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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准则来判断的，这是整个新闻共同体信奉的理想和规则。
采访者：作为全国性的报纸，该如何与地方的都市报竞争呢？
李大同：坦率地说，全国性报纸在中国将来的发展怎么样，前景不是很清楚。现在全国性报纸在人才的积聚上绝对高过地方性报纸，但是发展天地太小，人们对中央级报纸的期望就是它的深刻性和完整性，这个做不好就没戏了。
如果新闻政策进一步放宽，再加上融资体制放开的话，中央级报纸可以招揽第一流的人，可以做一般报纸做不了的采访，拿出来的新闻可以和西方的新闻竞争，这样还是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的。
采访者：国外的媒体对中国媒体的压力有多大？
李大同：现在西方媒体渗透进来的一些科技性、娱乐性的东西，我都非常爱看。比如科学类的，制作水平很高。如果他们真进来，中国的媒体不堪一击，除非现在做好准备。
未来十年媒体发展方向，我想就是更加新闻化，只有新闻化才能维持生存。国外媒体的做法就是符合新闻规律，因为新闻不仅是报道一个结果，而是要展示一个运动过程，比如关于某公众人物的一个谣言出来，按照新闻的规矩是要报的，而不是等到有了结果才报，总是等结果，等得黄花菜都凉了，那还是新闻吗？把一个事件运动的过程呈现出来，这才是经典的新闻运作。
采访者：你创立以及在《冰点》中贯穿的新闻理念，是否与你五年赋闲有很大的关系呢？
李大同：我赋闲了五年，这导致我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是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角度在看本报和新闻，这是一个视角根本的变化，我知道了普通百姓爱看的是什么。不过又不仅仅如此。我经过了十年插队，深知老百姓是怎么回事，长期在底层，几十里没有人烟，普通老百姓怎么活着，我是很清楚的。当然在十年时间里要自学，在草原上每次搬家，我们几个牛车都是书。
采访者：这十年把你培养成一个杂家了？
李大同：我谈不上是什么杂家，但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也有一些知识储备。
采访者：你内心的推动力是什么？
李大同：就是责任，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做好每一篇报道。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钻研的那个劲了。我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有一次去看一部电影《英雄无语》，让我写一个消息，为了这个导语想了个把小时，但是现在有多少人还会这样做呢！现在年轻人写文章错别字连篇，病句连篇。我们当年把西方的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切碎了研究，怎么转折，怎么开头，怎么倒叙，甚至自己来结尾，再和原作比较。没有这样一种钻研的精神，你就不会有真正的积累。
我对现在年轻人的忠告就是多读书。我去清华作讲座，告诉他们在大学四年期间至少要读二百本书，结果底下一片惊呼之声。我就很奇怪，多乎哉？不多也。读书当然不是指的琼瑶、武侠，那不算，那是小吃，不是正经饭，大学的文科没有多少学的东西，主要靠阅读，文科主要取决于对社会、对人生各方面的知识准备，如果要从业新闻，专项技术准备就是写作的准备，表达的准备，要表达精辟，不拖泥带水。多读一点古文，为自己制定一个书目，特别读一些人物传记。我的文体感完全产生于阅读大手笔作家写的传记，我搜集了几百本传记。
新闻工作从本质上讲就是描述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体会传记的写法，有很多书读时感叹不已，写得真漂亮。
采访者：你的新闻理想是什么？
李大同：说句老实话，新闻理想这个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说真话，尽量多说，尽量说得准确，这就是我个人的新闻理想。
点燃“冰点”，突破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给中国新闻界传递一个崭新的信号，李大同作为始作俑者引起业内外的关注变得理所当然。
我国新闻工作者“客观报道”的时代不仅没有“已经或正在消失”，相反还远未到来。到今天为止，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是看到了“客观报道时代”来临的曙光。
一家全国性媒体，很像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标识“币值”。“国徽”是普遍性——你是哪个国家的；“币值”是特殊性——在一个国家的特定环境下，只能用它。《中国青年报》的“第一种属性”如同国徽，意味着我们是大报，必须承担大报的社会责任；“币值”是“第二种属性”，意味着本报读者构成（兴趣、需要）的规定性，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硬币。
我很反对记者最高使命是“记录历史”的意见。我认为新闻的最高使命不是记录历史，而是感动今天，影响未来。
李大同，男，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现为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编辑中心副主任兼《冰点》专版主编。
1985年年末，他突破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使新闻更加逼近生活的原生态。
1994年年底，他受命创办一个新的专题版。
1995年1月，这个被他起名为《冰点》的专题特写版问世。《冰点》闯出一条通过对普通人生活细腻、生动的描述，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与变迁办刊的新路。
1996年，《冰点》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的评选中，被专家全票评定为“中央主要新闻媒介名栏目”。2003年，《冰点》再获中国新闻名专栏奖。
入选理由
《中国青年报》的《冰点》曾经是生活中的一种期待。这种期待带着一种渴望，渴望心灵深处的某种沉睡良久的意识被触动的情结。
熟悉了《冰点》，对它的幕后策划人自然有很多臆测。《冰点》栏目对人性深处的关怀和接触，以及表现手法的细腻和那种总是在细节上让人眼泪抛洒的情感，会让人觉得它的策划人一定带着儒雅多情的风格。但是，2003年3月21日，当我们在中国青年报社的会议室见到这个声音洪亮的策划人时，第一感觉反而是他挥洒自如的刚硬。《冰点》异乎寻常的成功，成就了他的新闻生涯里最辉煌的亮点，他就是李大同。
李大同有一双让人印象深刻的眼睛。在采访的过程中，那里面流露出很多的情感，有时是犀利的，有时是感慨的，有时深情，有时会愤怒。他性格率真，很少用一种置身事外的超脱说话，似乎他所做的，就是他生命百分之百投入。
言之开怀之处，他昂头哈哈大笑，流露英雄鏖战而胜之后由衷的喜悦。而说到从业中的无奈，他冷静的分析里又带着激昂的情感，好似一员大将，受挫后再稍作调整，仍不失攻城略地的气概。
如同他的性情一样，他的语言很直白，不做文绉绉的雕饰。他说“新闻的自由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步一步拱出来的”，他还说，“记者的能力就在于撬开别人的嘴巴，从里面掏出话来”，这些语言里有很浓的乡土味，那或许是十年插队，土地留给他的印记。
李大同对事物的分析，让人感到一种充满历史感的穿透力，让人们审视在历史的潮流中，自己究竟是怎样一个弄潮儿。而他的成功之处，或许更在于他处于什么位置就认真扮演自己该扮演的角色。
这就是李大同的感染力，也许也是《冰点》能震撼人心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34节 凤凰台上凤凰游（1）
凤凰台上凤凰游——
访凤凰卫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文/王咏涛张磊王艳宁
采访者：伊拉克战争中，中央电视台一、四和九套节目首次对战争进行了直播报道，可以说开了国内电视台的先河，你如何看待？
刘长乐：我在之前的一次访问中，曾对中央台有一个高度的评价，我认为这次对伊拉克的直播搞得不错。在中国内地现有的体制中，中央台能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而且能基本上把握住这个空间，尽量拓宽了他们的外延，同时在内涵的把握上也很不错，这对中央台来说是很成功的。
采访者：中央电视台能够直播这场战争，这是否可以说是由于凤凰卫视进入大陆，激化了媒介市场竞争的结果？
刘长乐：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与其说是“凤凰”扣响了国内传媒的大门，不如说是“凤凰”敲开了所有国内媒体走向开放、走向市场的大门。
采访者：“凤凰”的几个名牌主持人、记者为什么都是女性？
刘长乐：也不一定都是女性，我们现在是“三名”战略，就是“名牌主持人”、“名牌评论家”和“名牌记者”。闾丘露薇是名牌记者的一个典范，男记者有郑浩，他们都属于名牌记者的培养范畴。
我们的几个名牌时事评论员在内地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他们的名字不亚于靓丽的女主持人，比如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评论员中可没有一个女性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男主持人也是很优秀的，像窦文涛就是很优秀的一个。目前为止，他已经有相当大一批固定观众，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他用黑色幽默的手法，创造了《海湾风云录》这个节目，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另外，董嘉耀、梁冬也都是男主持人。
采访者：为什么第一线女记者居多？
刘长乐：我们第一线的记者女性比较多，这实际上不是“凤凰风格”，是香港风格。香港人在一线的女记者居多，这好像是他们形成的一种习惯。
采访者：是不是女性在采访上比男性更有优势？
刘长乐：倒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她们这个队伍相对比较群体化。在香港，这些记者都互相认识，一般闾丘露薇有什么事情，她马上就会告诉《东方日报》等媒体的女朋友，男孩是入不了这个圈的。香港的记者职业群体都是女孩，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另外，我觉得从工种角度来讲，电视台里的男孩在技术方面承担了许多责任，摄像就要是男的，当然也可能有女摄像，但很少。灯光、摄像、录像都已经是男的了，女的只有当记者、播音员和主持人，从结构上说这也是一种可能。有很多人批评我把女孩都放在采访一线，男的坐在棚里侃，这个主要是因为记者中女孩子多，所以女孩子上一线也就多。当然我们也有男孩子到一线的，让女孩到一线是男士们把机会给了女孩，拿机器、摄像、拎包的可都是男孩啊。
采访者：当年吴小莉被朱基总理点了名，你当时知道这个事情有什么感受？
刘长乐：朱总理是国家领导人，也是一个普通观众。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高兴，我们认为这是官方对“凤凰”这种形式的认可，这是十分不容易的。
其实，你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凤凰”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渝地保持这种节目风范，并取得成果是十分不容易的。现在大家都挺羡慕“凤凰”，但实际上，前几年各电视台和“凤凰”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但现在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像。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成功就在这里，与其说我们带来了竞争，倒不如说我们开了先河，起到一个敲门砖或垫脚石的作用，给大陆的新闻体制带来了变化。
采访者：星空卫视和亚视几个海外电视现在也允许落地，但我看你对“凤凰”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乐观的，这是为什么呢？
刘长乐：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海外媒体和“凤凰”相比还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从份额上讲，“凤凰”在大陆的广告份额大约是一亿美元，现在超过四百万美元的海外媒体还没有一个，差距太大了。当然没有中央电视台那么大的份额，中央电视台有十二个频道，我在内地只有三个频道，而且我的覆盖率不一样，如果我达到中央电视台的覆盖率，那肯定是不一样，但我们不敢憧憬这样的情况。
亚视其实是我拥有的，我也希望亚视能更好地发展，我在亚视占有的股权比“凤凰”还大。亚视和“凤凰”在语言上、在播出手段上都是最全面的。“凤凰”是普通话，亚视是广东话和英文。
技术传播上，“凤凰”是卫星电视，亚视是无线的播出方式。但就海外媒体对内地的态势来看，我们更关注的是和中央电视台、省级电视台的竞争，海外媒体包括星空、华娱、MTV在和我们同台演出，但扮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差别。
第三，从覆盖的区域来看，“凤凰”是一个泛太平洋、泛亚太区的播出方式，甚至是泛全球的，而亚视是一个地区电视台，它主要是依托于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从内容来讲，“凤凰”走的是可视青年电视台，“三高一低”；亚视走快餐道路，是市民阶层路线。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海外媒体，除了英文的BBC、CNN和NHK之外，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规定任何人不许搞新闻这个节目，但对“凤凰”却网开一面。
采访者：你会把其他媒体的优秀人才挖过来吗？
刘长乐：不一定，绝大部分是靠自愿，我们媒体间是不伤和气的，竞争还是要有理性的，还是要开放的。从所有制来判断，全世界共有三种体制：第一种是美国式体制，是完全商品化的体制；第二种就是公有和私有相结合的，是双轨的，比较典型的就是英国和日本的，具体就是BBC和NHK，他们是靠收执照费和通路费来维持运作；第三种就是完全公有制，大陆就是完全公有制和国有制的、有部分商业成分的这样一种体制，这种部分商业成分其实是受市场商业大潮冲击和影响的，但它的发展空间受到了很大限制。重要是所有制没变，这个可能就是要发展和变化的地方。
“凤凰”就不一样，“凤凰”是私有制，私有制里有相当成分的个人股权，像我们每一个员工都有“凤凰”的股权，股票随着公司的业绩，市场价值也在增加，所以，员工工作劲头也不一样，这就是体制问题。当然，如果大陆之外媒体多了，“凤凰”做得比其他境外媒体好，也不排除在同样体制下人的因素，但这是第二位的。
采访者：关于电视审查制度，“凤凰”是如何做到既符合观众的口味，又能被政府所允许？
刘长乐：如何让电视又叫好又叫座，怎么让观众喜欢，又能把握好舆论导向，我认为这里也有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是一种有形的管理，文化是无形的管理。电视检查制度对人们的制约，不应该企图防微杜渐，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点儿小错误都不能出，首先就不能直播了，不能直播的台还怎么去竞争呢？
比如伊拉克战争的报道完全是进行式的，中央电视台对布什的很多讲话都滞后报道，延时播出。中央电视台的滞后播出，从体制上是可以理解的，不滞后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这也是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对所有的问题都滞后的话，就不能叫作现场直播了。我们“凤凰”的播出有时也出现问题，但按照制度，都是事后处理。事前要立足于信任主播，立足于用事后的管理、滞后的惩罚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34节 凤凰台上凤凰游（2）
当然，如何受观众欢迎和掌握舆论导向是个复杂问题，但更复杂是政治上的技巧，掌握好舆论导向是个政治技巧，不是一个商业或技术技巧。“凤凰”的这些人在体制内工作了很多年，我就在中央台当了多年的军事部副主任，中央台的管理体制和国内的政治尺度在我们心中早已融会贯通了，踩钢丝的技巧是不容易的，这是需要修炼的，很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采访者：默多克为什么会把“凤凰”董事长的位置让出来呢，这对他是很少见的啊？
刘长乐：这是我们合同中规定的，合同规定公司的主控权和节目的主播权都在我这里，因为从股票角度来讲，我占有百分之四十五，当时中央电视台下属公司占百分之十，我们共占百分之五十五，他是百分之四十五。现在不允许中央电视台在香港办公司，中央国家机关在香港的公司都被要求关掉，只留了三十几家。中央电视台把股权转让给中国银行，但我们还是占多数。
采访者：你是“老三届”吗？
刘长乐：我是老初二，1967年在甘肃下乡。有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逻辑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我的父母被斗，我们几个孩子举目无亲，那种痛苦真是不好受。在一般同龄人中间，我吃的苦可能要多一点，这也是一个量变和质变的问题，我们当时有一种宿命论，认为就该吃这个苦，觉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也可能是阿Q精神带来的自律，在心灵深处就不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