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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5岁以前，与父亲的关系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融洽过。
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式男人：生在贫寒的农民家庭，靠读书一点点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最后成了航天系统三线企业的一名工程师———这样的男人，自负，坚韧，并且无可避免地执拗。
当我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孩子，父亲就以自己的经历为框架，为他儿子描绘未来的宏伟蓝图———他希望我以数理化为撑杆，顺利地越过小学、中学，冲上大学，翻越他未能达到的高度，然后降落在他为之奋斗了一辈子的航天战线……
真的，这是我父亲的真实想法，也是他们那一辈中国人的习惯逻辑———希望子女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走得比自己还远。如果子女有自己的想法，那简直会让他非常难受，甚至是无法容忍。
很不幸，我就是有想法的一个。
从小就喜欢读书写文章，读书父亲从不反对，写文章他就不怎么感冒了。还在上小学的我开始向外投稿时，他的想法是“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哪怕是后来一篇又一篇文章发出来，他也极少褒扬，理由是“靠这个养活不了你”。
按照他的设想，我应该先考上一所理工科大学，然后回到航天系统工作，所以在高二分文理科时，尽管我再三要求，父亲还是坚持让我选择理科。虽然那次我屈服了，但心里已经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读到高三，我终于背着父母向学校申请了转到文科。摊牌那天，父亲和我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他当时的话还记忆犹新：“要是考不大学找不到工作，不要回来求我！”我的话也很绝：“就算讨口要饭，也不要你管！”
典型的中国式父子争执。
后来我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在父亲心目中，这所一般本科院校远远比不上他中意的北航和哈工大，而按当时我在理科班的成绩，考上它们并不困难，但是我却很开心。大学那四年是我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看了很多书，认识了很多朋友，接触了很多父亲工作的山沟里无法触及的新鲜事……
但是我和父亲之间似乎还较着劲———那四年里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封他的亲笔信，每次看到都是母亲的笔迹；给家里打电话，只要母亲在，他就算接了也会很快把话筒递出去，要是母亲不在，父子之间的通话不会超过半分钟，这种习惯甚至延续到了今天。
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北京继续读书，这一来更是远离了父亲的视线。那一年妹妹也上了大学，家里经济猝然拮据起来。之后的两年，我一直靠打工和实习挣生活费，没有向家里要过钱。后来毕业，来到《北京青年报》报社，一直工作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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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那年，我成了一名记者，从此开始接触真正的社会和生活。
在这些年里，借着采访，我目睹了无数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很多场景画面一样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看得越多，经历得越多，就越发察觉以前对父亲的轻慢和不理解。然而再想走近，却也不能够，最后只能变成给家里寄钱这种最简单方式。这种情况在父亲同样存在，明明能感觉出他在电话里想多跟我说两句，但最后他还是把电话递给了母亲。
这，大概也是典型的中国父子交往的情形吧。
再后来我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家，那年春节父母来北京看我，带了一个大箱子，结果打开一看，居然是两床棉被。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北京啥都能买到，我这也什么都不缺，干吗大老远带两床棉被？”
父亲当时没说话，母亲后来才跟我说，棉被是父亲执意要带的他跟母亲说：“儿子大学毕业就一个人在北京，生活费自己挣，工作自己找，什么都是靠他自己，家里连床被子都没给过他，想想实在是不好受，所以这次一定要给他带两床棉被！”
这话听得我眼睛当时就是一花。
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自如地与父亲交流这些年的经历，虽然这时的我也很想告诉他，我在北京其实吃了很多苦，曾经很穷困，甚至还遇到过劫匪；我还想说，正是因为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我才渐渐领会了当年他的苦心……然而，话到了嘴边，却又活生生地咽了下去。
2002年，我成了一名深度报道记者，那时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做完一次重要采访，都会写一篇采访手记；2004年，我开始写博客，以“小飞刀”的ID
，在“飞刀侧畔千帆过”（xiaofeidao ．bokee ．）上，记录工作、生活中的大事小事。写到今天，已经写了400多篇，60多万字。
这次得长江文艺出版社之助，将部分手记和博客日记结集，实在是让人兴奋又忐忑。对于任何一个喜欢文字的人来说，出书都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然而回头看看，那些记录生活点滴、工作瞬间的文章，其实远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厚重和扎实……
那为什么还要出这样一本书？
这里收录的20万字，不仅是一个媒体记者的成长经历，同时也是一个男孩向男人的转变过程；借着它，让一直放心不下的父亲了解，不在他们身边的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在朝着哪个方向去。
这本书，同时也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因为这个夏天，已经退休的他，将迎来六十岁生日。
这场与父亲的战争，没有硝烟，却依然深刻。
曾鹏宇
2006年6月于北京
涉世之初
大师兄
现在谁还会为激情之下的一次出轨耿耿于怀？这已经是个欲望漫天飞舞的时代。但我知道，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人还在耿耿地想着。1现在谁还会为激情之下的一次出轨耿耿于怀？这已经是个欲望漫天飞舞的时代。但我知道，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有个人还在耿耿地想着。
世界杯前夕，报社搞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活动，派出记者去32个参赛国对各国国家队备战情况进行实地采访，我和星文负责非洲的四支队伍。星文和我都是从新闻学院毕业的，不过他比我早毕业4年，我一直叫他师兄。
我们的路线是这样安排的：先到南非，然后是喀麦隆，再是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
我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呆了4天，完成了采访任务后动身前往喀麦隆。喀麦隆队是非洲水平最高的足球队，当时已经连续两届捧得非洲杯。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就和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取得联系，希望能帮助我们解决翻译问题，因为喀麦隆是个法语国家。
大使馆回复传真上说，已经给我们找了一位华侨当翻译，还说他在喀麦隆已经呆了很多年，并且曾经做过类似采访的翻译工作。这些介绍让我们非常放心。
到了喀麦隆的当天，那名华侨刘伟（化名）就来到我们的住处。他高高壮壮，留着很利索的平头，只是脸上有很多岁月的痕迹，头发也有些花白，看上去40多快50了。那天他来是和我们谈翻译和租车的费用，10分钟就解决问题，让我觉得这人十分干脆直爽，和他相处应该不会麻烦。
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在几天的采访奔波中，刘伟纯熟的法语和为人的爽直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难题，采访因此进行得十分顺利。接触中我了解到他到喀麦隆已经快20年了，妻子是当地人，还有3个孩子。我有些奇怪他为什么会在喀麦隆呆这么多年，这里各方面条件都不如国内，近几年去的中国人都是为了做生意，他20年前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后来无意中从旁人的口中了解到他的事情，果然有几分出人意料。
家境优裕的刘伟大学时成绩优秀，还是田径运动员出身，“天之骄子”的称呼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有着比现在多得多的光环。他毕业后没多久就作为中国一援外公司的翻译来到了喀麦隆。
公司驻地附近有个餐馆，老板是个年轻漂亮的当地女孩。接触中她喜欢上了这个高大英俊的中国小伙子，于是开始向刘伟发起“进攻”。年轻的刘伟血气方刚，没多久就和这个女孩发生了关系。
没想到几个月后，女孩找到刘伟的公司和中国大使馆，说自己怀孕了要刘伟负责———此时摆在刘伟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回国接受处分，当时的国内发生这种事尚属禁忌，何况是这样的情况。因此选择这条路也就等于选择了身败名裂；二就是和那女孩结婚，从此留在当地生活。结果可想而知，刘伟无奈中选择了后一条路，放弃了工作和国内的亲情，在喀麦隆一呆就是近20年！
我听后呆了一会儿，因为觉得这像篇小说而不是真实的生活。然后才发现从日子推算刘伟也就40出头，他的显老大概是经历的缘故。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不用采访，我和星文便去拜访新华社驻喀麦隆记者站首席记者陈顺。陈顺和夫人徐小军老师10多年来一直在法语国家外派，在喀麦隆已经任期将满，还有几个月就要回国了。
大家一起吃饭闲聊时，又说到刘伟，我因此知道了故事的后半段：刘伟跟着那女孩到了喀麦隆东部生活，那里比西部更贫困，连喝的水都没有经过卫生检疫，他喝了后肚子里长了很多虫，多次重病……如果不是他身体好，早就不知死过去几次了。
从一个有着锦绣前程的大学生变成后来这样子，刘伟也不是没想过摆脱。但是那女孩和她所在的族人把他看得很紧，他的护照也被收走，身上除了零钱外不会有大钞。时间一久，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刘伟也渐渐失去了“走”的心思。我想这大概就是“死心”吧。
徐老师还说，当时在喀麦隆的中国人有些瞧不起刘伟，因为他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被留下来的，觉得他丢了中国人的脸，有的经商的中国人还不卖东西给他。看到这种情景，于心不忍的她还曾经帮刘伟出面，买来东西后再交给他。
“现在刘伟靠什么生活呢？”我问。“他没有固定工作，前几年做生意还赔了。平常国内有人来了他当当翻译，这样会有些收入，但是情况并不是特别好。”另外，刘伟的家人至今不能接受这个现实，他惟一一次回国探亲时，都没见到他的母亲。
我听了之后又发了一会儿呆，因为这些比让刘伟选择更让人觉得难受，选择也许是一瞬间的事情，而接下来的是近20年旁人只能叙述不能想象的坎坷。3只是我没有料到，这件事还会有一个更加出人意料的尾巴。
在喀麦隆呆到第九天，也就是计划中离开喀麦隆的前一天，我们终于等到了喀麦隆国家足球队在雅温德集结。打听到球队住在雅温德希尔顿饭店，我们拉上刘伟就赶了过去。到那里后发现球队还没到，于是我们就在酒店旁边的树荫下等待。
等了一会儿，星文开始无话找话。他问刘伟：“您的法语是在哪儿学的？”刘伟说：“是在四川的一所学校学的。”这让我稍微有些惊讶，我一直以为他是北外毕业的。我所知道的四川在20年前就有法语专业的大学除了四川外语学院之外就只有四川大学了，我自己是川外毕业的，所以当时我也没有多想，顺着就问了下去：“是四川哪个学校啊，川大吗？”
刘伟摇头：“不，是四川外语学院，在重庆。”星文一听，指着张大嘴巴惊愕中的我说：“他也是川外毕业的！”刘伟也大吃一惊，有些不相信地看着我：“你真是川外毕业的？”我点头：“是真的啊，我是川外英语二系94级的！”
刘伟说：“我是78级的。”我说那时候法语系还和德语系合称法德系呢。刘伟眼睛一亮：“是啊，法德系，法德系！”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川外时的老师，他说专业课老师中他只记得冯光荣，另外还记得有个体育女老师蝶泳游得很好———那位女老师我知道，也曾经给我上过课，而冯光荣便是我在川外读书时的院长！
他说，我是他这么多年里见到的第一位校友。
如果说前几天听到的关于他的故事还只是让我觉得离奇的话，这个意外一下将我和这个故事的距离缩短了———因为自己和刘伟竟然会在万里之外的异域，发现彼此有着一块长达4年的相同记忆，它来自于同一个校园，也许甚至是同一棵树或者是同一扇窗户。
在最初的惊愕过去后，我和刘伟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的神情已经不像先前那么自如了。我说：“您比我高那么多级，我得叫您大师兄。大师兄，我们俩拥抱一下吧。”说着我们俩就真的在雅温德炎热的阳光下一块小小的绿荫里拥抱了一下———我看见他的眼圈一下红了。
第二天就是离开喀麦隆的日子。中午我们正在收拾东西时，刘伟来了。我们将翻译费用付给他后，他并没有急着离去，坐在床边一边看着我们收拾东西，一边和我们闲聊。
“大师兄，我们照张相吧？”我拿出数码相机，让星文给我们拍了两张合影，相片上他的笑容很平静。
“好了，我走了。”拍完照片他就起身告辞了，我们重重地握了一次手，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我目送他走出大门，他没有回头。
两个小时后我收拾完东西，走到阳台上想伸个懒腰，忽然发现一个人正蹲在中国大使馆门前的树荫里，默默地抽烟。是刘伟。我看了一会儿，终于忍住没有叫他。
后来我和星文就离开了喀麦隆，继续我们的非洲之旅。其间经历了很多波折，也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我都没有再抱怨一个字，因为每当这时候我就会想起刘伟，想起大使馆外那个沉默的背影。一个月后我回到国内，踏上北京的土地时，心里只有两个字：幸福。
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次想把这事写出来，都没成功，因为我怀疑这些文字能不能承受得住那么多年的爱恨哀伤，我也怀疑这个故事能不能承受得住时间的刻画———有一次我把这事情讲给川外的一师弟听，他惊讶过后第一反应居然是：“刘伟竟然会因为这个原因留在那里？要是现在……”
那年秋天接到陈顺和徐老师的电话，他们也回国了。我想问刘伟怎么样了，但是想了想又没问，因为我想生活的脚步总归是朝好的方向前进的，至少我希望是这样。
谁的机遇
他太担心放弃，可是不放弃哪儿会有收获；他也不考虑自己，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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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学院读书的时候，10个人住在一个大宿舍，跟教室差不多，很宽敞，我是老九。老三是河南人，家是农村的，很艰苦朴素，为了来北京上学，他家借了很多钱，他继母为此还跟他父亲闹了很多别扭。跟我一样，穷人家的孩子都早当家，老三那时候是我们班的出勤冠军，从不缺课。
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的未来有时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老三就是一个例子。他表面上性格很开朗，其实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颇为自负，也颇为自卑；两个极端，两相辗转。
那年夏天，班长老五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青年报》实习，说报社想找两个男生。我当时穷得丁当响，食堂里大师傅管我叫“刀鸡蛋”，因为我经常就是打一份米饭，炒两个鸡蛋当午餐。我说干吗不去，听说“北青”还给实习费呢，为了挣钱我也得去。实习名额有两个，另一个就给了老三。
第二天中午，班长带着我跟老三去北青报。那时报社还在东南三环的潘家园桥边上，一栋有些年头的六层楼里，而我们学校在石景山游乐园，北京西五环外，花了两个小时才横穿了北京城，见到了当时国内新闻部沈主任。我们问沈，实习都干些啥，要写稿子吗？沈说，不用写稿子，你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把中央电视台各整点的新闻录下来，然后列表交给编辑，如果编辑需要，就把电视新闻转成文字，这就叫“扒稿子”。
我没想到工作这么轻松，求之不得，却没想到次日我去叫老三一起到报社的时候，他却说不去了。我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实习就想发稿子，要不以后找工作怎么办呢？———原来是沈的那番话让老三的心里起了变化，让他改了主意。
从此我就开始了一个人穿城去实习：上午十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到，正好录《午间三十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