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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等一系列问题。虽然在11日和12日，广州市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先后公布了疫情和患者人数，但这个事一看就知道它不单纯，首先即使它是疫情，它也是影响相当广泛，与大多数人相关的瘟疫；第二，这个疫情比较直接地和某些的制度问题联系在一起。
当时仅仅是一个广州的事。我们有两支队伍：一个是在广州那边写，写早期的广州非典型肺炎发生的整个过程，还有一个人在北京采访世界卫生组织、卫生部等等，两边都在做。尽管我们不是太熟悉这个体系，但我们对医疗卫生问题是有兴趣的，像我们的学术顾问汪丁丁也比较重视这些。2002年我们做得比较多的就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农村医疗改革。所以，在这个领域进行制度性探讨，还是有基础有资源的。
采访者：“非典”期间国内哪些媒体的报道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你觉得有哪些媒体给你们提供了启发和线索？
胡舒立：原来我们比较重视当地那些全国发行的媒体，像《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我们觉得它们跟我们的竞争比较多。但当广州出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把广东当地的报纸都看了一遍。看了以后，我觉得都市报在中国新闻的变革当中是非常不可以小瞧的一支队伍，是新闻变革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地方媒体一方面竞争激烈，一方面跟读者更为贴近，责任感很强。我觉得他们做得很不错。这次新闻报道让我认识到地方媒体其实是挺值得注意的。我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一旦地方的媒体行动起来，他们报道相当深入，讲得很尖锐。当地报纸对非典型性肺炎的报道是很细，可以从中了解整个事件的各个方面，尤其当时广东很多搞公众行政的专家和政协的专家也出来讲批评政府，言辞非常尖锐。当然广东在这方面报道的黄金时期很短，但他们这种很辉煌的表现，令我们很佩服，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采访者：财经类媒体的报道取向和报道范围一直是大家不断探讨的问题，也许有人会觉得，“非典”这个事跟财经话题搭不上边。你怎么看？
胡舒立：我觉得财经媒体应该做新闻判断。如果是硬新闻就可以做，就是财经界关心的重大新闻。我们责无旁贷。
这又涉及到什么算硬新闻。新闻业喜欢讲可读性，但我觉得更应当关注什么样的事情更为重大、具有关键性意义。至于《财经》为什么报得比其他媒体早一些，可能与在香港的认知相关。大约3月二十四五号，我们派了个记者曹海丽去香港驻站。到了香港以后，她发现所有的人都戴口罩，就她一个人不戴，反倒显得奇怪了。当时“淘大花园”爆发疫情，她立即去采访了，写了稿子回来。我们同时上世界卫生组织网站上去看了一下，发现广东报告的疫情人数是七百九十二个（截至3月26号），已经翻了一倍。我们采访了卫生部，北京市、广东省卫生部门，还有世卫组织。做了一组特别报道。
当时就有朋友建议说，你们还是不要做，新华社也没有对内发稿，像《北京青年报》只登了一个特小的“豆腐块”，大家都还不知道。我说，杂志周期比较慢，但我估计这事是不会推的，很快会公之于众。这毕竟是传染病。果然，那天晚上，我们杂志都到印厂了，张文康（当时的卫生部部长）突然出现在电视上，我们马上从印厂（尽管那时我们这杂志已经成型了）把杂志付印样取回来又增加了一个最新的疫情报告，就是张文康公布的截至3月底的报告数字。另外，我们在这一期杂志上刊出了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网址。
我觉得在这个报道上，好像新闻界有一点过于谨慎。其实也没有规定不能报道，大家也都不登。
采访者：是不是有一点麻木，或者存在某种谨慎的惯性？
胡舒立：我觉得这个惯性不太好，所谓报喜不报忧的问题，我觉得做灾难报道的时候记者的意识还是很重要的。那天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找我采访，提了一个他们自以为设计得比较精致的问题，意思是说“做这种新闻是不是考虑到比较有卖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庸俗的问题。记者应该去报道灾难新闻，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它是不是有卖点，首先应该判断它是否有新闻价值，是否体现了那种“喉舌”的精神。我回答他们说我又不是卖报纸的，我又不是做销售的，我是做新闻产品的。
采访者：为了更新这个杂志，把最新的消息登上去，像前面提到的张文康上电视的那种情况，从印厂拿回大样修改肯定需要增加一些成本。这种投入有无必要？
胡舒立：的确有的媒体对成本算得比较精，但我们一直不太计较这个。我们赚钱是这样，我们不赚钱也是这样。我们这一次出版号外估计也要赔好几万元（因为没有广告收入），昨天他们负责经营的人还在跟我提这个事。但我觉得，这是必要的付出。我觉得对做内容的人，成本约束当然是一种痛苦，但自己主动地、过分地考虑成本，没有必要吧？为什么大家好像都成了经营行家，一上来就问我这方面的想法呢？
采访者：既要做好报道又要保证采访人员的生命安全，你们当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胡舒立：我们在3月下旬就买了口罩发给大家。当时我们司机去买口罩，他咨询自己在积水潭医院工作的朋友买几层的好，连他的朋友都笑他过于紧张，结果过几天他们医院就出现感染者，再不笑话我们了。我们3月底就规定：出差必须戴口罩，上飞机、坐地铁必须戴口罩。后来我们还专门请了治疗SARS的专家，给员工做了一个预防培训。此外，我们还采购了工作服等必备采访用品，在办公室设了专门的消毒室。在杂志社前台，我们给每个外出采访回来的记者发放酒精棉球擦手。
采访者：花了多少钱？
胡舒立：到4月上旬大概花了八千多块钱。
采访者：我有一个朋友不是做新闻的，但他很敬佩你们在号外中很早就已经把“非典”传播的基本脉络给理出来了，你当时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有人帮你？
胡舒立：SARS出来后，你只要认真地采访，几乎到处都是新闻。当然，总要稍微前瞻一点想问题。这个前瞻性不是盲目的，是要顺势的。比如对SARS的公开性，其实是可以想到的。这种事，怎么可能瞒着？一旦公开，就要考虑，如何总结教训？4月20号以后，我们主要在想，尽可能把报道做得深刻一些。我们当时设想，报道SARS在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情况，可能能够更尖锐地反映出这些年来中国发展的代价问题。因为SARS看上去很偶然，是病毒传染一批人接着往下传播，但从本质上来看是提出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的代价问题。我国这些年来恰恰在卫生的预测和预防上投入非常低。SARS也反映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改革的滞后、医疗体制改革的滞后、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我们当时就认为问题在中西部会比较突出，要做一个对中西部疫情比较全面的报道。最早是想去宁夏，但是发现去不了，而且宁夏并不是疫区，后来就转而报道山西，主要是出于三点考虑：一是那里疫情比较严重，仅次于广东；二是那里是北京疫情的发源地，至少北京的首批病例和山西有关系。另外，山西地理位置位于中部，也比较近，而且山西我们北京人是可以去的。
第一部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14节 我在寻找什么？（2）
采访者：山西方面在接受采访时没有压力吗？
胡舒立：我觉得山西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采访会比较顺利，后来发现当地并不像咱们想像中那样表现得很神秘。
采访者：你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调动足够多人马去做这个报道，你是不是早就已经做了这些准备了？
胡舒立：首先我们在香港的那个记者坚持做SARS报道。在北京，4月1号以后我们开始有专门的一个团队做SARS报道。
采访者：当时你身边的一些朋友是不是也不希望你做SARS报道？
胡舒立：我们曾经在4月20日前后想报道北京对SARS的确诊方法和真实的数据，但采访难度特别大，结果报道做得不透。另外，我认为如果拿不到有说服力的事实——疫情报告等，就干脆以采访日记的形式刊出，不主张没有依据的分析。总的来讲，以我多年的新闻实践，我认为尽管新闻报道需要策划、也可以有许多表达的技巧，但最根本的一点还是用稿件还原新闻事实本身，就是认认真真地写事实，把重要的新闻事实写清楚。
采访者：我同意，这也跟《南方周末》早年的风格相一致。你们的SARS报道给人的感觉是采访特别扎实。
胡舒立：《财经》一直主张扎实的风格。比如说，我们当时做的每周调查中对医院情况的采写，就是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一个护士长一个护士长地问。我们要求每个医院最少采访四个人。比如人民医院，一定要找到院长、院方负责人，一定要找到最早接触首发病例的人，一定要接触护士长，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至于稿件中采用第二手资料，或者用什么技巧、角度表达，这些方法我们也会，但这种方式对读者了解现实的贡献相对较小。《财经》一直培训记者坚定不移地去报道新闻，用事实说话。
采访者：不少媒体在做负面报道时把握不好分寸。你是否可以介绍一些把握报道分寸的经验？
胡舒立：经验谈不上，只是做法。我觉得一是要发现事实，二是要审时度势。应报道新闻性比较强、已经开始引起各方重视的问题。所以这还是一个对新闻价值判断的问题。比如说“基金黑幕”，我们是2000年10月刊登的，当时我们觉得中国证券市场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的时候到了。当然，媒体的报道可能会有所推动，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从做财经报道来说，我觉得证券市场是中国最先进（公开、透明）的领域，尽管它充满了问题，但是它对许多问题都是承认的。
采访者：你对于未来媒体的竞争怎么看？从前面的交谈中，我们看出你已经意识到了其他财经类媒体发展对《财经》造成的压力。
胡舒立：未来的媒体竞争肯定会越来越激烈。但我们并不怕竞争，而且非常希望竞争。我觉得只有竞争才能使中国新闻事业有大的发展。从广东传媒的经验可以看出，即使制度约束比较严格，竞争仍能促进媒体更好地尽责工作。这是目前广东媒体不时有出色表现的重要原因，因为当地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因此我觉得竞争是一件好事情。
第二，就我个人来讲并没有很强的“小单位”进取心，一定要比别人强多少。也许这么说会让人失望。我不是特别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反正我只是干我该干的事情。我很希望竞争，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够引起竞争，但如果别人比《财经》做得好或者比我做得好，只能使我感觉很愉快。
其实做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自己既定的想法去做，如果特别投入太多的精力去关心市场的反应，别人如何想，是做不好报道的。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把所有的竞争对手看成是一种同盟的关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感觉真正做新闻的人有时候会很孤独，传媒人是需要互相温暖的。真正让我比较难过和担忧的并不是竞争，而是孤独。我关心中国媒体在竞争中，有没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够形成所谓的主流媒体共识。这种共识的形成在美国也是经过了好几十年，我想在中国肯定也会有一个过程。当然这个也跟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系。
假如媒体对新闻的功能看不清楚，只是去取悦读者，而反映公众的声音、反映公众独立思考的意识不强，就不容易形成一种严肃的新闻价值观。我更关心的是怎么在这种竞争的格局当中、在更多的媒体成长中形成一种大家的价值共识。传媒必须通过充分的竞争，寻找到一种有价值共识的报道形式，它既不是单纯的官方说法也不是简单的、低水平的商业化。它还应该促进一些所谓严肃性的新闻价值共识的形成。
采访者：你希望有这种共识，但是你的价值是什么？
胡舒立：我个人的价值就是在这种共识中实现。
采访者：你的意思是只想成为精神领袖或者是精神的先导，你不希望在物质世界取得一些成功吗？
胡舒立：我不可能算什么精神领袖，我就是喜欢当记者，写稿子，当主编都嫌麻烦。
采访者：你用二十年的时间取得了很多成果。
胡舒立：我特别不爱当主编，我觉得麻烦死了。因为我特别喜欢写稿子，我就是记者出身，后来我不幸也当了所谓的“官”，在工人日报、工商时报都担任部门负责人。但我特别喜欢当记者，到处采访长见识挺好玩，也可以有时间独立思考。
采访者：你是否觉得你一直在寻找一个梦？
胡舒立：我在寻找一个新闻平台，让我可以比较幸福地当记者。起初我学新闻的时候，并不一定喜欢做新闻，但是毕业以后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其他专长，只能干新闻，干别的还得重新学习，挺麻烦的。但我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很多时候有一些选题自己特别想报道却又不能见报，而且没有好编辑来指导。
另一方面我通过对西方新闻的研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收获，就是认为新闻应该是一个没有立场的客观事实。如果记者有立场也只能通过评论去表现。
我记得一位著名的记者朋友跟我讲过一句话：“你先写一个东西影响了十三亿人再说，没有一个市场比这个市场更好了，有十三亿的人可以先读你的东西。只有中国的这个地方确实是属于我们。”我后来就开始坚定地做记者，职责也很明确，就是给十三亿人看。我这个人确实没有什么直接功利的想法，比方说想拥有一个报纸之类的。大家是不同年代的人可能想的不一样，我这个人是一个思想比较自由、随意的人，我就是希望在中国按照我理解的新闻观念干新闻——把事实说清楚，同时表达一种独立的思考和判断。也就是说，我的判断是自己的而不是受利益牵扯的。
有一段时间，我自己写稿子投给各家报纸发表，这样我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写新闻，但这种新闻不够集中。在中国新闻界摸爬滚打若干年以后，我意识到中国这个地方是值得干新闻的，而且读者们非常需要它。我所说的新闻是指严肃新闻。后来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新闻实践证明，干新闻在中国是可行的、是有意义的。我的目标定得比较实际，觉得（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就可以了。
第一部分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15节 文化商品化与商品文化化（1）
文化商品化与商品文化化——
访《时尚》杂志社副社长刘江文/陈明月张伟杰张淑杰
采访者：《时尚》这几年一直很少接受其他媒体的采访，这次很感谢你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
刘江：我们一直是埋头做事、低调做人。现在因为创刊十年，我们为了给杂志社的十年做个总结，自己也在整理思路，所以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本书的想法很好，有些新的角度，新的关注点。有好些人想写类似的书，也有好些人写了类似的书，但大多是一个人完成，熟悉谁就写谁，缺乏纵观性。另外，所定位领域深度不够，实际上很多人都说传媒领域是最后一块朝阳行业。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觉得还是实际做事的人应该最有发言权。
采访者：《时尚》经过十年的发展，你是如何看《时尚》这个品牌的？经过十年这个品牌有变化吗？
刘江：品牌的发展就是品质的发展，开始我对《时尚》只是珍惜、爱护，我觉得它是高品质的代表，现在我看《时尚》品牌有更深层的影响力，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文化现象。我对品牌发展的认识是这样的，原来它只是一个杂志，后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文化企业，通过文化企业变成一个标识，以后作为标识会延伸到其他领域，现在的延伸还是在杂志，以后可能要跨媒体，包括自己的网站，因为我们内容资源好，做媒体没有内容就什么都干不成。总而言之品牌长期被人广泛认知，才能长久地发展下去。
采访者：很多报业集团是以报刊兼营的形式运作，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份报纸？
刘江：报纸相对要遥远一点，没想好要做，但是可能会想。包括周刊也可能会接着上的。另外就是第二个十年之内，能不能建立起一个市场。我的发展战略和创建战略是：方向一定要明确，方法一定要正确。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