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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是：“我们要建的不单纯是慰灵碑，而是要在提尼安岛的最后激战地卡罗利那斯海角，建立一座‘镇魂不战之碑’。”很长很长的建碑申诉，终于有了结果。“好，建吧！”这样的气氛渐次高涨起来。
建碑的愿望如潮涌
热情的支援之手 一想到毫不怀疑战争，留下明朗的笑脸出征去了，终于没有回来的弟弟，一想到留下了妻子和小孩恋恋不舍地出征去了的哥哥，从一家的靠山的丈夫被一钱五分的红纸就拉走，一纸战死公报就了结的妻子来看，想给丈夫和亲人死去的地方建慰灵碑，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和普通的战场不同，提尼安这个岛子上，很多非战斗员也卷进战火失去了生命。作为活下来的家属，为了给用手榴弹炸死自己，从断壁悬崖上跳下毙命的遭遇不佳的亲骨肉，为了安慰他们那灵魂而建碑，这种愿望是人同此心的。
谁都想建碑。想是简单的，可是在远离日本二千二百五十公里的中部太平洋的孤岛上建碑，是件困难的事情。我提倡建碑，一把它提上日程，在这过程中遇到了若干困难时，曾产生过“真的能实现吗？”的不安。但是在过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后，“镇魂不战之碑”在提尼安岛的卡罗利那斯海角建成了。现在回顾起来，所以能实现这个计划，最主要的是对在太平洋战争中，在这远离相国的土地上惨遭战祸，被夺去生命的人们的无限悼念之情。被夺去生命的愤怒，成为建碑运动的积极动力。将在后面还要提到，在集结这些愿望的时候，报纸所起的作用极大。由于报道，把全国关心这一工作的人都联系起来，加强了组织，募捐活动也能顺利进行。再加上独力承担实际工作，收集遗骨在提尼安建碑中有经验的新津武先生，得遇一手包办碑的设计和施工的石工所中泽直江社长，也是完成建碑任务的重要原因。还得到了战后一代的许多年轻人的献身劳动，建碑任务才能完成得这么好。
把高两米，宽一米五的珊瑚礁岩石按垒石堆方式垒起来的这块碑，并不很大。但是这一块块的石头，却包含着每个人的极大的心愿。能把在提尼安岛上战死的在岛日本人的遗属、士兵们的遗属，同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战后一代年轻人的心，集结在同一个事业上，想来，还是仰仗新闻报道的力量。
《朝日新闻》对我们第一次去塞班、提尼安作战争遗迹的采访旅行就作了报道。
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报道了附有“万岁”海角照片的消息：“为了亲自去调查B－29的起飞基地，……成立了东京空袭记录会。”
我们回国还不到一个星期，在新年正月就报道了前述访问石井的消息。看了新闻记事想立即联系一下，但已经是飞往提尼安之后，今天才联系上。同这位在提尼安当过小学教师的石井先生相遇，成为更强烈的把我们与提尼安安、塞班相连结的契机。
第二故乡提尼安 石井晴子生于东京都港区高轮，曾在东京市谷小学任过四年左右的教师。昭和十四年四月，因兄弟中有的在南洋兴发的制糖厂工作的关系，便自愿去岛子，在提尼安小学当了教师。因为比别的老师迟上班一个月，便被分配到连电灯都没有，点油灯生活的山区小学上班去了，一直工作到昭和十九年。这时战局越来越严重了，特拉尼岛等提尼安周围的岛子已经开始遭到美国空军猛烈的空袭了。
于是岛子上的日本人当中，有的用船撤回了本土。但这时制空权、制海权已经落入敌手，撤退船不断地被美国潜水艇的鱼雷和炮击所击沉。刚一出提尼安港，看到就在送行人的眼皮底下船被击沉。到底撤退回去好呢还是留下来好呢，石井（原姓小柴）感到不知如何是好。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八日，石井下了决心，坐上前来送军事物资返还的空船回国去了。那时提尼安和塞班都处于混乱之中，撤退很难批准。但是因为有位叫村上的长辈的丈夫是在官厅里工作的，以照顾村上老母的名义，才得以上撤退船。
乘坐的是两千吨左右的船，由十几只组成一个船队，一路向日本驶去。由年轻的妇女做饭、照顾老人和看孩子。
被关在船舱里又盖着盖子，闷热和吸呼困难把人折磨得要死。小孩子动不得身，难受得又哭又叫。一个带着四、五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劲儿地合掌说：“先生，拜托，求求您。”在船舱里的痛苦如同在地狱里一般，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只好听天由命了。小孩子换衣服换席子时，几次听到鸣警报，几次心想这回完了。
当船来到能看见日本的山的时候，心头充塞着无限感慨。哪怕是已经接近了东京湾，仍然瞪着眼睛等待着随时跳下海去。当终于进入东京湾的那天早晨，见船头上的太阳旗已经破烂不堪了。五、六个女孩拿了针线仔细地把它缝补好。
《朝日新闻》在我们建碑运动的每个“节骨眼儿”都作了报道。建碑运动始于一九七七年二月，在迎接那年的“八·一五” ＇ 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战败投降的日子。 ＇ 时，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作了“被人遗忘的‘万岁’海角提尼安岛，也建立了慰灵碑”的报道。以发表这篇报道的那一天为界，从九州、四国、歧阜、长野、北海道开始，以至全国的遗属们从四面八方接连不断地打来了电话。因为太忙了，我的家属开始不知所措，尽管发着牢骚，却被遗属的真切的想法所感动，给我帮了不少忙。建碑基金也从全国各地寄来五千元、一万元……这种捐款在三百起以上。
同年八月二日，《朝日新闻》在“人物栏”里登了一张我的侧脸照片，报道了在提尼安岛建碑计划。记事是榊原昭二编辑委员采访之后写的。高个子的榊原编委，结束了采访回去时，赠送给了我一本在蓝紫色的诗笺上用金字书写的经文。榊原的温暖的关怀，令人刻骨铭心。
第四次报道是一九七八年二月六日进行的。刚好是为在提尼安岛建碑而去岛子的五十天之前。
这一天，我们为了仔细商量，都来到了石井家。
到这一天为止，建碑基金已经从五百三十四位那里，募集了共一百六十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七元钱。对这一天的集会，《朝日新闻》作了这样的报道：“提尼安不战之碑……获得巨大反响”“捐献很快突破目标”“失去骨肉和学生的人们，下月将举行捐幕典礼”。从作了“突破目标”的报道这天开始，捐献金额更加急剧增加。最后达六百四十六人，总额达二百四十八万五千九百○二元。
和不知道什么是战争的一代在一起
扩展开来的波纹 向提尼安岛最后的激战地卡罗利那斯海角，走出的建立慰灵墓碑运动的第一步棋，就是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六日，《”万岁”海角的彩虹》的执笔者八个人集合到新宿的时候。
从这一天开始，为建立慰灵碑的计划，准备、构思，象打进心里的一根楔子，一天天地不断扩大。直到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卡罗利那斯举行揭幕式为止的约九个月时间，到建碑完成可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决定建碑那天起，到八月十日止的四十五天时间。在这四十五天时间里，我与松浦总三和早乙女胜元联系，在行动上是把巩固运动的基础作为重点的。
第一次会议是七月二十一日，我和早乙女胜元到新宿区上落合去访问松浦家，三个人研究了构思。在此刻，建碑的事是不是能实现，还没有充分的把握。松浦鼓励我说：“石上君，你很辛苦了。天皇和日本政府已经把提尼安的死者弃置了三十三年了。恐怕我们不干，没人去干了。在现阶段还不知道这建碑的事能不能实现，但希望你努力。”
这一天，决定了运动的基础是，“东京空袭记录会、提尼安岛建碑会”，发起人为松浦总三、早乙女胜元、石上正夫三个人，代表人为松浦总三。过后新津武也加入进来成为发起人。
八月十二日，韩国社会事业大学李泰荣学长从韩国来日，在新宿会见了松浦总三和我。李学长谈到在提尼安岛收集韩国人的遗骨，在韩国的东山建立慰灵碑，还谈到今年十月在提尼安建立“祈愿和平韩国人慰灵碑”二千万元的预算计划，赠送给了我们完成预想图的照片和纪念旗。听说从提尼安岛附近的岛上收集了约五千具遗骨的松浦说：“在没听到您说之前，我们真没想到朝鲜人竟死了那么多。在这次我们建立的碑上，一定刻上悼念朝鲜人死了的话。”
同李学长分别之后，松浦氏痛切地和我说：“已经到了这种程度，看起来这碑非要建立不可啦。你虽然辛苦，还是要请你加把劲。”
第二阶段是从九月一日到九月十三日。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精力充沛地就建碑的实际事务的分担作了研究。特别是没有战争体验的年轻教师们，在一天的工作完了之后留下来工作得很晚。
准备会的通知和分工表、宗旨书、碑的设计图等等的印刷，由星野承纮（深川小学）担当。有丰富的海外旅行经验的大野昌直（深川小学）干劲十足地办理同旅行社的交涉，同提尼安的明德奥拉市长，日本人会的代表松本博夫的联系。
募捐计划由时田功、北村小夜、石井晴子、杉本君子、大宫司须磨子诸位来担当，特别是曾在提尼安岛上当过教师的石井，找来了很多她教过的学生和从岛子上活着回来的人，远远超过了初期的募捐计划目标的五十万元，从约三百人募集了一百四十万元的基金。还得到与石井有关系的南兴会从侧面的支援。
还从与提尼安没有直接关系的很多人以及在提尼安失去亲人的遗属二百八十人处，寄来了约六十万元基金。这种祈求和平的殷切期望，强烈地打动着我的心。我不能忘记，这成为对我们实现建碑的强有力的支持。我为了孩子们的书的事情去作讲演，儿童文学工作者大川悦生氏的儿童读物研究会和千叶儿童读物研究会的参加者们，成百元、千元地装进了我的募捐袋。时田功氏工作的下赤塚小学的职员和PTA ＇ 注：战后在中、小学建立的家长和教师的联系令。 ＇ 的会员、深川小学的职员和PTA的会员、北村小夜（大田区教员）、天野一郎（西多摩郡教员）有关的人以及日本文学教育联盟的人们，钱虽然不多，也怀着祈念之情寄来了基金。
成立发起人会 从遗属们寄来了约有三百封信。“望眼欲穿地每天盼望着的儿子（当时二十六岁），风传他担任了杀入敌阵的指挥官，在最后的总攻击中去向不明。我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了，又患了白内障，有写不明白的地方，您就猜着读吧。拜托您无论如何给我带点提尼安岛的沙子回来。”（梅村阿娅）并在信封里装了两万元钱。“我爸爸也是在提尼安战死的一个。提尼安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一想到爸爸长眠在那里，就迫使我想到那里去看一看。想问妈妈当时的情况，又怕勾起妈妈过去的悲痛，所以也不能问。这次听说您们要在那里建碑，心想能聊表孝心也好，兹寄上五千元，梢尽微力，不胜荣幸。”
从终战到今天一直在想念父亲的人很多。从北海道打来电话申请去提尼安，过了三天又说过于悲痛去不成的一位妇女，当说到她的父亲战死，她是遗腹生的时候，泣不成声了。
直接到我们学校来访的一位家庭主妇，也说是父亲战死以后出生的，现在的养父是父亲的弟弟，不便于向他打听父亲的详细情况，要求我们把日本的水带给父亲，把一个小瓶留下了。
一道去提尼安的三井秀树和他的妹妹，也是一样的命运。
在我的身边也竟意外有在提尼安战死者，更令人吃惊。听说我担任的班级的孩子的妈妈的父亲，我小孩同班同学妈妈的父亲，邻居家的亲戚也有战死在提尼安岛的。
很多人拿来写着戒名 ＇ 注：按佛教规矩，给死者另取的名字。 ＇ 的纸和本人生前喜爱的东西作供物来到我家，求我代替他们“供在提尼安的碑前”。
“这是我中学生时作的，是我一边写信，一边想起来的。现在写在这里：
我有爸爸
我的心飞往南天
迎接新学年
“那时我还相信爸爸活着，是妈妈帮助我写的歌子。请给一道出发的各位问好。拜托。”
从岛子上活着回来的人也写来很多信。本来在那座极乐岛上送走了年轻的岁月，并且亲眼得见那样可恶的战争惨状的我们，应该一马当先投入这个工作。但无论怎么说，当时青壮年的我们这班人，如今已经年过六十大关，干起活儿来已经力不从心，只好万事都依赖年轻的各位。
“但是，曾经决心埋骨于那个极乐岛而南渡的我们这些老犬 ＇ 注：老年人对自己的谦称。 ＇ ，仍然在向着南方吠叫。”
“我原在南洋兴发做事。妈妈也曾到过提尼安，她今年尽管已经九十二岁了，可仍然时常讲起提尼安的事情。同我们很亲近的菊地一家‘玉碎’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从自己的零用钱中，虽然拿出这一点点，也同封寄去。用它能买几支线香得以供奉灵前，也是幸事。”
“我已年迈，不能再去提尼安岛。在那提尼安的激战之日，被美军逼入绝境，我们一家曾想用手榴弹集体自杀。十岁的女儿炸死，剩下我一个人。离那时已有三十三年，没有一天不想我的女儿，没有一天不想起那场讨厌的战争。”
读起来都是令人心酸的信。把多达三百封悲痛的信装订成册，每当整理重读时，都使我深思：把这些人的悲痛，不是变成口头上的假和平，要想真的升华成为不战的誓言，怎样才好呢？象这样的募捐运动，从这时起，一直持续到建碑完成之日。
第三阶段足从九月十二日的第一次准备会那天开始的。这一天，在东京都千代田区神田的工人音乐会馆，集合了十五名准备委员，就今后的方针进行了商谈。尽管评论家作家的立场，遗属和生还者的立场，进行和平教育的教师的立场，彼此的立场各不相同，但在要建立“镇魂不战之碑”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这一天还决定了实际的分工：会计由石井晴子、长谷川洋子（江户川区小学教师）、桥本惠子（黑田区小学教师），记录的收集和整理由阿部加代子（葛饰区小学教师）、天野一郎（西多摩郡小学教师），现场作业计划由原田镇彰（东久留米市小学教师）、菅野静二（练马区小学教师）、菊地郭云（西多摩郡中学教师），揭幕典礼由三井秀树（遗属）、秋山秀子（调布市小学教师），八毫米摄影和会报编辑由时田功（板桥区小学教师）分别担任。这就又为建碑的实现迈出了强而有力的一步。
自那约一个月以后的十月十九日下午六点起，在东京都新宿区袋町的日本出版俱乐部召开了《“方岁”海角的彩虹》的出版纪念会。这天，有六十二个人参加，从会费中拿出两干元，共计凑钱十二万四千元作为建碑费用。出席者当中有丸山邦男、本多胜一、牛岛秀彦，茶本繁正，铃本喜代春、斋藤达雄，小中阳太郎、斋藤了一、加太光次、石川光阳诸位作家、儿童文学工作者、评论家、摄影家，还有年轻的教师们参加。
还发表了这样的声明：“遗憾的是制裁战犯的不是日本人本身。在没有严厉的自省和追究的状态下，度过了战后时期。这令人感到是与允许国歌‘君主治世’是相联系的。在这种状况的今天，出版了《‘万岁’海角的彩虹》意义是极大的。 松田哲”
“这是必须把十五年战争中民众的牺牲，在日本现代史中，我们把它挖掘、记录下来传诸后世的重要工作。战后虽然经过三十年，我们并没有忘记，为此之故才值得一书。把君主治世制定为国歌，天皇则说五条誓文是民主主义的开始等等，尔今对这种时代错误，把这种罪行诉之于世，才更重要。以楠木德男等人评价《“万岁”海角的彩虹》是纸的墓碑为背景，建立石头墓碑“镇魂不战之碑”的运动，使思想内容更加充实，更加前进一步了。
第四阶段是由石井的介绍认识了新津武，再由新津武的介绍认识了中泽石工所的中泽直江社长。由此才从纸上谈兵成为碑的具体形态，向实现化的阶段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第五阶段是从十二月七日下午五点三十分起，在江东区立深川小学召开的第二次准备会以后，直到前往提尼安出发时为止。这一天，题字“镇魂不战之碑”的，且不说字写得好坏，决定由一直念念不忘此事我来动手。至于碑文，则是由我起草，早乙女先生修改的。
下列碑文刻入铜版，如今正向着在提尼安岛卡罗利那斯海角的大洋伫立着；
镇魂不战之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