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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后来进入报社，又做了一年多机动记者，类似热线，经常是接到一条不起眼线索就去采访，然后搞成轰轰烈烈的“大事件”，陆幼青、黎家明，都是那时候的历练，就算这样我还是觉得，在报社第一年给我的改变最大，因为那是我在白纸般的职业蓝图上描画的开始，并不因第一笔的稚嫩而焦躁而不平，因为到最后，这第一笔可能就会是龙的眼睛。
作为新记者，不管学历有多高经验有多丰富，在新闻的道路上距离成熟还远，因为你们还没有学会用普通人的视角和心态去探察世界，而真正的新闻就隐藏在热线那些鸡毛蒜皮中；如果连去热线锻炼都不能保持平常心，那又如何面对以后真正复杂的新闻海洋？
就像那个新人，我说去热线是锻炼和打基础，再积累才能发挥他的天赋，他嘴上说明白了，晚上还是想问个清楚———他觉得自己27岁，再去热线锻炼两年就29了，与别人相比了无优势。可是你们谁知道，让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敬佩的“北青”名记郑直，是从什么年纪开始自己的新闻之路的？
职场如江湖，这不过是试水的第一步。是从此成长升级还是就此退却被PK ，只有自己才能把握。
让拒绝你的人说话
如果我只去了七次，可能就不会让那个警察说话了。新记者连连点头，深以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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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有一个新记者，因为工作上遇到些挫折来找我聊天。他在单位四楼的咖啡厅里，跟我讲了最近几次采访的经历，几次都被拒绝，有的人态度还很不好，新入行的他脸嫩，有些受不了。他问我，你遇到的最困难的一次采访是哪次？
我想了想，真还没有哪次特别困难，尽管做的多是批评报道，也经常会遇上拒绝你的采访对象，但是最后经常会有转机。让拒绝你的人说话，应该是这一行最难做到的事情，但还是必须要做。
我跟这个新记者讲了一段经历。2004年6月，我去河南采访镇平高考舞弊案———案子说起来很离奇，镇平在高考结束当天抓了几十个孩子，其中部分是考生，多数是高二学生，说是跟舞弊有关。这么多孩子被抓，又事关高考，当然会是大新闻，然而当地却封锁得很严，我也是事发后两天才辗转得到消息。
后来就去了河南。到了那发现同城的两家媒体也在，他们始终在一起采访，可能因为竞争的关系，彼此之间连招呼都省了。到的当天，我就发了稿子，叙述了事情经过；同城的那两家报纸也发了稿，内容类似。
这样的消息自然很轰动，当天就成了新浪的头条。不过拿来三家报纸一看，都缺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警方是怎么破案的？———我能想到的东西，同行当然也能想到，关键自然在于当地警方；这样的事情，当地警方经常是沉默，很像厕所里的堡垒，谁能先攻陷这座堡垒，谁自然就占了先机。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攻堡垒了。门卫开始不让我进去，要不是有国徽的记者证比较唬人，还达不到目的。
先找治安科，那里的警察一听是这个事情，让我去找刑警队。就到三楼找刑警队，里面的人说管事的人不在。我问什么时候他在，答曰大概过一会儿。
我就先去学校采访老师，一个多小时后觉得差不多了，就又回了堡垒。没想到这次照样没找到人，刑警队的人还是不在。我又出去采访家属，40分钟后第三次来堡垒。
我进去的时候，刑警队的一个人很不耐烦地说，跟你说不在就是不在，你们怎么没完没了的。
下楼的时候，我忽然想，要不去别的屋看看。于是就跑到二楼，随便敲开一间办公室，假装愣头青张口就问，里面的人愣愣地看着我，又是那句找刑警队去。我撒谎说他们都不在，随便介绍一下不成吗？人家说那怎么成，把我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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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树荫下，想想还是不甘心，决定中午吃了饭后接着来攻打堡垒。下午情况也没变好，治安科把我推到刑警科，刑警科那人还是不在，后来又把我支去宣传科；中间因为采访其他知情人，出去了几回，再回来对方还是一个口气……这一天一共去了七次警察局，都是没有结果。看表，已经快下午五点半了，那是他们下班的时间。
第八次进去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不抱什么希望了，想反正自己也尽力了，爱谁谁。楼上楼下几个办公室都转了一圈，没人搭理我。20分钟后，我解脱一般地走出警察局大门，回宾馆去。
应该说这一刻我已经选择了放弃，我甚至想好了用“无法采访到警方相关人员”这样的表述作为注脚，没想到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变化，就像人在跳下悬崖放弃生命的时候，忽然被一根树枝弹回升天一样玄妙———走进宾馆门口时，后面忽然有人叫：“你是记者吗？”
我回头一看，一个三十来岁、挺高挺壮的男子，穿着衬衣长裤，骑在摩托车上看着我。我说：“是啊。你有什么事吗？”当时我以为又是有了麻烦想求助的当地百姓呢。结果他说，你是来采访舞弊案子的吧？一句话把我说得汗毛倒竖：“你是？”
他的回答石破天惊：“我刚刚说话不方便，看你去了我们那里很多次……”我这才想起来，这人应该是一个警察，在我某一次进去某间办公室的时候，这人曾把我推去宣传科。“如果你方便，我晚点来找你吧，到时再细说。”
晚上七点，我正在写稿子，他来了。这次他的神情放松多了，一聊之下，我才知道，他不但是警察，还是参加侦破这起案子的警察之一。他把如何接到报警、如何破案、如何审理的全部经过详细地告诉了我，而这正是我采访中惟一缺少的东西，也是距离新闻事件最近的东西。
我问他：“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让你们对媒体讲？”他告诉我，开始破了案子，所有干警都很兴奋，这是一起涉及高考的大案，人又多，而案情相对简单，跟公职人员和政府也没什么瓜葛，他们最开始也以为这应该是给自己扬名立功的好时机。
这是一个地方小县，警察工资很低，立功就能发一笔奖金，他说他们高兴就是因为觉得能拿到嘉奖了。没想到有关部门领导后来认为这样的事情一报出去，肯定会影响当地形象，万一被取消考点什么的就麻烦了，所以后来下令封锁消息，嘉奖什么的自然也就泡了汤，所以警察虽然在躲记者，却同样有情绪。
“那你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我又问。他的答案很简单：“别人来了两次被拒绝后就走了，我看你来了局里四次（其实那只是下午的次数），觉得告诉你应该不会有错。”这话让我有种意外中的惊喜。当天晚上的稿子披露了整个案情的详细情况，为了保护他，没有交代消息来源，但是用了他提供的很多材料：报案记录、询问记录等等。第二天同城媒体还在用图示的方式推测案件是如何发生时，我们的报道已经成了独家。
新记者听得有点发愣，然后有点热血沸腾。
我说，其实机会经常就隐藏在退缩的刹那，对方当然有拒绝你的权利，不过如果能让拒绝你的人说话，比交代一句“拒绝接受采访”更难十倍，同时也是更多十倍价值的事情。至于如何让你打开拒绝的嘴，除了诚意、技巧和理解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坚持！如果我只去七次，可能就不会让那个警察说话了。新记者连连点头，深以为是。
“坚持最重要。”———这是2004年6月的一次采访经历，不到两年，已是百味杂陈。
遭遇歹徒
星文来了后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我特明白，就问他是不是领导担心再出这事，想不让我去实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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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路过一报栏，贴着的报纸上有一条消息：朝阳一市民遇到歹徒抢劫，奋勇搏斗，结果把歹徒吓着了，一边拽东西一边嘀咕，你干吗啊你干吗啊还不放手没见过你这样的；结果那市民越战越勇，结果不仅把包抢回来了，还把歹徒吓跑了。
同去的美女边看边赞：瞧瞧人家，多英勇，现在有胆子跟歹徒搏斗的人还有几个啊。我不屑，说你面前就站着一个。她一惊，差点把口香糖吞肚里去。你？你真跟歹徒搏斗过？我说当然，1999年嘛，当时三个人抢我的包，我还跟他们搏斗来着呢。
美女将信将疑：那后来呢，是不是也把歹徒吓跑了？我说不是，东西都被抢走了，我还被捶了一顿。美女一愣，差点没笑晕过去。
这件事发生在1999年我去报社实习刚几天的时候，有一天我走得比平常早，晚上九点就坐上了回学校的车。车刚过西单，就有人问我，知不知道中国科学院办公楼在哪站下车。我告诉那人应该在木樨地下。那人又问，到了站应该怎么走才对。
我看看那人，20多岁，很年轻，穿着普通，面相也挺老实，还背着一个挺破旧的书包。他说他是去那里找当保安的亲戚。我当时也没多想，说正好我也要到木樨地倒车，你跟我下我到时候告诉你吧。
到地方了我就下车了，那人也跟着下来，我就告诉他往北走一点就是中科院办公楼了。车站毕竟有路灯，还比较亮堂，估计他当时没法下手。他就走了几步又折回来，问我，北是哪儿啊。
我是南方人，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也分不清东西南北，所以一听他这话就比较同情，而且那时候我还比较热心，想反正就50米远，我就带他过去好了。于是我就跟他说，带你去那里，然后再回来等车。
那办公楼就在路边上，离车站也就50米。关键是就在那50米的距离中有一个施工工地，拐了一个角，把外面明亮的路灯都给挡住了，当时已经晚上九点多，也没什么行人，结果我刚走进那拐角的阴影里，他就在后面拍我一下说：哥哥，我刚来北京，你看你能借我点钱吗？我从来没碰上过抢劫的，还以为他真是有困难需要帮忙呢，所以我特认真地跟他说，我也是一学生，哪儿有钱啊。
这一回头我就发现阴影里突然蹿出来两个人，比我高大多了，其中一个一下就抓我的背包，另一个人就扳肩膀，后面那求助的小子就抱我的腰———那包是我为去报社实习新买的，二次皮，看着还不错，我全身上下也就那东西看着不像学生。我这才反应过来，马上护住包，又踹了旁边那人一脚，然后大叫：“救命啊———抢劫啊———”
我嗓门本来就不小，这么一吼那三人的确有点慌，下手也更快。
抢包的人开始更用力地扯，另外两个的拳头就抡下来了。唉，当时无奈，我只好用胳膊护头，挣扎了几下，包就被抢过去了，那三人马上就跑，我拣起块地上的砖头就追，边追边喊：抓强盗抓强盗———这时路边有几个人路过，看到都愣在那里，结果那三个人就都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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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下来喘息了半天，我才发现手上有血，一摸，嘴唇和鼻子都在流血，这时才感觉到疼。就在路边打车，但是钱包在包里，被抢走了，虽然没多少钱，却是我当时的所有积蓄，学生证身份证也没了，还有我在川外读书时就在用的一个随身听，特宝贝的一个，都被抢去了，那包也是我为实习专门买的，让我更心疼的是，刚用十天不到就被抢了。
第一个司机没敢拉我，被我脸上的血吓着了，油门一踩就走了。第二个司机给我印象特深，开始他也不拉，车子开出去20米，却又倒回来，说，上来吧，看你也不像个坏人。我上车后，看到后视镜才发现右眼肿了起来，还有点淤血。我跟司机说钱被抢了，不过他到地方我就让同学送钱下来。司机说，我都送了就做好不收钱的准备了，送不送随我。
20分钟后车到宿舍楼门口，我一进宿舍就把他们几个吓着了，连忙给我拿毛巾去水房冲洗。另外一个班的兄弟过来看我，我边擦血边跟他说，先借我20块钱，给楼下的出租车司机送过去。
那兄弟马上就下去了，然后说已经给司机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还该跟那师傅道声谢的。我照照镜子，眼睛肿得老高，嘴角可能是跟牙齿碰了一下，裂了一厘米多。
后来宿舍里的兄弟又带我去旁边的中铁建总医院。当时已经十点多了，值夜班的大夫是个特慈祥的老太太，给我打了麻药，在嘴角缝了三针。处理的时候听同学说了事情原由，最后没收我钱，说以后千万得小心，还说要是觉得眼睛不舒服就再去找她。这也是个善良的老太太，我后来好了，却忘了她姓什么了，也该给她道个谢的。
然后我就回去休息了，第二天戴着墨镜就去报案，结果派出所说那里已经有好几起报案了，他们正准备布控呢。我又跟国内部主任沈说了被抢劫的事，她吓了一跳，让我先休息。
两周后，我的线拆了，眼睛也好了，想回去继续实习，沈却叫比我早一年进报社的师兄星文拎了一堆东西来看我。星文来了后说话老是吞吞吐吐，我特明白，就问他是不是领导担心再出这事，想不让我去实习了。
星文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猜的，不过这事情只是偶然，我自己都没把这当回事，你转告沈，如果她同意，我还是想去实习，如果她坚持觉得不合适，那就算了，没关系。
星文回去后没两天，告诉我说如果完全好了就继续实习去吧。我又继续开始实习，这次直到后来奇迹般地留在单位，都没有出任何问题，也算老天对好心人的补偿吧。后来才知道，星文那天回去后跟沈说，这小子心态极好，一眼就看得出别人想说什么。沈一想，也是，出了这事还想着要继续实习，的确挺神的，就同意了。
这事我连家里都没说过，怕他们担心。实习第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报社寄来的800块钱稿费，马上还给了老七，我被抢后的生活费都向他借的；又给自己买了个包，这次是在农贸市场买的是30块钱的布包，看上去特农民，但是直到我2002年搬进自己的新房子时都没舍得扔掉。3做记者这几年，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形，但是都比较警觉，没给对方什么机会。后来我还分析过那次为什么会上当，估计就那二次皮的包看上去比较招人，里面因为有采访本而显得“很有内容”；但最关键的还是那人的外表麻痹了我，尤其是他背的那个包让我失去了警惕，你想啊，哪个抢劫的会背个包干活啊，丫当时真背个破包装清纯！
日子就这么平淡下去，直到半年后，报案的派出所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那帮抢劫的给抓住了，搜到了一堆身份证，其中有我的，让我去取。当时我已经办了新证件，嫌远，就没去。再后来就没再把这事当什么事了，平常该走夜路还走，继续贼大胆，直到今天因为美女的话头又回忆起这件事。写在这里只是提醒大家小心，现在谁都不容易，出什么都别出这样的事。
虽然我运气比较好，但是想想，那仨人幸好只是抢劫，没有动凶器……所以我以后再见背着包问路的人都特没好气，跟背着孩子卖光盘一道理。当然我也不是好惹的，现在在车里藏了一把刀，要碰见坏人抢个包侮辱个妇女什么的，照样跟他们搏斗！
克隆有罪
他深谙“财富是从一个钱包流入另一个钱包”的道理，并变通为“不如都流入我的钱包”。
你碰上过克隆人吗？没有吧。活了三十年，我只看过一部叫《克隆人战争》的电影。不过昨天我却无意中碰上了一个克隆人———你别吐舌头，我差点掉下巴！
几个月前，有朋友告诉我说网上有个跟我一样名字的人，也在北京。我并没往心里去，以前无聊，曾用GOOGLE
查过我的名字，叫曾鹏宇的不多，台湾有一个，应该是还在读书的小孩子；大陆有俩，但其一在1999年就因诈骗被抓；还有一个就是我。
那朋友很有趣，当着我的面他忽然拨了个电话，问那边：“你是曾鹏宇吗？”估计那边说了是，他摇头晃脑地说：“原来真的有俩曾鹏宇啊。”我在一旁看着笑，特纯洁。
前段时间没怎么上网，这时一熟人又在QQ
上问我，网上有个曾鹏宇，是你吗？我说不是。他说他经常在几个打羽毛球的网站上看见这个人，因为他经常跟我一起打球，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