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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已经建了六家店。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把原来的杂志邮购搞了一个“网上商城”。这个商城现在有两千至三千种产品，将来应该有六千至一万种产品。如果做到那么多种商品的话，那就有可能做成第二个“卓越”（著名购物网站）这样的网上商城。但我们销售的产品是针对孕妇或是三岁以下的婴儿和他（她）的妈妈。这类商品可以有保健的，有食品、营养品，还有玩具、图书、音像制品等等。
采访者：很多纸媒体都在尝试与网络合作这种模式，你怎样看待这种趋势在国内的发展前景？
段炼：这几年电子商务的发展，网上购物已经被很多职业人士认同了。“卓越”逐渐进入赢利状态就是一个证明，包括“搜狐商城”，赢利状况也非常不错。我们作为平面媒体，再做一个商城，优势有几个方面：一是宣传商城时间可能要短，因为我们的宣传容易在读者群中产生效应，也就是点击率应该很快会上来。再一个就是我们的合作者是一个很成熟的母婴用品经销商，所以我们不需要建立庞大的后续服务系统，比如说仓库、配送。“卡路比”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个。我们只负责网上销售，由它负责服务，成本相对来说要小得多，比我们自己建立成本大概能少百分之五十。
采访者：你刚才提到资金是发展中的一个问题，那你有没有想到仿效《时尚》或是《瑞丽》那样引进资金促进发展？
段炼：我们也想过，从2000年开始，也谈了五六家投资方。但这东西和结婚一样，不是可以一厢情愿的。有很多越不过去的坎儿。首先就是不论是《时尚》还是IDG，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越过了法规政策的界限。但是，为什么他们做了我们没做呢？也是由于各自情况不一样，机缘巧合不一样。我们仿效可能就做不成，我们用他们的方式或是我们认定的方式对方可能接受不了，或者对方的想法我们接受不了。
说到政策，首先就是刊号。国家规定刊号必须是国营。第二，根据2000年国家颁布的有关17号文件精神，媒体不得和有外资背景的机构合作。即使有合作，国内的媒体必须控股。第三，就是资本不得对内容进行控制。把这三条亮出来严格执行的话，基本上任何一家媒体都和外资合作不成。想找一种变通的方式，应该也有，但变通的方式应该也是违规的。是不是违规？是不是变通？这两个关系我始终没有处理好。
采访者：每个新的行业在意味着成功机遇的同时也暗藏许多困难，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适应这一切变化和对待困难的？
段炼：是一个成熟的过程。我们当时做的时候，没别的想法，既然进了杂志社就要把它当成饭碗。它要是办不好，我们就没有饭碗，还得出去找。就这么一个目的。不遗余力，有时候也不择手段。知道哪里能卖杂志，就去那儿。我们当年进北京地铁的时候，那真是跑烂好几双鞋，天天喊“大姐”喊“大妈”，大概有半个月，磨呀磨呀，终于松口了：“你们的烂杂志，那你们自己发吧，我们也不管了。人家愿意给你们卖，能卖动，就算，卖不动你们也别再来找我。”然后我们就自己扛着杂志送，从几十本开始送，一直到1997年年中，我们杂志成为地铁杂志中销量最大的一份，当时销到四千多本。
然后，我们提出把杂志交给地铁发行。当时地铁从客运段站长、段长，到地铁三产的总经理，到书报刊的主任，一大圈人请我们吃饭，说“真欢迎你们把杂志交给我们销售”。我们当年在地铁是畅通无阻，不管到哪个站只要说我们是《妈咪宝贝》杂志社的，他们都说“呀，你们真牛呀”。还有一个沾光的事就是，我有两年坐地铁不用买地铁车票。
采访者：你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经过这些年的奋斗，你觉得自己现在成功吗？
段炼：应该是没成功。从产业来说，做成一个很大的、不败的产业那才算是成功。
采访者：从现在来说，到哪一步才算是成功？
段炼：要是真正把期刊刊号放开了，靠自己的能力，在竞争中办了比如说五个期刊、七个期刊、十个期刊，而且都办得很好，这可能找到成功的感觉。但是现在，虽然竞争很厉害，但是刊号竞争不下来，这是被保护的。所以在壁垒中所谓的竞争还是有局限的。而且，现在这个企业还这么小，成功对我来说还是很远的。
采访者：你在《职业女性》杂志社期间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段炼：最大的成就是这两个杂志还没死掉，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把它们办大。本来应该比现在这个状态还好一些。“办大”指的是综合的，像我们的《妈咪宝贝》，如果没有当初的那个弯路，那从发行量、从思路都应该比现在还好。《职业女性》如果没有政策上那么多限制，1995年从我们一进入，就能够叫做《女性月刊》，能够正大光明去办，肯定比现在强。
采访者：那么你希望把杂志社办成什么样？
段炼：希望办成美国的《时代》、《财富》那样的杂志社，机构遍布全球。产值一年可以几百个亿，工作人员上万，我想这是中国所有办杂志的人的理想。
采访者：你的人生感悟是什么？
段炼：能和这些很好的同事在一段时间内，不管苦或累，干着很舒心的事就很高兴。然后有一个很和睦的家庭就可以了。人这一辈子能拥有这些就行了。再有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朋友圈，和大家分享一些感受。
编辑和读者的关系就像一个产品设计师和产品使用者的关系一样。不要讲编辑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就是为读者做一个最人性化的、最好的、最需要的、最喜欢的东西，这是你惟一的权利或者说是你惟一的责任。办刊的人就是这样。
如今的传媒人很幸运，因为从现在起将有机会实践一切前人不能实践的事情。
段炼和《职业女性》杂志社走过的“土路子”，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受市场欢迎的期刊是怎样“炼”成的。
段炼，男，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人。1987年大学毕业，在内蒙古大草原一个美丽的小城做了六年高中语文教师。1994年初离职进京，在一家小书店里卖了一年书后，于次年进入期刊业。随着《女性研究》这样一本寂寂无名的“小刊”，发展成《女性月刊》，最后又改刊为《职业女性》，成为全国知名杂志这样一个演变历程，参与了转型期中国期刊市场化进程的实践。1999年参与策划并实施了《妈咪宝贝》杂志的创办与市场营销，一举成功，成为国内新刊创办的一个典型案例。同年组建发行公司，在期刊发行模式与经营模式上做出许多有效的探索。现任《职业女性》杂志社、《妈咪宝贝》杂志社副社长。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28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1）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
访影视出品人邓建国文/杨涛
采访者：据我们对你的了解，你既不是出身一个影视世家，而且也没有受过有关这方面的专业教育，那么在你小时候的记忆中对电影电视有怎样的印象呢？
邓建国：有啊，我放电影啊，十九岁放电影。当时刚刚参加工作，我们那个林场办公室有个广播站，那里有位师傅，他每天又要放广播，又要放电影，我就去帮他。那时候我的工作也比较灵活，政工组还让我出黑板报，写标语，我就全部帮着做了，包括广播站的稿子，甚至是播音员，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做。
采访者：你还当过播音员？
邓建国：后来在广播站编稿、设计栏目都是由我来做。
采访者：那你真正接触电影是什么时候？
邓建国：大概是1993年，导演张良的夫人，最早在广州开办了自己的剧本创作公司，我挂靠在她的公司下面拍一些专题片，后来又挂靠在珠江电影制片厂下做专题片，叫“珠影明星工作室”。
采访者：那会儿我想对于老百姓来说，影视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是个观众，但不会是个参与者。而你又是怎么干这行的呢？
邓建国：是的，当时只是几个电影厂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时候香港、内地电影全面滑坡，整个市场不景气。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机遇，像我成立明星工作室，自己独立拍片，我算是比较早的独立制片人。
采访者：那你是误打误撞呢，还是说你觉得这是个有市场的行业，才去做呢？
邓建国：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市场是什么。我记得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剧本是珠影厂推荐的，叫《广州故事》，直到电影拍完我也没看过剧本，一个是看不懂，再一个就是没什么情节，太不好看了。
采访者：那你还投资拍啊？
邓建国：当时什么都不懂嘛！
采访者：据我对你这次尝试的了解，你好像是投资了三百万，但是没有收回成本。
邓建国：那部电影最后实在是卖不动，只收回了不到五十万。
采访者：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卖不动吗？原因是什么？
邓建国：我想主要因为不懂市场，觉得这部电影只要拍完，肯定特好卖。比如说我去上海，我当时开价二百万，低于一百五十万不卖，后来人家老板说你根本不懂，这个片子我只出六万，那个时候我就蒙掉了。这部电影剧本有问题，而且拍得也不好，我记得当时这部电影被评为“全国十大最差影片”之一。
采访者：这就奇怪了，这是你第一次涉足电影圈，大张旗鼓，当时的三百万是相当多的了，而你最后赔了二百五十万，摔了一个大跟头，一般人就不会再干了，那怎么你反而还进军影视界，你的信心从何而来的呢？
邓建国：当时我是有点骑虎难下，这边第一部片子卖得很不好，那边我们另一个影片《广州之恋》剧组已经开始筹备开机了，于是在开机第二天就宣布不拍了。我想那时候我就是凭着热情、胆大，但确实是没有那么多钱拍了，等于夭折了。
采访者：你后来第一部赚钱的作品是什么时候拍的？
邓建国：真正赚钱的是第三部《广州教父》，我是在街上看到的这本书，是谈黑道的。看完之后很激动，就赶快找这部书的作者买版权。然后又找来了香港人做监制。这部电视剧最后拍了二十七集。当时我在《粤港信息报》、《南方日报》上做了整版的彩色广告，内容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部最大投资的电视剧，投资二百万，大制作。光这广告就花了二十五万，可以说风险是很大的。当时就想再拼一把，如果这次再不行，就彻底不干了。后来，在节目交易会上这部剧太抢手了，有三百多家电视台要我们的这部剧，这部剧最后让我们有了三千万的进账，而我们的成本是七百多万。
采访者：赚了那么多钱，你当时是什么感觉？
邓建国：当时我就觉得影视是造梦工厂，自己一下子变成千万富翁了，我的理想一下就实现了。后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1997年我和北京的公司合作拍了四部戏：《鸦片战争演义》、《康熙微服私访》（1）、《东方母亲》和《反贪风暴》，这四部电视剧我们一共赚了一个多亿。
采访者：现在想起来你的成功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当时那个冒险失败，也许影视行当里就少了一个你这样的人？
邓建国：对了，那个时候，国营厂拍戏，观念跟不上，包括宣传手法。我们这种观念比较新颖，还做整版的广告，人家一看还有大明星。
采访者：其实你是把全部的身家都押在上面了？
邓建国：对，就是把宝都押在上面了，过了这个坎就过去了。很多人给我写信，说我是个人才，是很能干的，其实，我只是把握住了机遇。我只是在当时国内还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的时候先走了一步。我记得第一次请香港的导演监制拍戏，他们是看不起我的。因为我那时候刚来广州，打扮得很土，吹了个发胶头，然后手指头老是洗不干净，黑不啦叽的，又喜欢穿白衣服，白衣服又脏得要死。但是我说没问题，毕竟是我请你，我是老板。香港人瞧不起你，一个怕你给不了片酬，一个怕你很小气。但我第一个很准时给他们钱，第二个所有来的，我都请他们吃饭，我永远站在买单的位置上，老板的位置上。我还买水果去“探班”，带他们去酒吧喝酒，然后马上他们就改变了印象。
采访者：你是天生爱买单还是要显示老板的派头和信用？
邓建国：其实我没有钱，但是我一定要买单，我一定要给你感觉我是老板，也许花不了多少钱，但意思不一样。
采访者：那这“大手笔”是你与生俱来的吗？
邓建国：也不是，一步一步来的，从开始的小农思想，就像我不敢去坐飞机，不敢去坐卧铺，来北京坐硬座一样。我觉得是慢慢地，包括市场也是，吃亏了，就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没有天生的。
采访者：在第一部片子失败之后，后来五部都赚钱了，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邓建国：我的经验是开机前就“爆炒”，然后搞一个轰轰烈烈的开机仪式，同时开始和电视台签合同。我认为是三个步骤：第一是炒，第二是卖，第三是拍。像我们拍《康熙微服私访》之前就卖广告，等到拍完时已经都卖完了，还有人买不到。1997年应该是最成功的一年，对我来说从一个没钱的变成亿万富翁了。之后我就乘胜追击，每年都有新戏，每年都大作宣传。
采访者：你刚才一直在用一个词“炒作”，后来你还被很多人称为“炒作专家”，你是怎么看待炒作的呢？
邓建国：炒作我认为就是策划，现在称广告推广。有人认为炒作可能有虚假的成分，但我认为炒作在不伤害别人、不是假新闻的前提下就是合理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因为竞争嘛。我觉得你无论是做一个品牌，还是做一个事业，都要学会包装自己，包括演员本身。有些演员，拍了几十年戏，走在街上没人认识，那是很悲哀的。当然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要有一定的水准。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只能是昙花一现。
采访者：节目炒作和节目质量哪一个更重要？
邓建国：同样重要。如果说有一部戏你拍得不好，又没有炒作，你肯定死掉了。但是你炒作了，你还可以把成本收回来，还可以赚一点钱，我想这是我的心得。当然，这也是分阶段的，原来，电视台看到你的片花不错就会和你签合同，但现在你要拍完了、我通过了才会签约，现在完全要看收视率的。但即使这样，炒作还是很重要的，在同样级别的作品中，炒作了的作品还是会有优势的。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29节 做娱乐圈里的狗鱼（2）
采访者：你的成熟的市场观念是在哪个阶段形成的？
邓建国：我想从《广州教父》之后，我就牢牢地把握了市场。以前的人悄悄拍完，就去卖了。而我有了一个好的创意，有了一个好的剧本就开始宣传，然后开始卖片，和电视台签合同，市场观念特别强。说实在的，我是从一个农村的放映员转变为影视圈内的风云人物，所以很多人觉得我不是很专业，不是圈里面的人。但我觉得中国电影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就能搞好，而是要通过像我这样的很多所谓圈外人来一起做。市场才是最好的检验。
采访者：现在电视剧行业竞争激烈，大家都知道要把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要胜出还要靠什么呢？
邓建国：那就是诚信，这个非常重要。在影视圈里，我和张国立六年合作六部戏应该说是最长（时间）的一个组合，这在圈内很少见的，我想这主要就是诚信。还有一个我的信仰，就是不要与人为敌，就是说尽量不要树敌。另外，我自己定了个游戏规则，就是不在背后说任何人坏话，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我觉得自己在做人方面是比较成功的。
采访者：其实在影视界这几年你好像一直都有些新的东西，像初期的高强度的炒作，后来的风险合同制等等，你如何看待自己提出的这些东西？
邓建国：当初我们是片花加炒作，可后来有的电视台吃亏了，他们花了很大的价钱，收视率却不理想，所以我推行一种风险合同：比如说上海二十个点（收视率），如果我的片子超过二十点，每增加一点电视台给我加三千块钱，如果低于二十个点，每低一点电视台就降三千块钱。我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我对自己的作品有信心，第二我把风险转嫁给监制，电视台跟我签风险合同，我就跟监制签一个附加合同。
采访者：你推出这个风险合同后，有没有其他公司仿效呢？
邓建国：不是公司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