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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门先观为意，即开言切莫踌躇。天来问追欲追贵，追来问天为天忧。八问七，喜者欲凭子贵，怨者实为七愁；七问八，非八有事，定然子息艰难。士子问前程，生孙为追古，叠叠问此件，定然此件缺；频频问原因，其中定有因。一片真诚，自说慕名求教，此人乃是一哥。笑问我贱相如何？此人若非火底，就是畜生！沙砾丛中辨金石，衣冠队内别鱼龙。僧道纵清高，不忘利欲。庙廊达士，志在山林。初贵者志极高超，久困者志无远大。聪明之子，家业常寒。面拙之夫，财终不匮。眉精眼企，白手兴家之人。碌碌无能，终生工水之辈。破落户究极不离鞋袜，新发家初起好炫金饰。神暗额光，不是孤孀亦弃妇。妖姿媚笑，倘非花底定宠姬。满口好好好，久居高位；连声是是是，出身卑微。面带愁容而心神不定，家有祸事。招子闪烁而故作安祥，祸发自身。好勇斗狠，多遭横死。怯需而能常受人欺，志大才疏，终生咄咄空抱恨。才偏性执，不遭大祝亦奇穷。治世重文学之士，乱世发草泽英雄。通过商大邑竞工商，穷乡僻壤争林田。
“急打慢千，轻敲而响卖。隆卖齐施，敲打审千并用。十千九响，十隆十成。敲其千而推其比，审其一而知其三。一敲即应，不妨打草而随棍上，再敲不止，何妨打草以寻蛇。先千后隆，无往不利；有千无隆，帝寿之材。故曰：无知不响，无隆不成。学者可执其端而理其绪，举一隅而知三隅。随机应变，鬼神莫测，分寸已定，任意纵横。慎重传人，师门不出帝寿，斯篇玩熟，定教四海扬名。”（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下卷，群众出版社，1993年）
再次，骗子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自古及今，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视骗子等职业为非正当职业，因而极遭鄙视。
当然骗子社会群体（阶层）的社会构成，不像士、农、工、商、兵、学等社会群体（阶层）那样稳固，其社会来源是变动的，并不是先天的，既可以从其他阶层中分离而来，又可以从此群体中分离出去。举凡其他社会群体中的人因为各种变故沦入社会底层，都有可能加入骗子群体，而这个群体中又有若干最后分离出去，进入其他社会群体的行列。
进入到骗子群体中来的人员构成，有这么几种：
一是失意落魄的读书人。他们不能升入社会的最上层，转而沦入社会的最底层，一无所有，只能凭借他的智力优势，将智慧用在邪道上，以骗为生。
二是破产的地主、商人和被解除职务的官吏。他们多因家庭、事业的重大变故，或破产，或罢官，一下子由社会上层跌入社会最底层，为了苟活，只能以骗度日。
三是失业的手工业者、学徒和破产的自耕农。手工业工人与学徒失业，农民破产，他们失去了正当而体面的职业，衣食无着，只能凭借其“好勇斗狠”和习惯的体力劳动来进入行骗者的行列；否则，别无选择。
四是残疾人，尤其是盲人。残疾人身体的缺陷，造成他们劳动与生活的不便，但又可借助人们对其生理缺陷的同情优势，挤身行骗者的行列。
骗与中国文化
真与假，实与虚，诚信与欺诈，自古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骗既是一种社会的主体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骗文化，它与儒家文化所张扬的诚文化相对应。
首先，骗与诚，同中国文化同源同根，共生共长。
自古以来，诚实被中国主流文化规范为崇高的道德，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该承认，骗常常是诚的一种文化补充，在社会生活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了诚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堪称中华智慧的《三十六计》中，骗同诚是相辅相承的。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就是：“诳也，非诳也，实其所诳也。”
意思是说，运用假象欺骗对方，但并非一假到底，而是让对方把受骗的假象当成真相。正因为这样，“假”常表现为可爱的机智。如三国时期张飞在长坂桥上喝退曹军，就靠“作假骗人”：虽然张飞只有二十余骑，同数十万曹营追兵决然不能作战，但是，张飞粗中有细，急中生智，虚张声势，以疑兵制敌。他命令军士砍下树枝，栓在马尾上，在树林中往来驰骋，扬起尘土，造成千军万马奔腾之势。
正因为如此，面对眼前的二十余骑，曹兵不能轻举妄动；三声怒喝，曹操身边的夏侯杰被惊得肝胆破烈，倒撞于马下，而曹军“尽皆股栗”，果真收到了张飞所谓的“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的效果。明人冯梦龙编撰的《智囊全集》，有关自古以来的神奇骗计智谋，收集得十分周备，可供一览。这些神骗机智，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涵。
其次，虽然骗与诚有必然的依存关系，但是，由于骗能够走向极端，塑造成群结队的危害社会的骗子，因而诚文化对于骗文化是持保留态度的。其表现就是将社会文化的道德尺度与价值尺度引向真实与诚信方面，将骗文化局限在智谋领域。
中国主流文化提倡、彰显诚文化，就是针对骗文化有不合理、适移至恶（非善）的一面而言的。《论语·子路》说：“言必信，行必果。”《论文·为政》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学而》还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庄子·人世间》强调道：“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荀子将诚信者称作“君子”，将奸诈者称作“小人”。《荀子·荣辱》说：“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因此，儒家确立了至高无上的价值标准，忠信胜过黄金、美玉。
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奉诚信为至宝，并将它作为一种普适性价值予以提倡和推广。晋代学者傅玄在《傅子》中十分推崇韩非子的名言：“巧诈不如拙诚”。他认为，无论心思多么机巧，多么诡诈，只要涉及一个“诈”字，则为不正，就不如出自诚心，虽然拙也罢，但还不失其平直真实。
再次，正由于骗文化与诚文化相生相长，相辅相成，因而骗文化的演变中，它很善于从主流文化中获得文化生长的要素，丰富自己，装扮自己。换言之，诚文化对骗文化既有相斥性，又有兼容性。这种兼容性就表现为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吸纳。
骗文化借用主流文化所张扬的社会正义，将骗行装扮成路见不平，劫富济贫的使者。“江相派”骗经《阿宝篇》云：“贪官者，民贼也；奸商者，民蠹也；豪强者，民之虎狼也；其或以知（智）欺愚，恃强凌弱，欺人孤寡，谋人财产，此皆不义之财也；不义之财，理无久享，不极在自身，亦极在儿孙。不义之财，人人皆得而取之。故曰：‘做阿宝者’，非‘千’（骗）了，顺天之罚而已。”
此外，骗子群体组织体系的维系，也借用了主流文化中“孝”、“忠”、“义”、“友”等等道德范畴。这些道德范畴在一些骗子集团中为维护上下、老幼、尊卑秩序，增进骗众之间的亲和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体现为骗众对骗首尽“孝”、尽“忠”，可以规范和约束群体内部的各种关系和行为，并协调其利益；骗众之间友爱互助，讲义气，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与团结，有利于他们在行骗活动中一致行动，互帮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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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１６４。
第5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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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骗术
【案例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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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
第一章：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
第二章：传统骗术
第三章：近代骗术
第四章：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第五章：骗子的危害
第六章：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正文】
中国传统社会的骗术，种类繁多。就其活动的范围而言，主要表现在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两个方面。中国早期骗术的施行，多见于政治生活中。以后随着城镇都市的繁荣兴旺，骗术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活动的舞台。丰富多彩的市井生活，又为骗术的生成与施行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历史条件。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致力于“正道”的追求，往往又为骗子提供了行骗的广阔空间。如司马光曾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与君子求“真”相异，小人求“诈”。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亲”、“友”、“信”、“宽”等文化观念对君子的规范无疑为小人行骗提供了契机。
行骗术施行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行骗主体既有“一言九鼎”的君王天子，也有为虎作伥的将相王侯、臣僚公卿；既有所谓“四民”的士农工商在官场中行骗，也有贩夫走卒之流假冒官员招摇撞骗。
君王行骗
马基雅维里在其名著《君王论》中指出：“一个君王，如果想保持他自己的权势，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好事”，“某些事看来是道德的，但其结果却置国君于败亡；另外一些事，看来是罪恶的，其结果却使他获得了较大的安全与幸福”。尽管帝王君主具备形形色色的个人品质，未可一言以蔽之，但却不得不运用权术（包括骗术）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力，这一点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
西汉高祖刘邦，出身也是一个流氓，后来伐秦灭楚，就当了汉高祖。刘邦发迹以前，就是一个横行乡里的骗棍，以至于他父亲都忍不住骂他无赖。元人雎景臣在元曲《高祖还乡》中对此作过精彩生动的描述，说他少时替人“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他本是私生子，登皇位后以其母与蛟龙交感而生的鬼话欺骗天下，而从此正史中也堂而皇之地记录了他这些骗人的鬼话。
一部二十五史中，为皇帝登位作欺骗宣传的种种“奇言异行”俯拾即是：
魏文帝曹丕，出生时有车盖状的青色云气在他头上笼罩终日；
蜀汉昭烈帝刘备、西晋武帝司马炎皆手长过膝；
开创刘宋王朝的武帝刘裕，出生时神光照室，长大后经常有小龙随从；
南齐高帝萧道成，身上遍体麟纹；
北齐文宣帝高洋，在娘胎中就每夜有红光照室，出生后身体特征除像萧道成一样有遍体麟纹之外，还有重叠的脚跟；
北周文帝宇文泰，出生时有黑气笼罩，背上有盘龙形黑痣；
隋文帝杨坚，出生时紫气充庭，手上赫然有一个“王”字；
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时有两条龙在门外戏耍，三天后才离开；
后梁太祖朱温平时睡觉时，常常会像《白蛇传》中的白娘子那样化为一条蛇，不过颜色是赤红的；
后唐李克用，出生时有虹光照耀，白气充庭，井水一下子溢出井口；
后周太祖郭威，出生时不仅红光照室，而且还有阵阵炉炭爆烈、星火四溅。他熟睡时，又常有彩色小虺在鼻孔中爬进爬出；
辽太宗耶律德光，出生时有黑云覆帐、火光照耀，并伴有阵阵雷声；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异香溢庭，遍体金色形同罗汉，三日后始退；
……
上述“奇迹”的来源无非有两个：其一是“领袖人物”在成大事过程中为了招揽众人而故意编造的；其二是皇帝登位后为增加天子的“灵圣光焰”而伪造的。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这种骗术屡见不鲜，有时候还真管用。
臣僚行骗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臣僚行骗是最为常见的事实。其中原因固然很多很复杂，主要的却无非是因为臣僚群体地位的特殊引起的。臣僚对君王负责，荣辱兴衰乃至身家性命都系于“今上”一人，“固宠”是第一要义；臣僚又必须管理好治下比自己更小的官僚和“治民”，所以又须“取信”于民；另外，官场“此上彼下”的升迁总在进行，对同僚必须防备，适时进击，“无毒不丈夫”的信念促使着种种骗术的诞生。臣僚行骗的对象各异，有的是君王，有的是臣僚，有的是黎民百姓。
1．假诏登基
《史记》记载了秦朝赵高和李斯合谋欺骗天下，假诏立秦二世的骗局经过：秦始皇已病得奄奄一息了，于是便写了一封书信给公子扶苏，文中说。“我的丧事要在咸阳都城办理，丧葬也要在咸阳选址办理。”书信已经封好了，在中车府令赵高处加盖玺符印时被赵高截留，没有给使者。七月丙寅之日，始皇在沙丘平台崩驾，丞相李斯因为考虑到皇上驾崩于遥远的巡游之地，害怕各位公子为争夺皇位起内讧，更害怕天下由此大乱，于是秘不发丧，对外封锁消息，却将始皇的棺材放在凉车里，用冰镇着，始皇宠幸的宦官仍然一起乘车，皇上的饮食仍照一仍其旧，每日定时奉上。群臣百官也仍然像往常一样向皇上奏事，官宦则从韫凉车中批准其所奏诸事。惟独只有公子胡亥、赵高和身旁亲信五六个宦官知道皇上已死。赵高曾经教授过胡亥写字和有关监狱法律方面的知识，故而胡亥很是宠幸他。于是，赵高便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策划将秦始皇赐给公子扶苏的书信撕毁，而造假诏书说始皇在沙丘致遗诏给丞相李斯，命令他立公子胡亥为太子，又假造诏书数落公子扶苏、将军蒙恬的诸多罪状，将其赐死……车队继续前进，经过井陉抵达九原……车队回到咸阳后才发丧，太子胡亥继承皇位，是为秦二世。九月，秦始皇葬于骗山。（《史记·秦始皇本纪》）
类似于此的骗术，清代雍正帝也曾采用，也是君臣合谋，假诏登位。
2．王莽嫁女
王莽主谋立汉平帝即位以后，他本人被封为“安汉公”，他为了巩固权势，想把女儿嫁给平帝做皇后，便向太后奏请广选王公列侯的嫡生女入宫，太后听从了王莽的建议，下令将选后之事交付有关官署办理，登记人选诸女姓名时，王莽发现其中的女孩多数品德、容貌都在自己女儿之上，心里很害怕女儿会落选，便心生一计。他故作姿态，欺骗太后说：“臣的女儿并没有特别突出的品德，才学也很平平，不应该和其他女子一起竞选。”太后由此认为王莽出于至诚，表示谦恭礼让，主动放弃女儿争当皇后，于是下了一道诏令：“王莽的女儿放弃了竞争，不要选她了！”这道诏令一出，天下文臣武将、黎民苍生都认为王莽是真的谦让，口碑很好。这时，王莽派一批手下游说地方官吏，带动庶民百姓纷纷上书：“请选安汉公之女入宫做皇后，母仪天下。”王莽又故意再次向太后上书，表示坚辞，还派出官员到各地劝阻，让地方官员不要上书劝立女儿立后了，结果上书反而越来越多了。太后不得已，只得把王莽女儿列在被选之列。众官员又上书，说要立王莽女儿为后，王莽看时机成熟，于是上书说：“请派大臣见臣女一面，空口无凭，眼见为实。”于是太后遣长乐宫少府、宗正、尚书令等大臣前往纳彩并面见王氏女儿，事后回奏称：“安汉公之女品德端正，生有窈窕容貌，应当受大命，继正统，为天下国母。”元始四年四月，王莽之女被宣布立为皇后。
王莽的这种骗术很高明，局面布置得很大，参与的人数也很多，他的手下心腹在其中的作用不容小视。
3．安禄山“尽孝”
臣僚对君王一般情况下不敢明目张胆地行骗，更多的表现为“诡辞媚上”，骗君王于“谄言佞行”之中。如唐朝安禄山常装出一副愚蠢的样子以掩饰他的奸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