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杰克？韦尔奇（JackWelch）时代几乎全中国都在“言必称六西格玛”，可是为何却随着他的“黯然失色”而日益变得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有些人变得“谈六色变”了呢？
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等昔日的企业帝国以及华尔街宠儿们一个个倒下，是否预示着一个旧的生产力时代或“数量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的“质量世纪”的来临？
为什么北京北四环路南边的那排小商铺前会赫然挂出一个醒目的广告牌：“德国品质，绝对放心，日本原装，品质保障”，却不敢大声地说出“中国品质”这四个字？
为什么北京某知名汽车公司的中方负责人认为中国人的基因里缺少“质量”，更没有这种文化传统？难道日本人和韩国人天生就具有这样的基因吗？为什么中国颇为著名的某软件公司居然不敢提“质量”一词？中石油某油田的质量高管也对我说：“不敢谈质量，现在基本上是用‘质量奖’和‘卓越绩效模式’来替代质量。”这又是为什么？
为什么空军副司令要带领将军们学习“零缺陷”，而且还要求多讲讲“外面的东西”，并在系统内要求各单位组织学习会议录像？
为什么奥组委专家们在进行项目流程设计时，首先考虑的是先做项目的变更流程，而不是考虑如果不变更流程该如何运行？
为什么“航天”始终把质量摆在第一位，而且是用质量保安全，从而确保一次次的成功；石油石化却要采取质量与安全“双第一”的策略，而实际上却是谁离“乌纱帽”近谁第一？
“航天”勇敢地高举“零缺陷”大旗，喊了十多年，但仍然流于表面，不见落地，甚至许多干部起到了负面影响，这其中到底缺少了什么？
随着翟志刚完成出舱行走的历史壮举，参与宇航服研制的各研制机构分段担心、放心，极像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虽然没有出问题，但这是质量吗？
华为在从国内硬实力向国际软实力转变的过程中为什么要向“零缺陷”取真经？
一汽大众为什么要在合资18年之后开始从“质量技术”转向“质量文化”？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1）
为什么以质量赢得世界的丰田公司在取得全球数量第一的“宝座”后，却深陷“召回门”的危机？
为什么曾经使中国乳制品企业几乎一夜之间“全军覆没”的“三聚氰胺”，却在行业刚刚复苏、信誉恢复不久又死灰复燃？
无人否认艾滋病防治工作是全社会的事，但为什么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成了“疾病防治中心”牵头去做的事情了？
为什么翻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和经济学家们的字典，里面却找不到“质量”一词？
为什么国内各类组织都已经运行了十余年的各种质量体系，而且每年都要经过开销不菲的内部和外部的评审，到头来却始终是“两张皮”？
于是，我在接受新华社等媒体的采访以及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阿里巴巴网站做直播时，提出了“中国质与量的精神分裂症”以及“先天的质量缺陷”等概念，引起了许多读者和听众的共鸣。
而要回答上面那一连串的问题，我们则必须从思想深处正本清源。如果说30年来我们一直在实践着“白猫黑猫”理论，踏踏实实抓生产、雄心勃勃赶、学、超的话，那么，一场金融风暴的到来，让我们一下子看清楚了许多一直模模糊糊的景象。我们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原本，日本人是靠制造起家的，但十余年来他们努力向高科技和服务业转型，至今仍不见起色；以英法德为代表的老牌制造强国，已经成功地放弃价值链中下游（制造）而稳执上游（研发与营销），理论上似乎赢的轻松、风光无限；制造大国美国走得更远，不仅比欧盟做的漂亮，而且在管理创新方面，尤其是金融服务创新方面让全球望其项背而泣于隅。
而我们中国则像牛一样地专注于制造，虽然受到欧美价值链两头的挤压，却仍旧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生活，一点一滴地积聚着财富，走向“牛市”。
如今，随着华尔街圣殿的轰然倒塌，欧、美、日突然发现他们的好日子是建立在“虚拟经济”之上的，而“实体经济”的机能已经快要丧失殆尽——原来他们一直在练就着在价值链两端“多吃、快跑”的本领，却忽视了中端的“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早已经功能紊乱。
从日本长达十年的经济低迷、“西门子贿赂事件”到美国围绕是否拯救“三大汽车”的拉锯战，都让世人感叹：他们想重拾旧河山，却发现自己早已自废武功，已经不会或不能“制造”了。只要随便Google或百度一下，就不难发现大量诸如《日本制造业的衰退和大企业的破产》、《美国制造业陷入28年来的最低水平》、《欧元区制造业指数写下欧元启用11年以来的新低》的文章，以及各种证实制造业大衰退的指数。
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ucas）的话说，美国的制造业已经死了。所以他反对政府援助，宁可让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破产。于是，克莱斯勒公司在庆祝自己的85岁生日之后，宣布破产重组，而连续70年多来雄居全球霸主地位的通用汽车公司，则在庆祝完自己的百年华诞之后，选择了“六一儿童节”这天宣告了生命的终结。
反观中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以实体经济的典范，不仅续写了国富民强的神话，而且提升了全球民众的生活品质。于是，世界惊叹：中国是真正的制造大国，不仅控制着发达国家的“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而且随着其自身向制造强国转型，也必将制约着发达国家的“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正确道路，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巨大机遇。
然而，这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G8的成员们开始给我们中国“下套”了，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分别找到了在中国的利益代言人，然后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忽悠”。
实体经济方面，由欧洲国家主打，以贩卖标准为生的他们，宣称“一流企业做标准”，未来谁拥有标准谁就拥有世界——这一论调实际上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打气的，却也正中了那些缺乏自信又急着与“国际标准”接轨的政府和企业的下怀。于是，这些以贩卖标准为生的欧洲佬们赚得是盆满钵满；而美国佬们也不会闲着，他们晃动着硅谷和纳斯达克这两张王牌，推出诸如“经济全球化”、“产业价值链”、“国际分工”等各种理论，不断地告诉我们国际经济秩序早已经固定，中国就是要安于做那些“手脚经济”的事，而让欧洲人去从事“知识经济”，让美国人去享受“创意经济”的乐趣。
在服务经济方面，以华尔街为首的全球金融势力，呼风唤雨，来势汹汹，稍微拷贝一下“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就足以让想发家致富的国家和机构俯首听命。这三股势力加在一起，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要安贫乐道，不要图谋不轨，否则就没有你赚钱的机会！瞧瞧，这还颇有些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守妇道、立牌坊”的遗风。莫非他们真是把我们老祖宗“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研究透彻了不成？
所以，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再听从G8的代言人们的摇旗呐喊了，不管他们身穿何种光鲜的外衣，也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名头，更不用管他们是不是“上头有人”！
显然，当全球都不会制造了，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制造能力是一种综合国力的体现，绝不是某些“经济学家们”所谓的简单装配。在实际的顾问工作中，各类企事业单位的省思与行动，让我始终坚信：“中国品质”将会是中国在21世纪带给这个世界最重大的理论突破和最美丽的礼物。
只有坚守“中国制造”的兴国之策，并不失时机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蜕变，方可承担起中华崛起之使命，而蜕变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从“制造数量”向“制造质量”的跨越，也就是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质”的跨越！
然而，面对一个需要被重新定义的世界，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任给了中国，而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第一部分梦想与现实：“中国品质”的现状与省思
第一章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
第二章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窘境？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2）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孔子
所有的意义重大的变革，都是要经过与“现有旧势力”的直接对抗才能产生的。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变革”的原因！
——汤姆？彼得斯
面对危机的思考
？？？？？？？？？？？？？？？？？？？？？？？？？？？？？？？？？？？
一场大危机，来了一次重新洗牌，让太多太多的“楷模公司”和“明星老板”们（但他们喜欢别人称其为“企业家”）终于从梦中惊醒：原来还是坐在“麻将桌”旁，只不过这次的赢家不是他们了。这包括可怜如三鹿和它的“老大”田文华；悲壮如被踢出“蓝筹股”的昔日霸主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什么土法“三聚氰胺”，什么洋法“金融衍生品”，无非都是一些牌场作弊的雕虫小技而已，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已经出局，春光不再。于是，人们对“成功”开始重新定义。因为大家看不到谁能够一直坐庄、手气顺畅、鸿运当头，反而更多地体现出“风水轮流转”的特色。
大师也沉默
当金融危机袭来时，西方发达国家的众多知名企业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地应声倒下，甚至“破产”，这让人们的脑子里很自然地迸出那个著名且很有创意的词语——“纸老虎”。是啊！在全球经济滑向深渊的时刻，人们的脸上只能写着“失业”、“失落”和“失望”，而丝毫不见任何信心复原的迹象。那时候，只要随便翻翻报纸、看看电视就不会怀疑，这是一个空前“精神分裂”和“混乱不堪”的时代，以至于就连最热衷于倡导“热爱变化”和“驾驭混乱”（ThrivingonChaos）的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TomPeters）博士也不知该说些什么，除了不停地重复他的成名作和新作的书名：《追求卓越》和《重新想象》，似乎再听不到他的其他声音了。这是极其反常的！就连那位因写作《如果亚里士多德经营通用汽车》而名声大噪，近年来一直倡导“理念震撼世界”并不断敲打商界不要忘却对真善美的渴求的美国商业哲学家汤姆？莫里斯（TomMorris），竟然也在我最需要倾听他评点华尔街的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这不由得使我倒抽了一口凉气。
实际上，如今的世界正应了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的情景——“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远的房灾、股灾不说，刚刚过去不久的美国汽车企业排队“破产”、“IT大佬”微软和英特尔的大量裁员、全球成千上万家银行的倒闭就已经让人感到窒息，再加上在全球五大洲肆意蔓延的甲型H1N1流感，使得恐惧和焦虑的情绪与日俱增……就在全球都在苦苦挣扎、冥思苦想着Why的时候，人们惊喜地发现，有一线希望之光投射进来了，那就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光芒。
生病的根源是要在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去寻找的。与上次网络泡沫破灭的危机一样，在这次金融危机里，仍然是美国华人的损失最小。当然，中国更是呈现出消费回暖、信心回升，经济止跌缓升的“*”之色。不过说“中国时代”已经来临还为时过早，因为我们同样是毛病多多、伤痕累累，只不过经济的后发优势和独特的思维模式让我们避免了一些致命的缺陷。因为我们和美国一样都属于迷恋“大”的，骨子里总是认为“大”才是好的，“大”才是强的，“大”才会有更多的话语权，似乎一切的评价都以规模化和数量化为标准，反之，则以“小”作为负面的、不光彩的评语，不仅对事如此，对人亦然！如此，必然会导致企业“华尔街病毒”程序的启动，拼命做“大”，以能够挤进“财富500大”排行榜为目标，甚至不惜造假做“大”，往GDP里“灌水”，搞形象工程，最后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3）
我们没有质量基因吗？
美国还有另外一个传统——专业化分工，也被我们学得像模像样，从而使得各工种走向狭窄的技能专门化或固定化的发展模式。这对于中国自古形成的极其宝贵的传统——以发展全面技艺为基础的手工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与摧残。而恰恰是这种美国所缺少的珍贵资源，在欧洲和日本却是基础深厚，并且成为了他们与美国竞争的“秘密武器”。而我们不仅首先自废了武功，同时还学到了美国的另一个派生出的“恶”传统——劳工即机器，自然也就是成本，一旦要提升利润，必然用三种方式来削减成本：裁员、业务外包和机械化。
美国道化学公司副总裁兼研发负责人斯奈德博士曾尖锐地指出：“质量革命——我们的基因里没有它。”听起来，这倒是像极了我们同胞的口吻。不过，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基因里有“革命”，却未必有“质量”。好在彼得斯博士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预言道：“今天和明天的取胜之道日趋明朗——质量和灵活性。”并因此给美国人开出了一副药方——通过高技术水平的员工达到高品质和灵活性。显然，他的信心是不足的，因为这些从来都不是美国人的传统。最令他担忧的是，这些可一直都是德国人和日本人的传统啊！此外，他提醒美国人不要得“健忘症”，千万不要忘记——当年德国人正是靠“精”（聚焦＋执着）去打美国人的“多”（多元化＋规模化）的，日本人则是用“小”（精细＋快速）去搏美国人的“大”的，而且胜负早有定论。
有趣的是，我们这些彼得斯博士一直没有放在眼里的中国人，却恰恰成了他那药方的受益者和预言的显灵者。因为彼得斯博士对我们是有“盲区”的，他不知道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传统，那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我们不仅秉承“君子不器”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光荣传统，而且还特别善于学先进、找差距，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很容易掀起一波波“比学赶帮超”的热潮。这也许就是美国人做梦也想不到的，而我们却能够得心应手的“关键竞争要素”吧！
当然，一定要趁着经济危机对人们的头脑产生冲击之后的清醒时刻，跳出三界外，掀翻“麻将桌”，回到原点，做足思想上和行动中返璞归真、去伪存真的功夫，同时，向美国人学习“创意”，向德国人学习“专心”，向英国人学习“标准”，向日本人学习“精益”，加上我们自己固有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张扬其中创造性转化的功夫），如是，“方可近道也”。这就要求我们要擦亮眼睛、认清局势，在耳边时时播放提醒声——这可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啊！
如果孔子来经营三鹿
？？？？？？？？？？？？？？？？？？？？？？？？？？？？？？？？？？？？？？？？？？？？？？
2007年，我曾经应邀在CCTV经济频道，围绕“红心蛋与苏丹红”等一系列食品安全问题做过一档名为《明天我们还能吃什么？》的节目，也许是因为主题过于沉重的缘故，在节目现场，大家都显得比较严肃。尽管主持人一直在劝我要放松，我自己也尽量地调整情绪，以配合节目的氛围，但是，那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压抑情绪却一直陪伴着我，无法摆脱。
虽然，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我也接到不少人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短信，但是我心中的那根弦却始终紧绷着，无法放松，并且在节目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心都被这种郁闷的情绪缠绕着。这绝不是因为自己在节目中一些“遗憾的”表现，而是因为作为一名质量管理工作者，面对这种种不堪入目的食品安全状况对社会民生的恶劣影响，除了诉诸情感与道德谴责，我竟不知道自己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4）
然而，在那个全球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严冬里，居然又有一个叫做“三聚氰胺”的“病毒”再一次让我们悲愤而又无奈地发问——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
今天我们还能吃什么？
美国著名的哲学教授汤姆？莫里斯（TomMorris），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看似奇怪而荒谬的命题——如果亚里士多德来经营通用汽车将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