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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诸种因素的作用，文学史撰写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中最易操作、重复程度最高、最为一些研究者热中的一种学术行为。这一做法的弊端一直伴随着文学史的编撰过程，随着近些年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显得益发突出。不可否认，其间也有一些研究者为此做过努力，但这只能是细节、局部的调整和修饰，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学史的不合理格局。这样，重写文学史就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内在需求。重写文学史的口号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不断得到研究者的积极响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和努力方向，但在具体做法上则有前后的不同。这一口号提出伊始，研究者急于寻找新的理论方法、采用新的叙述方式，重写文学史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激昂的姿态，因为当时的研究实绩还不足以达到重写的程度。经过十数年良性的学术积累，口号已经变成了实际的行动，当下的研究者更愿意通过富有成效的研究实绩来达到这一目标。可以说，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积累，对那些与异域文学特别是西方文学契合的中国文学现象，研究者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对其自身的特性以及在文学史中的定位形成了不少共识，这无疑是一笔十分宝贵的学术财富，如何在此基础上容纳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保持文学史应有的灵活性和弹性，使其成为能真正、准确反映中国文学景观的导游图，这在目前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目标。边缘文体的研究无疑是其中一个有建设性的组成部分。
就文体研究而言，粗暴地将其斥之为形式主义、拔高到意识形态高度进行批判的做法如今已不复存在。随着学术文化环境的宽松及学术研究的深化，文体被作为一种文学核心要素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正如傅璇琮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这不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文体形态研究的薄弱情况，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文体学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屡有出版，理论观照与实证研究皆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文学史撰写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尴尬和危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分属不同文化背景中孕育成长的艺术奇葩，具体形态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文学研究者对此作过诸多揭示，此不赘言。这种中西文学差异在文体这一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事实上，正如有些研究者所言，文体从来都是有意味的形式，并不只是一些文学规则的简单排比组合，在其背后，往往有着很深的文化渊源和蕴涵。因此，对文体的研究也并不是一种纯技术工作，而是有着多重意义。除了各种具体要素的形成、组合、演变之外，文体也是透视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一个窗口，毕竟它的产生、演进是诸多社会文化要素作用的结果。特别是这些边缘性文体，因其兼具文学和实用性而有着更多的社会文化内涵，其写作、阅读、使用、传播过程本身就是一段独特的中国文化史。作者在写作时，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绪论中，他明确指出，自己不仅要“对于中国古代一些文体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的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出历史的描述和思考”，“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文体所具有的深广的语言学、美学与文化学内涵及其所指向的文学史意义”，这种探索，是作者最感兴趣的，也是其研究的重点。这种打通内容、形式界限的研究方式也符合当前学界对文体的认知。从来就没有零内容的形式，也没有零形式的内容。事实上，就中国古代诸多文体而言，向来就没有文学与实用的明显界限，就像文人士大夫可以兼具文人、官员双重身份一样，其单一的文学特征不过是现代人的追认和提纯。从边缘文体的创作实例可见，中国古代文人有一种化生活为艺术的特殊本领，像今天绝无可能成为文学样式的法律文书——判词，这一文体内容的严肃和严谨是可以想见的，但不少人竟然照样将其写得极富文采，声情并茂，并将此种写作视为文人雅趣。且不说这一行为的是非利弊究竟如何，由此一端不难看出中国古代文体的实际存在状态，由此也可以进而透视中国古代文人的特殊审美情趣与文化心态。显然，如果按照西方文学的文体标准，这些兼具实用与艺术特性的边缘文体是根本无缘进入文学史的，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只是这样一来，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变得残缺不全了。一部用西方文学标准过滤后的中国文学史，纯倒是很纯，但并不能反映中国文学发展演进的真实景观，近年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多次证明了这一点。
该书首次集中将诸多边缘文体纳入研究视野，其开拓意义自不必说。事实上，有些边缘即使被接纳进文学史，也不会占有多少分量和篇幅，但能否接纳这些文体以及如何有效接纳，实际上是检验现有文学史叙述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尺度和标准，有与没有，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如上所述，由于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存在着诸种缺陷，该书所进行的可以说是一种回到中国文学原点的工作，所涉及内容前人虽曾有涉猎，但缺少必要、足够的学术积累，这就需要作者进行一番可以说是披荆斩棘的开拓工作，而且是一项很见学术功力、具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全书共涉及历代十数种文体，对每一种文体均追其渊源、通其流变、述其体制、观其意蕴，纵横结合，并从文学角度给予观照，确定其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全书新见叠出，不少地方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由此可见，该书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在填补学术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点，更为重要的是，它与此前此后其他研究者所进行的文体研究及其他领域的富有成效的中国文学研究一起，将会构建一个新的学术平台，逐渐改变和更新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景观。不同领域、方向的学术研究终将形成一股合力，促成中国文学史撰写的新变，使其最终建立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之上。相信经过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和富有成效的建树，撰写一部真正具有民族品格和特色的文体史乃至中国文学史，将是一件不会期待太久的事情。
漫谈读书
■ 杜润生
人的知识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不论任何人，都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吸纳知识。
实践中最普遍的是维持人类生存的生产实践。后者是一种社会行为，因为靠个人劳动解决日益增长的衣食住行多样化的需求，是不可能的。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实行分工，各守一行，精益求精，不断发展与改进生产技术，通过市场交换，求得满足。经过漫长的探索，一切先进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印刷术。就有了书籍作为知识载体，成为更有效的相互沟通工具。
我国古代书籍《易经》有一句话：“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意思是鼓励人们通过读书，接受前人经验教训，变得更聪明，懂得端正人品，提高认识能力。 我们今天提倡读书，有利于使我国变成学习型社会，人人好学，天天向上，向着社会主义追求的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共同富裕目标前进。
当代世界先进国家，已完成从工业社会向服务业社会过渡，正在由服务业社会向知识社会过渡。这反映人类进步的足迹，也是历史的一个大趋向，我国不应排除在历史演变过程之外，也应急起直追，准备迎接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社会的到来。
书海无涯，人生有限。《博览群书》二十年来向读者推荐了一些好书新书和有关信息，功不可没，望照此办下去，越办越好。
投宿人对收容站的感谢
■ 郑也夫
主编来电话，说是纪念办刊二十周年，希望我写一点东西。我多次对朋友说，《博览群书》邀我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因为他们对我帮助太多。一般而言，我认为作者与刊物之间，谁对谁说感谢都是客套，因为双方的关系是互惠；如果硬要说谁对谁的帮助更大，我以为是作者对刊物。那么为什么我要对该刊格外感谢？说来话长。
为写这篇文章，我清点了一下在该刊发表过的文章，出乎自己的意料，已有 25篇之多，还不敢说没有遗漏。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我是怎么和《博览群书》打上交道的了？最后还是从我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上找到了答案。1997年4月8日我接到王小波的一封信。邮戳的日期是4月6日，信封上有他手写的地址和签名，信封内是一份打印的批判拙作的文章“《代价论》与乌托邦”。我还未及回信，5天后获悉，他于4月12日仙逝。一个月后，我在《博览群书》第5期上看到了该文。回复亡友的批评自然应该发表在同一刊物上，于是我第一次投稿给《博览群书》，文章的题目是“答亡友小波”，发在1997年11期上。也就是说，我同《博览群书》的缘分是王小波无意中系结的。顺便说，我非常珍惜小波去世前一周对我的批评，但是我真的觉得那文章中有不合逻辑之处，我在回应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令我不解的是几年后在李银河编辑的王小波文集中，这篇文章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动。对我的揶揄没有了（那才是我们熟悉和喜欢的小波风格），不合逻辑之处也不见了。难道这么一篇小文，小波还写了两个版本？即使如此，给《博览群书》的版本是他亲自发出的，应该是定稿。为什么要更换？我希望李银河能说明。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王小波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史中的重要人物。他的研究者们必是事无巨细，竭泽而渔的。
顺着惯性，就给了《博览群书》第二篇稿子“读《赢家通吃的社会》”，发在1997年第12期上。这书是那年夏天我在纽约胡平寓所中听他推荐的。胡平的眼光还差得了吗。回国后说给海南出版社，刚好他们手里有台湾的译本，同意出版，并坚持要我写序。这文章就是那序言原文。放在书里的序言反倒是遭到删节的。
此前，我的社会评论的稿子大多发在《中国青年报》上，文化含量高一点的发在《读书》上。刚巧那时我的一篇稿子“有息借贷的是非曲直”交给《读书》数月还无答复。我便催促时任执行主编的黄乎，他几次的答复都是尽快处理。这令我怏怏不快。我们是一个小学科中的人，一个单位的人，甚至他的电话还是我帮助安的（那时安电话极慢，他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怎么可以没有电话呢，我怕我托付的人怠慢，索性拉黄平在一次活动后和电信局长吃了顿饭，搞定此事）。我早就在《读书》上发表过十余篇文章。其中关于吴清源的一篇被“几朵金花”（女编辑）们戏称为该刊年度最佳。我没有想过要拉关系作交换。且以为这篇稿子很好。但是同黄平较近的关系确实影响了我的情绪，我觉得：论公情私谊，这稿子都不好一般看待。于是我将稿子给了《博览群书》，他们立刻接受。我也立即电告黄平：那稿子我撤了。几个小时以后他又回电话，说那篇稿子下期可以用。我说：怎么可能，下期已经进印厂了。他忙说：说错了，下下期。我说：晚了，我已经和人家说定了。从此几乎再未投稿《读书》。很多人认为《读书》是“新左派”，猜测我是故意拉开距离。其实不是。我患的是另一种洁癖，也可能是更小器和苛刻的病症，高攀不上主义。慢慢地还感觉到两个高学历的专家办的《读书》没有过去那位低学历的杂家办的《读书》有趣味。与此同时，多家同类刊物在崛起，《读书》渐渐失去往日显赫的地位。《博览群书》当时的名声还小，但是态度和作风极佳，果然以后越办越好，也日益成为我的杂文的主要的收容站。
1999年在南方一家报纸上发过的几篇小文合在一起，发在《博览群书》10期上“高校扩大招生问题断想”。以后几家刊物转载此文。在网上引来滔天批评。我不上网，全然不知。到知道时，已经过景。错过了一场战斗。
同年应环保组织“地球村”邀请为他们写了“自行车族宣言”。到活动开始时，他们又觉得发表宣言不妥。文章只好更名为“自行车族成员的呐喊”，发表在《博览群书》2000年2期上。
同年第5期上发表的《我之舒芜观及其他》，不能说一点不对舒芜，但主要是针对为他辩护的青年人。今年才发现为他辩解的第一健将是余世存。我非常看好小余的才能，很想同他好好争论一番。无奈小余坚持说：我们观点—致。或许是性格使然。他的激进的政治立场后面是平和的性格，我的平和的政治立场后面是好斗的性格。但是性格只能解释一部分原因。分歧是再显然不过的了。遇到一个够格的对手是一件幸事，争论是有益于双方的，为什么要回避争论呢？我真的不理解。
2003年《博览群书》一字不改地发表了我的“非典期间断想”，显示了该刊的勇气。我在文章中批评了两位领导。一位是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他说：“封城”的说法是别有用心。我认为这么说是极不妥当的。另一位是王岐山代市长。王市长说，每天的非典数字都要报给他，他签字后公布。我认为，统计数字的公布应该独立于行政长官。在我的文集《被动吸烟者说》出版前，出版社坚持将后一批评删去。我提出，该文已经发表过，仍然无效。两相比较，更形《博览群书》的勇气，他们首发过的东西，别人竟然不敢转用。
同年写了一篇批评《王蒙自述》的文章。送给几家大报。答复都是：王蒙和我们报社关系不错，前些天来报社作报告，和社领导吃饭，不便刊登此文。我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