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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学者注重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资本家首先进入制造，次又垄断制造，自外放分工办法开始设置工厂。本章一字未提，却已替这程序安摆上了一段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说，这不过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之一。有些作家过度重视劳工出卖劳动力，实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其中较极端的，甚至认为凡人一被人雇佣即为被剥削，即为受凌辱。带现实性的历史家无从对如此的绝对平等观念关说。
从中国历史看来，雇用劳工从未在经济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后果。在这里我也更要申明：历史家铺陈往事，注重将已经发生的事体带着因果关系敷说，间常提到将来的趋势。他不能放弃这项主要的任务，而沉湎于他自己认为应当发生却在历史上从未发生之事物，或甚至从这应当的一个观念将主题牵扯到现实之外。
还有些学者注重资本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不过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因素之一。本章已约略提及，现在不妨再重复的解说一次。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可以说是凝集于两个思想上的重点，两者也是互为关联。一为成功，一为赌博与冒险（参照第二章注。前者可以从清教徒的态度看出。他们认为人类不因丰功伟业而得救，但得救者必有功业。克伦威尔在第一次英荷战役之后，对荷兰的议和使者说：“你们诉诸上天，现在神已经给你们不利的判断。”如此将一个商业战争的成果归因于上天，可见经济上的经营也必带着宗教式之虔诚，因此力量庞大。凡是资本主义之展开，首先必有赌博与冒险性质，这东西在克伦威尔之弑君表现无遗。中世纪以来欧洲之君权神授说是一种强有力的信仰。很多人相信国王是神在人世间的经纪。他的决心，表现着神之旨意。所以后来查理一世虽战败而坚决不接受立宪君主制，克伦威尔觉得只能以弑君这办法打开僵局，这行动带着极大的冒险性格。对英国而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赌博。克伦威尔纵无意提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英国潜在的因素却因这个环境突破而发扬。一个海上的国家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场合中既已将神权推翻，并且将朝代国家的性格革除，她还靠什么作她存在之理由（raison d’etre）？岂不只有在经济上发展，在内加紧商业性质的组织，在外增强国际贸易，开拓殖民地？17世纪前期因为经济组织缺乏条理，失业者多，有些人以为英国人口业已过剩。17世纪后半期局势打开，其追求经济合理性的动量只有继续加强。于是“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开始和通商保护政策发生联系”（详上注＇53＇）。当初国王强迫向人民借款，最后则资本家自动要求作为国家之债权人。这一串事迹，也都汇集于上述提议的定义之内。
只是国家既进入资本家时代，资本家则为国家之主人，一切以他们为本位。贩卖人口还只是此间不仁不义的事件之一，此外还有以救济穷困的名目，揽截着失业的小民禁闭窄室，强迫工作，处之如罪犯（英国自伊莉莎白朝的法律，规定每一教区有救济境内穷人的义务）。幼童每天工作10多小时以上，有的在煤坑里拖煤。法律上只有最高工资的上限规定，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工人集会讨论他们的福利，即触犯刑法。保护私人财产做到如此程度，偷窃一两件零星的物品即可以判死刑，妇女幼童亦无可幸免，而加之以绞吊。这些事实，都因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之经济体系而产生，也都出现于英国，也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详载于书刊，至今摘录于一般大学教科书内，无庸详加释注。我们又岂能在提及资本主义，将之忽略不提？
我们不能为资本主义掩饰，也用不着替资本主义辩护。只是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看来，这些事迹既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也揭举暴露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书刊。但最后，将如此不仁不义的行动革除，仍是由资本主义的政府执行。这只表现我们在定义中所说私人资本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其目的在扩充国民资本而已。倘非如此，这种组织与制度即不能在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之条件下存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能够亘世纪的存在，端在它能在发育成长时，及时更正本身之错误。要是我们不承认这种事实，则只好说资本主义自始至终代表一种卖贵买贱狭窄的利己主义，因此它已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前发展到最高度。可是很少历史家愿意接受如此一种说法。
从英国17世纪的历史看来，因为清教运动的关系，资本主义之发展牵涉到一个良心（conscience）上的主题。过去什么是“合于良心”（conscionable），只有国王能作最后决定，这也就是特权法庭理论上的根据。经过弑君、复辟与光荣革命之后，习惯法庭广泛接受了一个平衡的原则。起先是否合于良心的观念，至此代之以是否公平（equitable）的考虑。一个绝对的道德问题，可以蜕变而为相对的技术因素。在我看来，这社会素质上的进化，超过其他一切特征。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从以上各章节来看，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展开时，人文因素势必经过一段剧烈的变化，然后过去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才能代以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在赋予资本主义的定义（第四章）之外，仍可以回顾以前（第一章）所作的假说，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演进的必有条件，列举于下：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存在于一个国家，务必做到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的聘用等）全盘活用。既打开如是局面，则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后所有权和雇佣才能结成一张大网，而且越编越大，终至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与国家互为表里。
这样的一种看法，包括着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乃是由于得到司法权的承认，其下层机构里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实际的发展固然如此，思想理论的形成则未必如此。读者务必领略历史上很多大事超过当时人的人身经验，不可能由时人将全局看清，预为筹谋，构成蓝图然后依计划完成。大部分的时候，是个人仅面对局部产生的问题，因时就势，顺水推舟。只到局势明朗化，才由后人以局外的眼光推断前人之作为，在历史上连缀而成一种庞大的组织与运动。资本主义之形成，绵延持续，在每一个国家内之展开，甚且跨越世纪，又与其他人文因素错综重叠，如此更不容易预先构成一种思想的体系。
所以，探究资本主义思想系统之构成，只能从当时人的文字中寻觅各种原始观念，将它们结联补缀而成。我建议本章从以下的方针着手：
（一）将重点放在17世纪的英国。17世纪英国是西欧最重要国家之一。它已经有了很好的农业基础（为当时威尼斯所无），并有全国性的法制系统（为荷兰共和国所无），因此它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造成一个原型（prototype），此后给其他国家的影响至为深长。即是在侧面造成思想上的根据，也以英国作家最为活跃。不论内战前后或是散发政治传单，或是著作专论，他们的文字都与时局有关。当日并没有被认为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根据。可是连缀起来，则痕迹显然，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组织及运动之称为资本主义者，是有思想界的支持，而且前人领导后人，后人又扩充前人的见解，一脉相承。所以本章以17世纪英国思想界的文字当作主流，以便和这国家的行动配合，但并不摈斥其他言论，其有重要性者仍摘要录入。
（二）将18世纪及以后的理论另行列入，不与主题混淆。根据事实分析，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详上第四章）。支持这种组织与运动的思想也已成熟，在人身方面可以以洛克为代表，这是本章之主题。18世纪以降的评论出于资本主义已成熟之后，如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之重要，抨击英国当日对殖民地的处置。马克思揭露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所留劣迹，又用唯物辩证法重新评判资本主义，已经属于上述主题之外。又因20世纪之初社会学被重视，更引来韦伯及宋巴特等引用新方法检阅资本主义。虽说以上各人的见解可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与前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仅为评议者而非创造者及推进者，这当中有很大的区别。至于东西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内产生了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的言论，本书开卷时业已提及，以后还要在结论时检讨，更不属于本章之范围。
（三）站在技术的立场将17世纪以前的资料照时间的程序安排，并着重三个阶段。大凡资本主义社会之产生，必先创造一个国家的高层结构和社会上新的低层结构，次之则要重建或改组当中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实际推行资本主义之组织及运动时，其程序不一定如此。谈理论的各种文字也有出入，可是它们对以上三个题目分别发挥的趋向，却极为明显。我们也要注意这三个阶段，作为我们分析检讨之凭藉。
马基雅弗利和《君王论》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提到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不能不先自16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作者马基雅弗利说起。此人著书立说时，西欧尚未完全脱离中世纪的色彩，马丁·路德还未展开宗教改革的运动，如果我们径说马基雅弗利是资本主义的开山老祖，不免贻笑大方。但他在文艺复兴进入高潮时强调唯物论，并且在他的名著《君王论》（The Prince）中以譬喻法，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首脑有维护属下人民安全的义务，而人民所注重的安全无非身家性命财产，则他的用意已与上述在新旧交替之际重创高层结构的宗旨相符合。只是这样的一个高层结构的造成，又要维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其所产生的社会形象，不可能是16世纪初期人士包括马基雅弗利所能预料。
我们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则可以看出此高层结构对外独立，对内保障自由（liberty），更经过一段长时间之演进，不可能与日后之代议政治及资本主义无关。
从历史上来看，马基雅弗利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物，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公开的提倡政治上阴险毒辣不顾天良。现代社会里有一种说法，叫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end justifies means），也可以谓由马基雅弗利开其先河。
马基雅弗利生于1469年，当日的意大利正“四分五裂”。西北角为威尼斯及其大陆之领域，正北为米兰，中西部为佛罗伦萨，横跨中央将半岛截为南北两部则教皇之领域。更南为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包括西西里岛，也包括意大利半岛之南部。但是这五个单位仍未将意大利分割至尽，每一单位内仍有许多小单位。由于政局不稳定，所以常引起德（由神圣罗马帝国出名）、法、西各国及瑞士之雇佣军侵入参与内战，人民深受荼毒。马基雅弗利出身名门，至他已家道中落，但仍以本身能力做到佛罗伦萨的保安秘书，并以外交官的身份出使各国及罗马教廷，1512年佛罗伦萨又再度政变，马基雅弗利因此去职，并曾一度被拘禁，出狱后乡居著书，《君王论》及《李维十书讲解》（Discourses of the First Ten Booke of Livy）均于1513年成书。
所谓“君王”系意大利当中各政治区域之首脑人物，包括教皇在内。马基雅弗利认为他们除了以保障自身之利益外，也应当使治下人民各安所业，同时都能够在行业上各有增进。但是，君主使人爱戴不如使人畏惧。“因为爱戴是由各种义务之链条来维持。人类是自私的，一到合于他们打算的时候，这链条可以随时断坏，但恐惧由于害怕惩罚而存在，永无一失。”
所以此书作者认为上位者在获得并巩固政权时，应当不择手段，如谋杀、欺骗、无德而称功、嫁罪于部属，只要合于时宜，都无所不可。君主应尊重的不是道德，而是谨慎（prudence）；不是光荣，而是权力。重点是君主不要专心一志做好事，应当准备做坏事。“因为不做坏事甚难救护国家。他可能发现有些看来道德上的事，做来只会使他垮台；有些看来是坏事，做来却可以大大的增加他的安全，使他得福。”
马基雅弗利《君王论》之中，很少提及宗教之事，只有一处他说及有些人相信各人的祸福概由上帝安排，人类无法改变处境。他承认“有时候我也局部的趋向这种想法”。但他又认为命运可以决定一半，人类的处境，自由意志决定其另一半。在这方面他表现一种无神论的趋向。他也认为人类无法脱离其劣根性，如将犹太教与基督教所讲人类的“原罪”加以一种宿命论（fatalist）的论断。其症结则由于人类的贪婪。“人容易忘记他父亲之死，而不容易忘记他没拿到的遗产。”这可以说是把唯物论发展至极，也替日后的功利主义（如好坏由利与害而决定）铺路。
《君王论》至今仍为美国有些大学学生必读书之一，其流传之广，不言而喻。可是自莎士比亚（16至17世纪之交）后，很少人再攻击此书作者的隐善扬恶。大多数读者能站在技术的角度，看出《君王论》的积极意义。他们获悉，作者著书时并未预期此书能成为畅销书供大众阅鉴，而是私下写出，准备呈献佛罗伦萨的新首脑，世称“伟大的罗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进书的目的，则是希望能求得一官半职。从以后的发展看来，马基雅弗利的希望始终没有达成，罗伦佐可能没有看到此书。《君王论》私下被人抄传，1532年出版，作者已去世5年。
马基雅弗利著书的私下目的既成泡影，后人反赏识他在不经意之间真实写出了人类的性格，暴露了政治生活的真意义，有如作者说的，他写的不是“应当”如此，而是实际如此。而且《君王论》与《李维十书讲解》相比较，更可以看出马基雅弗利是一个爱国人士。他痛恨意大利被人宰割，将之归咎于基督教之提倡谦虚、教人为弱、不注重入世的事物。这些言论，也代表宗教改革前夕（马基雅弗利两书完成后4年，即1517年，路德才公布其九十五条论题＇Ninety…five Theses＇）西欧不少知识分子的怨望。
此人是好是坏，在学术上讲已无关宏旨。马基雅弗利影响后人之深，可以从最近一个美国学者的看法窥见。他强调即使在20世纪末期，500年后的今天，马基雅弗利还是“生存”于人间，“他表现着一种活力，迄今很少其他的政治思想家可以望及”。其所以如此，大部分由于这位佛罗伦萨思想家认为政治生活即人类生活之整体。其实其他学者用不同的言辞，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例如另一位学者盛称马基雅弗利笔下所书凝聚于一个“人同此心的利己主义”（universal egoism）。以前作家动辄以道德的名义压抑个人的私利观，可是现代社会不可能只称公德而不重私利。并且随着社会进化，更不可能在理论上将公德放在私利之前。（即孟子尚称王如好色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可见得百姓之欲望产生于王者的标准之前。）
马基雅弗利描写的政治生活羼有很多感情成分，如爱与恨、恐惧与安全感，又如野心与嫉妒、光荣和轻蔑。这些因素已在《君王论》书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虽说在政治生活的内涵中这些感情的成分有集体性（如罗马人民素恨安东尼，米兰人民看不起他们的公爵），但并不能突然集体的产生，即算有领导人物提倡和宣传工具诱导，也终必透过多数人之启迪，才能成为社会上的动机和政治上的力量。17世纪英国的思想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追究人类所有政治思想，乃得自于感觉（sense），由外间物品刺激而产生（详下）。稍后的洛克则更进一步否定与生俱来的观念（innate ideas）。彼此都认为所谓社会者，是由单独的个人聚集而成。虽说两人的理论之后的发展有很大差别，但二者的理论都带有一种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初衷。也可以说都是继承于马基雅弗利之创见，亦即所有政治生活之原理全部根源于个人对事物的反应。其最初之推动力（first cause）与《君王论》所叙无异。
当然，这样的政治哲学，其出发点来自个人，而个人的政治反应也相同或相似（霍布斯与洛克笔下的初民，都是一般平等，并没有配上一个贵族与平民、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是则与《君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