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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下一个问题就至关重要了：这个“特殊关系”与李信犯罪有没有直接关系？很遗憾，李信的庭审除了新华社记者之外，没有其他媒体同行出现在旁听席上。在新华社发的特稿中，有如下表述：
“5月23日的庭审中，不时能够听到李玉春的名字，既有李玉春的相关证言，在有的犯罪事实中也可以看到李玉春的身影。至于李信与李玉春之间的复杂关系，庭审阶段虽然没有涉及，但是可以看出，李信与李玉春确实有一段相处比较融洽的时期。例如，有一次，李信和李玉春一起与一位商人吃饭，饭后李玉春看到这位商人停在院中的汽车，有意识地赞不绝口。这位商人知趣地说：‘喜欢你就开走。’后来，李信出面说，汽车要办过户太麻烦，你出钱给她再买一辆吧。另外，李信还有几次索贿的经历，有的贿款也流向了以李玉春为法人代表的上海岩昆公司。”
在中国，情妇与官员犯罪有涉并不鲜见，但看了这段文字后我依然疑惑：李玉春究竟有没有参与李信的索贿活动？从文中看，车子李玉春并没有开走，那么这商人有没有按李信说的，出钱再给李玉春买一辆？没有下文，只有疑问。
还有，“李信索贿的部分钱款流向了李玉春为法人代表的公司”。这样的表达传达给公众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不言而喻，我的问题是，钱呢？这些钱是落进李玉春腰包了还是她被李信利用了？山东省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已经表明，这个公司是李信出资、以李玉春做法人开的公司，而且李玉春也多次就这些来路不明的钱向山东省检察院进行了举报。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提？
我并非是替李玉春说话，我只是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记者。如果李玉春的确跟受贿有关系，那就该以检察机关的调查为出口进行披露，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如果上述问题没有下文是因为检察部门没有调查结果，那这样的披露就失之慎重。挪用的300万公款哪儿去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5月23号，我看到了李信受审的新华社消息，很短，只有几百字，其中讲到山东省检察院公诉案由是：涉嫌受贿450多万元。但是在网上搜索时，我却发现了新的问题。
我找到一篇同样出自新华社、发于2005年1月19日的消息，原文如下：“（1月）19日下午，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国家森向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了这起案件（即李信案）的调查情况。他在山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济宁市原副市长兼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李信利用职权，多次收受、索要贿赂达400余万元，挪用公款300余万元，群众反映强烈。’……”
1月19日披露的这些李信涉嫌犯罪情况，是在李信案基本侦察结束后汇总的，而且还是由省检察长在省人大汇报情况这样一个严肃的公开场合宣布的，因此李信涉嫌索贿和挪用公款确凿无疑。但是在5月23日的庭审消息中，挪用公款这一项指控却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如果是经查李信没有挪用公款，那么就该像当初披露这个指控一样，由检察部门发布消息。可是没有，凭空消失，没有缘由。
我并非是站在李信的对立面，一定认为他就挪用了公款，我不是检察官，没资格那么做。从1月到5月，4个月的时间里当然有可能厘清李信是否挪用公款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取消这项指控还是应该做出解释的，毕竟之前那么严肃地宣布了，突然没有交代地消失，“为什么”这三个字还是应该问一下的。
所以，《北京青年报》在次日的报道中重点就落在了“公诉指控未提挪用公款”上———这是一个目前还未解的问题，我也在试图寻求答案；事情还没结束，我们还有机会。
“情妇”的举报
这个问题我最没想到。
5月29日，《北京青年报》披露了李玉春被判五年的消息，这个案子是指控李玉春“窝藏”其弟李登峰的。
在李玉春和李登峰遭遇这个问题上，不管旁人如何同情这姐弟俩的遭遇，也不管别人如何揣测这是不是李信的报复，坦白地说，李登峰伤人致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算被他伤的人是李信派来的打手，也不能因此就说死的应该；而他在逃跑期间的确曾得到李玉春在钱物上的资助，从法律角度讲李玉春涉嫌“窝藏”并非无理，我的疑问并不来于此。
我的疑问在于法院对李玉春的举报没有认定。我拿到了5月25日临邑县法院对李玉春案的一审判决，其中没有提及李玉春对李信的举报，更不用说认定“立功”了。
以一个法律门外汉的角度揣测，是否因为举报的李信，而窝藏的是李登峰，这是两码事才不予认定的？找了位刑法专家请教，他说，按我国法律，只要是在案件侦破期间提供的有价值线索，就算跟自己的案子没关系，也应该被看作“立功”在法院量刑时加以考虑。
那么是不是李玉春举报在因“窝藏”受审之前发生，才使法院对此不予认定？这个问题李玉春的律师靳学孔也想到了，他专门查了案卷并询问了李玉春本人，得知就在她被羁押期间，山东省检察院还先后三次提审她，询问有关李信受贿的情况，最长的一次达到10天；而她的话也作为山东省检察院指控李信的证言之一出现在5月23日李信的庭审上，“这说明李玉春的举报是一个长期连续的过程，并非在被捕后就停止了”。
靳律师为李玉春做的是无罪辩护，也重点提到了可以使她被轻判的举报情节，但是法院在判决书中只有这样一句话：“被告人李玉春辩护人的辩解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证均与事实不符，不予支持。”法院方面当然可以得出查证结论，认为李玉春举报李信的情节“与事实不符”的。不过，理由在哪里？
在发稿的时候，我仔细梳理了这一年多对这件事情的报道，发现了一个对李玉春来说非常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尽管地球人都知道是她使得李信被绳之以法，也是她让“下跪副市长”成为新官场现形记的代表，但是直到目前没有一个司法部门对她的举报行为进行过公开确认。也就是说，她现在得先证明自己做过的一切。
为什么？
新浪和搜狐转载我那篇稿子后面，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评论：“李玉春也不是好东西，跟李信是一伙，这样的举报不认定也罢。”这是种很有代表性的看法，不过我还是想说，二李之间的特殊关系与李信涉嫌犯罪是两回事，如果检察院发现李玉春参与犯罪，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就算李玉春既窝藏了她弟弟，又跟李信一起受贿，那也不能说她的举报就没有价值啊———谁说“情妇”的举报不是举报，罪犯的举报不是举报？
有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相悖，我们经常假装看不见，可是现在是法治社会，法律的准绳要远低于道德的准绳。这里只有一个关键问题：就算曾经是情妇，李玉春的举报错了吗？
题外话
写完这三个问题，本来应该就此打住，但是琢磨了一下，还想多说两句。事先声明，我所说的仅是新闻操作上的业务探讨，未有任何贬损影射之意，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我始终认为，新闻报道应该尽可能地独立、客观、公正———说“尽可能”，是因为现实中的某些因素客观存在，在无法回避的时候，做到尽可能已是无愧于心。
5月23日李信的庭审，除了新华社记者（应该是山东分社吧）外，没有一家媒体记者有机会参与旁听———当时我特别羡慕新华社，在我做深度记者这几年中，这种羡慕并不少见，因为他们能拥有如此独特的资源，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人的饕餮。
但是，当我看了新华社关于此事的稿件时，羡慕之情荡然无存。庭审当天发了那条小消息后，新华社又发了记者写的“特稿”，详细记叙了庭审和采访办案人员的情况，包括李信在法庭上回忆自己的从前、向全市人民谢罪等等，这些信息都相当有价值，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极高社会关注度的案件，仅有这些就足够了吗？
我没有看到追问。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记者除了要把握场面外，还应该从接连铺陈的事实中发现问题，只要有不符合常理的地方就应该追问一下“为什么”。李信自被捕后这此出庭是首次露面，办案人员之前也都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么好的机会，没有追问是非常遗憾的。
比如说，既然提到“李信犯罪事实中也可看到李玉春的身影”，那么李玉春究竟有没有参与受贿就不可不问；既然“挪用公款”的指控消失，追问原因也是理所应当……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答案，都足以成为报纸的头条，但是……都没有。
更让人滋味复杂的，是我看到的某些端倪。在那篇特稿中讲到李信的堕落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据公诉人说，李信的家庭也很幸福，妻子是他的大学同窗，儿子现在读博士，家庭收入也很可观。但是，手握大权之后，尤其是在认识了李玉春之后，李信的个人生活逐渐滑向了犯罪的深渊。……”
按照这位公诉人的说法，李信犯罪与李玉春密不可分。同样是这篇特稿，在介绍庭审的时候又说：“……公诉人宣读起诉书的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指控李信在1991年至2004年4月期间，利用担任济宁市机械设计研究院院长、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管委会主任、济宁市副市长等职务的便利，先后收受40个单位和个人的110余次贿赂……收受人民币337·83万元、美元8·9万元、银行卡30万元及购物卡、手表、白金项链等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0余万元……”
公诉书上说的明白，李信从1991年便开始受贿，而李玉春是2002年才认识他，难道2002年以前李信受贿都不是犯罪，只是在认识李玉春之后才“滑向了犯罪的深渊”？还有，李玉春2003年便开始举报李信，如果李信真是李玉春引导滑入犯罪深渊的，那么到她举报时他为什么不去自首？为什么还会支付100万封口费？……
做记者的，如果只是失去了追问的勇气还好说，失去判断的能力才最为可怕。
一些无关紧要的想法，写下来只是为了铭记，不是为了争论。
对撞U N E S C O
本来很好的一件新闻，最后却成了一场游戏。一旦官场上的东西加进来，事情就会陡然丑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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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报上满是世界遗产大会的报道，当然还伴随着国内的一些地方要“申遗”的喧嚣，就想起几个月前发生的一件事，一件让人当时觉得有点“窝心”的事。
2003年新年刚开始没几天，从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的是“太极拳发源地要申请‘非物质形态类世界遗产’”。信手一查，发现去年国内有近百个项目在申报世界遗产，是往年的三倍。这让我动了做一篇稿子的念头。感觉国内总是这样，申报什么都是一窝蜂，然后就是乱开发，最后落得不尴不尬的境地。
把想法跟同事交流后，获得支持，开始具体操作。专家方面倒不担心，让我比较上心的是对世界遗产评定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采访。在大家都头脑发热而且听不进旁人的诤言时，不知道UNESCO 会不会有比较冷静的想法。
1月8号，我把一份中英文的采访提纲发给了UNESCO 驻北京办事处，其中最后一个问题是：“近年，中国一些已经获得世界遗产称号的项目在保护方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人工建筑过多、环境保护不力等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否注意到了这个情况，采取了什么措施？”
说来也巧，等待期间发生了一件令国内媒体瞩目的事：1月19日“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遇真宫主殿突发大火，最有价值的三间主殿全部化为灰烬，损失非常惨重———这与我采访的主题不谋而合；几天后，UNESCO
北京办的电话也打过来了，文化项目官员木卡拉同意接受采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等待UNESCO 给我回话的那段时间里，我还采访了北京大学退休教授、中国世界遗产研究专家谢凝高。正是对谢老的采访使我发现，除了最后一个问题之外，那份提纲上别的问题都不成为问题，基本源于我对世界遗产的不甚了解。所以在去采访木卡拉的时候，我决定把武当山遇真宫火灾作为采访的主要话题。
坦白说，那天的采访很出乎我的意料。木卡拉很敢说，他的主要观点：1·武当山是世界文化遗产，那里发生这么大的火灾应该第一时间报告UNESCO ，但是他们还是看到媒体报道后才知道这事，没有那个部门向他们通报过情况；2·除了武当山之外，中国其他的世界遗产也多多少少受到商业开发的影响，有的甚至是破坏；3·他认为中国应该暂停申报世界遗产，集中精力搭建遗产保护体系，以更好地保护中国的世界遗产———最后一点非常可贵，就算是现在，我也认为这是他给予中国世界遗产项目保护的一句诤言。
稿子写了1200字，题目本来想叫“建议中国暂停申遗”，值班编辑觉得有点刺眼，把它做在了肩题上，见报的主题则改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遇真宫火灾”。2第二天起得很晚，上网看见这条消息已经成了各大网站的头条。再看读者的评论，也是好评如潮，正在沾沾自喜呢，OUTLOOK 忽然收进来一封信，仔细一看，吓了一跳，居然是UNESCO 北京办首席代表青岛先生发来的，措辞严厉地说当天见报的那篇文章“严重失实”，要求给对方一个“说法”：一是这次采访是我先发过去采访申请而不是对方邀请的，因此文中“木卡拉约见本报记者”的说法不妥；二是“建议中国暂停申遗”是歪曲、片面、不真实的，给对方造成巨大影响云云。
后来一位教授告诉我，“约见”这个词属于非常正式的用语，约见的人和被约见的人是有级别和主被动差别的，这么用的确有问题，至少属于“打擦边球”一类的小聪明。
至于让对方最不满意的第二点，却是我觉得最没有什么可辩驳的。这是文章最重要的观点，正因为它重要，而且预料到发出后会有比较大的反响，所以我没做任何处理，都是直接引用木卡拉在采访时的原话，尤其是那句“我个人认为”更是没有遗漏。我原以为热衷申遗的各个地方会跳出来，但是没想到反而是被采访方先坐不住了，真是意外。
在休假那几天，我已经把30号那天对木卡拉的采访全部整理成文字，没有一点编辑和修改，45分钟的采访最后大概整出了7000字。放假那几天，对方也一直没有跟我接触，恢复上班后，木卡拉秘书小裴的电话打了过来，她其实是个很热心的人，我采访木卡拉时她一直在旁边，我们那天说了什么她也完全清楚，所以她在跟我电话联系时并没有像青岛先生那样兴师问罪，只是说找个时间大家一起沟通。
第二天来到UNESCO 北京办，见到青岛先生，果然是位非常有礼貌的日本人。来之前我以为他会板着脸，其实他一直是笑着的。但笑并不代表好对付，一见面他就说：“今天虽然只是我们UNESCO 北京办和你们北京青年报之间的一次会谈，但是我们也邀请了中国某局、中国某部的代表参加，当然谈什么都是我们之间的事，他们不会发表意见，只是旁听。”
这倒是之前没想到的，我跟编辑郑直对视一眼，心里奇怪怎么他们也会来？后来某部的人一直没露面，某局来的则是个年轻人。
等会谈开始后，青岛先生刚说完开场白，我就明白为什么这样一篇我们觉得毫无问题的稿子，反而会生出这样的事端了：1月31日稿子见报后，虽然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但在负责世界遗产保护的某局和某部却感觉非常紧张，毕竟这是世界遗产最权威方面的意见，所以尽管当天是大年三十，但是他们还是立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用青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他们想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就找上了UNESCO 北京办，认为我们的稿子失实、有重大问题等等———原来问题的根源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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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直拿出我花了几天时间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