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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06年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的比率，期间平均水平为74％（72％…77％间）；而中国高达136％（82…163％）。
形成这样大差异的原因，一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而美国则有着世界上最低的储蓄率；二是美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消费者为主，企业的外部速效主要依靠资本市场；而中国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以企业为主，企业的外部融资严重依赖商业银行。
与此相关，1990…2006年美国“货币扩张幅度”对“GDP名义增幅”的比率为1。07倍，而中国则是2。09倍。
分析表明，如此不对称的货币扩张，显然是中国通货膨胀较美国相比更加严重的原因之一。1990…2006年，国内CPI的累计涨幅高达1。18倍，平均涨幅为5。36％。
不幸的是，国内物价上涨并不均衡。CPI升幅1994年为24。1％，1999年为…1。4％，无疑加大了金融危机风险。
先后出现高通胀与通缩，将令大量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增加金融体系不良贷款坏帐。2004年前后核销的坏账，竟相当于此前金融机构自有资本合计的数倍之多。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2000…2007年，贷款增长速度仍然大大领先于真实的财富增长速度（这期间虽然“国内金融机构贷款增幅”由上一个七年的202％下降到163％，但对比同期“GDP可比增幅”98％，前者依然是后者1。7倍）。一旦再度交替出现通胀与‘通缩，必然加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激增，以至出现金融危机风险。
那可不可以通过降低“贷存比”来阻止不良贷款率上升呢？国内金融机构“存款增幅”，一向大于“贷款增幅”，如果贷存比持续下降，过度依赖信贷业务的商业银行，将面临存贷利差缩小、盈利水平滑坡的风险。这实际上是另一种金融危机，并且会在不良贷款风险的高发期，加大爆发危机的可能性。
7年来，国内金融机构贷存比持续下降，到2007年，已由2000年的80。3％降至67。2％。以此推算，到2014年可能进一步降至54。1％。打个六折，贷存比降到54。1％的时间则会推迟至2018年。
到那时，由于存贷利差没有扩大空间，甚至会缩小，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无疑将面对重大挑战。
灾难四：能源危机
另一个系统性灾难，似乎是能源危机。
其系统性表现在：能源危机可导致能源价格上涨，同时导致一切成本与此相关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上涨；由此刺激居民的通胀预期，以至于更多地储蓄，同时约束最终消费率；这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进而形成更高失业率；结果注定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一旦高通胀之后是通缩，将爆发金融危机。
能源危机更多地由本国“能源进口依存度”持续上升导致。
而中国近年能源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0年为…4。75％，表示可供消费的能源总量，不仅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还能用于出口。
但到2000年则快速上升到3。44％，2005年进一步升至6。95％，5年上升3。51个百分点。鉴于2006年继续上升至8。25％，未来每5年升5…8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极大。如此说来，到2015年有可能升至20％以上。
考虑以国内进口能源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及其二次产品，因此，到那时，一旦国际市场出现供给短缺，价格大幅上涨，在油气领域爆发能源危机的可能性极大。
有迹象显示，在交通运输领域，中国正在步美国后尘，快速向更多消耗石油的运输方式演变。
30年来，铁路的角色逐渐被公路代替。1978年到2007年，两者占国内长途货运总量（不含远洋货运量）的比重，铁路由45％降到14％，公路则从35％升至74％；两者占国内长途客运总量的比重，铁路由32％降至6％；公路由59％升至92％。
此外，国内居民汽车保有量，1978年仅为136万辆，2007年增至4358万辆，累计增幅达31倍。其中，载客汽车的增幅为122倍，载货汽车增幅为11倍。
如果国内交通运输领域的上述趋势不变，且继续保持较高的“汽车保有量”年均增幅（最近年均增长16％），那么，石油类资源危机将为期不远。
何以实现“大发展”
既然中国将在2017年和2021年分别达到“劳动人口峰值”和“总人口峰值”，因此，遵循“财富定律一”，未来20年，中国经济不仅不可以实现大发展，恐怕连发展都难以实现。
不仅如此，在不改变就业结构 的前提下，即便是将失业率由目前的17。13％降至2％（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瑞典等经济体曾在1990年低低于这一水平，实现所谓充分就业，未来20年的发展也注定有限。
其原因是，较高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决定了较低的总人口劳动效率，由此严重约束财富定律二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这使得答案变得非常简单：未来20年，中国经济实现“大发展”的关键在于“就业结构调整”。
事实上，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下降有密切关系。
不过，在调整与优化就业结构方面，目前中国与世界，包括与其它发燕尾服中国家之间，尚存在很大差距。
虽然未来20年国内第一产业就业比重，在延续过去20年累计降幅32％的情况下，到2028年可降至27。7％；但将被此后总人口及劳动人口的递减所抵消。
我们的判断是：“加快调整国内就业结构，努力增加非农业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应当是中国经济至2028年实现大发展以及此后应对大灾难的核心战略。
坦率地说，为调整就业结构所做的努力也存在很大障碍。其关键是：既要调整就业结构，以降低失业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要有效规避金融与能源危机。
通常“扩大就业”以“加快投资增长”为条件，而加快投资增长又以扩张货币供应量为条件。于是，那种因货币供应量过度扩张及金融机构贷款增长过快导致的金融危机，无疑是核心战略的软肋之一。
如果因就业结构调整，在促进工业化的同时，过多地刺激了能源需求增长，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胀，则是核心战略的另一根软肋。
这促使我们对核心战略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核心棋子：提高“国债负担率”
我们给出的新命题是：在核心战略下，是否存在一个同样核心的棋子，在对中国经济大发展产生提纲携领式的推动作用的同时，足以解除对金融危机和能源危机的担心？
这颗核心棋子应当是在约束金融机构“广义货币供应量”扩张的同时，足以为扩大投资、增加就业以及促进居民最终消费，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
基于我们对“财政与金融不可两分”的理解，我们认为这一可靠的资金来源就是：提高“国债负担率”。
所谓“国债负担率”是指“年末国债余额”对“当年GDP”的比率。
预计2008年末国债负担率为19。3％，仅较2005年末的17。79％提升了约1。5％（预计2008年GDP将达到28。8万亿）；但国债余额去较2005年累计增长70％。
有两个原因使我们相信，中国可以在未来20年内足够大幅度地提高国债余额：
一是相对较快的“GDP增长率”使得借助于“国债负担率”的分母扩大，搂提高国债余额的可能性；
二是当前中国国债负担率与相应的国际警戒线60％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目前已知超过警戒线的国家有美国，2008年在85％左右，预计2009年将接近或突破100％）。
这就是说，到2008年末，中国19。3％国债负担率与60％的国债警戒线相一致的国债余额为17。28万亿元。由于实际余额仅5。55万亿元，当年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为11。73万亿元。
如果2009年中国GDP增长到32万亿，那么与国债警戒线相一致辞的国债余额为19。2万亿，相应的最大扩张空间可放大至13。65万亿元。
推而论之，鉴于过去1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为221％（按当年价格计算，包含通胀因素；年度增长率最高为17。7％，最低为6。3％），假设未来10年累计增长率降至177％，那么到2018年，伴随中国GDP由28。8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未来10年内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可达到48万亿，相当于2008年国债余额的8。6倍。
此后10年，即使GDP累计增长率降至106％，2028年中国GDP也将达到165万亿元，这使得未来20内国债余额的最大扩张空间可达到99万亿元，相当于2008年末国债余额的17。8倍。
我们想强调的是，以增长国债的途径解决国内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在发行对象限定在金融机构的前提下，可以有效缓解由于持续下降的贷存比通讯相应的存贷利差不断缩小所带来的盈利水平下降压力，并在这一过程中有效防范金融危机。
近三年来，在国内商业银行拨备后税前利润当中，来自国债等债券的投资收益大致在40…60％之间。这是由于国债属于主权级信用，在加权信用风险管理模式当中，相应的风险权数为零，故无需拨备。相反，存贷利差收益虽然占“拨备前税前利润”比高达90％，但由于商业贷款风险权数为100％，因此，必然按照相应的比率予以税前拨备。
此外，我们所建议的，以金融机构为国债增发对象的提高国债负担率，是一种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替代方案。也就是说，金融机构只是将原本存放在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转换为国债投资。考虑到目前国内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仅为0。99％，而国内发行的中长期及长期国债利率可达到3。5…5。1％的较高水平（我国在海外发行的15年期国债利率高达8。75％，而美国15年期国债利率为5。37％），因此，该等转换所带来的，是更高的百商业信贷业务收益率。
当然，这样一来，央行的偿债压力也相应下降，而无需一味依靠增持美国国债，来裣针对国内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的利息支出。
中国已开始进入低利率时代，可预见的减息幅度将导致存贷利差进一步缩小，而提高国债负担率的方案，将使金融机构获得更加可观的国债投资收益率。
因此，我们相信，这足以在贷存比持续下降的趋势中，确保金融机构及银行体系有效防范金融危机。
国债的合理用途及偿还能力
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 不必担心国债募集资金的合理用途。作为公民纳税后应当享受的免费午餐，全社会公共服务的资本项目及出或投资，以及经常项目支出绝大部分都应当由政府负担。然而，过去30年来，国内针对教育、医疗、大众交通、城乡生活用水、供电、供气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领域推行的市场化政策，却使得公众为接受该等公共服务，必须在纳税之外，支付更多的费用。
除以上提到的1978…2007年国内铁路客货运比重大幅下降之外，因基础设施投资严惩不足，导致各类公共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加剧。比如，1978…2007年，国内公路总里程由89万公里增长到358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仅占1。5％），而民用汽车保有量则由136辆激增到4358万辆。这使得单位汽车公路里程由0。65大幅降至0。08，公路负荷大大加重。
再比如，同期国内大学教师人数由21万增长到117万人，而大学在校学生人数由86万人激增到1885万人，相应的每位教师学生负担率由4。2人大幅提升到16。1人。这显然是国内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
2007年中国大学生入学率仅为23％，很有必要向韩国90％的水平靠拢，以大幅提高劳动人口教育素质，应对2017年后国内劳动人口递减周期。这将使得未来20年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供给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我们认为，中国应当赶在2018年国内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万美元这前，初步实现国内居民上大学、看病以及享受其他公共服务基本不花钱的目标。为此，因提高国债负担率而大举扩张的国债，丝毫不存在缺乏合理用途的问题。
第二， 不必担心未来的国债偿还能力。现阶段国内中央财政收入对当年GDP的比率，大致在10％左右，而2005年的世界平均水平为27％。随着人均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未来20年国内中央财政收入对GDP比率，将逐步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假如2018年GDP增长到80万亿元，按世界平均水平计，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可达21万亿，相当于10年前的7。7倍；其667％的累计增幅，是同期GDP增幅的3。8倍。到那时，即使国债余额真的扩张到48万亿元的上限水平，相应的中央财政收入对年末国债余额的比率也处在44％的较安全水平。2028年的预期情况与此一致。对比之下，2007年国内中央财政收入对年末国债余额的比率不过是52％。而近年末美国这一比率，平均仅为25％，预计2009年将下降到20以下。
第三， 不必担心通胀压力。在以往的文章中，我们曾多次反驳那种以为投资增长过快必然导致高通胀的观点。相反，如果注意到30年来国内支出水平上涨最快的，是那些市场化的公共服务产品，而原因恰恰是基础设施投资增长严重滞后，以及相应的全社会公共服务供不应求。
那么，在持续扩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相应增加公共服务资本项目支出和经常项目支出的情况下，将在很大程度上趋势性地缓解通胀压力。
总之，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注意要在2028年后出现极为负面的长期性趋势。如果不想被动地承受这一趋势所带来的大灾难，中国经济必须在此这前获得大发展。而企业也应当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前瞻性地设计自已的商业模式。只有富有远见，才有更大发展。
作者为国情与发展研究所经济学研究员
附表：
100年商业模式设计路线
期间
可能出现的社会现象
2009年
就业压力空前；
固定资产投资成为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唯一动力。
2017年（劳力力达到峰值9。99亿）
真正的“劳工荒”开始出现；
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
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掀价格风暴；
国内融资结构质变，股市异常火爆；
住宅销售激增，城镇居民储蓄负增长。
2021年
抚养比上升；
工资被动性上涨，令企业人工成本激增；
持续通涨压力难以消除；
纺织服务行业步入全面衰退。
2026年
老龄人口数量超过未成年人口；
老年产品市场迅速升温。
2028年
老龄人口较2007年翻一番；
老年公寓供不应求；
住宅不再具有投资功能；
重化工业景气度迅速下降；
进口持续激增，令外汇储备消耗殆尽。
人民币值周期彻底宣告结束。
境外游成为中国公民主要度假方式。
2039年
废品回收利用等循环经济模式独占鳌头；
进口铁矿石开始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遗产税或成为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
殡葬业进入30年超级繁荣期。
2060年
清明节国内交通全面瘫痪；
土地价格在幅下挫。
2085年
总人口抚养比达到峰值；
外劳充斥国内就业市场。
2100年
总人口较2021年峰值减少六成。
中国经济步入150年发展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