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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没有感到危机？或者说有没有担心哪一天中国的消费者不再认可，“脑黄金”现象又一次出现？
答：当然有，而且我天天都有这种紧张感。
问：为什么？
答：你写高考的书，却专程来我厂调查“忘不了”的底细，不也说明目前消费者对市场上那么多直接销给考生的“健脑产品”的混乱现象有某种担忧吗？一旦某一类似以假乱真的“脑黄金”、“脑白银”什么的让广大消费者识破，并因此举国上下都出来抵制健脑产品，“忘不了”肯定首当其冲受影响。
问：真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办？
答：（笑）也不怕。不是说市场就是战场吗？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忘不了”经得起这种风浪，并且相信最终能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是真正的“脑黄金”！
我们都满意地笑了。我的满意，是因为我看到“忘不了”的经营者是位脚踏实地的让人放心的有专业知识和经营道德的企业家，同时也因为看到了“忘不了”那具有先进的高科技技术水平的庞大设备与车间。刘锡潜满意的是他的自信心。
但是“忘不了”老板也有无奈的“哭腔”：
如今我们“忘不了”面临的最大的无奈和困惑不是来自广大消费者的信任与不信任，而是市场上的那些不正当竞争。刘锡潜说这话时所表现出的愤怒显而易见。“本来任何一个城市都是商家可以涉足的竞争市场，但前几年，“忘不了”在我们高考咨询现场摆摊，本来生意大家都可以做，但北京的某些同行采取的做法实在缺乏“首都风范”，派了一帮人在我们的摊前围成一排，不让那些想买“忘不了”的学生家长靠近我们的摊位。去年，他们又跟我们来这一手，甚至做得更过分，结果双方销售人员打了起来，弄得保安人员来劝架。我们在北京保健市场上，占据同类商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份额。这本身已经说明首都广大消费者是信任我们的，北京的同行们再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实在不是高招。”
在其它地方碰到过比这更严重的情况吗？我问。
刘锡潜立即用了“有过之而无不及”六个字来形容。他随手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张《健康报》、一张《中国消费者报》，还有一大叠材料。“这些材料是‘忘不了’几年中跟别人经历的无数次充满硝烟昧的较量中的一次。因为事情具有代表性，所以介绍给你听听，让你感觉一下我们的苦恼与烦心。”他接着介绍说，这事发生快两年了，还就发生在他们山东本省。当时“忘不了”刚刚向某市进军，而且初入市场就收到了良好效果，百姓非常欢迎，当地技术监督局也通过检测认为“忘不了”属于符合国家标准的合格产品。但是就在“忘不了”准入该市三个月时的1998年3月3日，当地发行量很大的《生活导报》突然刊登一则由该市技术监督局提供的该市“鱼油市场调查报告”，对“忘不了”产品进行恶意诋毁。“报告”像模像样地列出一张表，在“内在质量”栏中有意给“忘不了”打分时填了个空白，而在普通百姓不明白其意的“标识”一栏里填了“标识不规范”五个字，又在“鱼油”产品价格一栏，赫然标出“忘不了”的价格为最高。“报告”同时把该市生产的一个还未经卫生部批准的假保健产品，列为对消费者的“推荐产品”。技术监督局是代表国家的技术质量衡量权威机构，他们的“报告”一出来，立即在市民中引起震荡，消费者纷纷拿着报纸找到“忘不了”的当地销售商要求退货。十七家“忘不了”的销售药店在解释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向“忘不了”总部退货，几天之前还红红火火的“忘不了”市场，一下在该市名声扫地。刘锡潜和“忘不了”的职员们还没来得及应付这个市场突然出现的“败局”，3月17日和3月30日，对保健产品和消费市场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权威性国家级媒体《健康报》和《中国消费者报》又将该市同一篇所谓的“报告”刊出，“忘不了”一下蒙受了灾难——由原月销售额两千多万元滑至一千来万元，甚至几百万元……
“地方保护主义本来就够可怕的了，再加上技术监督部门合伙来整一个名牌产品。公理何在？”刘锡潜和“忘不了”员工眼看着昨天还如日中天的企业，一下陷入了全国性的灾难，真是气得连吐血都来不及。他们找到那个曾经发给他们“忘不了”是合格产品的证书，后又在媒体上发布所谓“报告”的该市技术监督局，此时的对方又推说提供检测的不是他们，“要找也应该找代我们检测的水产检验中心嘛。”
刘锡潜怎能咽下这口气，他跑到北京，请教中国政法大学的专家们。专家们说，这是典型的执法部门的犯法读职行为，应该通过媒体向全国披露！刘锡潜不是没想过，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毕竟是自己省里的事，还是通过本省的正常渠道解决”的路，虽然这些地方保护势力，并不是能像吃“忘不了”这样的健脑增智营养品就能对付得了的。
当我建议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给对方来个彻底曝光时，刘锡潜摇摇头，说：“我不是没有想过，但最后没有做是有原因的。一般的消费者并不清楚内情的来龙去脉，你在媒体上闹，人家会以为你‘忘不了’肯定自己也有问题才引起争端的嘛。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件好事。还不如省省功夫，把精力放在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搞得更好些上。”
“那出现其他对手跟你们较劲儿时，你们通常也不还手？”
“是。这也许是我们‘忘不了’制造的另一种聪明吧！”我这时才发现，非常实在的刘锡潜和“忘不了”人，有一种能驾驭大风大浪的若谷胸怀和颇得人心的高超技艺，虽然这其中多少带有几分无奈外，但这也许正是“忘不了”今天能成为让千千万万考生和家长们喜爱的保健产品的另一秘诀吧！
毫无疑问，开发人脑潜能的科学工作和市场运作，对中国的科学家和实业家来说都是一项新兴的事业，肯定会经历一定的曲折与沉浮过程。但作为21世纪高科技时代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刘锡潜先生他们开发的“忘不了”产品以及他们针对青少年学生所进行的智力保健事业，必将使我国未来一代在学习知识、提高脑能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第十章 《新世纪高考宣言》：“来年中国不考试！”
“当，当当——！”这钟声是全世界六十亿人共同庆贺新千年到来的标志。
“当，当当——！”这钟声是中国人迎接新千年第一个龙年的象征。
我们今天活着的人都庆幸自己成为跨越千禧之年的见证人。我的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进行写作的，它跟着我一起度过了鞭炮与歌声编织成的世纪欢度日。
我注意到在这世纪之交的时刻，世界正在悄然发生一场空前绝后的世界大战，中国是参战国之一，而且表现得特别活跃与主动。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大战。它的武器是“知本”和网络，而不是原子弹与坦克。
不用说，我们的对手是太平洋彼岸的世界第一霸。但是，美国人此次与我们交手不必像二战期间希特勒向苏联进军那样，采用飞机大炮加闪电式战术，而是笑嘻嘻地带着礼物向我们走来：这就是他们通过由原位居全球半导体工业之首的英特尔公司联合全球最大的电脑网络霸主微软公司，一起投资五亿美元，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二十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项宗旨为培养一线教师的“未来教育计划”。这一计划的大体内容是用一千天时间培训四十万一线教师。推出这项庞大计划的“战略家们”说得很清楚，“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今天的教师和学生为明天的要求做准备”。明天是什么？当英特尔公司中国教育事务总代理周红旗拿着满箱美金兴奋地高喊“资金数目令人吃惊”时，不知大家是否明白了一个铁的事实：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21世纪的世界大战其实已经悄然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发生过的战争的战争。美国的战略家们从20世纪中叶二战尾声时起便着手准备这场战争了。当他们和苏联共同进入法西斯老巢柏林时，苏联人忙于搬走希特勒留下的机械设备，美国人则组成了一支精干的取名为“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组织。这支突击队的任务是专门到欧洲战场上抢救各类高级技术人才，然后安全运往美国本土——其中，德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是首选对象。后来五十年的事实证明，美国人这一招的功效远远超过苏联人搬走的机械设备的几十倍，他们正是从科学和经济两大方面围剿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并最终达到彻底击败和瓦解它的目标。
现在，美国集中力量对付的是中国。此次发动的对华战争采用的是微笑战术——这不，首先是他们在中国开办的大公司给我们“送”来很多高薪就业机会，相当数量的大学高才生都被收到他们麾下。当美国人感觉到中国政府已经采取同样办法来留住自己培养的人才时，他们又送大礼——微软公司将免费赠送每位一线教师微软公司制造的OFFICE2000专业版和ENCARTA百科全书。“这只是微软帮助每所学校建立一个联网学习社区的承诺中的一小部分。”微软总裁鲍默尔说：未来的孩子和今天在校就读的学生，他们将伴随互联网一起成长，互联网是他们学习、生活和感知的最重要部分，也就是说，帮助了今天的学生和未来的孩子进入互联网，那么以后的世界，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微软和英特尔了，而记住了微软和英特尔，就等于记住了美国。
难道你没有嗅到美国人送来的大礼中早已包裹着浓烈的战争火药味？只不过它有点像毛泽东说的“糖衣炮弹”而已。
在不少人糊里糊涂地在这“糖衣炮弹”中当了汉奸和牺牲品时，中国政府的决策者是清醒的，看一看我们近期陆续推出的与美国人抢占人才战略相对应的教育改革措施，就会有一种欣慰——
大规模的高校扩招；
旧教材和旧专业的革新；
教学与后勤的分离；
高考将实行春夏两季制；
加强青年学生思想与道德教育……
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些举措，它来之不易。我们还记得前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时，国内不少有识之士曾感叹改革步履艰难的中国教育是中国改革的“最后堡垒”。堡垒本来就是最难突破的，而要突破其最后的核心，难度更可想而知。
然而，我们终于从女教育部长那儿听到的一声声震动山河的教育改革大举措宣告，我们激动地看到阻碍中国历史进程的“最后堡垒”，在利刃破竹之势中，频频呈现满天希望的星光……
历史就该这样阔步向前！
当然，阔步向前并不意味我们的步伐错乱与盲目。一种很难发生逆转的国情，将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横亘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人多、经济相对落后和体制陈旧。而这些“特色”体现在教育问题上，便是我们的大学之门仍然拥挤不堪，门外的大批求知者，总是有幸进门人数的倍数；允许你进大学，你和你家又交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学籍；入了大学门苦读三年五载后仍无工作可找，或者根本学非所用；等等，等等。
于是，又有许多新老问题重新摆在了我们面前——
考大学真是惟一选择？
“考大学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惟一选择！”在一所重点中学里，我当场请一个班级的四十五名高中生对此问题举手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共有四十四名同学举手并肯定地这样回答。有一位女孩子没举手，后来我问她的内心想法，她说：我当然也认为考大学是自己人生的最好选择，但因为我的成绩不如大家，所以不敢举手。她说她的同学们则与她想的绝对不一样，“他们的成绩都不错，而且按照我们学校以往的高考录取率，他们都有希望考上大学。对他们来说，考大学当然是惟一的选择。”
我终于明白：那些有能力和成绩好的孩子都把上大学作为自己的惟一人生选择，而那些成绩不怎么样的孩子感觉把上大学作为惟一选择可能把他们自己逼上绝路，所以才准备了第二、第三种选择。还有一类孩子自知根本考不上大学，所以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人生的坐标放在考大学上——这是一种彻底的放弃。可见，除了彻底的放弃者外，天下的学子和他们的父母亲们都把命运的第一选择放在了考大学之上。
这是中国人特有的人生坐标系。决定这个坐标系的有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意识，更多的是现代社会的生存与就业的压力，当然也包含了某种理念与追求。
有人让我相信，别听一些瞎胡扯，其实凡是进高中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没有一个不从骨子里想上大学的，除非他们力不从心或者另有原委，即便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抱定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努力加倍地去圆他们心灵深处的大学梦的决心。也正是这种从骨子里和心灵深处涌动迸发的上大学追求，才真正使得中国的高考战火越燃越烈。
我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分析判断，也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这种追求本身就极富价值，正是它的存在，才使我们的大学门变得异常神圣和庄严。
然而在听到这种声音的同时，我听到了另一种被人称为“挑战中国大学”的声音。这是由我们的同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萌芽》杂志主编赵长天先生和他的儿子赵延父子共同发出的。
赵长天主持进行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在1999年响遍大江南北。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作文比赛，而是能使获奖的小作者兔试直接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比赛！仅一篇作文就能进北大？这使得《萌芽》杂志领导的这场“挑战高考”的作文大赛格外引人注目。问题还不仅如此，正当许多家长和学生纷纷对不用考试就能进入北大的作文比赛产生浓厚兴趣时，赵长天主编又“以身说法”，把自己儿子的成长经历端到了前台，响亮地提出了“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的质问。在全国人民空前热衷于准备把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家庭储蓄投入子女的教育、国家大张旗鼓地搞大学扩招时，赵长天父子的这一呐喊，听起来不能不说是震聋发聩。
赵天长的儿子赵延在初中时上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一附中，真正的市重点中学，赵延父母当年都是这所中学的优等生，可儿子在初三之前成绩从没有好过倒数第十名。到了初三，赵延开始知道用功了，每天做作业至半夜以后，成绩明显上升，“中考”时仅差一分不能直升本校高中。照父亲赵天长的身份，再出不多的钱进个重点高中应该不成问题，在上海这个高考录取率最高的城市，进了重点高中再想上大学绝对不成问题。然而问题到了赵氏父子手里，却成了另一种情况：
“爸，我以后不想考大学了，所以……”
“所以连高中也不想上了？”
“嗯，你同意吗？”
赵延把难题搁到了父亲这边。如果换了另一位父亲听到这样的话，不是怒发冲冠，也可能拔拳相揍了，但赵长天没有，他沉思稍许后，认真地回答了儿子：“我尊重你自己的选择。”
儿子当时非常吃惊，但很快又自信地朝父亲感激地点点头。知父莫如子，老爸是个明白人，赵延正是对这一点心中有数，他才敢向父亲“口出胡言”。
“什么，侬哪能连儿子不想上大学都让着他呀？”像全中国普天下的百姓一样，赵延本人决定不上大学倒没有引起同学和老师的反响，而他父亲、身为上海作家协会头儿之一的赵长天，却在那一阵子受到很多同事和朋友的强烈反对和谴责。“不管怎么说，只要有一点希望，大学还是要考的，何况现在都到21世纪了，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没有了进入新世纪的入门券，你当家长的不对孩子负责还有谁对他负责？千万别顺着孩子……”
赵长天当时的压力还真不小，而他竟然顶住了。
“我就是不高兴读高中。上初中都要每天学习做题到深夜12点以后，到了高中怎么办？还不天天不睡觉？所以我不愿读这样的书。”儿子赵延说。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你愿意考大学，我们作为父母当然支持，但你没有这个愿望，觉得自己不愿意受高中三年的做题之苦，那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儿子当时十六岁了，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有选择的能力和权利了。”赵长天说。
这对父子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儿子在没有上大学后出现的变化，用父亲的话说是“我特别特别的开心”，不用像其他家长那样整天为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