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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他们也是希望好的，暴露出问题以后，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采访者：你有没有注意到，现在媒体存在一个现象，那就是异地监督比较多，《南方周末》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对此，你如何看待呢？
朱德付：这和报纸定位有关，《南方周末》是全国发行的报纸，当然全国都在它的报道范围之内，不是说为了异地监督，而是从事情的本身是不是具备典型性、可报道性来判断的。
采访者：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媒体的一种妥协。因为本地的事件有时不便于监督？
朱德付：都有这个问题。《南方周末》在广州，它要营造好它的宣传与生存环境，相对来讲，对广州报道少一些，不是没有报道，但是管制性较大，总的来讲，报道量很小，但是在别的地方提了以后，影响深远，这样的监督比较多一点。
另外这也与报纸定位有关。我们《京华时报》就不可能做异地，我们是北京发行，我们不做外地，很多人要到外地去搞，我不允许去，媒体的功能不允许，你到外地，会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采访者：有人说《京华时报》因为是《人民日报》的子报，所以有着先天的优势。你同意吗？
朱德付：肯定有这样的因素，我们在北京的舆论监督，在北京的媒体中是重量级的。因为我们是《人民日报》的子报，很多北京的单位会尽力给予配合，对我们干预少一些，不能直接指示我们干任何事情。但是，我们对北京市委宣传部所有的建议都会接纳，因为大家都在这里工作。实际上，我们面临的禁忌都是一样的。
但是，不叫你去做什么之后，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要盯着几个不让你做的事情做，眼睛放在可做的上面。地雷就是地雷，叫你不要碰它，你就不要去碰。我们走过雷区，前面就是海阔天空。我们不要像工兵一样，每天排雷，报纸不是地雷兵，用不着天天去排雷。我们做的监督，任何报纸都可以做。
采访者：你在北京已经工作近两年了，你觉得北京的报业市场竞争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朱德付：非常的温和。你只要努力，就会有很稳健的发展，如果你放弃，就意味着牺牲。北京的报业门槛是非常低的。我说我们在北京都有机会再办一家日报，还可以让很多的老大哥变成先烈，因为北京办报纸，确实职业化的程度不会很高。
我觉得《信报》还有一点忍性，坚忍不拔的精神比较可嘉，不管是守住还是守不住，都要这个精神。
采访者：可不可以预测一下，北京的报业市场，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比较激烈的竞争？
朱德付：我估计还要三两年，要有更加市场化的媒体再进入。如果北京再进两家日报，市场就可能完全地被激活，现在说温和的意思就是我不努力也可以做得很好，也能赚钱，稀里糊涂地也能赚钱，如果到了你不做就得关门的时候，就会做好。生存的压力永远大于理想的压力。没有饭吃的时候，大家就会拼命地工作。如果再出现两家日报的话，就会全面激活起来。
采访者：你能预测一下，中国媒体的未来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发展走向？
朱德付：这个很难，要看国家政治改革的步伐，现在的意识形态变化非常大，我在1979年绝对不能想像中国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在这样的基数上，在这样的加速度下，不可想像十年将会有多大的进步。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全球化是不可逆转，我估计五年的时间，也许报刊都放开了。
采访者：你觉得海外的媒体对我们压力有多大，或者说我们能承受这样的压力吗？
朱德付：不存在压力这个东西。狼来了，你也会变成狼。海外媒体的加入会激活很多的东西。报业的竞争不是你死我活，是把事业做得很大，蛋糕做得很大。过去是小蛋糕，大家活得都不自在，通过竞争，蛋糕做得很大，大家活得更愉快一些。西方的媒体过来，会推进本土报业的革命，这是助推器，是本土化。媒体就是本土化。
采访者：最后能不能简单概括一下，从事新闻工作十多年，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或者说你有什么感悟？
朱德付：我大学毕业以后做过党校的老师，读过研究生。就我这样的性格来讲，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做自由职业者。
媒体有一个好处，媒体它是一个社会。我们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媒体是整个社会各方面力量的汇聚点，整个社会环境都在我们的视野之下，包括政府官员，包括社会最底层的普通百姓，都是我们事业关注的。这个职业应该讲，最能体现一个人的职业感和崇高的追求。
我的性格，估计是非常的理想主义者，只能做除暴安良这类事。而且这个职业不仅可以解决生存，同时可以赚到一点钱养家糊口。理想与现实是结合的。
采访朱德付是从下午2点半开始的，直到下午4点半《京华时报》要开编前会、我们不得不让出所在的会议室和我们的采访对象时才结束。
当我们把大小二十多个问题展示在朱德付面前时，他快速浏览了一遍，说了句“这么多问题”。我们赶紧表明，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如果不方便有的可以不回答。他却很爽快地说：“没有什么不方便的，我都可以回答。”
在快速进行的访谈中间，他曾经抽空下楼去签了一份购房贷款。这是两年前他初来北京时所不曾想到的。因为他说过，《京华时报》人员流动性很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他本人随时准备流动。他解释此次买房的原因说，夫人喜欢上北京了。
而他对北京的评价是“山高水深，藏龙卧虎”。2001年，他初来北京时，来来往往的都是“高人”，听得他云里雾里，简直感到自己根本“不懂报纸”。他便去请教，怎样才能做一张中国的《纽约时报》或《泰晤士报》？结果没有人给他锦囊妙计。他只好自己去做，说干就干，干了再说。
虽然远离目标，但却已经开始努力。他说自己确立的是百年目标。最近，他似乎明白南北确有差异：南方重操作，北方重理论。孰优孰劣，他未作评论。但是，看起来，他是留下来了，哪怕只是因为夫人的缘故。
《京华时报》的发行量到底有多少？朱德付坦言，在这个问题上恐怕没有一家报纸是在说真话。但是，他反问道：“如果说我们的订户超过了《北京青年报》，你们信吗？”信不信其实都不重要。当我们一起采访的同事打电话说一万多字的录音稿无从删起时，我不得不承认，北京的报业又多了一个“高人”。
只不过，他不是跳高运动员，他是用脚一步步地走上去，有时甚至还往后退几步。他可能永远无法企及理想之高，但只要在不断实践，他以后的采访录音会不会更难删节呢？
什么叫封杀你？他不可能不让你办报纸。他们封杀不了。等你报纸做大了的时候，他就希望你支持他。他会主动找上门来。所以，现在我们采访没有问题，这个和你的影响力有关，总有人可以接受采访的，除非你的报纸真有问题。
记者采访被打是个例。记者采访是一种职业行为，没有一个单位说想去打记者。打人犯法呀。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但是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能太霸道，要很平等地介入，了解事实的真相。我们不能坐在那里认为，弱者就一定是正义的化身，不是这个概念，弱者也可能是刁民，胡作非为的有，胡说八道的也有。不能先入为主，不要带成见进去。要求记者看问题的时候，心态是平和的，通过查访，一步一步地揭露事实的真相，还原事实的真相。
因为他的一次意外发现，牵扯出一串长达五年的官司；因为他和同事们的不懈追击，一个普通的交通事故报道演变成媒体与司法腐败的公开较量；因为他的一本《义无反顾》，激励多少青春少年铁肩担道义，梦为新闻人。朱德付，这个极普通的名字因此具有了传奇色彩，并且脱颖而出。
朱德付，男，1963年5月生于江西。中山大学文学硕士，主任记者。现任《京华时报》总编辑兼副社长。历任《南方周末》编委兼记者部主任、《南方都市报》副主编、《南方日报》新闻采编中心副主任兼机动记者组组长、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总编辑。出版长篇纪实报道《义无反顾》，新闻作品集《我不是个坏女人》、《包房里的公仆》等。
第三部分 凤凰台上凤凰游 第56节 文化：传媒的根本力量（1）
文化：传媒的根本力量
——访策划人郑俊琰（阿正）
文/陈斌华臧运洁魏莹
采访者：阿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怎么走上策划这条路的？
阿正：我1984年从厦门大学毕业，进入出版社。当时给自己提的要求就是要成为文化走向的参与者，要能够通过经手的书体现自己对文化学术和社会的理解。真正开始做图书策划大概是在1989年前后，在出版社里牵头组建“青年编辑室”，出了一些不错的书。但由于太超前，改革失败了。
业余时间，我帮一家很大的房地产公司做广告策划。结果是老板邀请我下海，给车、给房，还可以把孩子送到澳洲。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我最后还是谢绝了。我努力策划好书，并研究出版业的一些宏观理论问题。当时，我们社领导开会就说：“咱们社里有的编辑，满脑子想的都是新闻出版署署长考虑的问题。”
看到下海潮中出版界人才大量流失，我就想通过帮助出版界里能干的中青年人成名成家的方式来留住人才，于是做了一个谁都认为不可能的方案：给出版界有理论建树的中青年出版家每个人出一本自选集。运作了两年，最后给九个人出了自选集，结果这批人大都坚守在出版或相关行业（只有我自己后来完全脱离了出版界），成为今天出版界的中坚力量。
出版是一个处在社会边缘的行业，我意识到做策划才是使自己进入社会前沿的一个有效途径。于是，我更加积极地介入策划，介入报刊、广播、电视、广告领域，有了一批成功的案例。结识了考察南极的一批科学家后，我就一直在想南极的问题，2000年初，我提出能不能让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学家到南极去，让他们从人文的角度去看一看南极对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我的这个想法得到科学家的支持，但周边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异想天开，光费用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通过大半年时间的运作，我把这个本应是企业行为的项目，运作成国家项目。六个人到南极体验了两个月，才花三十几万，只相当于原来预计（费用）的百分之十。
近现代的人类历史是一个科技至上、人文式微的“独腿”历史，我们今天所遇到的很多世界性问题都和此有关。其实地球不应该只是一个实验场，更应该是我们生存的家园，这个事件的最大意义就在于以行动向世界呼吁：让人文与科技联姻，让我们共同关注人类的未来。
从南极回来以后，我被倪萍请去做《聊天》节目的策划，那是2001年4月。做了将近一年，全节目组一起努力，将节目的收视率提高了大约三四倍。之后，我就换了一个舞台——中央电视台西部频道。因为当时西部频道正在招兵买马，而且实行对台里台外的人一视同仁的新体制。这对于我这样到北京来“漂”的人太有吸引力了。但尽管在频道担任策划部主管，在频道还是边缘人。坦白地说，我现在处在相对无为的状态。
采访者：你觉得你在电视节目里，最擅长做哪一类型的策划？
阿正：没有最擅长的。但是，有文化含金量的节目我都有信心去面对，只要电视里有文化含量的东西，就特别适合我。我是一个“半桶水学者”，电视缺文化，所以需要“借”文化，但是大文化家他的水倒不到电视这边来，距离太远了，很难把他的理论体系变成一个鲜活的东西。而我是一个“半桶水学者”，我不把自己当学者看，我愿意给公众做节目，这是我的一个心态；另外就是我的知识比较杂，对出版、报刊、网络、广告、评论、理论研究各方面均有涉猎，刚好可以把复杂的东西做成老百姓知道的产品；第三是因为有文人的素养，对文化的理解不会不着边际。有这三点，我觉得有文化含金量的东西我都能介入。
采访者：你觉得自己比其他策划人高明在哪里？
阿正：不敢说高明。策划人有两种。一种是能够提出一个方案，并且把它做成产品，这种人偏少；更多的是能说的不会写，会写的不会做。如果说我还有一点优势，就是我从来都要把问题想通，在想通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理论的积累，同时除了能够用语言表达外，还能把它写成文字并加以实施。思想的火花会在空气中消失，当你用文本把它固定下来的时候，火花就变成有效的可传播的思想。
采访者：你可能也认为，自己应该有比这（指西部频道策划部）更大的一个空间。对于中国传媒业的未来，你一定有一个想法，是吗？
阿正：1995年在做出版业的时候，我发表题为《对中国出版业实行分流管理的战略构想》的长篇论文，提出全国的出版业要切为三块，然后实行分流管理。第一块，把出版社中真正的喉舌压缩成每一个省一家出版社，这支队伍国家要包起来，给他们提供社会中上水准的生活条件，让他们专心当“喉舌”；第二块，把占全国出版社百分之九十的专业出版社全部推向市场，让他们“自谋生路”；第三块，开放私营出版业，真正实现“出版自由”。
当时，我的观点因为太超前而遭到“批判”，但现在近十年过去了，这种趋势已十分明显：2004年初，中央关于出版业的改革决定，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我当年提出的前两步，我相信第三步也不会太久了。有传闻说中国的报业，中央将只保留“三报一刊”，其他统统“赶到海里去”，这是一个最理想的方案。假如真的一步到位，那么中国传媒业真正的春天就快到了。
所以，在这个传媒革命的年代，一个传媒人如果说没有想法的话，那是假的。但北京能人太多了，多得你气都喘不过来。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在东北时无数次到北京来出差，感觉相当不错。但是当有一天真正调入北京，从东北入关进入北京的路上，他就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角色，在这么大一个天地里会被淹没。其实我在北京也是这种感觉，无数人都比你能干，你只能把梦想藏起来，而把生活先安排好。
采访者：这是当时的想法，那么现在呢？
阿正：依然是这样，就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把你的文化理念融进去，在可能的情况下，影响你周边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有共同兴趣的朋友，然后给自己带来需要的体面生活，然后有一份宁静的心态。我是说给自己的心灵一个角落去听天籁之声。我特别渴望能够有一点业余时间，去读一点书，去感受那种纯粹精神性的东西，没有任何功利的，和朋友喝茶、喝酒、聊天，那种状态特别好。我骨子里的文人习气还在。做了近二十年的文化后进入电视，人家说电视是没有文化的领域，但是你仍然把自己当成文化人，电视始终是你不能完全投入其中的一个东西，你改变不了它，它也改变不了你，这就是我眼下比较尴尬的局面。
采访者：策划人是项目的灵魂，但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有的创意提出来了，委托方说你这个不行，可是等过了半年，你发现它做的正是你原来提出的策划方案。你是否觉得，策划人的角色是尴尬的？
阿正：所有的策划人在一定时期，都会碰到你说的这样的问题。策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隔着一层窗户纸，一点就破，点破以后就不再值钱了，谁都可以做。所以，策划人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太难了，所有的策划人都有类似的悲惨经历。
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选择好为谁做，比如我替斌华（指本书主编之一陈斌华）做策划，可能我就会有回报；其次，就是尽可能要参与全过程，很多策划人会通过对项目的执行，来实现他策划的报酬。
策划人最好的生存之地肯定是北京。他们（指此地的决策人或生意人）对策划的认知要深刻得多，知道策划的重要意义。我有一个基本观点，被一些朋友戏称为“阿正语录”：“定位决定命运，策划改变命运，传播影响命运。”定位是不是准确，决定了一个项目的命运。到了一个路口有三个选择，你选择错了永远都是错的，越发展越错，所以定位决定命运。策划可以改变命运，可以使你在有效定位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