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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张弘译
简介
【作 者】（法）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著 张弘译
【丛书名】
【形态项】 217 ； 20cm
【读秀号】000000532765
【出版项】 商务印书馆 ； 1996
【ISBN号】 7…100…01846…3 / D750。61
【原书定价】 ￥10。10 网上购买
【主题词】知识分子（学科： 研究 地点： 西方国家 年代： 中世纪）
【参考文献格式】（法）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著 张弘译。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商务印书馆； 1996。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本书在这方面具有开拓之功，50年代出版后曾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史学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热潮。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概念，主要指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士。全书考察了这一特殊类型的“手工劳动者”的产生、演变、分化及最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有关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尤其是大学的发展情况，叙述脉络清晰，文笔要而不繁，被公认为西方当代优秀的史学著作。1985年又由原来出版该书的巴黎索伊尔出版社发行新版。新版在内容上未作修改，由作者在“后记”里回顾总结了近30年来西方中世纪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并增附了一份包括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各文字的有关论著的详细书目，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全书对深化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也有启示。
作者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 1924年…），法国著名史学家，著述宏富，是“新史学派”在欧洲的代表，现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院长。
中译本据德译本译出，德译本所根据的即是上述1985年索伊尔出版社的新版。书中少数拉丁词语的翻译，得到了历史学博士王乃新副教授的帮助，译文经上海外语学院卫茂平副教授仔细校订，译著的问世还得到了商务编辑部始终如一的关怀，并此谨致谢忱。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张弘译
译者序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本书在这方面具有开拓之功，50年代出版后曾在西欧引起强烈反响，从而引发了史学界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热潮。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定概念，主要指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从事精神劳动、以教学为职业的教士。全书考察了这一特殊类型的“手工劳动者”的产生、演变、分化及最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结合有关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尤其是大学的发展情况，叙述脉络清晰，文笔要而不繁，被公认为西方当代优秀的史学著作。1985年又由原来出版该书的巴黎索伊尔出版社发行新版。新版在内容上未作修改，由作者在“后记”里回顾总结了近30年来西方中世纪知识分子问题研究所取得的进展，并增附了一份包括法、英、德、意大利、西班牙各文字的有关论著的详细书目，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全书对深化我们关于知识分子的观念也有启示。
作者雅克·勒戈夫（Jacques Le
Goff， 1924年…），法国著名史学家，著述宏富，是“新史学派”在欧洲的代表，现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院长。
中译本据德译本译出，德译本所根据的即是上述1985年索伊尔出版社的新版。书中少数拉丁词语的翻译，得到了历史学博士王乃新副教授的帮助，译文经上海外语学院卫茂平副教授仔细校订，译著的问世还得到了商务编辑部始终如一的关怀，并此谨致谢忱。
张弘
1990年12月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张弘译
引言
一场惊心动魄的轮舞，在中世纪末期把人世间的不同等级，也就是社会上的各阶层，拉入虚无境界，这是没落时期的感伤主义所赞赏的事，除了拉着国王、贵族、僧侣、市民和平民百姓之外，还使一些对事物的看法跟修士和神甫不尽一致的教士卷入。这些教士是西方中世纪国家一个独立世系的后裔，知识分子世系。为什么本书使用这个名称作为标题（这同一个词“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在学者、讲师、教士、思想家这些词汇中（思想领域的术语一向就是含混不清的），只有知识分子这个词确切表明一个轮廓清楚的群体：学校教师的群体。“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勾勒出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群体迄今为止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得到明确限定，知识分子本人也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它努力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称呼，以代替“教士”这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在这一点上，13世纪的西格尔·德·布拉邦是先驱，他提出了“哲人”（philosophus）这个名称；但我在这里不用这个词，因为哲学家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人。这个词源出于古典时代。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西格尔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不过在中世纪，哲学家是信基督教的，他表达的是12至15世纪学校的那种理想：基督教人文主义。但对我们来说，人文主义者是属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另一种学者类型，他们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正好是相对立的。
所以，丰富的中世纪思想成果的著名代表人物，也不包括在这本概论中。倘若我对于这一高要求不心存疑惧，不怕误用那些今天被人糟蹋了的概念，我就会把这部概论加上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历史社会学导论》的副标题了。无论是幽居在修道院高墙内的神秘论者，还是远离学校天地出没在别的圈子里的诗人或历史学家，本书都不涉及，至多作为对比附带提到。甚至高踞于西方中世纪思想界的但丁，尽管他形象高大，也只是作为像中国的皮影戏里那样的人物出现。虽然他上过大学（当时他真的在巴黎的福亚累街待过吗？），虽然他的著作从14世纪末起就在意大利成为模范读本，虽然西格尔的形象以少有的感人诗句出现在他的《神曲·天堂篇》里，但他还是跟随维吉尔穿过幽暗的森林，走上另一条道路，这是与我们的知识分子踏上或选定的不同的路。其他如吕特勃夫，约翰·德·墨恩，乔望和维庸等人，他们或多或少在各自的岁月在学校中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但也只限于在这里才被提到。
因此，书中我只就中世纪思想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在诸多类型中的一种学者类型进行探讨。我不否认其他思想学派和其他精神巨匠的存在和意义。但这里要处理的学者类型，在我看来对西方思想史是如此值得注意，如此足以说明问题，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也清楚明确，它的概况和历史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外，我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时，极不恰当地用了它的单数形式。我希望本书下面的篇章将表明这个词的内涵原本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从阿贝拉尔到奥卡姆，从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到约翰·热尔森；从西格尔·德·布拉邦到贝萨利昂，他们各有着多么千差万别、完全不同的资质脾性、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啊！
给作为学者和教授，作为职业思想家的知识分子下定义，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会僵化成精神的倒错；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会蜕变为怪癖和躁狂。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性格执拗的人，冒有陷入冥思苦索的危险。作为科学工作者，等待着他的是辛劳憔悴。难道他没有作为批判家破坏原则，到处抹黑吗？当今世界里有足够多的诽谤者，他们把知识分子打成替罪羊。中世纪虽然曾嘲笑这些迂腐的学究，倒还没有这么不公平。耶路撒冷的陷落并不曾归咎于大学成员，亚述宫廷的灾难也没有怪罪巴黎大学的成员。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但丁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答复了知识分子的敌人，他把13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知识界人物置于天堂，并使他们在天堂和解。——他们就是圣托马斯，圣波纳梵杜拉，西格尔·德·布拉邦。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张弘译
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
12世纪城市的复兴和知识分子的诞生
开始时是城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在这以前，由拉昂的阿达贝隆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祈祷的——教士；保卫的——贵族；劳动的——农奴），很难说有真正的人员专业化情况。农奴虽然耕种土地，但也是手工业者。贵族是士兵，同时又是地主、律师和商人。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同时身兼数职。神职工作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他们的余生变得神圣，它通过修道院的规定求助上帝。在修士的一生中，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临时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这是他们个性中易变和双重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预示了在行将到来的世纪中出现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当时本身还不是知识分子。阿尔奎因首先是达官，他是查理大帝的文化大臣。费里埃的沃尔夫首先是修道院院长，他嗜好图书，喜欢在自己书信里摘引西塞罗的词句。
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知识分子真正被理解只是在12世纪。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的。按照有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甚至在10世纪和11世纪城市就已完全形成，而且有的专业杂志提到一个新的城市复兴——其时代追溯得更远。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城市存在的，但是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
很可能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召唤，在那里的大马士革、佛斯塔德、突尼斯、巴格达、科尔多瓦，有大量的城市主顾，希望得到野蛮的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木材，刀剑，毛皮以及奴隶；无疑从10世纪起，也许从9世纪开始，孕育中的城市，即“口市”（portus），就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独立的单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军事“地方长官”的驻在地的城郊。但这一现象在12世纪才第一次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因教区运动而逐渐动摇。
一个进一步的、文化上的变革随着上述这些变化而来，一个进一步的思想上的繁荣或复兴（新生）时期同上述变化汇流在一起。本书将简要地勾勒一部关于这个思想运动的先驱者的历史；从他们追随者的冒险的变革，到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直至另一个复兴——文艺复兴。
尽管人们在12世纪前很难以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真正城市复兴作为出发点，然而在文明领域里，就能因此略过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习惯上称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时期吗？
我们不想像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否认它，不准备谈什么“所谓的复兴”，只是想在这里比较确切地规定它的界限。
这个时期并不具有任何数量上的特性，足以构成我们所认为的“复兴”的概念的前提。虽然这一时期提高了在宫廷学校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区接受培养的未来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几乎完全消除了下层修道院为周围地区孩子们开设的残存的初级课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圣本尼狄克促使法兰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实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复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制度用书面形式规定下来，结果修道院的“外部”学校关闭了。这是一次为一些与世隔绝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务的复兴，它的任务是替奉行教权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个培养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小规模的教育场所。
除了替王朝与教会招募领导人员外，加洛林时代的知识化运动，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风貌上，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无私奉献的作为。
这一时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们以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来消磨时日。——这样的书法艺术比起杂乱无章的抄写，更是一种文化失落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对书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内容几乎不管不问；人们为宫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书籍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都表明，书籍的流传非常缓慢。
不仅如此，这些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它们只是有助于教堂财库的丰富，和个别富人收益的增加。它们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宝物，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财富。有些作者抄录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夸耀他们自己的文字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而人们竟然相信他们的每句话。这一切只是提高物质上的价值。查理大帝为了布施，卖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样的对待。
在修道院里辛辛苦苦抄录“手写文书”（scriptoria）的修士们，对内容方面兴趣不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抄写中激发出的热诚、打发的光阴和消耗的精力。这一切都是赎罪，他们以此为天国效劳。除此之外，由于中世纪盛期教会借用野蛮人的法律，采取劳役与惩罚都可以折算成税款的做法，他们还根据页数、行数、字数算计着能够赎买到的在涤罪所的年份；或者他们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辗转不安，因这疏忽他们遗漏了一个字母，从而延长了他们在涤罪所的居留期。他们把同他们捣乱的小鬼的名字传告后人，这个小鬼专门愚弄他们，它叫“梯梯费留斯”（Titivillus）。这是同作家做对的魔鬼，后来阿纳托尔·法朗士还会再次发现它。
对那些尚未脱尽野蛮人习性的基督徒来说，科学是个宝藏。这个宝藏必须小心翼翼加以保护。与封闭的经济为伴的是封闭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只管猎取，不顾播种。这会有个微不足道的复兴吗？
要是勉强宽容一点，加洛林时代尽管有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取得“复兴”这个称号。加洛林时代最有主见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肯定是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他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读者与听众，到 12世纪才开始为人所知，为人理解和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时代“手写文书”里抄录的手稿，阿尔奎因从5世纪的修辞学家马帖努斯·卡佩拉那里摘录来的七种人文学科的观点，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
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雅典与罗马就这样经由西方国家，更确切些说，通过高卢而传承下来——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后来都重新得到了流传，它们被
倾注在城市学校的大熔炉里，被12世纪的复兴作为古典文化的最后遗产所吸收。
12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时代人
12世纪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觉到，要创造新事物，要成为新人。没有这种获得新生的情感难道会有复兴吗？我们只要想想16世纪那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这样，这一时代作家的口中和笔下，总是出现这一个词：“现代”，他们用它来表明自身。“新时代人”，这是指他们，他们懂得做这样的人。但新时代人绝不是同古代人对立的；相反，他们仿效古代人，从古代人那里吸取营养，把自己置于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卢瓦的彼得宣称：“只有在怀着越来越强烈的爱慕，一遍又一遍地读古代人著作的时候，人们才能摆脱愚昧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