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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师看到我的名字便认出了我，原来她是我小学同学的母亲。她见我报得不妥，便问为什么不考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办的研究生院，那是专为新闻系统的子弟而设的，报了准能考上（她知我父亲生前在人民日报工作），我只得据实以告已给上海方面写信了。几天后吴老师终于来信，说是只招一名学生且早已内定了。所以，两次报名结果都是无‘考’而终。两位老师都是我极敬重的，只是我其实根本不具备考研的水平，而且这样轻率，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1981年我以对调的办法回到北京，上大学的动力遂告消失……”
我看到一向生气勃勃的郭小林，此时此刻的脸上布满了凝重的阴云。“1982年初，我到首届茅盾文学奖的初选读书班做秘书工作，在香山昭庙见到刚毕业分配来作协的77届大学生王超冰，她告诉我，那年他们听说我报考北大，都想着我能来呢。这可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而忘记反省自己的不足，只是一味地埋怨教育界；这种认识在后来一段时间，甚至发展成了混杂着嫉妒和怨恨的偏激情绪——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我的能力比他们强多了！你们看重文凭，我偏不要文凭！况且，人们把当时社会上一窝蜂地考文凭的做法称之为混文凭，的确有一部分人混到手一张纸之后，实际水平并没有多少提高，我心里也是有些鄙夷的。可是，不要文凭又不成，晋级、评职称、分房……我以后的几十年生活无不受此影响。在几经犹豫彷徨之后，有一年我终于决定去考成人自学高等教育；一打听，乖乖！十二门课程，门门不易——又给吓回来了。1988年秋，我自己给自己鼓了好几回劲儿，终于又下决心去考民族学院的成人函授大学。那天，好容易打听到报名地点，沿着民院新楼的楼梯往上攀，见身边上上下下全是年轻而富有朝气的莘莘学子，不知何故就自惭形秽起来，越往上攀越没了勇气，到了报名处，看到排在前面的姑娘小伙儿在登记表上填的都是十八九、二十来岁，想到只有自己是个四十多的半大老头子，就羞臊得不行——其实谁也没朝我看，自己就那么浑身不自在。就在快排到我的时候，我的勇气终于泄尽，终于象逃也似的跑走了。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自己真是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想学习、想深造是好事嘛，不丢人嘛，你说你害的哪门子臊！但说是这样说，做起来可就不容易了。悲夫，非大学拒我，是我拒大学也。”
如今女儿已大学毕业的郭小林说：“现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上大学的心理障碍不存在了，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大，只是没有时间——忙了单位的事，忙家里的事；最主要的是老想写东西——虽说其实也没写出个样儿来，却总是牵肠挂肚，因为我不甘心当年的辉煌多年不再。至于大学嘛，或许只好等退休之后，再去上老年大学，以圆我今生之梦。”
像郭小林这样欲以毕生的时间圆其大学梦的人，在中国有千千万万。
第二章 备战黑7月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2000年，中国经历了二十三个高考的年头，当年在恢复高考中曾经因为作文好或者数学好而考上了北大、清华等最高学府的学子们，今天大多数已经成了社会各界的主力。现今他们的孩子也差不多进入了高考年龄或者已经考进了大学。二十三年的岁月仿佛弹指一挥间，人们发现，同为高考，今天与昨天的情形则截然不同。当年，人们是多么期盼恢复高考，那些多年失去了上大学机会的学子们一听说可以参加高考了，就像黑暗中重新见到了太阳，就像枯萎的生命遇见了雨露。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当他们的孩子也开始考大学时，别说他们的孩子对高考感到害怕，这些当年在高考中出尽风头的饺佼者们也异常迷惘和紧张，甚至比自己当年进考场更加忐忑不安。
这是为什么？因为今大的高考竞争已经比二十多年前的竞争要激烈几倍、甚至几十倍。首先是人数上的竞争。1977、1978两年虽说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万人参加高考，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次大考，但实际上，如果用适龄青年的总人数来计算，真正可以参加高考的总人数应该超过一亿多人！但正是由于“文革”的特殊原因，使很多人在十年停考后一下重新恢复高考时，完全没有准备。许多人彻底放弃考大学的权力，他们没有走进考场，为那些走进考场的人让出了机会。而且当年的高考，难度远比现在简单。
“我们那个时候参加高考心里没有那么多压力，无非是谁考上了就能够重新走进学校读书。即使考不上，身边不是还有很多人嘛，他们没有进大学还照样有活干，有饭吃，说不定就在你上大学的那几年里，他混上了一个比你大学毕业出来分配的工作还好的岗位。这种情况至少延至80年代末。可在我们的孩子也走进高考的今天，情况完全变了：你考不上大学，就意味着有可能一生的贵贱从此确定，你将永远难以走进‘上层社会’，最明显的例证就是，你没有大学文凭便走不进红红火火的用人‘招聘市场’，而只能去清清淡淡甚至脏兮兮的‘劳务市场’。这两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阶层的具体体现。还有一个情况是，那时我们参加高考虽然也下了不少苦功，但基本上是能蒙凡分就是几分，很多人个别科目甚至交了白卷，但也进了大学门。现在行吗？肯定不行，我女儿第一次考了全市第二名，高出北大的录取分数线二十多分却最后落得没有学校上——因为第一志愿的名额没挤上，另一所重点大学又不录第二志愿，这种情况在二十年前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说，同为高考，两代人经历的竞争背景完全不一样。”一位两代人都考入了北大的学生家长对我说。
从什么时候起，高考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充满火药味？家长说不清，学生更说不清，惟独学校的老师能从他们一年又一年备战的“黑色7月”中感受和体味到。
中国的7月是高考的月份（虽然刚刚实行春季招生，但主考期仍未变化）。把7月说成“黑色”，是因为如同战争一般的高考硝烟弥漫了每一年的高考日子，只有硝烟弥漫的战争才可能使晴朗的天空变成黑色，可见高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何等沉重！
十二年寒窗，为了7月7、8、9三日的决战；
背诵和计算堆积如山的课本与参考资料，为的是跨越这高高的“龙门”；
哺育和操心的无数个日日夜夜，为的仍然是能让儿女或学生能在考场战而胜之。
7月，成了中国人每年必须经历的一场年度战争，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又岂是考试的这三天？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一幕幕可以闻着火药味的“校园备战实况”——
抢生一一兵马来动先出招
认为高考的胜败是在7月的7、8、9三天的考场上，那肯定只有傻瓜才这么想。我从南到北采访的十几所名牌中学，他们的高考录取率之高，不得不令人敬佩，几乎清一色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说，他们的高中生中每一百个人里就可以有九十五个考上大学（包括大专），也就是说只要能进这样的学校，基本上就稳进大学了。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就是这样在人们心目中慢慢形成威信和树立形象的。
据我考察的结果表明，现在各地的那些所谓名牌中学和重点中学，最早时并没有人授予他们这样的荣誉，倒是因为高考之风把他们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了名扬四方的明星中学。在商品社会的今天，一切有名的东西都是含金量很高的，名演员可以获得高额出场费，名产品销售起来不用有人在一旁吆喝，名企业的无形资产听了就叫你吓一跳。名中学的牌子同样值钱，一个“计划外”名额招生指标，三万五万随便可以进账。
名牌中学之名靠什么而来？当然不是与生俱来的，关键是那个诱人的高考录取率。
录取率靠什么而来？下大功夫，认认真真，努努力力，刻刻苦苦？名校长们都偷偷地笑了，他们悄悄告诉我：如果“中招”招来的都是笨学生，我再有名气也不可能把高考升学率和录取率提上去呀！那叫傻干，而傻干是永远干不出聪明活的，只有聪明人才能干出省事又不费力的聪明事。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所谓聪明事，就是在学生还远未进入高考阶段，便已经选好了高考苗子——想尽一切办法把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招进自己的学校，剩下的事只要按部就班就得了。在北京，大家都知道四中是名校，从这儿考出去的学生不是北大就是清华，奥秘在哪？因为它每年可以从全北京招收最好的孩子入学，它打出的每年录取学生分数线比普通中学常常高出二三十分，比如1999年，他们的“中招”分明打着的是600分，而实际上真正600分的学生是很难进得了四中的，为什么？因为全市600分以上的孩子都想进这所“北大、清华的摇篮”，结果四中的招生名额有限，不是610分以上者只能望洋兴叹。“中招”五门课程考600分容易吗？对一般学生来说，这是近乎于登天的记录！所以凡能进四中的学生本来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人尖中的人尖子。
北京四中全国只有一所，而且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直接关心的学校，所以我们排除其它学校与它的可比性。各地、各市的名校之间的竞争就情况不同了，因为他们本来就都没有北京四中那样的特殊性，他们靠的是以各种“招术”来赢得社会和家长及优秀生“自投罗网”，并且挖空心思，不惜功夫。
某校教务处老韩告诉我，他们学校每年为了吸引优秀生到他们学校来，有好几套手段哩：比如说他们教务处办公室的一位同志专门负责对外宣传和联络工作，定期请本市或者省报驻市的新闻记者到学校“联络感情”，其实就是请这些记者来为学校当吹鼓手；或者硬碰硬地投出几万到十几万元的宣传广告费，以此让社会明白他们学校是有实力的；再有一招就是每个教职员工分配拉生指标，每拉到一个市级三好学生奖励多少钱，每拉到十个过线（即超过学校录取分数线）者奖励多少等等，这样就可以确保生源的优化率达到多少多少了。
“费那么大力气合算吗？”
“当然合算。”老韩肯定地回答我，他从一个老教师的亲身体会中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一般好生与差生区别，集中反映在学习的注意力上。优秀生或成绩好的学生，他对学习往往有浓厚的兴趣，俗话说能坐得住，不用老师费口舌就能自己管住自己。差生除了个别先天智力因素外，大部分是学习的注意力不集中，坐不住，你怎么管他也达不到自觉学习的那种效果。还有一点差异是，好学生一般通常有极高的竞争意识，眼睛总是盯着更高的目标，差生就不一样了，缺乏竞争意识，随大流，你用鞭子在后面抽着赶着，也未必起作用。有经验的教师所做的总结证明，在同等条件下，一个老师要把一个基础差的学生培养成优秀学生，所花的时间和精力等于教三至五个基础好的学生。这一比例说明，同样一所学校，生源的优劣可以影响学校至少三至五倍的教育效率，其实这还仅仅是一般规律而已，如果把优劣生内在的个人因素一起放进去，这一比例将会更加增大。
老韩向我掏心窝子说：“你想，当老师的再有责任心，可学生总不是自己的孩子，他可能给你‘全心全意’吗？这就形成了谁都愿意教好学生，因为越是好学生教起来越省事，越省事教起来就越有情绪和兴趣，这样就越能教得好，越能出成果。教差生就完全相反了，你烦都烦死了，一天到晚尽是些费不完的口舌，再好性子的人都会起急，到头来你还啥成绩都没有。所以我们给老师下指标，用奖励手段来鼓励大家去争取好生源，大家都能理解，也都能积极想法子，因为谁都知道，与其等以后让我去教一个差生班，还不如我现在就下下功夫争取一班好生来呢！”
竞争就这么白热化地展开了。只要我们到每年的“中招”会场看一看，你就会感觉抢生的火药味。然而这仅仅是表面文章，那些“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抢生竞争就更加白热化。某校一个初二学生得了省数学比赛冠军回到学校后，即刻就受到市高中重点学校的领导登门接见，校领导当场向学生家长表示：在孩子上高中时，他们免考招他入学。家长和孩子听了自然非常高兴。这事被另一所高中学校的校长知道了，他们也把这个省数学冠军抢到自己学校。他们听说这孩子还想在语文方面下点功夫，于是就派出一名优秀语文教师免费为这孩子当家庭辅导老师。一年以后，当那个承诺免考让孩子上高中的校长来给孩子办入学手续时，家长告诉他说孩子已经考进了某某中学，即被那个免费派家庭语文辅导老师的学校招走了。那校长对天长叹一声道：完了，我失掉的何止是一个好生，至少是十个、二十个呀！果然，那个把“省数学冠军”抢走的学校，立即借“省数学冠军考我校”的新闻广为宣传，这“名人”效应即刻发生效果，家长们互相之间都在传：你看人家省数学冠军都考某某学校了，我们还傻挑什么呀！于是哗啦一下都涌向了这所学校……哈哈，这所“抢得一头凤，引来万头凰”的学校的老师、校长们，高兴得不亦乐乎，因为这一仗不仅影响本年度招生业绩，对以后几年的招生都将起到极富惯性的连带作用。
几乎每个学校的老师们现在都知道，想要在“黑色7月”打个漂亮仗，必须在兵马未动的招生时就先下手，且要下狠手！
至于抢生源在校长心目中所居的位置更是别人所无法感受到的。现已离职的某校老校长老王跟我谈了他的切身经历，听后让入觉得别有一番滋味——
老王原来在市一中当校长。而一中、二中在某市都是当地百姓心目中名声显赫的学校。一中相对历史要长些，所以在人们心目中称得上“老大”，且有“省级重点中学”的牌子在那儿。王校长原先是在教育局当副局长，从教育局调到一中任校长时，有人说他不走运，因为论资格、论在局里的年岁也该坐局长的宝座了，可偏偏调整班子时，让另一个部门的一位不是搞教育出身的年轻人占据了正局长的位置。这回他真生气了，向市领导提出宁可到下面的学校教书，也不想在教育局呆了。市里一研究，说行吧，“照顾情绪”，也为了能让新局长工作顺手，于是一纸调令将老王调到了一中当校长，同时还保留副局长的虚职。说老王不走运的人，是看了上面的这些情况才这么说的。
老王心里有数，教育局在市里和百姓心目中算个啥？尤其是像他原来当个副科级的副职局长，更是“小萝卜头”一个，谁把他当回事？教育局的大政方针都是上面指示、市委拍板、局长执行的，官道上那么清流一辙的事，有啥可图？校长可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名校校长。老百姓说得形象：市长省长再大的官，我们挨不着他也不买他的账；老师校长虽说不是官，可哪家没有个“小皇帝”？老师校长专管咱家的“小皇帝”，所以老师校长是“皇上的皇上”，谁见了都得磕头见笑脸。
到一中就任后，老王不是没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周边地市，也就是说兄弟市县的中学间的相互竞争。压力归压力，可毕竟老王的一中是个老校，建校历史近百年，光上《中国名人录》的大科学家和著名人物就有一大串。这么一年下来，老王也是仅在熟悉的过程中走完了一年的工作时间。8月份高考结束，一中的高考升学率再次创高，排在了省里的前三名，又比过去名列五六位的排名往前迈出了重要的几步。市里百姓特别是那些考上大学的家长们纷纷向市委、市政府反映，要求给一中“记功”。在市新一届人大会议上，一位孙子当年考上北大的人大副主任提议，应该“给本市教育工作作出杰出贡献”的一中留个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名额。这个建议立即得到相当一批子女在一中读书或者是子女已从一中毕业的人大常委们的一致赞同。一中的代表名额下来后，自然理所当然地落在了校长老王身上。干了几十年机关公务的老工，第一次坐到了决定全市政治命运的权力机构的主席台上，此情此景，他蓦然有种升天的感觉。
然而对王校长来说，这种“升天的感觉”仅仅是开始。市级人大刚开完，省人大代表的选举又紧接着进行，老王在差额选举中得票甚至比几个人大副主任还高。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省人大代表大会开完，全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的会议又按期召开。不用说，高考率名列全省第三的县级市代表中，老王是最硬气的一个，因为高考升学率的前两名是省城的两所名校，老王的学校虽屈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