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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课赶时，其实早已成为中国高中教育阶段的普遍现象。学校的反映是：我们也不想这么干，但高考压力实在太大，学校不为应届生争取更多的复习时间，就难以保证考生成绩。家长基本全部支持。理由是：学校有经验。老师知道应该用多少时间先学完高中课程，再用多少时间进行复习，以对付高考。只有学生感到太苦大累，因为三年的课程要在两年完成，等于每一天二十四小时必须干完三十六小时的事。这么一赶，全中国的学生，全中国的老师和全中国的家长，便一下子全都感到有做不完的题，干不完的“加班”。于是，备战高考的火焰越燃越烈，直到举国上下都觉得烫手烫脚……
分班又方流一一对不起你的绝招
也许，中国是由于人太多的缘故，一旦有什么大的事需要处置时，总会将人分为一二三类，三六九等。你看，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把人分为地富反坏右；搞政治斗争的时候，又有左派、右派、中间派一说；搞国企改革时，便出现了编内编外、分流下岗等等，总之人大多太杂，便得按胖瘦高矮，划出个优劣好坏，似乎这样方能循规蹈矩地推进某些事件的历史进程。这些本来都是属于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但统统什么事都这么分来分去，可就要坏菜了。
高考的事太多，能否考上大学和升学率高与低，对考生和学校来说都是成败在此一举。将应届学生分类，也就成了备战大考的必须手段。于是最热闹的一招，莫过于考前的分班与分流之战。
按理，学生从来都有好差之分，即使在同样的环境下也有好学与不好学之别，尤其是大学的专业几百近千种，文理科之分在所难免。但问题偏偏出在这必须分的过程中，常常因分班分流而发生学生与老师、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校、学校与家长、家长与老师和学生与家长之间的种种激战。
在恢复高考的前几年里，高中阶段没有分班分流一说，那时到高三下学期才为了便于报考上大学的志愿，要求学生有重点地进行文理侧重复习。但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高考压力的逐年加大，分班已成为趋势。从人才培养角度考虑，进行“专业性”的文理分班无可非议，尤其是中国的教育从小学到高中的十二年课程里，一直采用的是灌输式教育，很少能发掘个人智力潜能，因此有专家认为在高考前一两年，应该实行必要的文理分班。起初的分班根据上述理由，但现在的情况完全是另一种分班，即各学校为了取得高考录取率而将同学科的学生们以成绩好、中、差来进行高考前的大分档。成绩好的第一档被编入A班，学生均是学校和老师认为有可能取得高考好成绩的，这是老师和学校内定的必保生，他们是决定学校年度高考录取率的“主力部队”；第二档是那些成绩中游水平，推一下可能考得上大学的“二梯队”学生，他们被编入B班；第三档是完全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差生，被编入C班。也许除了一些在国家教委挂上名的全国著名中学外，几乎所有的中学都这么做，有些分得还要细一些，如A、B、B、D班，或者叫法不同而已，但分班的实质完全一样。
“不分班不行啊。你想，学生总是有优良差之分，而高考又是一道死死的门槛，小学和初中，好生和差生同在一个班级大家不会有太多意见，可到了高考时学生和家长们便不干了，老师也不会干的。比如一个班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同学有希望考上大学，但就因为班上有几个差生总是拖后腿，课不能往前赶，必然会影响好学生的进步。所以一到高二，学校就顶不住来自家长们的压力了。有一年我们分班稍晚了一些，成绩好的那些家长就联合起来把校长整整围了一天，要求他必须答应分班，家长说否则孩子考不上大学就拿他是问。有的说得很激烈呀，说你学校要是耽误了孩子考大学的前程，我就把你学校和你校长的家全砸了。你以为家长们说说就是了？想错了，他们真能干得出来的！有一年一个学校就自以为顶住了‘分班风’，结果有两位成绩不错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学生后来对自己的家长说，全是因为班上有几位差生拖了他们的后腿，家长一听火了，把班主任和学校校长打得屎尿拉了一身。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把打人的家长给告了。处理此事的法院院长的孩子，前两年也吃了没分班的苦头而在高考时没考上重点大学，人家法院院长明确告诉那被打的班主任和校长：你们这是活该！瞧瞧，你不分班试试？分班，那些成绩好的学生和家长当然高兴了。其实学校也是极愿意分的，因为利于教学，同时还能确保高考的升学率。可是哪那么容易分呀！那些被分到C班的差生们感到自己是被学校划入‘下等公民’，干脆不好好学习了，成天捣乱不说，弄不好反过来会让学校下不了台。那年我们学校就出现了一个分到C班的学生后来在高考时考了全校当年高考分数的第三名，这位学生在拿到大学入学通知书后，与家长一起用了一桶粪跑到原来的班主任家‘感谢’，说是有意要臭臭那有眼无珠的老师。你说这老师冤不冤？这老师后来一个学期没有好好上班，精神受了刺激。问题最难处理的是那些被分到B班的学生，对他们有时很难界定。我就碰到一个家长很难缠地问我，凭什么把他的孩子分到了B班？我说是根据学校规定的三次模底考试成绩多少多少这么分的，那家长提出你能保证那些所谓好成绩的学生中，就没有人是靠作弊而“成功”的吗？我说那谁也说不准。他说这就对了，你教师既然这都说不准，你就更没有权利用三次简单的摸底考试来把我家的孩子分到B班去。最后我只好投降，说你只要能在年级教研组长那里说得通，我就让你孩子归位到A班，后来他真的做到了，可那孩子到了A班不出三个月就自动要求退到了B班，因为他觉得A班进度太快，听了课仍等于没学。所以说高考前的分班是最热闹的，也是最难弄的事，但每个学校又必须这么干。不干谁都不能安宁。你校长不想分，要是当年全校高考录取率下降了，你校长日子就不好过；老师也愿意分班，不分班家长天天跟你磨，弄不好脑袋上给人砸个包出来。当然分了班也会不小心被人在你家里放把火。你作家可不要笑，真有这样的事啊。我们邻近的一个县的一所中学，就因为有个老师在分班时得罪了某学生，高考结束后，这老师在乡下的两间房子突然起火，好在村上的人抢救及时才避免了大灾。事后有人说，看到是那个落榜生所为，但谁也没有证据，再说那学生后来到南方打工去了，几年不回，被害的老师有苦难言……”现在也在北京当文化“高级打工仔”的王先生，有声有色地给我讲了他过去在宁夏县级中学当中学老师时的亲身经历，高考前的分班所带来的阵阵惊涛骇浪把我深深震动了。
不能不承认分班教学的优点，它可以让那些比较有把握的学生接受更良好的教育，并向更高的目标努力；它也可以使那些本来有些吃力但在方法得当时又能迅速赶上的学生，获得上大学的可能；而对那些本来离高考录取分数线就有较大距离的学生来说，也可免受备战之苦，踏踏实实坐下来学些真知识。然而分班备战高考，客观上使学生们在还未进入高考的决战时，就开始经历一场心理考验，有人因此得意，又常常发展到忘形的堤旖。有位家长颇有切肤之感地对我谈起他的在一所名牌学校A班的儿子的变迁过程：他的儿子原来在班里是前十名水平，分班时进入A班，那小孩子高兴得一下子从家长那儿获得了两千块的“奖励”——这是他老爸早先许诺的。在两千块钱拿到手进入A班后，他不是更加努力了，而是因为听了老师的一句“A班就是大学的预科班”，以为自己进了A班就可以稳拿大学录取通知书了。不出一年，这位学生由于对自己要求不严，成绩跟不上，被逐出A班，降到B班。这下子他受不了了，在学校里受到同学们的白眼嘲讽，回到家又被老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在如此几方面的压力下，这学生从此开始厌学，最后又降到了C班，成了彻底的差生，高考自然没有他的戏可唱。他父亲想为他再出钱弄个社会大学上上，但儿子说什么也不愿意，现在就只能在一家装饰公司做苦力活。
这位家长还不是最倒霉的，上海某中学学生张雯的家长更心酸。他们的“千金”张雯在前九年义务制教育时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同学、教师心目中的宠儿。可到了高中后成绩下降了，老师和她父母都着急，张雯自己更着急，为把成绩突击上去，她真的几乎达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程度，但日久天长，身体跟不上了，记忆力也差了，在高二时她被无情地分到差班。分班名单公布的第二天，张雯没有来上课，她给父母留下一张字条后，在家中割脉自杀了。她在遗书上对父母说：“……女儿实在无颜面对你们，无颜面对老师和同学，也无颜面对自己，既然无法抬起头做人，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又有什么意义……”像张雯这样被高考备战时的分班所击倒的何止一个两个！东北某市1997年10月就发生过一起七名女中学生集体出走的事件。她们留给学校和家长的信中直言不讳地说：“是分班的残酷现实使我们不得不远离屈辱之地……”可见，不得不进行的分班教学，是高考前很多学生必须面临的一次近似残酷的考验。
分班带来的战火并不仅仅烧在学生身上，教师之间也常常因此而烽烟不断。
某校刘、王两位女老师原来是少有的好姐妹，她们是同一所师范大学同班同学，又一同分到了同一所中学且同带一个高中班。本来两人你有事我就帮你代课，我有事叫你一声绝不会说“不”字。但进入高二时，刘老师被学校安排教了A班，而王老师则安排到了C班任课，这种差异让王老师无法接受，她怎么也思忖不过来，而且越想越觉得自己一定被“姐姐”刘某算计了，因为她知道校长对刘有好感，于是玉百思不解，最后认定肯定是刘为了达到能任教A班而不惜为校长“献身”，结果把她作了垫底。王越想越无法忍受这等耻辱，尤其让她气不打一处出的是，每当上课铃声响后，刘某还总是笑嘻嘻地朝她打招呼，而且比平时更加亲热。“假惺惺的，少来这一套！”王心里骂得咬牙切齿。差生本来就叫人头痛，王心里不舒畅，再加上班里学生老出乱子，校长不时在大会上批评她，对教A班的刘某则大加赞美，这使得王更加认定：刘出卖了她，刘与校长有见不得人的事。王如此忍气吞声地带完了高考前的C班教学，高考下来，她的班全军覆没，刘的A班则大出风头，有个学生还考了市第一名。不用说，王与刘两人在学校里彻底地成了优差两类教师的代表，刘成了全校的红人，而王则自我感觉正是由于刘的大红大紫，才使校长把她打入“冷宫”。一气之下，王用一夜功夫，写下了三十封状告刘某与校长通奸的诬陷信，并发到市委、教育局、报社等几十个单位。这事闹大了，检查部门派人一调查，纯属诬陷，王因此被开除出校。当她离开学校时，已经原谅了她的刘老师前来为她送行，王搂住刘泣不成声地忏悔……
王走了，但学校新一年的分班工作又开始了，校长说得非常明确：不这么做，谁也确保不了学校的高考率，与其让一些人感到难受，不如让更多人在考上大学和考上重点大学后好受。
校长还说，我们仅仅只是分班，要是搞分流那才真叫见招。
什么是分流？分流就是把一些根据平时学习成绩，加上参照每年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进行测定，把那些似乎没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学生分流出校，这样做往好听里说也是为了学生未来的前途考虑——有时智力和能力差的确实有，让他们免受高考之苦，明知龙门跳不过，就赶快抓紧时机另抓出路，如考职高呀，念私立学校呀，再在别的学校蹲班复读呀，总之你得离开本校，另谋出路。
分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1995年时，国家教委曾发过通知，针对那些很难考上大学的学生，学校可以将其在高考前分流“出局”。这个通知精神当然有它的积极意义，首先是发通知之前，教育主管部门没有对分流一事有过任何态度，但分流在各地的学校中已成事实；第二是分流确实能减少高考对全民的压力，使学生。家庭和学校三方面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然而，分流本来就存在很多人为因素，加上不少学校借此作为手中的一根权衡自身利益。调节高考升学率的魔术棒，分流便成了备战高考的一场非常残酷的“战争预演”。另外，当时教委下发的允许采取分流的通知曾明确规定“必须经本人和家庭自愿”的原则，问题恰恰就出在下面并没有注意这个“自愿原则”。
因此，分流使学生和学校之间的矛盾变得异常激烈。学校在这一问题上几乎都表现积极主动，因为这是决定本校高考升学率的大事。我走访过某省一个偏僻的县级普通中学，在那里你看不出有什么硬件和软件方面的优势，破旧的校舍据说都是“文革”时扩建的，全校除校长办公室有一台电脑，专用作打印文件外，现代化设施很少，更不用说什么“语音教室”了。学生说他们连做物理实验用的仪器全都是些破破烂烂的坛坛罐罐。至于那些老师的教学能力，更不敢恭维。我问一位英语教师是什么地方毕业的，他说是地区专科学校，选他任教英语是因为学校找不出第二个比他英语更强的人了。他们的老师中绝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很多人连省城都没有去过。但是这个中学对外称自己的高考录取率能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这个比例在大城市当然不算高，可在内地的普通县级学校里，那绝对是个高水平的学校了！后来我一了解才知其中的奥妙：原来他们开设的四个高三班中，有一个五十六人组成的大班是复读班，即专为那些落榜生“回炉”再读而特设的班级。复读班学生一般不在学校应届生的册子上，但学校却等高考一发榜，便将其中考上大学的人一下编入在册之列。而在另三个班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在进入高三第二学期，便被强行分流到其它地方去了，个别不愿走的，学校明确说，同意你留在高三班上课，如果毕业会考及格也可以发毕业证，但绝对不准参加高考。如此一进一出，这学校的高考“录取率”一下高出二三十个百分点。到时学校有面子，老师有面子，当地教育局和县长、书记脸上都有光。据调查，目前中小城市的中学里，如此分来分去的做法，已是各自心照不宣的事了，因此有人戏说：越是教学质量差的地方，高考录取率会越高。其中的奥妙全在于它可以借各种手段甚至动用政府行为把那些学校认为的差生分流出列。他们把剥夺学生上大学的权利变成了某些利益的魔棒，校长、局长和县长想要什么样的高考录取率，其分流的魔术棒便会怎么个转动，在这样的魔棒下，广大学生成了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我听说过一个并非是笑话的笑话：西北某省有所边远中学的校长和老师们，最大本领不是如何在教学上下功夫提高学生的高考水平，倒是在分流学生这事上招术颇奇。先是硬的，不行就来软的，硬软不吃的就来泡磨术——天天派专员到学生或家长那儿做“思想政治工作”，基本上没有做不通的，因为他们手里有特别武器——对那些实在做不通的，交县、乡领导亲自处理，竟然出现过有一位党员的子女坚决不愿分流离校，县、乡两级领导多次找到这位党员家长，说你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认识和做好儿子的分流工作。那党员家长说我儿子愿不愿从学校分流的事跟“讲政治”挨得着边么？县、乡领导很认真地对他说，怎么挨不着边呢？我们县是省上的教育先进单位，如果今年的高考录取率上不去就会影响全县的荣誉，这不就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