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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经常发生的权臣篡政、军阀割据、诸侯鼎立、天下纷乱的局面。这种后期封建社会政权内部的稳定统一，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北宋奠定的文官政治。赵匡胤以一个职业军人，一个纯粹的武夫，能够如此注重文治，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件非常稀罕的事，应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幸运。
更重要的是，这种对文人的优遇，造成了文人士大夫的自尊、自豪和自信的心态，也激发了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豪情。看宋人的文章议论，不难感受到这种意气风发的豪情与襟怀。王夫之的《宋论》中指出：“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文臣无欧刀之辟。”顾炎武也认为，宋朝不杀大臣及言士官是其“过于前人”之处，为“汉唐之世”之所不及。当然，不杀士大夫不等于就没有冤狱。“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正常现象。因此，宋朝还是有不少正直士大夫在奸佞之徒的诬陷下获罪谪贬。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苏东坡的“乌台诗案”，而滕子京的谪守巴陵也是一例。所幸的是毕竟有宋太祖“一个不杀”的政策在上，它毕竟使得士大夫无生命之虞。至于谪贬，对于“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来说，看来或许不是他们所不能承受的代价。
“不杀士大夫”多少表明了对文人的基本人格的尊重，而对道德人格的尊重则激发了宋朝士大夫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有宋一代，官僚士大夫之重人格和气节，堪与东汉党锢之祸时的清流相比。宋朝士大夫中刚正忠直之士多了，对社稷黎民的责任感也更强了，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观念成了他们的共识。宋朝的士人，差不多可以说是东汉的党人、清流之后的中国历史中最重人格气节的知识分子。另外，宋朝的士大夫整体素质相当高，是一个既饱读经史诗书、深受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和民本思想熏陶，又经严格考试选拔出来的知识型文官集团，因此他们能比较有效的管理国家机器，把对民众的剥削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和政权的危机。宋朝基本没有权争引起的内乱，也没有发生过历朝所不免的周期性的全国规模的大的农民起义，正是宋朝文官政治比较清明的体现，也是文官集团的整体素质的体现。
当然，宋朝的文官政治，也有它的弊端和代价。主要的问题是，冗官冗员多，政府开支靡费大，积弱积弊丛生，军纪涣散，兵不能战。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有势而无政”、“有形式推迁而无制度建立”（钱穆），并认为宋朝的积弱根本原因在这里。于是，宋朝的有经世之志士大夫只好在这弊政和积弱中困难地改革、摸索前进，以图实现其报国理想。在这些士大夫所组成的文官集团中有许多优秀分子。他们能够有效的管理行政，发展经济，推行文治，甚至能够带兵打仗。曾经镇守延州的范仲淹就是典型的一例。滕子京也是这样的人。据《宋史》称他“宗谅（滕子京名）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所莅蚶喜建学，而湖州最盛，学者倾江、淮间。”他的一生事业既不显赫，也不平庸。他“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其后仲淹称其才，乃以泰州军事推官召试学士院”，任中曾上书请宋仁宗“罢诏狱”，并且“请太后还政”。后被诬贬官，“通判江宁府，徙知湖州”。元昊造反时，他任“刑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知泾州”。其时“葛怀敏军败于定州，诸郡震恐，宗谅顾城中兵少，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谍知寇远近及其形势，檄报旁郡使为备。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由此可见，滕子京也是一个文可放言直谏、武能御寇靖边的优秀官员。无怪乎他与范仲淹能够成为知己和至交。自其仕宦经历上看，他只是宋朝的士大夫官僚群体中极为普通的一员，如果要说他有什么典型意义，那也就在于这个“普通”。然而借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位普通的士大夫得以名垂千古。
读《岳阳楼记》，我们可以感受到范仲淹对这位朋友的政绩的高度评价：“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在这篇传颂千古的名文中，范仲淹在描写了洞庭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胜状”之后，又抒发了自己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之忧，和“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之乐，最后，在“求古仁人之心”中得出了结论：要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微斯人，吾谁与归！”对于范仲淹来说，“斯人”——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共同的书生意气，共同的报国志向的朋友还是有的，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就是一个。作为立志兼济天下的儒生和士大夫，作为尽心尽力匡扶社稷、报效朝廷的文官集团中的一分子，他们的努力和业绩中是交织着经世的豪情和意气，又充满着忧国忧民的沉重和悲哀的。今日读《岳阳楼记》，颇让人觉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这种责任感和悲剧感、乐观与失望、意气风发与忧患消沉的混合。他们的理想与抱负，他们的经历与挫折，他们的业绩与贡献，虽然离我们已经很远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史料的收集、通过驰骋的想象，努力去追踪、还原历史的画面。《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尝试。书中通过一些我们久闻其名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描写了他们之间的种种关系，刻画了他们作为真实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尽力去反映那个已经离我们远去的时代的生活真实。看得出来，作者为此倾注了情感和心血，力图通过自己的叙述，让人们去具体、生动地了解和感受历史。我想，如果能有更多这样的作品，那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思考自己民族的过去，了解我们这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的。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 杨敬年
我今年96岁，“好读书”的癖习依然未改。近读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的新著《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不觉“欣然忘食”，衷心觉得这是一本好书，值得大家一读，因为它揭示了“南开现象”的秘密：私人创办的南开大学、中学、小学，为什么能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局势的风云变幻中岿然不动，发展壮大，成为今日的巍巍南开。
冯友兰在其所著《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的作者自序中说：“历稽载籍，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以此标准衡量，我觉得梁吉生教授的新书是一部当之无愧的好书。
第一，才的方面。作者文笔流畅生动，亦庄亦谐，叙事说理，可谓淋漓尽致，鞭辟入里，“凌云健笔意纵横”，堪称“精妙”。
第二，学的方面。作者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尤其是张伯苓教育思想的研究。在其编著的《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和《张伯苓与南开大学》及其他有关论文的基础上，成此力作。本书内容丰富，材料翔实，旁征博引，细大不捐。其中有许多珍闻轶事，过去鲜为世人所知。足征作者用力之勤，考核之审，为本书立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于史料，可谓“精熟”。 第三，识的方面。这要从分析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入手。 张伯苓出身海军，身受甲午战败的屈辱，怀抱不服气的心情，立志以教育救国。本书首章从张伯苓早期所受中西教育的熏陶、坚定的教育信念的形成、克服办学途中遭遇的种种困难的不屈不挠酌精神、热爱学生的高尚情怀各方面勾画出一个伟大教育家，其人之精神风貌跃然纸上，使人如亲晤对。
次章可以当作一部南开学校简史来读。它扼要地叙述了南开中学、小学、大学、女中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创办的缘起和经过，各自的特色，被侵华日军炸毁及占领的惨状，以及在昆明与北大、清华共建西南联大的岁月，充分体现出张伯苓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
中间五章是全书的重点，说明南开之所以为南开的关键。南开大学有三个特色，一是树立了正确的培养目标，二是倚靠全体教师办学，三是建立了健全的管理制度。办学有两个根本问题，一是为何办学，一是如何办学。如果说本书前两章回答了第一个问题，那么中间五章就是回答第二个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个特色。 南开的办学宗旨是，以教育力量促进中国现代化，体现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八个字的培养目标上。南开人要热爱祖国和人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公”。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真才实学和过硬本领，这就是“能”。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就像商汤的盘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就是“日新月异”。
第三章说明了张伯苓主持南开四十年中办学思想和措施的演进经过。他为了办学，亲身到美国去接受教育，又多次到欧美和日本考察教育。从与国立大学抗衡到优势互补，从照搬日本、美国模式到适应中国国情。结果认识到要根据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情况，培养为促进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现代化的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才，于是提出了上述培养目标。
第四章接着叙述了张伯苓为实现培养目标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他实行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以德育为万事之本，注意熏陶学生人格，提倡学生组织各种团体，注意培养学生的爱国心，着重“现代能力”（科学知识和民族精神）的培养。
张伯苓不仅在学校教育中注重体育，而且是中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开拓者，本书为此特辟一章（第五章），记录了他为中国近代体育的建立和发展不懈努力、奋斗一生的先进事迹。本章从重视学校体育、注重体育道德和倡导良好运动风气、热心提倡奥林匹克运动、积极推进全国体育竞赛活动各方面，展现出他的体育思想不但在培养奥运会上的运动健儿，而且要增强全国人民的体魄，提高与普及并重，以此实现他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宏愿。
南开大学的第二个特色是发挥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张伯苓有亲身的教学经验，他深切体会到教师是学校的脊梁，是教育的灵魂，其智慧开启学生的求知之门，其热情和挚爱影响学生的人生历程，所以他对教师的选聘、考察、要求、培养和待遇，都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结果造就了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使南开能卓然屹立于中国学校之林。本书第六章从热心负责、通力合作，教书育人、学行并重，建设优秀教师队伍，重视选聘培养青年学者，尊重和善待教师，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英才辈出、绩著南开各方面，对之作了详细的阐述。
南开的第三个特色是建立了一套合理的管理制度。精简机构，节约开支，提高效率，勤俭办学。本书第七章就此列举了以下条目：严格规章制度，推进管理改革；校务公开，人员精干，凸显效率；知人善任，重用骨干；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勤俭办学，艰苦奋斗。
本书末章叙述了张伯苓晚年的凄凉际遇，读之令人潸然泪下。又辨证两个遗嘱的真伪，进而说明对张伯苓教育思想评价的今昔变迁，指出今后研究的方向。
综观全书八章，可以看出本书结构谨严，重点突出，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足见作者“选材精当”，识见超群。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一切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一定会欢迎梁吉生教授的这本新书。
大师的风范
■ 马 镛
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爱国老人、著名教育家马相伯以其创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参与发起建立公教大学——辅仁大学而为人们所景仰。黄书光教授的新著《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一书，为人们了解“出人于圣俗二界，活跃于宗教、政治、教育三重领域”的马相伯之传奇人生，其博大精深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提供了翔实而生动的最新研究。
该书分别介绍和论述马相伯早年的求学和教士生涯；中年从宗教追求到政治参与的人生转折；教育救国与政治信念；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宗教探索和中西教育思想的文化审视；国难中的民族精神与教育文化使命；并探讨了马相伯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先驱者及开拓者地位，揭示了马相伯教育思想对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方面启迪。全书史论结合，既生动、流畅、平实，又具有相当的理论思辨性。 作者在深入分析史料的基础上，将马相伯教育、宗教、政治思想作为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来加以分析和研究，认为：“事物总是相联系而存在，离开震旦学院，也就说不清复且公学乃至后来业绩辉煌的复旦大学；没有丰富的中西学知识积累，也就不可能形成融通中西的教育思想；而要真正理解其教育思想之秘奥，又不能不深究其教育思想背后的宗教信仰支撑以及与时俱进的政治民主化追求。”从这一观点出发，作者着重探索马相伯对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作为受过系统中西学教育，又曾亲自到欧美考察过西方著名大学的教育家，马相伯对近代大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在1902年底创办震且学院时，就确立了办学理念：“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在从中国传统的以人伦为本的教育向科学、民主的西方近代教育转化过程中，马相伯力求中西融通、古今汇合，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得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独具特色的治校经验和管理创新就充分展现了这一“中西融通、古今汇合”的思想理念，如无私纯爱，有教无类；民主作风，自治精神；正业居学，乐而有仪；兼容并包，自主研讨；博学雄辩，求真务活；身心并重，和谐发展。根据上述史实，黄书光教授指出，高等教育改革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不仅是当年马相伯力求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为透析马相伯教育思想的学术旨趣与理论基础，作者深入探讨了马相伯的宗教思想，指出他在宗教精神价值与教化功能、宗教与科学、反对文化殖民与天主教中国化等问题上的独特见解。如倡导用中国语言传教，要求提高教徒素质，主张学术传教，谋求教会管理的自主权，等等。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讨了马相伯对西方科学人文精神的把握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批判与继承、中西文化的比较与汇合。如在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和汇合方面，马相伯对中西哲学作了很有意义的比较研究，关于西方学术概念的本土化翻译，有其卓越见解；在中西治学方法、中西数理、中西艺术表现、中西政治等方面，也都作了比较分析和理论探索。这些探索的意义已不局限于宗教，而是深入到中西文化的汇合融通，从而为其中西合璧的教育思想奠定了根基，也为现代人思考中西文化教育交流提供独特的视角。
马相伯所表现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是该书内容的另一重点。作者以浓重的笔墨，展示马相伯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以耄耋之年慷慨激昂地发表抗战言论，主张民治救国，组织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活动，阐发国家民族精神，肯定学生爱国行动，重申大学教师的文化使命。
作者参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如书末所附的主要参考书就达90种之多。在对史料的考证上，作者是很审慎的。如对马相伯的出生地的考证，以及马相伯博土毕业后在依纳爵公学的职位的考证上，都不轻易下结论。黄书光教授强调叙事、实证与说理相结合的研究风格，无疑使该书的论述更为接近史实，为广大读者展示了一代大师的风范。
怀念萧亮中
■ 本刊编辑部
新年刚刚开始，一个年轻人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萧亮中，这个从金沙江边上一个聚居着六个民族的小村子中走出，懂得纳西语、藏语、苗语，从事人类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曾经是我们的作者。
本刊2004年第7期发表了关于萧亮中《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一书的访谈文章《滇西北文明：正被揭示的与将被毁灭的》，由此我们结识了这个勤奋、敏锐、年轻的人类学者。当时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