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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美国访问学习让我感觉到了差距。在美国，无论从杂志的销量和杂志对主流社会的影响，还是从杂志的广告收入来看，杂志在美国影响特别大。由此不禁喜忧交加，心里非常紧迫。喜，源于对杂志这种媒体的信心；忧，来自对中美杂志差距的担心。然而，即使这个距离再大，我们也不会停止追赶的脚步，也不能丧失追赶的勇气。
关于中国期刊未来的发展，我写过很多文章。我提过“运作的市场化”、“运作的职业化”和“经营的产业化”，都是中国期刊尚未做到的。从知识管理的角度上说，我们目前很多媒体连一个内部交流性的论坛都没有，这样职业化的力度就很弱了，更不要说像美国《新闻周刊》那样对优秀员工可以奖励分红或者股票。说到经营的产业化，现在像《时尚》这样形成规模的很少，因为刊号受到限制。
采访者：可以肯定，随着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的现实，未来期刊面临的竞争会愈演愈烈，日子也将更加难过，你认为《南风窗》今后发展的最大难处是什么？竞争的对手会在哪里？
秦朔：《南风窗》的核心生命力会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建设达到自己的高峰，而在整个社会的舆论环境、自由环境开放的那一天走向完结，她今天的成功是因为承受了这个社会转型期的巨大矛盾，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历史潮流的发展总有一天不会再有这种矛盾去困扰整整一个民族，到那时候，整个社会关注的兴趣就多元化了，没有那么多人关心政治、关心社会问题了。
我个人认为如果最近一两年我们的工作还抓得不错的话，在中国目前的环境里面，在政经杂志里，《南风窗》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媒体都是比较细分的，比如《财经》，是以资本市场为中心的，如果说到竞争，那么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是《财经》，但是实际上彼此还是有很大差异的。虽然在读者群方面是相似，但是《财经》更加高端，是以跟资本市场相关联的这一批人为主，而我们还是以心忧天下的知识分子为主的。其实，我也很希望从其他刊物的发展过程中学到新东西，比如《时尚》，已经形成《时尚》系列了，而且对于引领这一代的年轻人生活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觉得他们在经营管理、制度建立上都远远领先了。在杂志整个的经营管理、真正的制度化建设包括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我们才刚刚起步。我们到目前为止的成功，真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成功，就是“心忧天下，热爱国家，热爱人民”，我们是把一种非常纯稚的热爱，变成工作的动力，在极其困难的夹缝中，慢慢去推动，顽强地生长，所以我们目前的成功还不能说是团队建设的成功、制度建设的成功。
采访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南风窗》最大的竞争对手还是自己？
秦朔：是这样的。
采访者：那么你认为《南风窗》最辉煌的时期是否到来了呢？
秦朔：还没有到来。
采访者：你认为到什么时候可以到来？那会是一个怎样的辉煌？
秦朔：我个人认为明、后年，《南风窗》的影响力还会持续增长，很多省部长都在读我们的杂志，当然我们内部还需要不断加强和调整资源的建设，所以我觉得到明年后年就会高度的稳定、均衡，到那时候影响力就会提高。
采访者：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你的人生态度是怎样的？设想十年之后的你在做什么？
秦朔：目前的心态和想法，首先是热爱生活，尽到生活的责任，让自己的生命充实。生逢在变革时代，知识分子应尽到一份责任，推动社会进步，尽可能多地去寻找知识创新、交流、传播的快乐，这也是我的人生快乐所在。
希望十年之后我会是一个教师或者研究员。中国有很多的大学，我本身也是他们的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员，有很多的学校希望我去教书，包括社科院希望我去做研究，那是我真正的最自由的生活，我总有一天会回到学校去。但是在这之前，我希望把《南风窗》做成一个集团，因为我觉得今天她的抗风险能力还很弱，所以我希望在两到三年的时间里能够为她造出更多的机会。
第一部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5节 在摄影中学会生活（1）
在摄影中学会生活——
访新华社摄影记者黄文文/吴笛汤一原张琳
采访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摄影是一种很辛苦的体力活儿，并不强壮的你为什么选择了摄影？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是这样选择吗？
黄文：其实当初选择摄影纯属偶然。与其说是为了摄影，倒不如说是为了进新华社。1985年我高中毕业以后，被保送进人大新闻系。当时老师让我在新闻学、新闻摄影和广播电视三个专业里随意挑选。新闻摄影和广播电视都是那一年新开设的专业，而前者是人大新闻系为新华社摄影部代培，因为好友父亲的一句话：“在中国要搞新闻，当然应该进新华社。”我就选择了摄影专业。老实讲，新闻摄影在当时，甚至直到今天还多少被人们认为是一准体力劳动的行业。
当然了，一个人如果选择自己不爱或者还不懂得去爱的职业，多半会受惩罚。我在四年大学生活里，就经常体验这种“不称职”的烦恼。那时最怕的是交作业。最要命的是我真不喜欢出去拍照片，更不擅长摆弄照相机。记得三年级上摄影实践课时老师在课上讲评作业，从一大堆照片里拿出一张黑白夜景照片说：“你们看看，我都不知道怎么给这张照片打分！”那是我的作业。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到现在都忘不了。
也怪了，除了摄影，其他什么课我都学得不错。当我被分到摄影部“当日新闻中心”当图片编辑，虽然虚荣心有点受挫，但是一点怨言也没有。谁让我拍照不“灵光”呢。好在虽然我拍照片不行，读懂图片的能力倒确实在工作中培养起来了，所以，现在看来，会看其实是长进的第一步，懂得打开心灵和头脑去欣赏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之后慢慢觉得这些东西对自己产生的影响内化成自己的感觉和愿望，然后再拍照片时就好像有了“灵感”，然后摄影变成一种自我表达的话语形式，最后好像慢慢把形式忘掉，让它们变成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我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解放”。
的确，摄影的外在完成形式更依赖于体力，很辛苦。我从1989年8月工作至今，已经有十几年。而我做专业摄影记者的时间其实才不过两年多一点。即使如此，沉重的摄影器材和奔波的工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给我的身体造成了伤害，很多摄影记者患有脊椎病、肩背肌肉劳损以及胃病，这些都是事实。
我想如果时光倒流而我又有更成熟的心智的话，我很可能不会再选择摄影。当然主要不是由于体力的原因，而是因为我的“解放”过程来得太长太艰苦了，到现在了，仍然不能完全感到被“解放”的自由。但是话说回来，时光真的倒流，我可能还是意气用事，管它行不行，先干了再说。
采访者：你觉得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或者图片编辑应该具备什么素质？
黄文：职业对这二者的要求是不同的。作为摄影记者，除了我们经常听到的对摄影记者的基本要求，比如：对事实本质的准确判断、善于思考和迅速反应的行动能力、好的体力、坚强的心灵等等外，可能最关键的是及时到场并且具备极强的视觉书写能力。也就是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否则无以补救，并有把看到的东西转化成有感召力影像的能力，这其中有一套规律和方法，是需要专门训练和悟性的。
不久前，我在斯坦福参加的“奈特研究员计划”的同事、一位以色列军事记者讲述自己的新闻背景故事时说：“我和我的摄影记者一起去一个现场采访，我们都拍了照片，可是我的照片出来跟他的不一样。”意思是他拍的没摄影记者拍的好，引得全场听众哄堂大笑。
不过他确实陈述了一个重要事实：摄影的过程不是简单的举起照相机按下快门就行的物理和光学过程，这中间其实还有一个超越胶片曝光过程的更高层次的“生物化学反应过程”。
一个优秀摄影记者的眼睛更擅长发现并且提取形象的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就在你身边，但是你可能根本视而不见，是那些优秀的摄影记者把它们提取出来，呈现在你眼前。这不是你有一台照相机，懂得简单的操作原理，又有机会去现场就做得到的。很多人对摄影记者存在偏见，认为搞摄影的人是“铁匠”，关键就在于轻视了真正优秀的摄影记者在瞬间完成这个复杂过程的能力。
至于图片编辑，最优秀的素质应当是懂得欣赏和辨别，能够最迅速地从众多影像中找到最体现事实本质的东西，这是一种宏观把握能力，同样需要严格的专业训练。很多好的图片编辑自己根本不会拍照，而很多好的摄影记者也不一定当得了图片编辑。在新闻机构的运行中，真正具有最终话语权的应当是编辑，他们决定把什么照片推上广播新闻线路，什么照片上什么版面，所以很大程度上，一个优秀的图片编辑能够造就优秀的摄影记者，反之，一个平庸的图片编辑会葬送天才的摄影记者。
采访者：战地采访的经历一定让你难忘。在你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战地摄影记者，需要有哪些基本素质？
黄文：战争是一种极端的生存状态，最残酷的是它的不确定性。前一个瞬间大家还好好的，一分钟以后你的伙伴可能就面目全非了。因此，战地记者要面临的挑战首先是生存下来，然后是工作下去。要生存不仅需要好体力和敏捷的反应能力，还要有特别坚强的心灵。遇到危险时不慌张，面对恐怖景象时不害怕，随时准备应付突然事件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全部的聪明才智发挥出来，完成任务，而不至于被恐惧吓倒。
对于战地摄影记者来说，不仅要对付沉重的摄影器材，而且上战场的摄影记者其实也是去打仗，绝对不是练兵，基本技术必须提前过关才行。不论多辛苦多危险，编辑要的是合格的照片。因此摄影记者面临的更多一层的考验是：战事越危险，发生事件越多，越要在第一时间冲到现场去，如果你不在现场，你没有和文字记者一样的补救措施；而即使你冒险到了现场，如果没有拍到能够表达事件本质的照片，还是不行。我第一次到科索沃时就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阿族出租车司机因为担心受到塞族士兵的袭击，无论如何不愿意在新闻现场停留，更不要说让我拍照片了。结果，同去的文字记者写了一篇很生动的现场目击记，我则白冒了一次险，两手空空而归，那种受挫感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体验。
采访者：你觉得自己具备这些素质吗？
黄文：我只能说自己在两个多月里逐渐适应了战地记者生活，最后有了一种接近于“亡命徒”的心理，在离开战场之前，拍了将近七千张照片，发了三百多张稿，最后活下来了。为了进行战争创伤的自我心理治疗，我在2000年出了一本叫《标靶》的个人摄影集。因为事情本身重要，我又幸运地在几乎所有关键时刻到达最应该去的地方，目击并记录战争，当初发稿的那些照片得到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而我的书也确实在帮助我化解心中的疼痛，并且在中国和美国引发了我所期待的良好反响。
很多事情回头看过去会觉得仍然有缺憾，总想寄希望于今后。本来嘛，追求更好、甚至完美是一种普遍心态，尽管这有些危险——就像我少年时看过的一篇小说写的那样，达到完美意味着灭亡——但追求的过程还是挺惊心动魄的，能不能达到，是另外一回事。从根本上说，结果究竟如何也不该由我们自己做结论。这个世界的好和坏都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在你感叹无法挽回的遗憾的同时，生活也因之强迫你重新开始，再做尝试。最后一生下来，可能有人有机会说：“过去的几十年，我好像活了一百次。”这也挺好。
采访者：目睹过死亡吗？有什么感悟？
黄文：真正在战场上跑过的人，很少没有目睹过死亡的。那对人是一种非常残酷的考验。你看着自己的同类，有时还是同事悲惨地死去，而且死相很恐怖，那种心灵冲击是一种强刺激，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我记得1999年4月15日第三次去科索沃采访阿族返乡难民车队被炸事件的时候，现场死者尸体残肢狼藉一片，给人如同亲临地狱的感觉。那个晚上，我的脑海里整夜都像被死者冤魂缠绕着，无法入睡。
经历过战争，目睹太多的死亡与破坏之后，会特别在乎过去认为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获得和看似平凡的幸福。说得简单一些，就是懂得珍惜和心存感激了。不像过去那样，老是觉得世界亏欠自己。本来嘛，命运给我活下去的权利和机会，剩下的由着我自己凭借气力去争取，最后得到什么靠自己努力，无论幸福或者烦恼，多半是自己挣来的，什么结果都得先接住，然后，或者慢慢享受，或者慢慢消化，如果是好结果就争取锦上添花，如果不尽如人意就向好的方向努力，这不就行了吗？
第一部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6节 在摄影中学会生活（2）
采访者：新闻摄影受不同文明的影响。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或阿拉伯文化中，有没有一个普遍的标准？
黄文：我倒倾向于从更宽泛的角度去思考标准问题，而不仅仅把它局限在文化范畴里。摄影术起源于西方，从诞生起就带着西方审美观念的深刻烙印，这是历史背景。同时，西方摄影人在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方面所做的努力比我们更深入、更系统，因此，他们的理念和标准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是生活中的事实。
新闻摄影作为摄影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样。当然，西方人在全球文明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也在悄然汲取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营养，但总起来说，他们的评判标准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其他文化的引入仍然是在这一旗帜之下的非本质性变动；加之其媒体在经济、技术和专业上的强势，使得世界其他地方的摄影人为融入其传播圈和信息循环，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甚至迎合着他们的标准，这从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
采访者：在你看来，目前国内的摄影是否达到了与文字比翼双飞的程度？图片在未来平面媒体中将占据什么位置？
黄文：图文并茂已经是一个老问题了，但现在的情况与十几年前，甚至几年前已经大不相同。过去搞摄影的同行总在抱怨文字同行不重视图片，挤压照片版面，报纸杂志通讯社的摄影部要奋力争夺属于自己的空间和阵地。现在，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新闻市场竞争，只要还想好好生存下去的媒体就已经不能不关注图片的质和量。不要说未来，就是今天，图片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已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
“读图时代”对于很多自命“精英”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一定是一个令人舒服的字眼，但这是目前全球媒体发展的走向和残酷的现实。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照片去适应这个“读图时代”。
采访者：在大师班的学习，在国外的工作和交流有没有让你领悟到一些新的东西？在斯坦福的学习与摄影有关吗？你觉得会对今后的摄影之路有什么影响？
黄文：出来看世界总是好事。这种经历能够给人提供一个不同视角，让人获得新信息、新知识，增进中国新闻工作者与世界各地同行的交流和了解。1995年我第一次去欧洲参加大师班，随后又在欧洲各国的新闻机构参观，尽管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那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国外高水平的新闻摄影人和新闻摄影界，触动和收获很大，那段经历对我后来回国再继续图片故事的拍摄有很大帮助。
1997年至1999年在德国两年的驻外摄影记者工作，是专业实践层面上的一次大考验，非常有助于我进一步深入了解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加之战争经历也是在这两年之中，整个人就像被充实之后，又被洗礼了一样。
这一次来斯坦福学习是从学术层面上对自己的又一次提高。我参加的是名为“奈特研究员计划”的职业中期新闻工作者培训计划，其每年的成员由十二名美国新闻工作者和六至八名外国新闻工作者组成，受奈特基金会全额资助，在斯坦福大学学习研究一个学年。我是该计划开办三十六年来第一次吸收的图片编辑。
我将学习重点与自己在国内读博士学位的专业相结合，方向是传播学，因此研究范畴超出新闻摄影。这是一个了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