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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大学后得知，四川重庆湖北一带，把小水饺（也包括馄饨）叫做“抄手”，觉得非常有趣。寒冬腊月，深巷里一声慢幽幽的吆喝：“抄手——”，顿觉暖香扑面。特别是深夜劳顿的文人墨客，从楼上吊下一个小篮，买上两碗现包现煮的热气腾腾的抄手，或请朋友同吃，或与爱人共尝，那等优雅的滋味，非“抄手”二字不能形容。若是换作“水饺”则俗矣。“抄手”之妙，就在于那种“袖手可待”的轻巧劲儿，简捷而不轻浮，实惠而不厚腻。倘若只求一饱，那当然还是北京的烤白薯过瘾，更不用说沈阳的“雹至雹至”了。
20年前的冬天，我们师兄弟三人第一次去成都，就捧着旅游图，慕名去品尝“龙抄手”和“红油抄手”。因囊中羞涩，每样只吃了一两，所以留下了极其美好的回忆。抄手就是不能多吃，因为吃的是个韵味。而北方的饺子，却不妨敞开弥勒佛之巨腹，尽情塞元宝也。我父亲说他们在部队上，每次吃饺子都要比赛。他们包的饺子非常大，3个就有1两。父亲能吃45个，而他们排的“大个子”，能吃60个。父亲说八路军拼刺刀，一个人拼不下一个日本鬼子，只有“大个子”，能拼两个日本鬼子。我问父亲能拼几个鬼子，父亲转移话题说：我是拿手枪的，一般指挥指挥就行了。我听了不免就有几分看不起父亲也。
我把父亲的不许“抄手”，看作一种封建意识。我觉得很多老革命，都有封建意识。我找到一个根据，我的外祖父是个戴帽地主，他也反对抄手。老八路跟地主的思想一样，这不是封建意识么？外祖父来哈尔滨，躺在我家暖和的炕头上，听着外面呼呼的北风，让我背“二十四节气”。他对我说：“三九四九，是打骂不走啊！”我问，为什么打骂不走？他说：“那些长工，可无赖了。三九四九，出去不就冻死了吗？他们就赖在咱家不走，你摔锅打碗也好，连踢带打也好，他们就是不走，死皮赖脸，非得跟咱们一起过年。你说他们一磕头，咱能不给钱吗？都是旁边拉屯子的，干了一年了，怎么也得给个三毛两毛的，这压岁钱，一年就浪费好几块呀！”我说，人家干了一年了，压岁钱才给三毛，平均每个月只有几分钱呀。外祖父说：“给他们也是白给，正月里一耍钱，一分也剩不下，最后还得管咱家借。唉，七九六十三，是穷人把脸翻哪。”我问，为什么把脸翻？外祖父说：“天头暖和了，光腚出去也冻不死了，他们就翻脸不认人了呗。对穷人好那是白好，一个个自己不会过日子，抄着手偷懒，伸着手耍钱，还说我剥削他们，他们又不是洋葱土豆，我咋剥、咋削啊？”我觉得外祖父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属于明显的“对新社会不满”。他反对“抄手”，原来是把“抄手”等同于穷人，等同于懒汉。虽然跟父亲不同，但他们共同的意思都是把“抄手”看作“没出息”的标志。我不以为然，但又驳不倒他们，因为从生活中观察，人的品性确实跟身体的姿态有某些关联也。我从小就是在对各种复杂思想的“存疑”状态中成长的，驳不倒的观点就暂且听着，不像现在的勇敢少年这般，袖了两丸真理，便纵身跳踉叫骂。我上高中后冬天不穿棉衣，那是为了锻炼，此后连续近20年坚持天天冷水浴，都是为了“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不敢存一丝“耍单儿”的念头。至于“抄手”的习惯，则始终未曾养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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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漫话抄手过三九（2）
后来见识略广，发现喜欢抄手者并非都是穷人俗人，地主老财乃至帝王将相都不乏其人，据说大学者章太炎和大作家赵树理也喜欢抄手。革命前辈也并非都不抄手，例如刘邓大军的“刘邓”二人，隆冬季节，邓小平在院子里坚持冷水浴，而刘伯承却双手抄在棉衣袖子里，嘿嘿地笑着说：“卧们的政委，身板儿蛮结实哟！”看来抄手与否，只是一种习惯或者习俗，顶多是一种自我修养的标准，不可用来一概论人也。
老衲自从“四十不坏”以后，抗病防冻能力急剧萎缩。某日黄昏，大雪飘，扑人面，朔风阵阵透骨寒。蓦然一低头，发现自己的双手竟然对插进了袖中，不禁十分羞愧。遂将手抽出，搓了搓，插入衣袋。但那片刻的抄手，已使我领略到袖中的温暖，怪不得哲人推崇“袖里乾坤”，怪不得过去的某些商人在袖子里用手指头讲价，更怪不得古代的人喜欢宽袍大袖、金银财宝都塞在袖中呢。抄手极有可能是人类早就养成的本能，而非要克服这种本能，不论是为了发家还是为了做人，真的是那么必要吗？
再后来，俺到了东京。听日本朋友说，此地的冬天非常冷，零下好几度，还会下雪呢。三九天到了，日本的房间没有暖气，果然阴冷入骨。可出门一看，满街的少女少妇还是超短裙，长筒袜，不但没有抄手的，而且手都不闲着，不是按着手机，就是捏着眉笔。到了繁华市区，更是一片一片的光腿，织成一曲“温柔的嘹亮”，好像刚从冷藏车上成批卸下来，都成了精似的。这情景夏天不太引人注意，因为全世界都差不多，而在这个季节，实在蔚为壮观也，让人疑惑莫非是火锅店的广告？刘胡兰说“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那是因为解放军打了胜仗。可这些日本妹妹为啥如此不畏生冷捏？难道都属于俺爹说的“冬天穿得少，肯定不学好”吗？我对同行的春兰说：“当初娶个日本太太就好了，又不怎么吃饭又不怎么穿衣，而且也不怎么看书，这一年省多少钱呀！”春兰反驳道：“呸！你没看她们一年美容花多少钱哪？再说，得了关节炎，那看病不是钱哪？你没见日本满街都是整骨院吗？”我一想也是，自己的抄手问题还没整明白呢，管人家的抄腿问题岂不多余吗？
最后想起，“抄手”一词还有个意思，就是“抄写文章的人”。这个职业随着电脑的普及似乎消失了，但在我看来，更准确的说法是“改行”了——改为直接在网络上面抄了。这可是比“袖手旁观”和“红油抄手”都更轻巧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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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说说阿扁的扁（1）
说说阿扁的扁
陈水扁先生今年不幸狗皮倒灶了，由马英九先生鹊巢鸠占。孔和尚曾在博客里出了道思考题，“扁”字跟“马”字合起来是个什么字？此题简单得近乎小学水平，颇有愚弄民众智商之嫌，所以很多人深想了一步，看出此题背后包含着孔和尚对台湾前途的隐忧也。
其实这也不是孔和尚的发明。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公元1908年，清光绪34年，广东革命党著名作家黄小配（1872…1913，笔名“黄帝嫡裔”，别号“世界一个人”），就在日本出版了一部谴责小说，名曰《大马扁》。这个“大马扁”，讽刺的是保皇党领袖康有为。书中借人物之口说道：“亏你还信康有为那人！我广东人那个不唤他做癫康？实则他诈癫扮戆，专一欺骗他人。本没点学问，又自称要做孔子，其实不过是个无赖子罢了。”
如此贬损康有为，实在有欠公道，康有为好歹也是个大学者和思想家，除了托福，门门全优的。这不过是当时革命党人一腔热血，恨不能打倒一切保守派而已。用今天的话说，是“极左”了。倒是书前“吾庐主人梭功氏”的序中讲了几句公道话，说虽然“康梁二人，招摇海外，借题棍骗，于马扁界中，别开一新面目”，但这是“社会害康梁，非康梁之害社会也。康梁之棍骗，非康梁之罪，而社会之罪也。夫社会不平，金钱实为万恶之原，世界一日有金钱，即人类一日不能无罪恶。康梁不幸生不逢社会平等之日，自呱呱坠地时，即浸淫于金钱铜臭之内，迷惘既深，则诪张为幻，人情大抵皆然，况才足以济奸者乎？故吾人方言康梁之不暇，而可以棍骗为康梁罪哉？”又说“海外侨民，蒙于祖国情势，先入为主”，这才上了康梁的当。
总而言之，归纳他的意思，是金钱社会、人欲横流，导致了“大马扁”的产生。不论他们讲改良，还是讲革命，不论讲台独，还是讲统一，其实都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已，哪有一个货真价实的英雄？所以打倒了“康梁”，又出来个“蒋汪”，打倒了“刘邓”，又出来个“林江”，打倒了天地会，又出来个青红帮，打倒了马三立，又出来个郭德纲。人生代代无穷已，马扁年年只相似。咱小民百姓，大多数情况下，分不清谁是真英雄，谁是伪君子，所以“莫谈国事”，倒不失为一条安身妙策。今天咱不言马高，也不论扁低，仅从语文角度，单说说这个“扁毛畜生”的“扁”字。
《说文解字》解释“扁”的意思曰：“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这是用的“拆字”解释法，把“扁”字拆为“户”和“册”，在门上写的标记，叫做“扁”。后来“扁”字的意思多了，就给这个意思单独设了一字，加了个框框，写作“匾”。比如你家防盗门上方钉了块木板，上面写着“啃的鸡”，或者“白虎节堂”，或者“色狼俱乐部”，那就叫“匾”。可是也有人怀疑这并非“扁”字的起源，因为最早的字都是象形字，“扁”从象形的角度看，下面是四条腿，上面是个驴头马面似的的东西，所以凡是叫“扁”的，必离畜生不远。还有的测字先生说，“扁”字下面是三个“空牙槽”，有槽无牙，故凡是叫“扁”的，撒谎成性，说话都靠不住。这个解释恐怕有点八卦了，与文字学无关，属于“江湖阐释”也。还有的促狭鬼说，“扁”的字形，就是半头野驴的肚子上被横着打了一枪，孔老师觉得这是赤裸裸的人身攻击，罗列在此，不予采纳也。
“扁”是门上写字，这是公认的。但并非门上写字都叫“扁”。如果是竖着写的，那叫“额”，只有横着写的叫“扁”，合称“匾额”。由此，就产生了“扁”的一个比喻意：宽而薄的东西，逐渐被形容为“扁”，名词变成了形容词。比如“扁豆”，“扁担”，“扁桃体”。由于“扁”的东西一般不够丰满，立体感不强，所以再进一步，“不圆的”和“鼓不起来”的东西也被称作“扁”。饺子不如包子圆满，故称“扁食”，“平足”也叫做“扁平足”，女郎的身材过于平板，就被叫做“阿扁公主”等等。现代小说理论中专门有一对概念，叫“圆型人物”和“扁型人物”，后者指的就是“性格单一不够丰满的人物形象”，这是英国学者佛斯特发明的。北大的马振方教授又发明了一个“锥型人物”，作为对二者的补充。
汉语中的名词和形容词往往都可以做动词用，如果要将一个不扁的东西弄扁了，那么就可以直接说“扁之”。东西可以扁之，人也可以扁之，用现代北京话表述，就是“扁你丫的”，翻译成山东话，就是“俺揍扁了你个小舅子”。由此可见，“扁”字成了形容词以后，往往担负了一些不大正面的意义。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这不是好话。三圆四不扁，这也不是好话。让人痛扁了一顿，更不是好话。
由“扁”字衍生出的其他字，也多数不大正派。“扁”字加个“人”，叫做“偏”，意思是“不正”和“不全”。偏心眼儿，就不适宜当领导；偏听偏信，则连群众也当不好。邹阳《狱中上梁王书》曰：“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不正确的意见叫做“偏颇”，所以《尚书·洪范》教导我们要“无偏无颇”。娶个老婆但家里已经有夫人了，就叫“偏房”，住的地段不热闹，叫“偏僻”，皇帝如果跑到偏僻的地方苟延残喘，叫“偏安”。老师出的题邪门，叫“偏题”，学生把出偏题的老师骂得狗血喷头，叫“偏激”，对偏激的学生一贯歧视，叫“偏见”。横陈在水里的一条扁鱼，可能是“偏口鱼”，身体的一半行动不便，叫“偏枯”或者“偏瘫”。推着偏瘫的老婆四处去骗人，偏巧被一颗子弹打成偏坠，则可以导致政局偏转，偏畸获胜。
这个“偏”字，在我们东北，还曾经是个专门的江湖术语，指“不良少女”。在六七十年代，广大都市青少年身心健康，朝气蓬勃，没有升学压力，也不用打工卖身，除了少数像孔和尚这样的变态学生整天读书外，其余的兄弟姐妹都是饱食终日，游手好闲，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所以其中就涌现出若干早熟的浮浪少年，男的一般被泛称为“小流氓”或者“小地赖子”，女的呢，北京地区叫“圈子”——现在的电视剧里都是这么叫的，王朔叶京傅彪冯小刚这些过来人都从这个称呼上找到了自己的少年情怀，我之所以喜欢这几人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绝不跟着那些汉奸一起污蔑自己的少年时代。我很理解他们，但觉得“圈子”一词未免不雅。我们东北地区，很长时间都管那些游荡在马路上的姑娘叫“马子”，如果男性与之勾搭，叫做“挂马子”。这也是一个很不雅的叫法。在东北，你打架斗殴，杀人放火，甚至篡党夺权，都不会被人歧视。被人看不起的行为主要有两种，一个是“小提溜”，即小偷小摸，一个就是“挂马子”。英雄好汉应该不近女色，东北地区还保存着《水浒传》的光荣革命传统呢。谁家的儿子要是被指责“挂马子”，那就没脸见人。谁家的女儿要是被指责为“马子”，那地位还不如今天的三陪小姐呢。所以邻里之间或者公交乘客之间吵架，可以上骂三代，旁及姑表，但是不到忍无可忍血肉相拼之时，绝不可直骂对方是“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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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说说阿扁的扁（2）
我家对面3号楼的一层，有个马子，她父母经常骂她，顶多也就是骂个“王八犊子”、“臭不要脸”之类。可是有一年夏天，她跟母亲对骂起来，把母亲气得暴跳如雷，抓起笤帚打她，她反推了母亲一把，从窗户跳出来。她母亲跳上窗台，大骂了一声：“你这个小马子！”女儿却毫不示弱，高声回敬了一句：“你这个老马子！”围观的众邻居都哈哈大笑，此后数日，他们全家人出门都抬不起头来。
“马子”这个词变得太粗野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浮浪青少年组成的游荡群落中，开始管马子叫“偏”了。我揣测起源大概是“不正经、不正派”的意思。这个词的发音轻飘飘的，显得很神秘，甚至还有几分诗意。我现在一听京剧《二进宫》里那段“国太偏偏要让”，就觉得那国太有点像“偏”，心中不禁暗笑。而以前的“挂马子”则改称为“忽悠偏”，听上去仿佛是一种艺术工作。我后来到北京，结识了很多长发飘飘的美术家音乐家舞蹈家，虽然彼此是好朋友，但我心里还是有种偏见，觉得他们的工作就是“忽悠偏”的，可见语言对人的影响之深。
一般的“偏”叫“小偏”，资深的“偏”叫“大偏”，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熟女”。经常有几个闲散兄弟聚集在楼前，指点着路上走过的女郎，判断哪个是“偏”，那个不是“偏”。有时候伸着脖子喊一句：“喂，小偏，过来吃冰棍呀。”女郎们一般都不搭理，偶尔也会遇到泼辣的回敬道：“你妈才是偏呢！回家忽悠你妈去。”那些兄弟相互打趣时，也会说：“哥们儿脸色发青啊，昨晚上忽悠偏去啦？”或者说：“咱们找几个小偏忽悠忽悠去？吃冰棍，我请客。”
其他所谓的正派人，包括好学生好工人好干部，也经常谈论跟情色有关的话题，几乎每个月都会产生新的黄色笑话和故事。跟现在不同的是，那些笑话是纯黄色的，跟政治无关，更不会影射国家领导人。政治也是热门话题，但由“小道消息”来担负。我们“十八天大楼”有几位消息灵通又能说会道的人士，相当于凤凰卫视的杨锦麟加上评书大师单田芳。他们的节目分成若干类，分别叫做“小道消息”、“破案的”、“打仗的”和“流氓的”。其中“流氓的”就是情色类，包括“挂马子”、“搞对象”、“搞破鞋”和“两口子”等若干小类，与宋元话本小说的分类法惊人相似。我们这些小孩最爱听的是“破案的”和“打仗的”，比如《梅花党》、《一只绣花鞋》、《墨绿色尸体》、《许世友耍大刀》、《贺龙两把菜刀》、《珍宝岛打老毛子》等。大人们普遍爱听“小道消息”，而那些不良少年则爱听“流氓的”。现在有些人宣扬文革时期是什么“禁欲时代”，完全是以讹传讹，闭眼胡说。那个时候虽然不如现在这般人欲横流，但男女关系还是很开放的，青年恋人或夫妻大大方方地“压马路”，吃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