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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化的人民，深知只需彻底地重新评定他们的敌人和压迫者的价值，也就是说，以一种最
富有才智的行动而使自己得到补偿。这正适合于教士化的人民，这个有着最深沉的教士化报
复心理的人民。正是犹太人敢于坚持不懈地扭转贵族的价值观念（好＝高贵＝有力＝美丽＝
幸福＝上帝宠儿），而且咬紧了充满深不可测的仇恨（无能的仇恨）的牙关声称“只有苦难
者才是好人，只有贫穷者、无能者、卑贱者才是好人，只有忍受折磨者、遭受贫困者、病患
者、丑陋者才是唯一善良的、唯一虔诚的，只有他们才能享受天国的幸福，——相反，你们
这些永久凶恶的人、残酷的人、贪婪的人、不知足的人、不信神的人，你们也将遭受永久的
不幸、诅咒，并且被判入地狱！”……我们知道，是谁继承了这种犹太人对价值的重新评
价。一想起这可怕的、祸及全体大众的首创，这一由犹太人提出的所有战争挑战中最根本的
挑战，我就记起我在另一场合（《善恶的彼岸》第一一八页）说过的话——即犹太人开始了
道德上的奴隶起义：那起义已经有了两干年的历史，我们今天对此模糊不清只是因为那起义
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八
——可是你们没有听懂？你们没有看到某种东西需要两千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成功？……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所有长期性的发展都很难观察、很难判断。可这是个大事：从那报复的
树干中，从那犹太的仇恨中，从那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最深刻、最极端的、能创造理想、转变
价值的仇恨中生长出某种同样无与伦比的东西，一种新的爱，各种爱中最深刻最极端的一
种：——从其它哪根树干中能够长出这种爱？……但是也不要误以为这种爱是对那种报复渴
望的否定，是作为犹太仇恨的对立面而萌发的！不是的！事实恰好相反！这种爱正是从那树
干中长出来的，是它的树冠，是凯旋的、在最纯洁的亮度和阳光下逐渐逐渐地伸展开来的树
冠。既使在光线和高度的王国里，这树冠也似乎以同样的渴求寻求着那仇恨的目的、胜利、
战利品、诱惑，这种渴求使那种仇恨的根在所有的深渊中越扎越深，在所有的罪恶中越变越
贪。拿撒勒斯的这位耶稣，爱的人格化福音，这位把祝福和胜利带给贫苦人、病患者、罪人
的“救世主”，——他难道不正是最阴险可怕、最难以抗拒的诱惑吗？这诱惑和迂回不正是
导向那些犹太的价值和理想的再造吗？难道以色列不正是通过这位“救世主”的迂回，这位
以色列表面上的仇敌和解救者来达到其精心策划的报复行动的最后目标的吗？这难道不算是
报复的一种真正重大的策略所使用的秘密非法的艺术吗？这不是一种有远见的、隐蔽的、缓
慢的和严密策划的报复吗？以色列本身不正是这样被迫当着整个世界像唾弃死敌一样唾弃其
报复的真正工具、并且让它钉在十字架上，从而使“整个世界”，即所有以色列的敌人，都
不假思索地吞下这诱饵吗？难道还有人能从精神的所有诡计中再想出一种更加危险的诱饵
吗？什么东西的诱惑人、陶醉人、麻痹人、使人堕落的力量能和“神圣的十字架”这个象
征、“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那恐怖的自相矛盾、上帝为了人类幸福而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
这种无法想像的最后的残酷行动的神秘色彩相提并论？至少可以肯定，以色列以这种情景，
用其对迄今为止所有价值的报复和重新评定，不断地战胜了一切其它的理想，战胜一切更高
贵的理想。——
九
——“可是您还谈论什么更高贵的理想！让我们顺应现实吧！人民获得了胜利——或者
说是‘奴隶’获得了胜利，或者说是‘暴民’，或者说是‘百姓’，随便您怎么去称呼它，
反正这胜利是由于犹太人而获得的，而发起的！任何其他的人民都未曾有过这样一种世界历
史使命。‘主人’被打败了，平民的道德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同时又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败
血症（它已经在各个种族中融通蔓延），我不否认，无疑地，人类中毒了。‘拯救’人类于
‘主人’的统治的事业正获全胜。一切都明显地犹太化了，或者基督化了，或者暴民化了。
（不管用什么词吧！）这种毒症在人类全身的蔓延看来是不可阻止的了，其蔓延的速度从现
在起倒是可能不断地放慢，变得更细致、更微弱、更审慎——人们还有时间……如今教会还
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任务，甚至还有什么存在的理由？也许人们可以不需要教会？请回答吧。
看上去教会是在阻止和控制而不是促进毒症的蔓延？这正可能是它的有用之处。可以肯定地
说，教会简直就是粗鲁村野的东西，是和细腻的智慧，和一种本来很时髦的趣味相对立的，
它难道不应当至少自我完善一点儿吗？……它如今得罪的人要比它诱惑的人多了……假如没
有教会，我们之中有谁会成为自由思想家？是教会而不是它的毒素在和我们作对……撇开教
会，我们还是热爱毒素的……——这是一位“自由思想家”对我的讲话的反应——他是一个
诚实的家伙，反正他明显地表现出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一直在倾听我讲话，而且不容我
沉默，可是我在这个问题上却有充分的理由沉默。
十
奴隶在道德上进行反抗伊始，怨恨本身变得富有创造性并且娩出价值：这种怨恨发自一
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而只能以一种想像中的报复得到补偿。所有
高贵的道德都产生于一种凯旋式的自我肯定，而奴隶道德则起始于对“外界”，对“他
人”，对“非我”的否定：这种否定就是奴隶道德的创造性行动。这种从反方向寻求确定价
值的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向外界而不是向自身方向寻求价值——这就是一种怨恨：
奴隶道德的形成总是先需要一个对立的外部环境，从物理学的角度讲，它需要外界刺激才能
出场，这种行动从本质上说是对外界的反应。高贵的价值评定方式则相反；这些价值是自发
地产生和发展的，它只是为了更心安理得、更兴高采烈地肯定自己才去寻找其对立面。它们
的消极的概念如“低贱”、“平庸”、“坏”都是在与它们的积极的概念相比较后产生的模
糊的对照，而它们的积极的概念则是彻底地渗透于生命和热情的基本概念：“我们是高贵
者，是好人；我们是美的、是幸福的。”如果说贵族的价值方式有过失，强暴现实，那么这
种情况就发生于他们不够了解的领域，他们不是去了解实情，而是矜持地进行自卫：有时他
们会错误地判断一个他们所蔑视的领域，比如平民的领域，地位低下的人民的领域。另一方
面，人们也要考虑到，不管怎么说，蔑视的情绪、倨傲的情绪、自负的情绪的产生，人们对
蔑视情景的伪造，这都远远无法和无能者以受压抑的仇恨向他的对手（当然是虚构的）进行
报复的那种虚伪相比。事实上，在这种蔑视中有过多的疏忽和轻浮，过多的不顾事实和不耐
烦，夹杂着本来就过多的与生俱来的愉快心情，使这种蔑视能够把它的对象转变成真正的丑
角和怪物。请注意，希腊贵族为了和地位低下的人民拉开距离，在所有有关的词句中加上几
乎是仁慈的声调，怜悯、关怀、容忍这类的词一直不断地相互搅拌，并且包裹上糖衣，直至
最后几乎所有和平民有关的词句就只省下了诸如“不幸”、“可怜”这类的表达（参见
deilos，deilaios，poneros，mo－chtheros，最后两个词的本意认平民为工作奴隶和负重
的牲畜）——而另一方面，“坏”、“低贱”、“不幸”这类词又没完没了地用一个单音，
用一种“不幸”占优势的音色，轰击着希腊人的耳朵；这是古老的、更高贵的贵族价值方式
的传家宝，即使在蔑视时也不会须臾背弃。“出身高贵者”的确感到他们自己是“幸福
者”，他们不是先和他们的敌人比较，然后才来人为地造就他们的幸福，或者使人相信，或
者骗人相信他们的幸福（所有充满仇恨的人们都惯于此道）。他们浑身是力，因此也必然充
满积极性，同样，他们知道，不能把行动从幸福中分离出去，他们把积极行动看成幸福的必
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都和无能者以及受压抑者阶层的“幸福”形成鲜明的对立，他们这些
人感染了有毒和仇恨的情感，这些情感很快就被消极地表现为麻醉、晕眩、安宁、自由、
“安息日”、修养性情和伸展四肢等。高贵的人生活中充满自信和坦率（“血统高贵”强调
“真诚”，或许还有“天真”），而怀恨的人既不真诚也不天真，甚至对自己都不诚实和直
率，他的心灵是斜的，他的精神喜欢隐蔽的角落、秘密的路径和后门；任何隐晦的事都能引
起他的兴趣，成为他的世界、他的保障、他的安慰，他擅长于沉默、记忆、等待，擅长于暂
时地卑躬屈膝、低声下气。这种仇恨者的种族最终必然会比任何一个高贵的种族更加聪明，
而且它对聪明尊崇的程度也大不相同：它把聪明当做其生存的首要条件，而高贵者只是把聪
明当作奢侈和精致的一种高雅的变味品来享受：——即使在这方面，聪明比起无意识的调节
本能那样一种完美的功能性保障也早已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比起一种特定的不聪明来，比起
某种更加勇敢的蛮干，哪怕蛮干会招灾树敌，比起那为所有时代的高尚灵魂都要重新认识的
激怒、热爱、敬畏、感激和报复等等狂热的情感爆发来，聪明早已不再重要了。当一个高贵
的人感受到怨恨的时候，这怨恨会爆发，并且消耗在一种瞬间的反应中，因此也就不会起毒
化作用：此外，在许多场合下，高贵者丝毫不感到怨恨，而所有的软弱者和无能者却会毫无
例外地感到怨恨。具有坚强完美的天性的人的标志是根本不会长期地把自己的敌人、不幸和
失误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们有丰富的塑造力、修复力、治愈力，还有一种忘却力（现代世界
上有个很好的例子，他就是米拉保，他记不住任何别人对他的侮辱和抵毁，他不能原谅别
人，只是因为他把一切全忘记了。）这种人猛然一甩就抖落了许多寄生虫，而这些寄生虫却
深入其他人的皮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地球上才可能出现所谓的“爱自己的敌人”。一个
高贵者已经向他的敌人表示了多少尊重！而这种尊重本身就是通向爱的桥梁……是的，他以
己度自己的敌人，以自己的高标准要求敌人！是的，除了这种丝毫不值得蔑视，而且非常值
得尊敬的敌人，他不能容忍其他种的敌人！试想，一个充满仇满恨的人构想出来的“敌人”
将是什么样的——这正是他的行动，他的创造：他构想了“丑恶的敌人”，构想了“恶
人”，并且把它作为基本概念，然后又从此出发产生了余念，设想了一个对立面，即“好
人”——
也就是他自己。
十一
正好相反，精神高贵者预先自发地创造了“好”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从自身获得了这
一概念，而后才由此引伸出一种关于“坏”的概念！这种起源于高贵的“坏”和那种产生于
不知魇足的仇恨的大锅中的“恶”——这看上去同样是“好”物概念的反义词的—“坏”
和—“恶”是多么不相同啊！前者是附产品，是一种附加成分，一种补充色调，而后者却是
本源、是起点，在奴隶的道德观念中是原始的创造活动。可是在这里同样被称为“好”的概
念并不相同：最好还是过问一下，依照仇恨的道德究竟谁是“恶人”。最确切的答案是：这
里的所谓“恶人”恰恰是另一种道德中的“好人”、高贵者、强有力者、统治者，他们只不
过是被仇恨的有毒眼睛改变了颜色、改变了含义、改变了形态。在这里我们至少要否定一
点：谁要是把那种“好人”只认作敌人，那么他除了邪恶的敌人就什么也不认识。同样是这
种人，他们被如此严格地束缚在习俗、敬仰、礼节、感戴之中，甚至被束缚在相互监视、彼
此嫉妒之中，他们在相互态度的另一方面却显示出如此善于思考，善于自我克制，如此温
柔、忠诚、自豪、友好；一旦来到外界，接触到各种陌生事物，他们比脱笼的野兽好不了多
少，他们摆脱了所有社会的禁锢，享受着自由，他们在野蛮状态中弥补着在和睦的团体生活
中形成的长期禁锢和封闭所带来的紧张心理，他们返回到了野兽良心的无辜中，变成幸灾乐
祸的猛兽，他们在进行了屠杀、纵火、强暴、殴打等一系列可憎的暴行之后也许会大摇大
摆、心安理得地离去，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学生式的恶作剧，他们也许还相信，在很长一段
时间内诗人们又有值得歌咏和颂扬的素材了。所有这些高贵种族的内心都是野兽，他们无异
于非常漂亮的、伺机追求战利品和胜利的金发猛兽；隐藏着的内心时不时地会爆发出来，野
兽必然要重新挣脱，必然要回到野蛮状态中去——罗马的贵族、阿拉伯的贵族、日耳曼的和
日本的贵族，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他们都同样具有这种需要。高贵的
种族不论走到哪里都留下了形成“野蛮人”的概念的痕迹，就连他们的最高等的文化中也显
露出他们对于此种行为的一种意识，甚至是一种自豪（例如佩利克勒斯在那篇著名的葬礼演
说辞中对他的雅典人民说：“我们的果敢打开了进入所有土地和海域的通道，在四外都不分
好坏地树立起永恒的纪念碑。”）高贵种族的这种表现得如此疯狂、荒谬、突兀的“果
敢”，这种不捉摸，这种甚至对他们自己的行动都难以把握（佩利克勒斯特别强调了雅典人
的rathumia），他们的这种满不在乎，以及对安全、肉体、生命、舒适的蔑视，对所有破
坏行为，对所有胜利的淫欲和残酷的淫欲的那种令人恐惧的兴致和发自内心的爱好——所有
这一切都为他们的受害者勾画出“野蛮人”、“邪恶的敌人”的形象，或许是“哥特人”或
者“汪达尔人”的形象。日耳曼人在初掌政权时激发的（现在又再次激发的）深刻和冷酷的
不信任还总是那种无法消除的恐惧的尾声，许多世纪以来，欧洲怀着这种恐惧目睹了金发的
日耳曼猛兽的震怒（虽然所有的古日耳曼人和我们德意志人之间几乎不存在概念上的联系，
更不用说血源上的联系了）。我有一次注意到赫西奥特的困难处境，当时他正思考文化时代
的序列问题，并试图用金、银、铁来标志它们。他善于巧妙地处理光辉的、但也是如此可
怖、如此残暴的荷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矛盾，使用的方法无非是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然后依
序排列——首先是特洛伊和底比斯的那个英雄和半神的时代，这是贵胄们仍旧保留在记忆中
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有他们自己的祖先；接下去是金属的时代，也就是那些被践踏者、
被剥夺者、被残害者、被拖走和被贩卖者的后代所看到的那个世界：据说这是矿石的时代，
坚硬、冷酷、残忍、没有情感和良心；一切都被捣毁并沾满血污。假定，现在被当作“真
理”的东西果如其然，假定一切文化的意义就在于把“人”从野兽驯化成一种温顺的、有教
养的动物、一种家畜，那么我们就必须毫不犹豫地把所有那些反对的和仇恨的本能，那些借
以最终羞辱并打倒了贵胄及其理想的本能看作是真正的文化工具，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说，那
些具有这种本能的人本身同时也体现了文化。其实，相反的结论的正确性不仅是可能的，
不！这在如今已是有目共睹的了！这些具有贬低欲和报复欲本能的人，这些所有欧洲的和非
欧洲的奴隶的后代，特别是所有前亚利安居民的后代，他们体现的是人类的退让！这些“文
化工具”是人类的耻辱，其实是一种怀疑，一种对“文比”的反驳！人们完全有理由惧怕并
防犯所有高贵种族内心的金发猛兽，如果有人能够领悟到，不恐惧则永远无法摆脱失败者、
贬低者、萎靡者、中毒者的嫉妒的眼光，难道他还会千百次地选择恐惧吗？这不正是我们的
灾难吗？如今是什么构成了我们对“人”的反感？人使我们受苦，这是没有疑问的了，当然
不是因为我们惧怕他，其实他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惧怕的了。虫“人”已经登台，而且是蜂拥
而至。“驯服的人”、不可药救的中庸者、令人不快的人已经知道把自己看成是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