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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杨浪说传媒是很青春的职业，自己愿意做一些像丁旺一样扶植后辈的工作，承上启下是他们这一辈人的职责。但是，一个经过枪林弹雨、媒体沉浮历练，正值壮年的理想主义者，又如何能归隐山林呢。相信他一定还能给我们带来惊喜。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50节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1）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
访《财经时报》总编辑杨大明
文/常云王春华
采访者：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一直从事新闻事业，是你年轻时期盼已久的梦想，还是命运安排中的一个偶然？
杨大明：回想这四十几年的人生历程，我觉得，影响最大的也许还是小学期间所受到的良好教育。“文革”前我曾就读于北京小学，是寄宿制。当时的教育是很规范、严谨的，要求我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虽然只有短暂的几年，但为我今天的事业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我所接受的最初的文学启蒙也是在那个时期。
1971年小学毕业后，我进入北京二中学习。那也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1977年我高中毕业，赶上最后一批插队，幸好得知即将恢复高考，在老师的建议下，我留在了北京。那年第一次参加高考，二百七十分，不满意。1978年再次参加高考，我的第一、第二志愿分别填报的是北京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随着1978年北大新闻系并入人大新闻系，人大就成为我的母校，人大新闻系成为我走上新闻事业之路的起点。
采访者：大学时代的所学所思，对你后来从事新闻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如果让你重新回到大学，你还会选择新闻专业吗？
杨大明：当时正是粉碎“四人帮”不久，拨乱反正，人民大学及其新闻系都刚恢复，记得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古代汉语，好像也没有什么教材可以读。班里同学年龄最大的三十二岁，最小的十六岁。和那些社会经验丰富的学生相比，我们这些刚从中学毕业的学习方法很保守，还停留在上课认真记笔记的水平。所以回想大学四年，真没觉得获得太多新闻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真正影响我的，还是培养了一种职业新闻人的责任感，对社会、对报道的内容要保持一种客观、严谨的心态。
尽管如此，我今天认为做新闻最好还是要学过新闻的，这涉及到一种职业感觉、一种职业态度。比如在记者的眼里，国家领导人和那些社会最底层的人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只不过在观察他们、判断他们的新闻价值的时候会有不同。诸如对新闻的判断力，是要通过艰苦、系统的学习实践打下基础的。
我总觉得，记者这一职业，既要“目中无人”，又应“满眼风云”，这也许就是这种职业的魅力所在。
采访者：你先后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华工商时报》、《财经》杂志和《财经时报》工作。在这几个阶段，你认为哪个时期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最重要？谁对你的影响比较大？
杨大明：应当说，至今经历的几个阶段对我自身发展都很重要。
1982年秋天从人大毕业，我被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部工业组做记者，跑过一些政府经济部门和企业，在新闻采访写作方面打下了最初的基础。第二年被调到编辑组，开始了一年四季每天早上5点上班的生活。这六年的工作，最大的价值在于，熟悉了作为一种“喉舌功能”的综合新闻的报道特点，包括对时政、经济、政法、科教甚至农村新闻的判断和把握。除此之外，最大收获是磨炼了吃苦精神。1987年，我担任了编辑组长，直至1989年离开。
事实上，由于不满足于电台编辑那种“重复性”的劳动，从1986年我就萌生了离开的念头，并为自己的转向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去做报纸，而且最好不是那种综合性的“政府大报”。1989年得知有人正在筹办一份“真正按照新闻规律生存”的报纸，我便决定投身其中。8月，我加入了正在筹办中的《中华工商时报》。
当时聚集创办《中华工商时报》的也就二十几个人，大多是不安于寂寞者，希望在中国的新闻领域有所创新，有所作为。初到工商时报，我觉得自己不了解版面，选择了去信息部做经济信息，手下只有一个学古典戏剧的研究生，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那正是我专注于财经新闻的开始。
在至今二十多年职业生涯中，如果说哪个人对我的事业影响最大，应该是工商时报的第一任总编辑丁望，因为正是他带着我们一帮年轻人闯过最艰苦的创业时期。
1994年工商时报社经历了重大的人事变动。第二年，我担任副总编辑。这时，我却渐渐发现，这份报纸能够带给我的想像力已经有限，我每天做的事情好像再次变成一种“重复性”的工作。在朋友的邀请下，1995年3月我告假去了深圳，一起创办了《投资导报》旗下的《财源》周刊，并负责日常采编业务。四个月后，由于报纸投资方面的问题，我带着未能实现“创办中国第一份外资报纸”的遗憾，回到北京。
接下来的三年，我继续在《中华工商时报》，分管过总编室、新闻中心，总体上说，比较平淡沉闷。直到1998年初，我的大学同学、多年的同事胡舒立建议，联手创办一份“高端一些的”财经类月刊。于是，在做了多年的日报之后，尝试做一份杂志的强烈欲望再次让我做出了“离开”的选择，就此投身于《财经》。
采访者：你参与过《中华工商时报》和《财经》两个重要媒体的创业，而且这两个媒体的诞生，在当代中国报刊发展中都有某种创新性的意义。看起来，你每一次转向都决定得很坚决。当初做出抉择的时候，你是否也曾经犹豫过，退却过？
杨大明：的确，这两次换“单位”都比较有典型性。第一次是从有强烈的政府背景的“铁饭碗”——电台跳到至少有一半市场机制的《中华工商时报》，在当年还是要有点决心；第二次从《中华工商时报》到《财经》，就算是百分之百的“下海”了，同样要有决心。
离开工商时报的时候，主要还是感觉到中国的经济、社会以及中国的新闻媒体都面临不可回避的制度变革，而我未来的“职业生命”，肯定要经历这种变革。市场经济给了人们选择的机会，不过，真要离开还是挺痛苦的。除了对这张报纸整整十年的感情，还有眼看就要到手的“一百二十平米局级待遇的房子”，真有些舍不得。
当时胡舒立点醒了我，她说：“再这样待下去，你会退步的。”
我知道自己是不甘心退步的。想一想，物质的东西似乎也没那么重要，而且我亟须一个新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最后交辞职报告的时候，工商时报也挽留我。当时，再有五个月，报纸就要过十周岁生日了，我曾经在报社很多人离开的状况下真心承诺过“决不离开”，所以当向社长请辞时，我落了泪，心情可谓百感交集。一方面，叹惜自己参与创办的报纸，历经几代变更，虽已物是人非，自己还是难以割舍；另一方面，感慨新的媒体又像一个刚刚落地的婴儿需要人悉心照料，一个鲜活的生命、崭新的期望就在眼前，更是无法放弃。再三考虑后，我还是决定尽早开始新的尝试。
采访者：有人说“《财经时报》是第一张由社会资本投资、按新机制运转的财经报纸，她的最终结局不但对中国财经报纸而且对整个中国报界都具有深远影响”。您接手《财经时报》时，是抱着怎样的心情和目标担此重任的？
杨大明：《财经时报》创办于1999年6月30日，我也参与了最初的设计和运作。现在回想，我们当时的心态还是比较简单，过于乐观，认为有资本运作的经验和基础，有《财经》杂志成功的先例，在两三年之内再办一张财经类日报，似乎不是什么问题。过分的自信，至少导致了对市场的分析不够敏锐和全面。这样，《财经时报》从周报起步，半年后就改成周三刊，后来又扩展到周四刊。
2001年7月，投资人和新闻人坐到一起，重新反思了国内财经报刊的市场空间和自己的发展战略。当时发展中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咬牙坚持下去，按照日报的路子走下去；二是改版，“退回”到周报。最后还是选择了第二个方案。
根据投资人整体收缩的意向，我面临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部裁员，大约要减掉二十来人，留下的人也全部减薪。同时，我们加紧了报纸的改版，重新确定编辑方针。此时，我本能的想法是四个字“守正”、“创新”。“守正”，是要求无论从记者、编辑的心态上还是报纸的形象上，先平稳下来；“创新”是第二步，因为报纸必须是充满活力的、生机勃勃的，必须要提供一个空间让大家去创造性地发挥才能。
调整后的第一次编前会上，我提出报纸要“真实、扎实、平实”。从这么多年的办报经验来看，报纸首先要真实、客观；其次不可太浮躁，从采写方式、版面设计上都必须很扎实，而且报纸正处于转轨期，大家都要殚精竭虑；平实是当时心态的写照，既然要从头做起，就不能太轻狂。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51节 活跃在财经新闻的风口浪尖上（2）
采访者：近年来，财经类报纸竞争激烈，呈现出群雄争霸的局面。你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重新赢得《财经时报》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你如何评价当今财经媒体的竞争局面？
杨大明：接手《财经时报》之初，我根据在《财经》、《中华工商时报》等媒体的一些经验——或者说一种“惯性”，暂时定下一个基调，边走边调整。面对竞争对手的迅速发展，编辑部内部大多数人坚持要“正面应对”，“他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我当时的考虑是，其一，正面应对的难度非常大；其二，总体上，国内的财经类报刊还是刚刚起步，真正做到扎实、稳定地提供新闻的报纸很少，读者可选择的余地非常小。为了谨慎，当年（2001年）11月我们又请瑞士荣格集团的专家来进行培训，主要分析了国外成熟的财经报纸的定位、思路、写作风格、新闻理念等等；另一方面，从版面等专业角度剖析了国内现有的财经报纸。
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市场定位：首先，给中国人看的；其次，给关心中国经济发展、有一定经济基础、经济常识的人看的；第三，这些人并非最高端的直接决策者，更多的是中层管理者，从某方面可以影响决策者的人；第四，这些人应当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财富，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
到了今天，回头来看这些定位，其实也是在逐步调整的。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的财经报刊的阅读者还没有清晰地分出层次来，《21世纪经济报道》也好，《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也好，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我们争夺的几乎是同样一批读者，读者群并没有真正达到细化，大家还是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个人认为，财经报纸准确的定位肯定是有助于报纸的选题策划和市场开发的，但这一定是与它的新闻资源优势、与编辑部的兴趣、欲望相吻合的。
事实上，财经新闻写作的困难是全球性的，不只在于中国，国外也如此。当然我们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有一点值得重视，国外的媒体特别强调“每一个读者”，特别尊重人。国内有的媒体不大尊重人，记者写完了不管读者爱不爱看；如果读者不爱看，那是读者阅读水平不够。更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按照自己的想像去写作，这绝对是对读者的不尊重。我们常说文章要有人情味，人情味决不单指文字细腻，有场景有对话。人情味首先是要尊重读者，吸引读者读你的文章。这对我们是一个大课题。
财经新闻与社会新闻有所不同，社会新闻可以有所夸张。比如说美伊开战，一张都市报纸，就可以用非常醒目、巨大的标题。财经新闻很难用这种很夸张的视觉冲击力来表现，它需要用细致入微的、平和的方式来表现。
采访者：《财经时报》一直以办成“中国的《华尔街日报》”为目标，与这样一张国际著名财经大报相比，你认为《财经时报》的差距在哪里？发展成如此级别的报纸还需要多久？
杨大明：我认为《华尔街日报》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符号，或者说是一份能够客观、稳定、清晰地提供经济信息和评论的、有权威性的财经报纸的象征，绝不是说你照搬了它的写作风格、版式、栏目就成了《华尔街日报》了。
无论如何，报纸是对经济变动、成长的反映，既不可超前，也不能太滞后。从这个层面来说，《华尔街日报》非常稳定，能够把给读者的信息调控到最佳状态。也就是首先信息要清晰，然后是提供的信息量恰到好处，不能不够，也不能太撑。《华尔街日报》早期的报道和现在的报道都保持了非常稳定的体系。
在我看来，谁都不可能为一份报纸服务一百年，但我们可以享受这份追求和体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态和所体现的价值。
作为一份报纸，怎么信仰，就怎么生活，就怎么选择，这就是报纸的编辑方针。《华尔街日报》的定位是“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但是，就目前中国的国情而言，财经报纸还面临两大困难：一是不能真正保持客观；二是财经新闻本身的专业性难度。因此，我们只能正视自己的差距，不能太“较劲”。
采访者：纵观你的事业轨迹，似乎每次变化都是由极大的“不安分”因素导致的。每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就不愿再重复过去的工作，包括过去的成绩；而在你所从事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中，又体现了沉稳的作风与平和的心态。你认为自己属于哪种性格？你是个理想主义者吗？
杨大明：双重性格，一方面很躁动，追求新鲜，追求完美；有一点时尚，还有一些自由、散漫。这也许决定了我只能做媒体，因为猎奇是记者的一种本能。不过，我想下辈子我不一定会去做记者，可能去做设计，诸如平面设计之类的工作。
同时，我也比较保守、传统。我是从电台记者起步的。当时那种基本属于政府部门性质的管理制度，对记者的要求是比较严格的。我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已经培养出了一些习惯。我平常不是很外向，内心也不是很刚烈的人，习惯水到渠成，通常在大的规则下做事情，比如我认为，财经报纸应当保守、谨慎一些。
其实年轻时总是看重目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才发现真正重要的是体验过程。在我生命中受到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情，莫过于我父亲的去世。1997年7月6日，父亲因为一次意外事故逝世，让我意识到原来很多东西会突然地降临到你的面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短暂而不能完全控制的生命中，以平和的心态与身边的人相处，在有限的时间中让别人了解。
我承认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需要不断地迸发想象力，富有创造力。
经济活动充满了活力、情感、行动和各种争论，枯燥、繁琐与虚伪并不是财经新闻与生俱来的特色，新闻要讲故事，要有情节。
财经新闻是不能举重若轻的，它和娱乐新闻不同，它要求财经媒体具有扎实的制作水平，这一方面是指内容为主，内容上有看头有深度，另一方面是指一个财经媒体要保持整体风格的统一、稳定和延续。
财经记者成功的条件，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新闻理想，这是记者或者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态度和追求；二是对职业的兴趣和职业态度的把握能力；三是宽阔的视野和拥有的新闻资源；四是熟练的新闻专业和财经专业的技能；五是刻苦性、坚韧性和一种机会。
拥有可以量化的经济学常识当然是财经记者必备的业务资质，但更重要的是诚实、理性、具有献身精神。
致力于开创一张真正“在商言商”的财经报纸，实践“独立、独家、独到”的职业记者精神。杨大明的探索，堪称中国财经传媒发展的一个缩影。
杨大明，男，1957年2月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记者至新闻编辑组组长。1989年夏，参与创办《中华工商时报》，先后任市场新闻部主任、副总编辑。1998年春参与创办《财经》杂志，任联合主编。2001年起，任《财经时报》总编辑。
当我们向《财经时报》的记者打听他们的“杨总”时，得到的第一句回答却是：“我们都叫他‘大明’，他也喜欢这个称呼。”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