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啵醯谩疤旖荡笕斡谒谷艘玻叵瓤嗥湫闹荆推浣罟恰薄Ｕ庖部赡苁前精神带来的自律，在心灵深处就不觉得特别苦、特别无助与无奈了。
原来我家在北京一个大院里，各家的父母基本都被打倒了，于是我们就自发组织起来，我带大家晚上背着枪巡逻，所有人把家里的世界名著都找出来互相借着看，看完大家谈体会，我们没有耽误什么时间，每天排得很紧，还学钢琴等乐器。
采访者：在你成长路上，哪句话对你影响最大？
刘长乐：你们有没有看过《船长与大尉》？这本书里有句话对我影响最大：“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它是写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经过了坎坷和风雨，最后成功。
采访者：你的两个女儿的名字很有意思，为什么一个叫点点、一个叫滴滴？
刘长乐：她们是双胞胎，生下来的时候比较小，一个四斤二两，一个五斤一两，她们是1980年7月份出生的，那时候起名字用高山、大海的比较多，我说，我们就是平常百姓，点点滴滴、平平淡淡就完了。我自己有志向就够了，我不想让女儿那么累，我觉得点点、滴滴就很好。
采访者：女儿现在在哪个媒体工作？
刘长乐：滴滴在福克斯新闻（FOXNEWS），目前当编辑。
采访者：你经常给她建议如何把工作做好？
刘长乐：我更多是在问她，比如最近干什么、怎么做啊，我不是在套其他媒体的情报。我让她增加观察能力。点点是在美国西海岸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学MBA，我想让她把博士也读完，她还小，明年（2004年）二十三岁，读完博士才二十五岁。
采访者：“亲兄弟明算账”是你做人的原则吗？
刘长乐：做生意和做人是不一样的，有些做人的准则不能带到做生意上来。我今年（2003年）年初在我们公司的讲话中说，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顶天是我们有志向、有头脑、有追求，立地就是尽管有那么多追求，但要脚踏实地，一件一件事做，一件一件事想，一步一步走过来。有很多人好高骛远，想的多、做的少。
立地是我们的追求，有的人立地，但顶不到天，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有些人想像力丰富，但不做实际的事情。我们要把顶天立地结合起来，这可能是我比一般人想得多一点，也是优点吧。另外，还有侠骨丹心，要持久追求，而且要有诚信。
采访者：平时除了多想点、爱侃侃，还有什么爱好？
刘长乐：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求新，这不是具体爱好，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更希望攫取新的东西。一个做媒体的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是最新的，这怎么行呢？对于知识来讲，它是有保鲜期的，现在产品的保质期都很短，何况知识。我在知识更新方面比较快，这样可以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采访者：你还想去做报道吗？
刘长乐：这个愿望非常强烈，包括伊拉克战争。我说，我如果没有这些事情，我最希望到一线去。那种兴奋，冲动到了有点儿痛苦的地步，因为自己干的事情，而自己想干却干不成，非常痛苦。
采访者：你在人生感悟方面，对我们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刘长乐：我觉得顶天立地是很重要的。现在年轻人，想像力是都有的，就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走，一件件事情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跳跃性思维，但不是省略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要好好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志向，这也是个大毛病。
近年来，华语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竞争促进了发展，但无论是“凤凰”还是“孔雀”，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东南亚，一家或几家的声音再强，与强大的西方媒体相比，都不足以承担华语媒体的分量。融入世界的主流媒体，发出华语媒体的强势之声，应成为所有华人媒体共同的追求。
李白有“凤凰台上凤凰游”的诗句，凤凰卫视就是一个“向华人报道世界的资讯，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的舞台。我们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外界的支持，把凤凰卫视办成一个宽松、宽容、宽广的媒体平台。
古人云：“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在我们的心中，真正的“凤凰”，是遍布于全球的华人和服务于华人的华人媒体。尽管每家媒体都有着各自的立场、定位和表现方式，但我们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道德传统和华语媒体人的责任与使命是相同的。
势力不断扩大的凤凰卫视正朝着华人世界最有影响媒体的目标迈进。刘长乐催生、哺育了这只“凤凰”，表现出其出类拔萃的才智与远见。
刘长乐，男，1951年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后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任记者、编辑、新闻评论员以至高级管理人员。1988年移居海外，在中国内地及海外的投资项目包括石油、道路建设、房地产、贸易及文化事业等。
1996年3月31日与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及华颖国际有限公司共同创立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并于1996年3月31日启动播出，现已由单一频道发展为多频道。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用汉语普通话播放资讯、体育、音乐、剧集、影片、综艺节目和纪录片，覆盖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000年6月30日，凤凰卫视有限公司成功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易名为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刘长乐出任公司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
2003年4月13日——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我们来到刘长乐在北京的办公地点——紫金宾馆。这是一座距离天安门城楼不远的老建筑，据说曾是外国使馆。
刘长乐的办公室设在这座建筑物的二层，是一间有着面南窗户的、高大宽敞的房间。当刘长乐把我们让进来后，自己坐到他固定的位置上，他的后面摆放着一座一米多高的笑弥勒佛。
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刘长乐一直在抽着香烟，但采访者发现他一根烟只抽三口，大多都烧掉了，而且他好像并没有吸进去，抽烟对他好像只是为外界摆的一个形象。他说，烟只是“道具”，在谈话时抽烟是一种精神的转移。
刘长乐在采访前就和我们打好招呼，以前被其他采访者采访过的问题不要问，但实际上我们提出的许多重复问题他还是很高兴地回答了。
刘长乐是个高干子弟，在中国剧烈变革的转折年代之中，他凭着对时代把握，抓住机会创造了一个神话，一个香港人看起来不像香港电视台、台湾人看起来不像台湾电视台、大陆人看起来更不像大陆电视台的凤凰卫视，可以说他是个成功的、有远见的“机会主义者”。
当谈及凤凰卫视时，刘长乐自豪、踌躇满志的心情溢于言表，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言辞锋利并容易冲动，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坦诚应对，但当问及其“第一桶金”时却避而不答。
刘长乐曾做到过中央台军事部的副主任，出国下过海，可谓商场上的风云人物，但当说到女儿时，这位中国媒体的强者，也流露出温柔的一面。
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相信他今后会在自己的“媒体帝国”里继续有出类拔萃的作为。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35节 挖出生活的内涵（1）
挖出生活的内涵
——访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刘元元文/胡宁扬
采访者：昨天和一辆公交车擦身而过，车身上是你的巨幅照片。你是以北京市节水形象大使出现的？
刘元元：对，节水办找到我，这是好事儿啊，就答应了。
采访者：一篇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元元平时挺难请的，这次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你怎么会给人家留下这样的印象？
刘元元：以前别人请我做节目，我的确比较慎重，比如上娱乐节目，我怕观众会反感。但这个事儿不一样，特痛快就答应了。
采访者：“大使”需要做些什么？
刘元元：在我的节目里宣传节水意识，参加一些活动，比如到小区里宣传，送点儿宣传品。这些家长里短儿跟我的定位挺一致的，我们节目做一些公益倡导效果可好了！比如，我们曾经倡导北京人勤擦皮鞋，别让穿得挺好看的皮鞋上“灰头土脸”。还有个餐厅在门口放了台擦鞋机，写着：《第7日》倡导你擦皮鞋！
采访者：我在三环路苏州桥边也看到过你的路牌广告，在照片中你的头发被风轻轻地吹起，那倒像一次自我宣传。
刘元元：纯属我们栏目的宣传。好多人说我喜欢做非常规的事情，因为还没有栏目给自己做这种商业宣传，在马路边儿戳一牌子，照片放得挺老大。
采访者：戳了多长时间？
刘元元：半年。
采访者：花了好多钱吧？
刘元元：三十多万元。挺值的！节目开播之前广告就全招满了。
采访者：我注意到你们节目在2003年“非典”时期做了一个小宣传片，是仙鹤展翅飞翔的画面，有什么寓意？
刘元元：哦！其实是野鸭子，鸭子们自由飞翔的一组画面，让大家放轻松呗。“非典”时期我还逛街去了，没什么可紧张的。我家里人都胆儿大，咱们小时候，1976年地震那次，我妈带我在地震棚里住，我爸在楼上住，还是四层，全楼就他一人儿！
采访者：逛了几天商场？
刘元元：我在家就呆了三天。其实我们忙惯了，4月底咱们台节目调整，三个频道并机播出，节目就停了，重播一些以前的节目。说实话，在家里呆着心里不是滋味，《第7日》作为名牌节目，在这个时候没有《第7日》的声音；我们做记者的，居然在家里呆着！我们申请提前恢复播出，5月3号开会策划特别节目：反映“非典”这个大背景下，北京人在干些什么？
采访者：哪些北京人？
刘元元：你看过《金鸡》那个电影吗？
采访者：吴君如演三陪小姐那个？
刘元元：对！当然这个例子不是很贴切，是讲几个小人物的生活状态，从他们身上看出大的历史事件对他的影响。我们节目借用这个手法，选了几个社会层面的人，比如“的哥”，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睁开眼就欠人车份儿，现在一“非典”，压力更大。讲讲他们的每天是怎么过的？他们的自我防护做得特别好，为什么做得好？实际他不是为自己，他责任太重了，老婆孩子在家里等着他挣钱呢。你看到现在“的哥”没一个人感染“非典”。像这类的选题有十几个，已经陆续播出了。
采访者：你干了十年电视，这次算是赶上个重大事件。
刘元元：没错！挺幸运的。
采访者：还记得你采的第一条新闻吗？
刘元元：记得呀！在《北京你早》，1994年。那条新闻是街道给幼儿园新建了一个多功能厅，我记得是西城区的一个街道。第一次出镜，我师傅就夸我小嘴儿吧吧的。1995年到《点点工作室》节目组，1998年开始做《元元说话》。
采访者：这是你的招牌节目，《元元说话》当时口碑很好，但收视率正在攀升的时候，被要求改名。原因是不能用你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栏目？
刘元元：是当时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采访者：特郁闷吧？
刘元元：肯定的！那天部门开会之前主任告诉我这消息的，后来开会说了什么我一句话都没听见。我就直勾勾地盯着桌面，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觉得太可笑了！其实改名就意味着这节目没了！我到现在也没想通。
采访者：不过现在《第7日》这个名字仍然不错。
刘元元：是一个同事的老婆想的。
采访者：有没有人质疑过你们的节目，比如说反映的全是老百姓鸡毛蒜皮的小事，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新闻。
刘元元：现在这个节目已经不是完全意义的新闻了，是生活话题。节目的选题特别难找，记者报二十个都过不了一个。观众总是有两种期待：一是你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儿，二是我听听你怎么评价。所以得选有评点空间的事件，还要通过这事件对人有所触动，对思维有所启发，难就难在这儿。不同于一般新闻的是得动脑子：我为什么说这事？从哪个角度去说？我想告诉人家什么？通过什么说明什么？关键在事件的内涵和挖掘的过程。
采访者：你提出了“生活话题”这个节目类型，这在当前电视节目中算是一个新的概念，它在今后的媒体中会越来越多还是渐少？
刘元元：肯定会更多，它的先天优势是最贴近百姓。我老琢磨这事儿，一说生活，就是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通常表现形式缺少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BTV…7生活频道”的品牌栏目应该是在精神层面的生活话题。
采访者：我说的渐少是指无论电视节目还是报纸广播，再做同类节目，恐怕很难超越《第7日》了，出现一个个性鲜明又不招老百姓讨厌的主持人不容易！你也给人家支支招儿。
刘元元：这类节目的主持人势必从优秀的记者中诞生。我自己的优势是喜欢写东西，所以观察力、思维方式会相对敏锐一些。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36节 挖出生活的内涵（2）
采访者：你认为在未来四五年的传媒界，新闻类节目的走向将会怎样？你定义的这种生活话题类节目呢？
刘元元：新闻类节目贵在一个“新”字，我注意到各个卫视台不断涌现出好的新闻节目，有的好在视点和新闻点、有的好在个别板块精巧的创意，都有他山之石可借。我倒觉得不管未来多少年内，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的报道和紧贴百姓生活的新闻是最能成就电视栏目的。
生活话题类呢，说实话不好做，一不留神容易沦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报道，刻意地上升高度又必将流失观众。把握与拿捏很重要也很有难度，我不好总结什么经验，只能就事论事，具体问题具体应对。《第7日》目前是北京电视台的品牌栏目，收视率高、期待值高、压力指数也高。你这个问题太不好回答了，我记得你说的是传媒界？
采访者：对，不仅仅局限于电视，还包括广播、报刊等等。
刘元元：还有网络媒体。
采访者：对其他媒体有何见解？
刘元元：不熟悉的领域我从不妄言，各媒体间是相互补益相互竞争的吧，未来的传媒对信息量的要求应该挺高的，这就需要多元的电视栏目、报刊板块、电台节目等等，未来传媒应该更细分、更纵深。其他媒体尤其网络是最具潜能和我最不熟悉的了。你浏览过我们的网页吗？
采访者：有待完善。
刘元元：观众也这么说，确实得好好拾掇拾掇。
采访者：我们再回到电视这个领域，你怎么评价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也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刘元元：记实、长镜头、很少的解说词、大量的同期声，有纪录片的魅力。
采访者：而你们的节目相对浅显？
刘元元：表现形式不同，在极短时间内要生动、抓人，还得深刻。
采访者：我倒觉得抓人的是你有特点的语言，尤其是精妙的点评，自己写还是记者写？
刘元元：至少我得改。
采访者：改成你那种语言形式？比如：“这桌子缺一条腿儿，受苦的是王女士的腿，为了这张七条腿的桌子，王女士奔波了一趟又一趟，不把自己的腿跑细，换得来这条桌子腿儿吗？”
刘元元：不光语言，有时候甚至改观点。
采访者：我知道你们“枪毙”选题的比率极高。是不是你们这个创作集体，大家说话都是你这种腔调？
刘元元：他们都得往我这儿靠，不这样也得这样！
采访者：你和你的记者们对事件报道的态度是什么？
刘元元：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是我们栏目的态度。有时候分明是一件好人好事，我们却从中发现了欠缺和需改进之处；反过来，一个应人人共诛之的现象，我们替当事人诉说隐衷，这样才能说明是《第7日》的独有观点，而不是第1日、第2日、第9日、第10日人云亦云的观点。
采访者：耳闻你在工作上很苛求，同事都挺怕你。你脸色一沉，同事们便噤若寒蝉？
刘元元：工作没完成好，他们会比较紧张。
采访者：你就“呲儿”他们？
刘元元：当然。
采访者：开会迟到是你最不能容忍的，骂得那叫一个厉害。
刘元元：（笑）谁跟你说的。我们这儿开会迟到就得立席，我迟到过一次，也站着。开会时候手机响了也罚站。
采访者：幸好我的手机关了振动。
刘元元：你也没穿吊带儿裙，这在我们办公室是不允许的。我还经常查查采访车干净不干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