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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后面几项措施在12世纪以来即成为“间接保险”的工具。如此商人、船主、银行家和保险家都能预先计算损失，对于借钱与贷款，既能衡量自己的能力，也能估计对方冒险的程度，于是经商成为一种有结构、能协定的活动。在这种情形之下信用才能展开，于是剩余的资金此来彼往，互相活用。皮永恩说欧洲信用制度起先完全是西南欧罗曼司语言国家的功劳，看样子也是在意大利构造成功之后，才传到法国的香槟省。
不仅是中国的作家，连很多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能彻底体会到，商业大规模展开，所依赖的不是货币，而是信用。很多大宗商业之进出，不一定要货币亲自登场。而最初信用之能遂行，有赖于以农起家的资本家和商人间的鸿沟逐渐消失，社会之间产生一种“架构上通贯的力量”（structural coherence）。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中之内在物资都能公平合理的交换，于是可以开始在数目字上管理。韦伯所说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必须是一种“能供计算的法治系统”（calculable legalsystem）。虽说这系统也可以通过立法的程序在纸面上产生，它到底要与社会体系符合，不能完全闭门造车。我们看到中世纪结束时英国尚且瞠乎其后的情形，也可以推想几百年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陆型国家，要树立一个类似的体系之艰难了。
我们纵不能和其他城市比较，去衡量威尼斯对信用制度所作技术上贡献之程度，其成为此间中流砥柱，应毋庸置疑。因为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中没有一个如威尼斯牵动如此多的商人，经营如此之久，而其组织设备如此之完善。威城被称为“科学统计之出生地”。政府对稍重要商人的资本都加以调查，见于官方记录。接受商业诉讼之法庭为curia di Petizion。即是外来的商人与本地人订有合同，发生争执，也可以提交此商业法庭判断。律师由官方指派，但是当事人自雇律师的也各听其便，所有账簿和通讯都可以传送到法庭核阅。威尼斯旅外的商人则享有治外法权。
一个衡量威尼斯富裕的尺度，则是15世纪初年她的财政收入，已超过每年150万金达卡（ducats，每达卡含纯金3．55格兰姆，近于1／8盎司）之数。以现代的价值计，约近于美金8500万元。当时中国的人口，为威尼斯的500倍到1000倍之间。明朝人所谓“天下税粮二千七百余石”，虽然无法折成今日的价格，也和150万金达卡处于一个相类似的范畴之内。
关于威尼斯之衰亡，历史家至今还有各种不同的争执。传统的解释是1453年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基督徒在地中海东部失去了凭籍。1488年葡萄牙人又通航经过好望角，兹后截断红海间制肉香料的交通，使远东的产品环绕非洲进入西欧。也有些历史家认为这种过于简化事实的说法都有毛病。地中海的贸易并没有因这两件事情而枯竭。葡萄牙人也没有完全截断红海间的来往。16世纪末期，威尼斯的商业有一段回光返照的局面，与埃及之间的贸易只有增加，没有减退。中欧的矿产也增加生产，通过威尼斯去换取东南的物资。威城的银行也替北欧及意大利各城市转账。威尼斯的商人更出现于很多前未履足的地方，如瑞典及波兰。
还有些人埋怨威尼斯不应当于1400年之后在大陆拓地，陆上的发展就是海上的撤退，顾西则不能顾东。还有作家认为亚德里亚海岸的森林砍伐过度，影响以后威尼斯的造船业。也有人认为威尼斯不应当让雇佣军作战。16世纪之后威尼斯的工业虽有片面的发展，其主权则在外国人手里，威尼斯则因公债和军费累积过多，文艺复兴期间，大量资金用于建筑，没有在产业上投资。也还有人责备威尼斯不能远瞻整个欧洲和整个世界改变的局面，没有用她的力量作未来统一意大利的打算。
这些情形都有所称叙的理由，也代表见作历史，必有个别的见解。但是我们今日在20世纪的末期，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阅威城发展之经过，以考察资本主义的形成重心，则认为关于威尼斯的衰退很可以用地缘政治（geopolitics）的观念解释。威尼斯之效率高是由于内部和谐，其能如此，也是由于地方小，结构简单，所以她用商业组织的方式将10多万人的财产所有权（ownership）和雇佣（employment）结成一个罗网，将公私各部门一并笼罩，于是私人资本能继续增积，政府也成为资本家的代言人和经理，在这种情形下，威尼斯完成资本主义制度。
可是她的特殊优势，用不着等到1500年，即在1400年前后，已发挥尽致。以后纵能扩展疆域，即使富庶的程度仍能在数目字上增进，又在文艺复兴的时代里有过实质上的贡献，威尼斯的想象力、冒险精神和组织能力——这些因素，为有些学者称为资本主义精神——都已经历过最高峰时代的改变，是其衰落的主因。昔日人口少，商法即民法，海军与商业舰队不分，转口的利润超过制造，在新世界里或不适用，或陷于不利。很多新兴国家赶上时代，今昔之不同越加显然。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威尼斯成为东西之间的枢纽。可是在远洋探险的时代，她即被东西的新兴海上势力所阻塞。纵使16世纪和17世纪间常仍有片面的繁荣，也还是由于其他海上国家有了特别的发展，暂时将红海与直布罗陀间的一段事业搁置，并非长久的趋势。很显然的，1571年西欧天主教的联合舰队在勒潘托（Lepanto，希腊西部）打败土耳其舰队，威尼斯虽然参加，已不能采取领导的地位，她的船只也分割配置于各分队。这和几个世纪之前称霸地中海的情形，真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威尼斯不积极开拓远洋，在科技上突破环境？16世纪的造船业又有了继续的改进，勒潘托海战已有火器出现（虽然战事仍由白刃决定），威尼斯尚是发明戴眼镜的地方和出版业的中心。如果这些条件与她的财富结合起来，发为一种积极的运动，威尼斯似乎应当能突破环境，继续为西方文化的杰出城市，在文治和武功上站在历史的前端。为什么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
如此的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为众所公认的完美解答。只是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我们即逼近于地缘政治内对付同一问题，各地区必会呈现不同之效率或无效率（parative efficiencyor deficiency）的一个原则。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并不是威尼斯必不能如此，而是其他国家以远洋为近邻，又有更多人力和资源，必定要较一个人口只10多万，蹙居于堂奥里的城市容易做得成功。威尼斯失去行动自由之后，她的保守性格愈为明显。我们的目的，在研究资本主义之展开，在此可以看出威尼斯之衰亡并非前述三个技术上的条件逆转，而是这座自由城市不能加速维持其所创造的一种运动。除此之外，我们与其绞尽脑汁去猜测何以没有发生的事情竟没有发生，不如节省精力，去观测已经发生的事情在何种情况之下发生。所以我们叙述威尼斯的情形，就此结束。下面两章介绍资本主义在荷兰和英国展开的经过，当中也不乏这些国家打破现状创造新局面的经验。
第三章 荷兰
我住的地方，隔赫德逊河不到10英里。大家都知道这条河流因17世纪探险家亨利·赫德逊（Henry Hudson）而得名，可是很少人知道当日赫德逊受荷兰东印度公司之聘，来纽约探险，其目的不是在北美洲拓土，而是希望找到一条“西北路线”进入远东与中国通商。原来17世纪初年，欧洲人的地理知识简陋，也不知道加拿大和太平洋的宽度与纵深，满以为循着西北路线不断前进，不久即可以到达中国。而当日中国也是众所传闻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17世纪初年，荷兰正为了独立而发动独立战争。此时南方的海洋又为很多国家竞争的区域，若反其道而行，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荷兰已经发现不少富国强兵的秘诀，如果此道一通，定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用不着说，这个梦想没有成为事实。荷兰虽在赫德逊河畔开拓了一些土地，著名的荷兰人如罗斯福一家也在此落地生根。但在第二次英荷战争之后，这一地区割予英国，新阿姆斯特丹改名纽约，亦即新约克，以向约克公爵示敬（约克公爵以后承袭皇位，为英王詹姆士二世，因为不孚人望，被驱逐失国，此是后话。在与荷兰作战时则为海上英雄，得到议会褒谢，是以今日世界最大的港口仍以约克名号，纪念其战功）。
荷兰在西半球的发展，没有得到实际的效果。但是荷兰人绕非洲海岸进航远东，却收获甚丰，也曾一度占据台湾。了解中国并不如传闻中富庶，以后西欧国家宰割中国，荷人参与不深。荷兰在南洋开拓的殖民地，则为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地，也是世界上资源盈溢的地方。17世纪初年，荷兰人口不过150万，竟将这一个广大的地区占据了好几百年。这殖民大帝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被重整，固然是新时代民族自决潮流的影响，而促进这潮流展开的一主要因素，则是中国抵抗日本之成功。所以荷兰之向外拓土，直接间接的仍与中国有相当关联。
以上一段文字，概括了好几个世纪的事迹，提及了不少国家，也把本书编者、作者和读者所在的地区，牵扯在一起。骤看起来，好像这故事缺乏结构，内中各事的发生，全凭机遇，其过程既无从逆睹，当事人也只好各听命运之安排。可是我们把这些事迹重新综合起来，再度考虑，则可以看出因为交通通信的进步，东西两半球、新旧两世界业已结合为一。开始时，各方不平衡的因素必有一段冲突与摩擦，同时以强凌弱的形态也不可避免。长期发展之后，局面则趋于平衡。而最先使这庞大运动发轫的则是所谓的资本主义。
本书以上两章，已断断续续的提及资本主义的精神。荷兰人向外发展，即不能与这种精神分离。“唯利是图”的野心促使荷兰人敢作敢为。一方面也倚靠这精神，荷兰才胆敢以蕞尔小国，前后与西班牙、英国、法国和瑞典交战。荷兰人甩脱君权和神权的束缚，趋利务实，因之整个国家在资本主义领导下发展成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这焙蚱渲髡咚孀派缁嵊刖弥绷鳎囟嗌偾阆蛴谖ㄎ镏饕濉⒏鋈酥饕逵胱杂芍饕澹裨蛭薮硬鲜龅囊恢侄牟┯朊跋招愿瘛Ｕ庵植皇茉际男愿瘢仓毡赜胫肿逯饕逵氲酃饕褰岵唤庠怠Ｒ郧昂衫既似笸级勒贾稳庀懔系纳幌с藓Χ涎峭寥耍衷谖靼肭虼蠊婺７仿羧丝冢嗳跃妥匪妗拔ɡ峭肌钡淖谥迹皇苋说乐饕逶际省？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就无法划出一定的界限，将资本主义说成一种孤立的和抽象的因素。也不能因为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组织与一种运动的过程中产生了某些好与坏的事迹，就凭着这些事迹来臧否资本主义。
站在20世纪的末期，我们承认资本主义是推进现代社会的一种工具，在这种发展之中，荷兰曾提供实质上的贡献。除非先站在技术的立场，将荷兰独立的沿革和背景作较详尽的叙述，我们无法确定哪些因素可以在长期历史之发展中算作资本主义之特质，而哪些因素只能算作个别和偶然的背景。
我们今日泛称的荷兰，正式的国名应为尼德兰王国（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她在16世纪独立时，则为尼德兰联邦（United Provinces），或称荷兰共和国（DutchRepublic），荷兰（Holland）不过是7个省（今则11省）当中之一。
这个国家与比利时、卢森堡在中世纪统称“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其全部地区里虽有民族语言之不同，在荷兰独立之前却未曾在历史上以如上三个单位的政治体系出现。荷民过去也缺乏组织自主国家的经验。或因欧洲中世纪封建影响浓厚，各处地域成为公爵、伯爵世袭的产业及公主、郡主的嫁妆。其有效的政府，总在最下端。即在1500年前后，西欧之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只有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算是粗具胚胎。以上各国疆域完整，界限明显，境内人民语言一致，历史上又为强有力的王室控制，才能规模粗具的表现一些现代国家的形态。但这种表现仍极有限度，因为过去政府功能简单，财政权与警察权多为下级威权所操纵（详第一章）。今后由于新时代的需要，王室准备向全国国民抽税，成立常备军，创设文官组织（bureaucracy），厘定司法制度，势必与新兴的和旧有的势力发生龃龉。又因主教（bishop）权责涉及宗教与信仰，更容易引起全国的骚动。西欧近代史里的好几个世纪，都在这种冲突中度过。英国的内战、法国大革命，即是这种改组的高潮及尾声。本章要指出的是：低地国家历史上缺乏一个有力的王室，不能参照以上各国的情形，进入中央集权体制。此地刻不容缓地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在这种双重条件之下，才有荷兰共和国之登场。
另外还有一个妨碍低地国家实行中央集权的因素，则是其中市镇林立。根据中世纪的习惯，每个市镇，获得封建诸侯的特许状（charter）而有豁免权（immunity），封建法律只行于乡间，城墙之内概不适用。自治的市民（burgher）有权自行立法，各诸侯不能直接向市民全面抽税，即使情势需要，封建诸侯向各市镇有所需求时，也要以磋商及自动捐助的名义承办。大批的市民当初多是穑夫（serf或villein，一般译为“农奴”易生误解，本书统称为穑夫），或是穑夫之子孙。西欧一般的习惯法，只要在城市里居留一年零一天，即成为市民，有些地方只要101天。但是在低地国家里，有时只要40天即可以算数。
地产的贬值，也是市民力量抬头、封建力量江河日下的一种象征及推动的力量。城镇之内虽然市民自治，其地产仍为封建领主所有，当初按裂土分茅（subinfeudation）的方式，由下层掌管不得买卖（如果可以自由买卖，则整个封建制度无法维持）。可是市民在地产上筑有房舍，他们向封建领主所付地租不能因时价而调整。所有房屋，根据习惯法为动产。所以在新时代货币流通物价大涨之际，地租已不复成为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房租则随着物价而高涨，市民拥有房屋者，逐渐漠视地主之存在，有喧宾夺主之势。
低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拜地利之赐。阿姆斯特丹已北通波罗的海（其中通过丹麦与瑞典间之海峡路线为荷兰人首先创用），这整个地区之内又有三条主要河流来自德、法之腹地，经此而入北海。内中斯克尔特河（Scheldt）与英国之泰晤士河隔英伦海峡正对，总管这河流入海之安特卫普（Antwerp）与布鲁日（Bruges）（今日同属比利时）同时成为中世纪以来欧洲之重要港口。低地国家内之法兰德斯（Flanders，今日大部分属比利时，各有一部分属于法国及荷兰），13世纪以来已成为毛织品生产中心，其中无数市镇随着这种手工业之发展而繁荣。本地羊毛供应不及，则向英国输入，织成的毛布输出远近各地，南至地中海。同时传统的鱼盐之利也没有被忽视。14世纪以来，随时脑制鲱鱼的方法有了改进，能使北海的水产维持较长的时间，推销到远地。鱼船和鱼网的设计也全面革新，引起采捕运销之集中。低地国家北部今日称为荷兰地区的整个经济结构为之改观。
此时整个低地国家分成10个内外的政治单位，布拉班特（Brabant）、格德司（Guelders）为公国（dukedoms）；荷兰与法兰德斯则为郡（counties）；尤特列克特（Utrecht）为主教区（bishopric）。因为社会经济的变化，各诸侯亲王提升一些贵族，使他们主持内部的经理，由此打破了封建的平衡，使贵族间发生纠葛，而使低地国家内部的政治复杂化。各诸侯最大的困难是入不敷出，所以又只好向各市镇让步，以便扩展财源。即如尤特列克特的主教，一方面在尤城加紧管制，一方面又在四郊支持新兴的市镇。此时各城镇所获得的特权，可以阿姆斯特丹
1400年的新特许状作代表。这特许状承认市政理事会的理事可以各以选举选出他们的继任，如此当然增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
本书根据欧洲历史学家的作法，概称以上各政治单位为“省”（provincial states）。14世纪一个重要的发展则是省议会（State assemblies）的抬头。这些省议会的来源仍是专家们争辩的一个题目，似乎无人能作定论，只是在各省享国的诸侯王子，因财政的需要，不得不时或召集下属的首长，自己的幕僚，和各市镇内炙手可热的人士，检讨内政外交政策，已成为13世纪以来的一种趋势。
低地国家的经济发展当然引起四周王国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