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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先生主持，长江商学院创始院长项兵博士作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的主题演讲。我之前曾与项博士有过多面之缘，便在席间过去和他打招呼，并向他请教关于“三鹿事件”折射出的中国品质的问题。记得他当时摇头苦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一下也说不清楚。”后来在演讲的问答环节，也有人问到此话题，他依然摇头苦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已经是企业价值取向的大问题了。以后再说吧！”我本人是非常钦佩项博士的，出席这次午餐会，多半也是冲着他来的。他是个个性十足，敢于直言的人，他领导的长江商学院也同样个性鲜明，善于创新的团队。然而，他此刻欲言又止，说些外交辞令，让我觉得有些失望和不甘心，便想在私下找他谈谈，可惜的是他回答完问题后，便匆匆地赶往机场了。唉，又是一个“国际化”的空中飞人！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13）
在回家的路上，我仍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让这位曾敢于直言的学者选择了沉默和回避？要么是没有想过，要么是没有想透，也许，是想的太透了！毕竟，这位倡导中国企业家们要“站在月球上看地球”的学者起点太高了，许多人还是无可奈何地蹲在地下琢磨世界地图呢！看来，让这位学者说不出口的，正是需要先在地球上解决的大问题，那就是——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在拼命地成长壮大，却不问“为什么”的问题，企业管理者们每天都为工作殚精竭虑、四处拼搏却不清楚“目的何在”的问题。虽然，德鲁克先生已经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克劳士比先生也以“*”的通俗说法给出了答案，但是，现实的问题似乎远远没有那么单纯。
经济社会也应该是让学经济的人出人头地的时候了，当然，也应该支持他们把经济系改为商学院或管理学院，然后，从做经济研究的人，更名后变成“经济学家”，扬名立万，挥斥方遒，虽然有些找不着北，但依然令万众仰慕！
这些年，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使得他们的声音在各个领域都余音袅袅，不绝于耳。加之美国经济学家们的强势影响，尤其是华尔街的巨大魅力，我们已经把“经济学家”掌管国家的发展政策，尤其是金融命脉当作了与国际接轨。
然而，当国内的一大批银行行长“前赴后继”地锒铛入狱，好比狂风吹走了蒙在“经济学家”脸上的美丽面纱，让人们看到了不想看到的东西，于是，开始逼问——经济学家到底缺什么？
就经济谈经济看上去很美，一旦价值观缺失，无异于自毁前程，正如管理的“三个层面”所说的，知物理、明事理固然重要，一旦人理不通则万事休矣。同理，也从来没有单纯的商业，也不能就商业谈商业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个异曲同工的问题——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
这个问题原本是由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理性利己主义”思想家安？兰德博士（AynRand）在1961年提出的。随后，兰德博士与伦纳德？佩柯夫博士共同出版了同名专著《商人为什么需要哲学》。兰德博士针对人们用“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的道德伦理把商人视为自私自利的“邪恶奸商”的情况，鲜明地提出“理性利己主义”的主张，公开倡导“自私是美德”。
佩柯夫博士也说：“从本质上说，美国是由利己主义者所创建。开国之父们预想的这片大陆是自私自利和追求利润的——也就是一个自力更生者、个人、自我、‘我’的国家。然而，如今，我们到处都能听到相反的观点。这就是你必须做出的哲学选择。”
因此，他们认为：“商人必须是世俗的，他们关注物质利益。从支配生产线的物理规律，到冷漠严酷的财政账户之事实，商业都是一项注重实利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不可能存在商业的另一个原因——不仅自私自利，而且包括俗心，这些都是重大的罪恶。”
如果仅仅了解到这些，你会倒抽一口凉气——这不就是华尔街推崇的“贪婪哲学”吗？难道是他们思想的源头？你如果再看到一些文献，说某著名的华尔街投资大师在其经典著作里热捧兰德博士，连风光无限的格林斯潘先生也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书评推荐兰德的论著，那么，你基本上已经把兰德给“判刑”了。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世界（14）
好莱坞曾拍摄过一部名为《华尔街》的电影，被誉为是商战电影的中的经典之作，同时，这也是一部在金钱挂帅时代毫不掩饰地为人类的贪婪欲望辩护的一部主流电影。不知怎么，看过这部电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感到很不舒服，也思考了很多问题，还索性找来影碟看了很多遍。终于让我想明白了——我之所以对由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华尔街大鳄感到害怕，是因为他非常真切地帮我撕下了商人们那一层“温情”的面纱。在那个金钱至上、利益至上的社会，上到政界领袖、商界人士，下到普通民众几乎都是实用、趋利，趣味寡寡。而现实中的主人公们则为我们还原了他们倡导“贪婪是好的，贪婪是对的”生活理念的真实面目！
作为一名“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部队大院里出来的“干部子弟”，我一直没有停止对“真、善、美”的追求，也未曾忘记“位卑不敢忘忧国”的古训。当初我怀抱着“产业报国”的理想下海经商，骨子里对那些自私自利者和唯利是图者充满了鄙视和不屑，内心深处就认为“贪婪是恶的”。所以，当我了解了华尔街把“贪婪”当作社会进化的动力和企业生产力的解放者之后，可想而知，这对我的观念冲击有多大。虽然我始终不能接受它，但因此更加了解了美国，更加了解所谓“资本家”的逻辑，一下子反倒认为那帮“可怕的”家伙们不那么可怕了，甚至于变得“可爱”和“可笑”起来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直到现在我也对那些“金融家”、“投资家”们兴趣缺缺。2008年，当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美国的银行巨头，尤其是投行“巨无霸”们陆续倒下，金融丑闻络绎不绝之时，我受邀前往重庆参加商务部和重庆市政府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国服务贸易大会”，并受到前商务部长、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接见。许多投行的驻华代表也出席了会议，虽然他们依然是主角，但在他们发言时，已经看不到昔日“指点江山”的意气风发与万丈豪情，却多了几分谦虚和谨慎。倒是那些前来引资的重庆市大型国企的负责人们显得很傲慢。主持人说散会后大家可以留下来互相接洽，但他们简要的介绍完公司及项目情况之后，基本上都开溜了。我当时觉得很是不解，认为这样实在太有失礼貌了，后来还是一位高科技企业的老总给了我“指点”：“他们以前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而且比这过分多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啊！”我发现他说这些话时，丝毫不掩饰某些“报复”后的快意。
如今，似乎全球的金融业都遭到了“报应”——中国的除外，不仅没有变得灰头土脸，反而意气风发，纷纷干起“趁火打劫”的生意。而那些财大气粗的商人们，一个个荣登“富豪榜”之后，便摆脱不了“黑幕”、诉讼、牢狱等魔咒，尤其是那些首富们。人们又不得不换一种角度重新去思考兰德博士的问题了——商人们到底缺少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兰德博士又给了我们很好的引导。她说，商人们固然热爱财富，但是如果依据其财富的来源和获得财富的方式划分，你会发现，一些商人在热爱创造财富，另一些人则热衷于挥霍财富。于是，兰德博士把他们称之为财富的“创造者”和财富的“占有者”，并且毫不掩饰地赞美前者，而蔑视后者。兰德博士认为，财富的创造者是发现者，他将其发现转换成物质产品。最为重要的是，财富创造者也是发明者和革新者，他们性格中最明显缺失的品质是顺从。对财富的创造者而言（对艺术家也是如此），工作不是一项痛苦的义务或者谋生手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在他们看来，生产活动是本质，是存在的意义和乐趣，是充满活力的状态！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窘境？（1）
而反观那些财富的占用者或许可能成为政治家，或者是“寻求捷径的商人”，或者“通过政府恩惠而变得富有”，因此，他们的“本质特征是其社会依赖性”，其“根本目的就是得到一份由他人创造而自己不劳而获的财富份额。他们寻求变得富有，但不是通过征服自然，而是通过操纵他人；不是通过知识和努力，而是通过社交策略。他们不生产，却要参与重新分配财富，只不过是将已经存在的财富从主人的口袋转移到自己的口袋。”
所以，“只有财富占有者才雇佣私人广告人员，才为了吸引公众注意而故作姿态。只有财富占有者才以粗俗的方式炫耀、展示自己的财富，渴望‘威信’和关注，迫切地赖在咖啡馆社交圈的边缘不走。财富创造者并非如此热衷于财富。对他们来说，财富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拓展其活动范围的手段。大多数财富创造者对奢华的生活漠然处之，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财富相比，其简朴程度令人吃惊。”兰德博士说，她为此专门请格林斯潘先生大胆地估算，美国商界里，那些真正地财富创造者到底占多大比例。“他思考了片刻，有点伤心地回答：‘在华尔街——大约5％；在工业界——大约15％。’”
其实，兰德及其后继者们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真正的商人是需要对三个哲学问题给予解答的。这三个根本问题是：“存在什么？你是如何知道的？你应该怎么做？”对于这三个问题，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答案：
美国的开国之父们的回答是：存在什么？——答曰：“在这个世界，也就是大自然（上帝只是一个旁观者）”；你是如何知道的？——答曰：“理性是人类唯一的先知”；你应该怎么做？——答曰：“追求你自己的幸福”。
而大部分固守“文化传统”的人们回答是：存在什么？——答曰：“另一个实在”；你是如何知道的？——答曰：“依靠信念”；你应该怎么做？——答曰：“为社会牺牲自己”。
于是，这两种答案，自然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前者是资本主义、自由和个人的权利。“这带来了一个世纪的国际和平、商业智慧的兴起，从而导致工业和繁荣的急剧增长。”后者则是“对资本主义的加速瓦解及其所有征兆负责——逃亡政府践踏个*利、经济混乱的不断增加、全球种族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从而使商业受到持续和系统的攻击”。
所以，为了避免商人的“灭绝”，他们呼吁每一个商人都必须做出“哲学选择”——因为“你最终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这些问题”。
当华尔街推崇的“贪婪哲学”崩溃，引发全球至今未果的经济大危机，我们的商人们更加需要回答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问题——商人为什么要学哲学？
对于上述三个根本的问题，是到了给出自己答案的时候了。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窘境？（2）
一个变革，就像一扇窗口。通过变革的窗口，我们不禁要问：“这能否变成机遇？这一新事物是真正的变革，还只是一时的潮流？”……如果你从一开始便将变革看作是威胁，你就永远不会有任何创新。
——彼得？德鲁克
管理的基本工作就是创建“有用的”和“可信赖的”组织，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用一些缺乏定义的大写字母进行组合，以逃避实际的繁重工作上，以及忙于使用技术方法去解决他们也不明白的“质量问题”。
——菲利普？克劳士比
历史走到今天，人们突然发现全球居然都不会制造了！于是，巨大的机遇摆在了“中国制造”的面前。好莱坞甚至用风靡全球的灾难片《2012》来预示“中国制造拯救地球”的情景，在影片结尾部分，代理指挥官看到如期完工的巨型方舟，惊叹道：“选择中国没错，交给其他国家不可能完成啊！”
是啊，历史把“质量复兴”的重任给了中国。然而，我们自己却要扪心自问：“面对机遇，我们准备好了吗？”
答案并不乐观，因为我们的确还没有准备好，不是物质上的，主要是精神上和理论上的。无论是政府主管部门，大中型企业，还是从事实践和研究的个人，我们似乎都一时无法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眩晕中清醒过来，更无法找到并适应“做老大”的感觉，基本上是处在被动反应和摇摆不定之中的。这也在一定程度折射出“中国制造”所处的窘境。
“中国制造”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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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与“中国品质”的盛宴
如今，“中国制造”越来越彰显出其独有的魔力。2009年的金秋十月，俄罗斯总理普京来到北京，邀请中国帮助他们发展高速铁路。十一月，古老而现代的北京城以大雪过后的湛蓝天空迎接提出“向中国学习”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白宫要员们，他们也诚心地邀请中国帮助美国建设“更坚强的智能电网”。对于这些，稍具历史感的人都不免会感叹——这的确是一种象征，历史正在发生大逆转，开始颠倒过来了啊！
我们再看几个“中国制造”的标志性“产品”——神舟飞船、北京奥运、国庆阅兵。世人基本上已经开始对“中国制造”的形象产生逆转，因为他们在这些产品的背后，感受到了一种民族精神、一种品质的力量。更加奇妙的是，他们发现，保证“神七”品质的是“零缺陷”，支撑奥运品质的是“万无一失”，而保障大阅兵品质的则是“零偏差”，于是，人们一下子开始把关注的眼光聚焦在“零缺陷管理”上了！
在这里，我想谈谈那一场让世界叹为观止的北京奥运。透过我们办公室的玻璃窗，时时都可以看到国家体育馆——鸟巢，从建设中的到使用中的，姿态和色彩各不相同。因此，常常可以听到办公室的同仁们发出那一声声或羡慕，或自豪的赞叹之声，更使大家平添了一种责任，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说：“每天坐看窗外的鸟巢，不如起来为奥运‘中国品质’加油！”于是，这句话就作为提醒出现在学院的网站上。
随着8888“中国幸运日”拉开了“奥运Party”的大幕，中国送给了世界一个大大的惊喜和震撼——恢宏壮观的开幕式，让世界更加深刻而直观地认识了有着悠久历史和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一个个不断被打破继而重新创造的世界纪录，让人们惊叹于中国北京的神奇魅力与魔力。当看到我们的奥运健儿一次次地站在最高的领奖台上，听着国歌一遍遍地奏响，国旗一次次地升起，内心升腾起来的，是无限的自豪与振奋。
《质与量的战争》 第一部分 如何摆脱中国制造的窘境？（3）
世界给了中国“十五天”，而中国献给世界的却是“五千年”，让人们尽情享受着奥运带来的快乐的同时，享受着华夏古国的文明与现代，享受着由“中国制造”的北京奥运的品质。
因此，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北京奥运的成功，实践的是“中国制造”的跨越，彰显的是“中国品质”的觉醒，迈出的是成就“中国品质”的康庄大道！
1中国“功夫”。虽然《熊猫功夫》在奥运之前借势而发，全球票房飘红，彰显出“中国元素”在好莱坞的手上的“烹饪”功夫，但那是典型的“美国制造”的功夫。可是，奥运开幕式，则以纯正的“中国制造”让全世界的人们把“震撼”、“不可思议”、“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等词句全部用上了。这种气势恢宏且内敛亲和、科技与艺术水乳交融的中国产品，必将颠覆那些将“中国制造”妖魔化、政治化的想象力。
2中国文化。整个奥运体现出这样一种清晰的图画——回归传统文明，寻觅和谐精神；远古与现代的共荣，现在与未来的共生。奥运期间，北京城最火爆的地方是大栅栏、什刹海、潘家园、老舍茶馆，还有798和秀水街。有报道说：“奥运村里运动员最喜欢的食物是——北京烤鸭。”我们学院旁边那家全聚德烤鸭店，就总是人满为患。有趣的是，有大报记者统计后说：“北京城有两个地方是各国领导人去的最多的，一是奥运村，另一个是秀水街。”
3中国产品。如果整个奥运就是一种中国产品，那么，它以“零缺陷”的工作标准和追求卓越的激情，已经把奥运的质量标准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