点……
然而，“回头”的蓝先生父子俩发现，在他们的面前并不是宽阔的海岸。已经到了大学年龄的儿子却连张高中的文凭都拿不出来。有的招聘单位就好奇地问蓝先生你儿子不痴不傻，为啥连高中都没念完？蓝先生只好说“情况特殊”、“情况特殊”，他哪好意思为儿子掏出那张芝加哥的假文凭来。
新世纪刚刚到来之际，西安市的某“展览中心”又张贴起“国际留学咨询会”的大幅广告宣传画。有人见了蓝先生就向他“讨经”。蓝先生只是临转身时说了句：当心狼来了！
走投无路的蓝先生，最后只好跟一个私立学校的高中班联系，将已经过了高中年龄的儿子重新送进本国的学校继续“留学”——留级上学。
想留级就能上学了？对呀！那是“贵族学校”。
“贵族学校”？都是有钱人的孩子在那儿上学？当然。没钱。没大钱的人怎么叫“贵族”？蓝先生因此不得不又掏了五万元把儿子送进这所“贵族学校”回炉重读高中。“唉，我算是服了，折腾几年下来，口袋空了，儿子学业耽误了，如今剩下的只有整天的唉声叹气。”每当人们问起他儿子的事时，蓝先生一脸无奈。
第九章 火爆的畸形产业
这一天，李俊的父亲下班回家还未踏进门口，就闻到一股熏鼻的烟味，他迅速打开房门后大惊：只见昨天刚拿到北大录取通知书高兴得一夜未合眼的儿子此时此刻却歪倒在地板上，而在他的身边是仍在冒烟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书籍与复习资料……
“小俊！小俊——！”老李迅速冲进去，然后赶紧抓起电话：“120吗？请快派辆救护车，我家孩子出事了！……”
“铃铃铃——”救护警铃把李俊家所在的整个街道都惊动了。
李俊后来得救了，诊断结果是烟火过大造成的暂时性窒息。
入夜，老李全家人守在刚刚醒来的即将成为北大学生的李俊身边又是悲来又是喜。
“我说把它作废品卖掉，你非要烧它。这不，多险啊！”老子怨儿子不懂事。
“我已经被它们压几年了，我觉得不把它们烧掉心头的山没有搬掉。嘿嘿。差点又被这该死的山压死……”儿子苍自的脸露出了苦涩的笑。
李俊和父亲说的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李俊上高中三年来为高考而备的那七八十斤重的参考书籍与复习资料。
昨天，李俊拿到录取通知书，他和全家人一番狂喜后，第一句话就“恶狠狠”地说：“你们知道我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妹妹说：“是不是还你欠我的五百元压岁钱？”
当哥哥的李俊对妹妹的话摇头一笑。
母亲说：“你该找以前的女朋友谈谈了，上了北大，以后你还不知是咋样呢，谈女朋友的事该搁远些了。”
儿子又笑笑，对妈说：“放心，有了北大这块金招牌，保证给你找回个最称心如意的儿媳妇回来，不过现在我不做那无聊的事。”
父亲说：“我猜到了，你想把一屋子的复习资料和以前给你买的书整理整理，以后留给你妹妹考大学用。”
儿子说：“谁知道妹妹她们以后考什么呢！不过，知我者老爸也。现在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要搬掉压在我心头三年的泰山！”
母亲和妹妹不知李俊在说什么，只有他父亲朝儿子挤挤眼，说：“你小子现在好狂！”
当晚儿子和父亲没有就如何搬掉“泰山”的事达成协议，儿子坚决要求“彻底、干净地消灭之”。父亲说那是我跑断腿给你买回的“宝贝”，是我的“全部希望”。怎么可以一把火就烧了？
烧！不烧不解我多年的心头之恨！已经成为“北大生”的儿子如今口气也变大了。
见望子成龙的愿望已实现，老子朝儿子笑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不过，第二天的一场抢险，让当爸的老李着实心痛了一番：作为一个工薪家庭的当家人，老李平时爱在小本本上对日常家庭开支作个记录，而且还有明细栏目。打儿子进高中三年以来，花在为其准备考大学而买的教材和复习资料就达一千零三十八元；参加各种辅导班学习班一千八百元；买“脑黄金”、“忘不了”等健脑营养品花两千四百多元；在“三模”考和高考期间花去“补氧费”一百二十元，其它如“改善生活”到有利于激发脑智力的特色餐厅吃饭费共计八次九百三十四元。三年里共为儿子“补脑”开销达六千二百九十二元，占全家年度支出的二十三个百分点。
老李抖了抖手中的那本“家庭开支记录”，自嘲地对我说：不是我这个人“不男人”，其实哪家有孩子参加高考的都跟我们差不多，也许只是他们没有像我们认真地记过账而已，否则算一算也会让你吓一跳。
“值了。儿子争气考上北大，家里这几年勒紧裤腰带也没有算白下‘投资’。比起有的人家光为孩子买健脑啥的保健补品花掉近万元的开支，我们还是算少的呢！”老李告诉我。
我的这部报告本来并没有想到要涉及一个看起来与高等教育无关联的商品产业，但后来在采访中碰到了包括李俊父亲在内的不少家长们的叫苦与反映，我于是决定要增加一部分写二写发生在随中国高考发展起来的一个畸型产业，或者说它是靠着中国考试这棵大树滋生出来的“野蘑菇”。
要发财，印教材
我认识一位现在已经“规规矩矩做人”的股票界大腕人物一把“规规矩矩做人”几个字加上引号是他自己要求的，他说他一生都是在冒险，只是现在做股票是合法的生意而已。
能说实话的冒险家的嘴里，都有最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我暂且把这位一直在前沿阵地作战的生意人称为赢家——他确实在很多时间里总是赢别人或者赢在别人之前。比如他现在有几千万的资产，而让他最早起家的，并不是靠在股票场上投资获得的，却是与股票毫不相干的售书业。赢家以前是我们俗称的书商。他走上书商这条路纯粹是一个偶然。他也是“恢复高考”那年的一千多万考生中的一个，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当时父亲的地主帽子还没有摘掉，所以最后还是被公社革委会拿掉了资格。他说他虽然后来一气之下彻底告别了圆大学梦的理想与追求，但没有后悔高考给他带来了另一个机遇，那就是他今天成为千万富翁的另一条路——发财路。
赢家从小好学，且十分爱惜每一本学过的书籍和课本，甚至连作业本都一本不少地保留了下来，从小学到初中的，他全部保存在自己的那个课本箱里。初中毕业后，他失去了上高中的资格，但他却同样保留了全套高中课本，并且认真地自学完了高中课程。他至今感谢村上同姓氏的一位高中生，是这位高中生把念完的高中书籍都送给了他。后来出了没有想到的事：断了十多年的大学高考要恢复，一时间，连书本都找不着的那一代人，忙得不知如何是好。赢家好不兴奋，因为他的小木箱里整整齐齐地保留着中学的全部课本与作业题！但令他痛苦不堪的是他自己没有考大学的权利。“牛鬼蛇神”子女不能考，当时公社里的意见非常明确。于是赢家就成了生产大队和公社一帮想考大学的同龄人的得力帮助者。
“赢家，把书借我们用一用！”
“喂，赢家，你看我什么知识都还给了老师，你能不能帮助我把你以前的作业也抄一份给我？”
面对同龄人们表现出的少有的热情，赢家觉得自己虽然不能参加高考，但能为大家做点事也是非常有益的，那个年代的人的精神境界都很纯，于是在77、78和79三年中，他记不得自己到底为那些考大学的同龄人抄写过多少篇课文和复习题，总之他记得光是在考上大学后为表示感谢而请他吃饭的就有几十人次。到后来，他在家乡一带竟然出了名，有人说只要有从他那儿要来的复习资料，考大学就能成。到了80年代，附近的一些中学生和家长们成批成批地到他那儿要资料。再抄是抄不出来了，他便开始用复写纸誊抄。起初他都是义务为大家做，后来大家感到不好意思了，就主动给他点钱，慢慢地这种“帮助”成了一种交易。随着商品意识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赢家觉得每年这么多参加高考的人，要是把复习资料整理成书，不也可以卖吗？当年他就把自己留下的课本复习题和前几年高考的题请人解答后一起复印成册，每本收取一元钱的成本费，没想到那年他在家乡的附近几个镇上共卖出六百多本，除去成本净利也有三四百元。
“这不等于我一年养了好几头猪吗？”赢家躲在被窝里这么一算，简直乐得心都快要跳出来啦：干！明年干它个一千元！1983年那年春夏两季的三个多月里，赢家起早摸黑，装订成册两千本“高考参考资料”，每本定价两元——他开始有了商品意识，定价两元，一块五毛也卖，实在不行就卖一块。后来赢家乐得合不拢嘴，因为这年他的两千本“参考资料”全部卖完，且平均售价没低于一块五毛。这年他整整赚了三千六百多元，除去成本获得净利两千七百多元。
赢家在方圆几十里的城里乡里都出名了，但太出名就会坏事。这年夏天，他被市场管理委员会拉去关了十二天，罚款两千元。赢家为此痛哭了一场。
他再不敢印书卖书了，可“给考大学的人卖复习资料能挣大钱”这一欲望一直在赢家的脑子里转动。正在这一年冬天，一位省城来的书商突然登门造访，请赢家出山，“我们联手搞怎么样？”
“我不敢了，他们会把我当投机倒把抓起来。”赢家心有余悸。
“怕什么？我有正式出版社的书号！”书商说。
此时赢家才第一次知道出书是要有书号这一说，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