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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武十一年六月。国会在完成对外贸提案的审议之后，照例进入了司法提案的审议阶段。虽然中华朝在理论上继承了之前的《大明律》，但在现实生活中一套从《大明律》上脱胎迩来的《中华律》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发展的中华帝国。因此每一届国会都会更新一部分法律。这些法律大多与经济生产活动有关。大多是由司法院从各省历年积累的判例中挑战比较普遍、比较迫切地问题，编撰成新的法案后交由国会审议。亦或是由国会议员根据情况直接向国会提案修改成订立某些法案。但不论是国会、还是司法院都很少会去修改《中华律》中刑事方面地内容。须知从《唐律》到《宋律》、《明律》，再到现今的《中华律》，律法的结构与基本内容却并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中华朝固然认为传统的律法在民事上存有严重的缺陷，却并不认为相关的刑法也需要修改。毕竟就《大明律》本身而言并没有凌迟之类地酷刑，其又比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的法律要缜密系统得多。然而这一次新学一派却把矛头指向了沿用千年的刑律。
历来法家都是以“重刑峭法”闻名于世。可事实上奉行儒家的朝代在用刑上并不比奉行法家的朝代手软到哪儿去。儒家与法家地分歧更多是在伦常与律法的矛盾上。儒家认为封建伦常要高于国家的津法。因此在律法中儒家提倡“亲亲相隐”的原则。即子女不能告父母，妻子不能告丈夫。就算父母、丈夫真犯有大罪，子女、妻子大义灭亲告发这一家之长。也得先治子女不孝之罪与妻子不义之罪。到了明朝这种“亲亲相隐”甚至延伸到了长官与下属、官员与百姓。
法家当然也维护伦常。但法家认为朝延的律法高于伦常，因此将伦常观念限制在一定地限度之内，称“非公室告”。例如父亲偷儿子东西就是“非公室告”，官府对此不予受理。而要是这父亲偷了他人的财物就是属于“公室告”的罪行，作为儿子有义务揭发父亲地罪行。如果儿子隐瞒了父亲的罪行，就会被一同连坐问罪。相反，如果儿子告发了父亲的罪行，那他不仅不会被问罪，而且还能保住自己家庭的财产与荣誉。这便是法家提倡的“赏罚分明”原则。
在现实中，亲亲相隐原则其实早已被中华朝给忽略多年了。正如当年刘富秋状告县衙是明显违反了这一原则。若是在前朝，无论刘富春是否有理，那都是得先挨一顿板子才能说话的。然而在《中华律》之中亲亲相隐原则却在不少律条的字里行间有明确的体现。因此新学一派就要求用“赏罚分明原则”替代“亲亲相隐原则”。并以此为由呼吁修改《中华律》中地部分内容。
这一提案一经提出，立刻就在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虽说人们都知道亲亲相隐原则有许多荒谬的地方，但自汉宣帝刘询在法律中引入了儒家的“亲亲相隐”原则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突然说要将其剔除，自然是让人觉得有些无所适从。而一些儒家学者则明确地指出，这是法定的余孽在寻衅滋事，存心要复辟残酷的秦法来鱼肉百姓。更声称歇秦就是任用法家，结果才会二世而亡的。因此现在声称要修法的人都是希望中华朝灭亡的贼子。
面对儒林保守势力一顶大过一顶的帽子，新学一系显得异常齐心。无论是奉行道法的，还是决心注重论语的，亦或是醉心西学的。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出奇的一致。他们像当年的桑弘羊那样理直气壮地反驳儒生，称“是赵高亡秦而非商鞅！”并详细列举了从管仲到范蠡、从商鞅到桑弘羊，等等一系列道法两家的杰出政治家。期间自然也少不了用装神闹鬼之类的形容词来回敬对方扣过来的帽子。
由此单纯的修法提案讨论很快就上升到了儒与道法之间论战。一时间京量贩大小报纸上充斥着各方你来我往的口诛笔伐，直看得人眼花缭乱。或许是看惯了这样的热闹，寻常百姓对于士林的这些论战显得兴趣乏乏。相比之下普通民众更在意的是律法修改后他们能得到什么实际的实惠。就这一点上来说，能列举出诸多实际案例做证的新学一派显然要比高唱忠孝廉耻的保守派更为吸引人。当然，士林间的论战向来是不在乎民间白丁百姓的想法，他们真正关心的是皇帝与朝延的反应。一些保守人士甚至还连续写了数封请愿书上奏朝廷。希望女皇能出面给个公道。
然而正如先前几次规模较小的论战一样，女皇这一次又选择了以缄默来应对士林的争执。不仅是女皇，就连刚刚成立的内阁亦选择了置身事外。事实上，中华朝的官场向来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当官不管士林事”。因为在经过多次政治斗争后，中华朝的官僚系统已然摸清的女皇的脾气。知道女皇用人讲究的是成绩与经验，而非外界的口碑，更不会为了士林间的论战而偏向于某一方。所以用前朝那种靠论战而增加自己的声望从而引起上位者注意的办法是不能实现的。相反，在政党合法的情况下，未得本党许可就擅自以公职身份发表评论，不仅会在党内引起非议，弄不好还会得罪自己的上级。因此，一些深谙为官之道的官僚每每遇上这样的论战，往往都会置身事外摆出一副地可奉告的模样。而那些刚刚踏入官场的年轻官僚虽也是血气方刚，但其资历与地位终究是有限。就算加入了论战，亦不能给任何一方带来官方的直接影响。
虽说女皇现内阁在儒道法相争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可这并不代表除了士林人士之外就没人关心此事。至少此刻身处皇宫大内的皇长子杨禹轩就十分关注外界论战的发展。为此，他特地着人从宫外收罗了大量的报纸。每次在认真阅读完相关文章后，杨禹轩还会极其仔细地对某些精彩的文章进行摘录。在看过一段时间的报纸后，杨禹轩发现自己的脑子里也充满了各类想法。本人甚至还考虑过要自己写文章投稿参与外界的论战。可谁知，他这想法才一冒头，就立即接到了母亲的警告。正当杨禹轩纳闷母亲是怎么猜到他的心思时，却不想外界的儒道之争已经悄然来到了他的身旁。
第二部 第二百六十一节 上书房皇子拜新师 为解答二师起争执
作为未来皇位继承者，皇子的教育，特别是皇太子的教育，在历朝历代都是国之大事．毕竟谁都希望由一个睿智，博学，英勇的皇帝来统治自己，而非一个不学无术，残暴凶狠的恶徒来坐蛹江山。作为中华朝女皇的长子杨禹轩虽然尚未被册封为皇太子，但在朝野上下的心目中这个刚满十四岁的少年俨然就是天朝的皇太子。毕竟女皇中年丧父，仅育有一子一女。无论是鉴于中原的风俗，还是皇权的稳固性，女皇改嫁他人的可能性都十分渺茫。因此杨禹轩在失去父亲的同时，一个王朝的重担也就此无声无息地压在了他的肩膀之上。
既是皇位无可争议的继承者，自然就得接受为帝王量身定做的养成计划。从四书五经到琴棋书画，从天文地理到科学军事，中华朝的大臣们似乎恨不得将这些古今中外的知识一股脑儿地全都塞进未来君王的脑袋里。不过作为母亲与皇帝的孙露却并不允许群臣象填鸭子一样教育自己的儿子与继承人。这位向来开明的女皇此次却极为固执地修改了群臣设定的教育计划。
须知，孙露自小虽没什么时间养育自己的一双儿女，但对他们的教育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这个时代的中国官宦世家在教育子女时无一例外的都是采取先严后宽的教育流程。不少出身名门书香的子弟从四，五岁起就开始识字念书。往往每日卯时开始读书，一直要学习到申时。没有寒暑假，一年之中，除了端午，中秋，除夕等等之类重大节日，每日都要上课。八岁之后就要开始学习高度抽象的四书五经。直至１５，１６岁后之中严格教育才开始逐渐放松。相比之下，由后世教育系统培养出来的孙露却有着另一套想法。
杨禹轩与杨念华在六岁之前的岁月几乎就是在玩乐中度过的。直到六岁后他们才开始正式的学习生涯，用的是由孙露本人编撰地教科书。并且与外界公立学校地孩子一样享有寒暑假。待到两人十岁时。已然登称帝的孙露又将两兄妹分别送入了军校与女校在集体生活的条件下学习。依照孙露原本的计划，杨禹轩与杨念华在１５岁之前接受基础教育，１５岁之后才开始接触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著作以及拉丁语，阿拉伯语等外来语言。这样的教育将一直持续到皇子２５岁，皇女至出嫁。
“在孩童心智尚不成熟之时，让其学习不能理解地东西，是在灌输信仰。而非传授知识。”中华朝的大臣学者对皇子的教育提出异议之时，帝国的开创者如此回应道。面对女皇的坚持大臣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毕竟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承认一个七，八岁的孩童读《大学》除了死记硬背之外，根本理解不了文字背后的深刻含义。可教育皇子地夫子们还是不怎么能接受未来的皇帝，到了１５岁才学过一本《诗经》以及《论语》与《孟子》中仅与个人修养有关的部分文章。更不服气女皇分配给杂学的课时比国学来得多。
事实上，皇子的课程安排并没有厚此薄彼地意思。只不过在一些夫子眼中数学，格物，地理等学科都是杂学，将这几门课加在一起的课时自然是原员超过了正统的国学。而夫子份在给皇子上课之时也免不了夹带点“私货”。与之对应的洋太傅并不怎么介意这种课时安排。相反他们对中华朝在贵族教育上的严格态度大加赞赏。须知，在这个时代的欧洲不少贵族乃至王族都是文盲。更不屑说一个１４四的少年能读会写，知道地球引力，还会演奏与绘画了。但是有一点洋太傅倒是与土太傅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接着上课的机会向未来的皇帝传授些“私货”。因此理论上杨禹轩此刻还在学习基础知识的阶段。可其本人却已经在这两年守孝期间接触了来自海内外的诸多思想。
不过无论杨禹轩身边有多少名师宿儒。在他心目最是崇敬最想模仿的还是自己的母亲。这种现象让后世的史学家评价孙露与杨禹轩的关系时，认为两者在血缘上虽是母子，但在情感上却更象是师徒。如果说孙露作为中华帝国的缔造者在人们的心中更象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偶像，那杨禹轩在世人眼中则更象是一个关心实际的实干者。而这一切同样也是在弘武十一年的这个夏天开始。
依照当初孙露与大臣们达成的协定。皇子满１５岁后，其课程会相应地将到调整。格物，天文，地理的内容会被大大削减。取而代之的是政治，经济，军事的课程。这之中自然也包口了之前一直被女皇阻挡在门房外的四书五经，以及目前风靡中原士林的《六韬》，《商君书》，《管子》，《笱子》等书。而今离两位皇子满十五虽还差几个月，可翰林院却早已迫不及待第为皇子安排好了课程，并挑选出了阵容强大的师资。
就这样在七月的一个艳阳日，隔着竹帘孙露以赞许地目光，注视着杨禹轩与杨念华双双在上书房向新来的师傅行了师生之礼貌。说起来，两位皇子对这几位信赖的师傅倒也并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国会上院议长陈邦彦，下院议长王夫之，商学院院长李光先以及三湘书院的名士吴伟业。此外，一旁还端坐着上书房资历最深的国文师傅堵睿锡。
面对这三位名动天下的新同僚，堵睿锡丝毫没有一点儿紧张或忧虑。相反他却觉得异常的自豪，为自己的学生自豪。此刻的他总算是了解了女皇当年的良苦用心，明白女皇之前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在歧视国学，而是在为皇子打基础。那些看似无关的杂学，此时回头再一省视，至于天文地理则开拓皇子的眼界。如今两位殿下俨然已经为日后的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女皇也就此将自己皇儿最擅学的年华叫给了华夏地精髓。
正当堵睿锡为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激动万分之时，却见为首的陈邦彦代表众师向两位皇子行礼道：“二位殿下。假期结束后，将由臣等三人将分别教授殿下新的课程。还望两位殿下日后兢兢业业，莫懈怠学业。”
“是，请师傅严加教导。”杨禹轩带着妹妹答礼道。
眼看两位皇子一副知书达礼的模样，在场的陈邦彦等人也是欣慰异常。却见他回头恭敬地向竹帘后头的女皇拱手道：“关于两位殿下地成绩，老夫与其他几位师傅之前都看过了。成绩相当不错。所以老夫以为不如今日换一种方式，由殿下向吾等提问。不知陛下意如何？”
“这。。。陈师傅，这恐怕有些不妥吧。”堵睿锡听罢犹豫着建议道。在他的印象当中，向来只有夫子考学生的，哪儿有学生考师傅的呢？
此时，却听竹帘后头的女皇沉声问道：“那其他几位师傅意下如何？”
“回陛下，为学生解答疑惑是为师者的职责。臣同意陈师傅的建议。”李光先不假思索地应和道。
“回陛下，臣也以为如此甚好。”王夫之跟着点头道。而坐在他身旁的吴伟业却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不动声色地拱手道：“请陛下定夺。”
“允，请诸位师傅自便吧。”竹帘地后头传来了女皇果断地声音。虽然孙露贵为帝王。但今天她却是以家长的身份在竹帘后头旁听的。因此孙露并不想对陈邦彦等人的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有所干预。
“谢陛下。”陈邦彦叩首谢恩后。回头便向两位皇子肃然道：“请二位殿下提问。”
面对这样地开局方式，杨禹轩与杨念华多少有点不适应。不过杨禹轩最终还是没能按耐住心中的鼓噪，壮着胆子开口道：“四位师傅，那学生就斗胆提问了。”
“殿下请。”陈邦彦鼓励道。
“不知师傅如何看待此次国会的修法提案？”杨禹轩抬起头正色道。
虽然杨禹轩一上就丢出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但除了堵睿锡略显局促外。其他三人都显得镇定异常。仿佛早就料到皇子会如此提问。只见为首的陈邦彦微笑着向杨禹轩反问道：”殿下觉得修法一事有什么问题吗？“
“因为现今京师大小报纸上不少名士都在就修法一事进行辩论。正如有些人说‘亲亲相隐’不合逻辑应该从我朝的律法中被剔除。而有些人则认为‘亲亲相隐’乃是伦常在律法中的体现，如果剔除则有违常伦。学生愚钝，觉得双方都有道理。所以在次想请教师傅解答。”杨禹轩礼貌地拱手道。
”殿下过谦了。而今朝野间关于伦常与律法地争议铺天盖地。殿下会产生疑惑也不足为奇。臣以为无论‘伦常论’者有那么光鲜的理由都不能掩盖‘亲亲相隐’的荒谬如果天下百姓均以‘亲亲相隐’为由袒护自己的亲人，亦或是象前朝那样要求百姓对自己的父母官‘亲亲相隐’。则朝廷的律法就不再会具有威严。届时民风堕落，吏制腐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朝廷必须剔除该项陋习，以免律法伦常化！“李光先头一个接口回答道。作为一个商学学者，李光先历来都是坚持法律至上的。事实上这也是多数商学学者的一致观点。因为一个高效健康的市场必须得建立在严明的法律规范之上。
不过在重农的一部分儒学学者看来，商学派的观点同样也是荒谬的。只见坐在一旁的吴伟业赶紧就反驳道：“孟子云：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国之律法怎能高国伦常秩序？”
“吴师傅，请何为伦常秩序？难道伦常秩序要求人们互相隐瞒罪行？要求百姓放任官僚对其的压榨吗？”杨禹轩适时地插口提问道。而这个问题也正市他一直想询问的。自小学习数理化的杨禹轩更习惯于以逻辑推理的方式来来思考问题。在他看来一个观点，一个名词都该有确切的解释，或限定的范围。而那种动辄就以“伦常天道”来含盖一切的做法，并不能让这个十四岁的少年信服。
“回殿下。《中庸》中曾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说人性得之于天道，故遵循人性统治天下是符合天命的。孝，娣，忠，信，义，廉乃是人最根本的天性，即伦常。就算是朝廷的律法亦不能违反伦常。因此，臣以为在律法中限定‘亲亲相隐’的范围确实必要。但就此要将其从律法中剔除则有违天命。”吴伟业义正言辞地说道。
果然，听完这段一气呵成的解说，杨禹轩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显然这个答案有点让他心动。不过此时的李光先很快就结果着对方的话锋据理力争道孝，娣，忠，信，义，廉固然是人之天性，可人的天性就只有善。就没有恶吗？难道对恶父，恶夫，恶主，也需要讲伦理吗？一个人若是犯了国法必定有过恶行，请问这范围又该如何划分？说到底‘法’本无‘情’。法若有请就做不到赏罚分明，做不到赏罚分明则无法威天下，无法威天下有怎谈得治理天下？”
“威天下？莫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