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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同意并报蒋介石批准后，令人炸开了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虽然一度阻止了日军，但造成了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四十四个县被淹，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此后，程潜调任天水行营主任。不久，他又赴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战地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代理参谋总长一职，直到抗战胜利。
四、弃暗投明美名扬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在全国战场节节败退，反动统治风雨飘摇。此时，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湖南的一场和平运动也空前高涨起来。1948年，程潜又调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赴任前，程潜目睹国民党贪污腐败现状，知国民党不得人心，大势已去，在武汉时就有心弃暗投明之意，到湖南后他便积极设法与中共地下党组织联系。不久，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中共八项和平主张，暴露了“假和平，真内战”的真实面目。旋即，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奉中共中央军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命令，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一举解放南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江南。在这种形势下，在中共湖南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程潜逐渐表明了倾向和平解决湖南问题的态度。1949年6月，程潜起草了关于湖南起义的备忘录，承诺“一俟时机成熟，潜当揭明主张，正式通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以8条24款为基础的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湖南地下党组织立即将程潜主张和平举义的态度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亲自复电程潜，表示对程潜“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并答应了程潜提出的若干条件。这时，程潜起义的决心十分坚定，但是当时掌握湖南兵权的陈明仁曾与解放军在东北四平打过一场恶战，心中犹豫不决，中共中央明确表示，不会纠缠历史上的旧账，部队起义后将保留他的兵团司令的名义，这样就彻底打消了他的疑虑，坚定了他起义的决心。
1949年８月４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和平起义通电，宣布率部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今后当以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程潜这一革命行动，受到全国人民赞扬。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程潜等起义将士发出贺电：“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
五、老骥伏枥 肝胆相照
建国后，程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常委，首届、二届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主席，第一届、二届、三届湖南省人大代表等职。十八年来，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共产党真诚合作，积极参加国家重大政治事务的协商，努力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关心湖南家乡的建设，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了努力。他把晚年献给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１９６８年４月９日，程潜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程潜将军是一位反封建的著名爱国民主斗士。程潜出生于封建年代，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外卖国求荣，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现状，青年程潜满怀救国壮志，毅然弃文从武，想用革命的办法来解救国家人民于水火之中。１９０５年８月，他加入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的洪流，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和讨袁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东征讨伐陈炯明的革命活动和北伐，为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和军阀统治立下了赫赫战功。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程潜将军继续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
大政策，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程潜将军是抗日的勇士。1926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团结抗日，倡导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深为感动，支持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率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以实际行动实践了他抗日的爱国主张。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富有爱国心的抗日将领。
不仅如此，程潜将军也是一个识大局、顾大体，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的爱国者。建国前夕，国民党在全国战场节节败退，反动统治风雨飘摇，程潜目睹国民党贪污腐败现状，他不顾顽固派的非议和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定弃暗投明，投身到人民革命的行列。1949年8月4日，他和陈明仁一道宣布起义，促进湖南解放，使人民免遭战火之灾。对此，毛泽东曾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其“参加人民解放事业，大义昭著，薄海同饮”。这次起义对于促进以后国民党将领的起义，加速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全面崩溃，起了推动作用。
程潜将军也是诗坛上一位颇有盛誉的名家。他写的诗词曾入选钱仲联教授编的一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当时能入选此书是相当不容易的。由此可见程将军的写诗功底。毛泽东曾称他不仅是位“杰出的军事人才，而且能诗善文，工于书法，作诗沿袭汉魏古风，古朴苍劲，气魄恢宏，不愧为一代钟目之音”。
总之，程潜一生坎坷，走过曲折的道路，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光荣的归宿。应当说，他的归宿是幸运的。这种幸运，来自于程潜将军善于把握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正确处理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在关键时刻作出明智、正确的抉择。此所谓智者、德者也。
张学良（1901—2001年），字汉卿，1901年6月3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林子詹家窝堡，是民国初年统治中国北方时间最长的奉系军阀、“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
张学良幼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张作霖虽系绿林出身，但他对子女的教育却非常严格，希望把儿子培养成既能承袭中国封建王朝正统思想，又能饱学西洋文化的人才，以待将来继位，光宗耀祖。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在名师指导下系统学习经史典籍。十五六岁时开
始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并学会开汽车，驾飞机，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从青年时代起，张学良听从父亲安排，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1918年末，张学良任张作霖卫队旅的营长。1919年，张学良入东北讲武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并结识对他后来政治、军事生涯影响巨大的莫逆之交郭松龄。1920年4月，张学良从陆军讲武堂毕业。6月，任奉军第3混成旅旅长。同年11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少将，时年19岁。
1921年秋天，张学良到日本参加日军秋季军事演习，日方故意问他有何观感，张学良回答：“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日本之行，激发了他立志图强的决心。回国后，他倡导在奉军中进行改革，并与担任第8混成旅旅长的郭松龄紧密合作，对第3、8混成旅进行严格整训，使之成为东北军的精锐部队。
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分东、西、中三路入关，张学良任东路第二梯队司令。战端一开，奉军即败，只有张学良和郭松龄带领的第3、8混成旅训练有素，全师而还。在这次战争中，张学良以“事到临头须放胆”的气概，英勇作战，立下战功。在河北唐家铺，直系军队骑兵袭击他的司令部，他登房指挥不足200人的卫队和幕僚迎击，随从要撤行李车，张学良说：“战争危急，我能动乎？宁死于此，亦不能动。”主帅坚定，人人奋战，终于击退了来犯者。在沈阳，炸弹库爆炸，张学良赶到现场，攀上闷罐车，指挥若定。当他们撤到山海关时，直系军队已追击上来，张学良临危不惧，带领第3混成旅，遏止了直军的进攻，双方终于议和，从而保全了东北。
奉军失败后，张学良根据张作霖“整军经武”的指示，在郭松龄等人的协助下，对东北军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彻底改革。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以日本士官学校教材和方法培训中下级军官，提高其军事素养，增强部队战斗力；人事任免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准；军需独立，使旧军阀部队日渐正规化；完善后勤制度，建立起完善的军需、电讯、交通、军医等系统；禁止打骂士兵；严格训练士兵，注重实用。除整顿陆军外他还加强了海空军建设。经过两年的整军扩充，奉军成为兵种齐全、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正规军，陆军号称30万人，计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并有以团为单位的强大炮兵，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1924年9月，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张学良任镇威军第3军军长，担任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的主攻任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奉军攻破了山海关，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胜利而告终。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张学良在奉军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任京榆驻军司令。1925年4月，张学良晋升陆军中将，10月任第3军团军团长，统领7万多人的奉军主力部队。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在滦州誓师，举兵反奉。在这之前，郭松龄曾向张学良提出“父让子继接任镇威军总司令”的建议。张学良认为郭松龄有强烈的爱国思想，积极主张改革，与自己思想一致；但又害怕以武力取代父亲的地位，舆论必以叛逆相加，不仅会失去部属的拥护，而且也难以立足于社会，故没有接受郭松龄的建议。张学良对郭松龄的反戈，早有觉察，但他没有料到郭松龄动手速度如此之快。当时，张学良与郭松龄带领东北军劲旅驻军京榆一带，张学良为驻军军长兼第4师师长，郭松龄为副军长兼第6师师长。郭松龄握有步炮精兵6万多人。事变前一天，张学良与郭松龄在天津会面时，已看出郭松龄即将行动，当晚即乘车出关，并命令驻山海关附近的第19团团长张迁枢迅速布防。张学良赶回奉天向老帅请示，于11月29日被任命为前线总指挥，到兴隆店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部队堵击郭松龄部。郭松龄军本是以镇压杨宇霆叛乱而出师的，部队出关后，当部下得知郭松龄是出关打老帅时，“吃张家，穿张家，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的说法在郭军中到处漫延，军心立即涣散，不战而溃。郭松龄见大势已去，遂化装逃跑，被马占山的骑兵俘获。郭松龄与夫人一同就义。郭松龄之死，使奉军失去了一个军事人才，张学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张学良对此非常痛惜。后来，张学良每每遇到难题，就感叹地说：“有茂宸（郭松龄的字）在，哪用我为这份难。”
1926初，张作霖与吴佩孚以“反赤”为口号，联合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以泄其对冯玉祥助郭反奉之恨。张学良率军在南口参加了对冯玉祥国民军的作战。同年11月，北方军阀组成了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的安国军，企图阻止从南方誓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12月，张学良晋升为上将，人称少帅。1927年5月，张学良率部在河南与武汉政府的北伐军作战。但他对国民党并没有表示出势不两立的敌对态度。当奉军撤离郑州时，他保存了军火库，没有炸黄河大桥，并给北伐的国民革命军留下一封信，以示并无敌意。
1927年秋冬，冯玉祥联合阎锡山讨奉。张学良为京汉线总指挥，率军由保定向石家庄进发，攻击阎军。10月12日，晋军师长傅作义率部从五台山插出，乘虚抢占了北京以南百里之遥的涿州。涿州是奉军的后方，又是通向北京的咽喉。涿州失守后，张学良立即率精锐部队前往进攻。双方争勇斗狠，死伤累累。奉军屡攻屡挫，动用了坦克、飞机、毒气等各种武器，把战斗推向空前残酷的地步，总算将晋军赶回山西。涿州战役一直打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和傅的成名之役。
1928年1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进攻奉军。张学良再次任京汉线总指挥，率部阻止北伐军北进。5月下旬，奉军在石家庄、保定战役中连续失利。张作霖见败局已定，便下令撤退。
6月4日凌晨五时三十分，张作霖回奉天乘坐的专列行驶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张作霖受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毙命。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暴亡，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他走上了一条迂回曲折、磨难重重、悲壮无比的英雄之路。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于6月17日返回沈阳。6月19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4日，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年仅27岁的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所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和平统一，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祖国统一，张学良顶住内外压力，毅然决定实行东北易帜。
日本帝国主义要占领东北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不料张学良竟然能平静地继承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就改变手段，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政府的招降和拉拢，大力支持他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对抗。6、7月间，日本首相田中三次致电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令其警告张学良，不要向南京政府妥协。并说，如果南京政府武力压迫东三省，日本愿不惜牺牲，尽力相助。8月4日，日本特使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丧礼为名抵达沈阳，干涉东三省易帜。6日，他向张学良递交田中的信。信中表示，日本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公然要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并威胁说“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辞严地申明：我为中国人，应以中国人之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并警告林氏不要冒干涉中国内政，冒天下之大不韪。林权助却恶狠狠地说：日本冒干涉内政之嫌亦所不避。不久，日本政府不顾张学良的严正立场，一面从朝鲜调兵到沈阳，进行武力威胁，一面以借款6千万元相利诱，但均未动摇张学良易帜与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东北军内部意见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等人，新派的杨宇霆等人都反对易帜，认为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东北军会被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劝他们说：“换旗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挟持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于它，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我们决不能这样做。先大帅尸骨未寒，我们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我们这样做。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力对付日本。换旗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兵力，也不会失去自主。”
就这样，张学良冲破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于12月9日通电宣布东北三省易帜。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官。
东北易帜，使日本统治集团惊呼国难临头，较保守的枢密院都认为这是“对日本的侮辱”，使解决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难度。这充分证明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维护了国家的和平统一，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野心，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爱国行为。正如他自己所说，“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大公报》也赞扬张学良“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至此，北洋军阀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中国和平统一。这是张蒋合作的开端。
虽然实现东北易帜了，但东北军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日益暴露。杨氏为人精明干练，才略过人，勇于任事，敢于负责，被张作霖倚之如左右手，言听计从，宠信弥深。由于杨氏的特殊地位，也就养成了其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其平时除老帅以外，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氏以“辅弼幼主”的元老重臣自居。虽然他除了兵工厂督办一职外，并无任何职务，但许多军政会议，他却不请自到，议事擅自作主。对张学良很不尊重，常直呼其名，背地里还叫张学良为“阿斗”。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与常荫槐在张学良的客厅向他提出，要成立一个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求派常荫槐为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