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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翔：这点我特别愿意接受，也比较聊以自慰。我成了一个标志，可能就是因为我改变了一些什么，而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做了什么。在我这儿，拐弯了，出现新东西了，除此之外我很多地方还不如别人做得好。
如果说我的解说里面带有所谓风格的话，我也不是有意为之的。完全是因为我这个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说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觉得我们所做的工作也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的学问，体育解说甚至连说相声的也比不了，即使有风格一说，也不会像在相声界，还能分成马派呀、侯派呀，没到那个份儿上，虽然我们很想把它做成一门艺术。
在我的行业里有前辈，但在我走的这条路上是没有前人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自己磕磕绊绊，顺其自然地走下去。
采访者：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从事足球评论的？
黄健翔：我们家是球迷世家，我从小踢球，一度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如果我不干这行，用在看球上的时间可能也少不了多少。现在一边看球说球，还一边挣工资养家糊口，多幸福啊！侯宝林有一个老段子里就说，人家京戏票友就是想登台表演，“不给钱我都干了，多过瘾哪”！我就属于那种。
采访者：入行这么久了，现在还和过去一样有激情吗？
黄健翔：一个真正喜欢足球的人，他的激情是永远都存在的，只不过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表达方式可能会不一样，但内心还是一样的。就像一个热爱厨艺的厨子，他也不可能做每一道菜都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激动万状的，就和周星驰演的那个《食神》似的。
我们做这个比厨子还难出彩。厨子就是要把材料做活了，他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可是足球评论只能是人家踢成什么样，决定我说成什么样，因为不可能他踢得很闷、很无聊，我把它说得唾沫星子四溅，不可能。我不可能凭空去创造，我是一个依附于原产品的副产品。虽然我是最希望球踢得精彩的，可是怎么也不能要求它像NBA那样一秒钟进一个球，不可能。要是那样就不是足球了。
采访者：在你一年几百场的解说经历当中，哪一次是让你觉得最心旷神怡的？
黄健翔：2000年欧洲足球锦标赛。整个过程非常完美，比赛场场都很好看，我说得也很痛快、很过瘾；我一个人说了二十四场，精彩赛事几乎都没有错过，而且也比较进入状态（陶醉在回忆里）。
采访者：球迷一般情况下都很认可你的解说，有没有他们不认可的时候呢？
黄健翔：有。2001年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中国对卡塔尔，我的解说引起争议，观众、网民形成了两派，展开了激烈论战。回国之后看到网上的评论，我的第一反应可以说是震惊。
球场小世界，世界大球场。理智告诉我这一次舆论的爆发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感情上还是接受不了。因为直接发难的是一部分观众，是一部分球迷啊。这东西，还是让历史说话吧。
采访者：这次挫折对于你的工作风格有直接的影响吗？
黄健翔：没什么影响，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因为足球本身是无罪的，是纯洁的。
采访者：接着说说世界杯吧。世界杯期间，你，白岩松还有刘建宏的那个《三味聊斋》特别吸引人。只是节目当中某些时候你说话听起来有点冲，你自己觉得吗？
黄健翔：冲是冲，但不光我冲。你看节目里面我们三个不是经常互相攻击吗，一会儿这两人说那个，一会儿又那两人说这个，本身就是为了活跃气氛嘛。这种语言的交锋也是很必要的。有时做不好谈话节目就是因为有的人太虚伪，不能在公众场合有语言的交锋，有观点的不同，他觉得这是对人的，不是对事的，所以做谈话节目太累了。
采访者：作为一个体育记者和一个电视人，你如何看待中国的体育传媒？
黄健翔：体育电视节目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二十年前很少有人看体育，那会儿全国才一份体育报，现在有多少！大家解决温饱问题之后，文化消费的取向是多样的。而体育就是最多样化、最包容的一个文化消费的大项，所以说它吸引的人很多。但是同时，这个行业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18节 球场小，世界大（2）
采访者：依你看来，现在中国体育传媒的最大问题在哪里？
黄健翔：最大问题是仍然没有注意到如何让体育成为老百姓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老百姓现在看体育仍然是隔岸观火，看热闹，自己的生活需不需要体育还不明确。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其实体育本身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找到快乐，都可以从中获得一些效益的节目。
而且这个还不能责备观众，中国的观众在电视上看体育才看了多少年？看了两年的占多少？看了十年的占多少？看了二十年的又占多少？而且还分怎么看，经常看？一年看多少个小时？多少场比赛？这都应该有个详细的统计，你才能够正确地认知现在中国的民众对于体育是怎么认识和理解的。
要让体育成为老百姓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只能是靠媒体的引导或者说经济发展，一段时间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在这方面其实我们是有优势的，那就是我们的媒体主要是国营媒体，是有导向作用的，可以做很好的宣教工作。
采访者：体育传媒和体育产业之间是怎样的一种互动关系？
黄健翔：体育传媒本身就是体育产业的一部分，这么多体育报纸、体育频道养活多少人哪。另外，国外的体育媒体也利用自己的优势搞些经营、组织赛事等等。据说我们现在每年的体育产业总值不及美国的一个零头。也有专家说入世之后，中国体育产业的上升空间是几百倍，就因为体育产业的发展相对来说是滞后的。体育本身就是大众文化消费。就跟大家过年放鞭炮一样，你说你花钱放炮还指望这炮放出什么效益来？不就听一响儿吗？那钱就是扔了。体育就是大家宣泄情感，摆脱烦恼的一种方式，不是买车买房子。
采访者：依你看来，中国的足球产业处在一个什么发展阶段呢？
黄健翔：中国的足球产业还没有充分产生价值。原因很复杂。因为体育是大众文化消费，就有个消费观的问题。国外上百英镑一件的队服、围巾，一个俱乐部一年能卖掉几十万件，光这一项收入就多少？在国内你卖得动吗？一个个口口声声的铁杆球迷也没几个人会买。只有靠发展，再有持续稳定五十年的经济发展；另外，我们的文化生活空间还要再宽松一点。
采访者：你怎么看我们体育传媒的未来？
黄健翔：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体育是最国际化的，它有一个国际通行标准。你不可能说中国足球规则跟国际足联不一样，所以人家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未来。
比如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是随便哪一个大学生认识三千汉字就能当体育记者的。可能未来的体育传媒队伍里会比较多地出现：运动员经读书深造之后来做体育记者，他们会提高中国体育传媒的专业报道深度和水准。短期之内还不行，我们的运动员文化课差得太多了，补都补不了。
采访者：作为一个足球解说员，你觉得自己在中国体育传媒的发展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
黄健翔：只是一颗螺丝钉而已。管好自己这张嘴，多传播一些体育运动当中的人文关怀、文化内涵，让大家感觉到体育的美好和魅力，这是很重要的。另外，能够让大家觉得体育离自己很近，需要体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再说我已经改变了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媒体的一种说话方式），而且已经快头破血流了。
采访者：在你的事业发展中，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黄健翔：是我的家庭。我爷爷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么早的时候，就看过阿森纳队的现场比赛。1999年美国有所大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国际体育与文化交流的论坛。我一看，这不就是我爷爷早年留学的那个学校吗！就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说我爷爷曾经在那儿读过书。他们说好啊，带你参观。我到了那儿一看，他们还保留着我爷爷1932年毕业时的论文，还有学生证、成绩单。摸着论文封皮的时候我就想（抬头对天花板叹一口气），这真是命运的安排啊！
那次论坛上我讲的是中国体育传媒的现状，就以足球为例。来听的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他们听说中国人还喜欢足球？都觉得不可理解。当时别的演讲人都是一些老头儿老太太，做学问的，属于社科院学究的那种人，一看我这么一个小青年儿，开口就说我的节目动辄几千万人看，以为我吹牛皮呢。我心想，几千万人？三个亿的人都看过，吓死你们（笑）。
采访者：你对自己的成功是怎么看的？
黄健翔：可以说成功吗？不知道。贝利在他的自传里说过这么一段话，说他在退役的时候，回想自己踢了一辈子的球，而且十六岁就出名，就踢职业队，居然没有断过腿，没有受过一次大伤，他觉得自己幸运得就像一个没被抓着的贼一样。我经常就有这种感觉。
我真的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就是我的人生轨迹忽然之间搭上线了，是我的某一种命运安排，才能也好、积累也好，突然对路了，产生核裂变了。如果没搭上这条线我可能现在还不知道在干什么呢。其实这并不神秘，说白了就是一种人才机制，就是让最合适的人在最合适的位置上干活儿。而中国社会恰恰缺的就是这种人才机制，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只能寄希望于命运。
采访者：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黄健翔：我觉得我也没说出我在哪儿影响未来啦（笑），我只是改变了过去。
采访者：改变了过去就意味着影响了未来。
黄健翔：我对未来的影响就是我是未来的前一篇儿，而前一篇儿已经翻过去了。
没办法把黄健翔和足球分开。当他像一个真正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大谈自己的赛季，他的表情是陶醉而骄傲的；他也不曾因为怕冒犯球迷而刻意掩饰个人好恶。我想这一切都是缘于他对足球本身的尊敬。
一边，他自嘲所做的工作只是电视圈里的“边缘角色”；另一边，他“始终自认是艺人，是拿艺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认为“只有自己投入感情，才能做出有煽动力的东西”。可见，对于足球评论员这一兼具专业和时尚、新闻和艺术性的角色，他也给予了足够的尊敬。
作为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在谈到音乐的时候，他屡次用到“神奇”这个词：莫扎特是神奇的，音乐是神奇的；别人也说他的足球MV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相信对音乐，他同样深怀敬意。
由此，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测：他那些“肆无忌惮”的言谈和笑语只不过是一张门帘子而已，掀开帘子，屋里边的严肃和寂寞便会一览无余。
没有光环，也没有面纱，月光泻地，他站在那儿很无辜的样子，和公众想像中的那个人无法重合。
不管是“未来的前一篇儿”还是后一篇儿，都是要翻过去的；可以留给自己的，惟有赤子之心。
第二部分 球场小，世界大 第19节 没有设计的十七年（1）
没有设计的十七年——
访《中国经营报》执行总编李佩钰文/张银俊陈懿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内部推广积极面对竞争的所谓“狼群文化”，你作为在狼群中生活了十七年的领头狼，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李佩钰：我觉得有三点：第一我比较忠诚，第二我比较敬业，第三我有一颗平常心。如何理解这个忠诚？我在《中国经营报》干了十七年，把青春和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它，我很爱我们的报纸。
我刚到报社的时候才二十三岁，我看着这个报社一天天由谁都不知道一直发展到今天，我们曾经无数次地搬家，无数次变化。我刚到这个报社的时候它还叫做《农村经营报》。那时候在报社一个月的工资才八十多块钱，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它能成为中国经济类报纸的老大，谁也不会想到，所以这么多年来能够坚持下来确实是出于对这个报纸的忠诚。
我在报社中做过记者、编辑、发行部主任、记者部主任、副社长。那时候我的宗旨就是别让领导说我不好，我这个人很顾面子，领导把这件事情交给了我，我就好好完成。我现在是执行总编，那天我还和我们的总编说我很适合做执行总编，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执行能力很强。我去年曾经给我们的很多编辑发了那本书《把信送给加西亚》，我很欣赏里面的那个罗文，我觉得我在很多方面就具有那种执行能力，就是领导说了把这件事交给我，只要不违法我肯定能想方设法把它完成。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为了听领导说一句：“这件事你干得真不错，你干得真好！”
其实十几年了我一直是这么做的，无论是什么职务都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干，而且我从来没有干着记者就想当记者部主任，或者干着记者部主任就想当副总编，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这是实话。就在我1994年三十一岁时做到总编连我自己都很吃惊，怎么让我当总编呀，我从来没有想过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做人欲望千万不要太高，那样往往成不了事。现在我的位置就是我一步步做过来的，我一直没有什么个人设计。
采访者：请谈谈《中国经营报》选择人才的标准？
李佩钰：我们的标准有三个：怎么做人，怎么做事，还要是一个正派的人，缺一不可。如果这个人不是一个正派的人，那他越能干越有危险。所以尽管这个人特别能干，但是不正派那我绝对不要。你不能要求你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又正派又能干，你肯定要取一个平衡。我非常反感企业管理政治化，什么事不明说，给你穿小鞋，制造出这派和那派，我们编委会就非常团结，没有派别，人家说咱们《中国经营报》就一派，就是李佩钰那派。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成功运作了这么长时间，创造了中国民营财经类媒体的许多第一，听说你们又尝试了一项新举措——请全球最著名的广告公司Satchii&Satchii的媒体购买公司“实力媒体”来为《中国经营报》做咨询，你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李佩钰：对，你们的消息还真是灵通。《中国经营报》花了二百多万请实力媒体来给我们作咨询，对我们的指导很大。它对我们的指导不光是广告经营方面，因为广告经营是与报纸运营的其他环节联系在一起的，广告经营是最后一个环节。它对我们的版面、发行都有要求和建议，我们现在已经合作了三个月觉得效果非常好。我们已经形成了我们独有的价值观念和运作方式，我们需要一个“外人”进来以后给我们作诊断。可能有的时候他们提出来的东西不是完全对，但能促使我们思考，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天天在一起商量，商量了十几年了，现在突然有了一个外人，一个旁观者，可以很冷静地在旁边来观察我们。
在报纸向产业化过渡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认为经营本身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其实真没有那么简单。
采访者：请问你如何看待一家报纸媒体的编辑、广告、发行这三个方面的作用？
李佩钰：当然是要以编辑为龙头，我们一切都是以内容为主打的，没有内容谈不上发行量，发行队伍再强，内容很次也发不出去；其次是发行跟进，由发行来拓展渠道，发行就是一个送达，把渠道做好了送到读者的手里，同时也要运用一些手段，比如促销来扩大发行量；广告经营则是锦上添花，广告经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当然这里面也需要技巧，否则不但锦上添不了花，还有可能应当获取的价值没有获取到，这就是广告发行没有做到位。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的发行情况是怎样的，现在有什么变化？
李佩钰：今年我们开辟了许多新的发行渠道，《中国经营报》应该说是全国媒体中发行渠道最健全的，因为我们是自办发行，百分之七十是直接在我们全国十九个记者站和十五个分印点直接发行的。我们不是委托发行公司，渠道在我们自己手里，同时，我们还在各地寻找不同的批发商组织发行，我们要求我们的发行工作能够最终做到把我们的报纸铺在所有有效的发行渠道上，包括飞机、酒店、校园。现在我们都已经在做了。
采访者：《中国经营报》的读者群是如何构成的？
李佩钰：我们将读者分成实际读者、兼顾读者和潜在读者，我们的读者目标就是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目前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