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与此同时布列塔尼公爵又于1460年在南特创办了一所大学，该大学在1489年由查理八世重新使其恢复生机。
法国在由英国人和查理七世分治时，出现了三所大学，它们以后将相当繁荣。英国人方面是卡昂大学（1432年）和波尔多大学（1441年），法国人方面是普瓦捷大学（1431年）。除了蒙彼利埃大学是医学专业知名的学府外，巴黎大学继续是法国各地或法国影响范围内国家的重要知识中心。
然而，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普厄尔·基勃勒曾对 14和15世纪大学中多民族现象的消失作了研究。
大学成员和政治
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总体发展中。在这个总体发展里，中世纪末期的重要大学成为政治力量，在社会各阶层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有时是突出的作用，并成了大学内部组织起来的民族之间剧烈冲突的舞台。这些民族从此以后为民族情绪所左右，最终适应国家新的民族结构。下面我们就奥卡姆和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阿威罗伊主义政治学说，布拉格大学的危机，以及巴黎大学的政治作用简短讨论一下这一发展。
乔治·德拉伽德在他著名的系列研究《中世纪末期世俗精神的诞生》中，恰好就威廉·奥卡姆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论点和政治活动作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奥卡姆和马尔希留仍然一起在14世纪上半叶，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一道，为反对教皇制度及其对世俗权力的要求进行了共同的斗争。
从他们作为论战者和政论家的活动中，产生了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主要著作《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除了意大利的地方精神，影响他的其他传统也很容易辨认出来。首先是基卜林党人的传统，这一传统以教会和世俗权力分离的原则，亦即皇帝对世俗权力的要求，反对教皇谋取世俗的统治权。在哲学上它涉及阿威罗伊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亚里士多德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托马斯主义的解释，并在社会哲学方面导向经验论，这种经验论被不确切地称为自然主义，因为它致力于把政治从道德中解放出来，把个人意志置于极客观的现实之上，把社会秩序归结为机械上的平衡，用契约来代替自然。此外还有法学家们和克朗·杜博瓦－诺伽累的影响，后者在13世纪和14世纪之交，就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周围，为正在形成之中的君主制度辩护，而同教皇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这部著作同样也是一份替君临一切的国家申辩的辩护词，它坚持一种建立在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基础上的国家的自主。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证论观点导致已创建的制度的神圣权利：“即使您的主人不信神或荒淫纵欲，如果您反对这一世俗统治，那您自己就堕入了永恒的地狱……”全能的国家要求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权力，要大张旗鼓地宣布国家的统一。国家拥有立法权、执法权和审判权。它是君临一切的：在一定的版图范围内任何臣民都不得反抗王侯的统治。最后，世俗的国家并不满足于把教会驱逐到精神领域，它自己要求承担精神上的使命，要求掌管这个领域的权利。它最终废除了宗教的与世俗的之间的所有真正的差别：“这肯定不是人类的立法者的事务……，去创造和规定宗教信条，因为这些东西是上帝自己的命令与恩准，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了解一切允许的和不允许的，由人——不管他们是世俗教徒或出家修士，神职人员或世俗百姓——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已经完成或忽略不做的事，这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事了。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涉及到严格的宗教问题……”以下语句，人们会以为是路德写下的：“所有不属于内心的恩赐生活的一切，所有教会生活的一切，都属于现世和归国家所有。所有执行现世的道德法规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教会而属于国家。”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理论，它将开辟自己的道路，并将在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如在马基雅维里和路德，霍布斯和卢梭，黑格尔和奥古斯特·孔德，列宁和查理·毛勒等人中重新出现。
但奥卡姆，尤其是帕多瓦的马尔希留，最终未曾进一步考虑，如果不是把整个全人类，至少也要把整个基督教社会在一个世俗帝国中联合成一体的问题，从而他们同基卜林党人的传统划清了壁垒。
在所有方面，尤其在这一点上，帕多瓦的马尔希留与但丁截然不同。对但丁来说，皇帝反而应成为国家根本统一的重建者。经院哲学的政治学尝试把已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家扩张到全人类的范围。马尔希留的政治学则认识到民族与国家的多样性。在《和平的维护者》里人们可以读到：“大家都在问自己，如果所有在一个‘公民国家’里生活的人和所有分散在整个地球上的人只有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是否有益；或者相反，如果在彼此不同的，被地理、语言和道德界线分隔的地区中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合适的政府，这是否会更好。看来大概会是如此，这第二种解决办法会得到贯彻，并且人们必然会在其中觉察到一种天意的影响，这种天意要限制人类不确定的扩展。人们可以同样从中得出结论，大自然通过引起战争与瘟疫以及在人类的脚下设置重重困难，来限制这种扩展。”
虽然奥卡姆和阿威罗伊的学说在政治学方面代表一种远远超出十四世纪条件的极端观点，但它仍引起了明显的反响，因为它们符合理性思考转向政治发展的研究这一个普遍的趋势。这一趋势接受国家统一的结局，同时又从基督教的分崩离析中吸取教训，向分离表示屈从。它选择的是地方分治主义。
第一所民族大学：布拉格大学
这一趋势甚至接受了民族意识。在布拉格就是如此。布拉格大学是在纷乱之中建立起来的。像所有大学那样，布拉格大学原是一所国际性大学，但很快就面临被德意志的教师与学生占有的危险，他们的人数激增，在教会大分裂期间，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巴黎，人数增加得越来越快。对他们的特性和勤奋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捷克人，同他们处在对立地位。种族的磨擦伴随着社团组织的磨擦：问题涉及德意志人统治的“各民族”是否也拥有凌驾捷克“民族”的优胜权？教席与大学官员的职位怎样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这种矛盾冲突完全建立在社会对抗的基础上：捷克人从下层阶级，即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获得支持，而生活在该地区的德意志人，主要代表城市里的富裕市民以及大部分贵族与教士。
杰出的优秀人物扬·胡斯，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立了一种哲学与神学学说，这一学说在许多方面要归功于牛津与威克里夫。他还把大学同布拉格人以及波希米亚民族联结在一起，用他的演讲艺术与热情鼓动他的听众，也给软弱的波希米亚国王文采尔四世造成有效的压力，结果引发了冲突。这场冲突以1409年通过的有利于捷克人的“库特纳·霍拉”国王诏令得到裁定。“各民族”的比例关系朝着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大学所有的成员必须宣誓效忠于波希米亚国王。德意志人离开布拉格大学，并在莱比锡建立一所独立的大学。这是中世纪历史的转折点，民族的大学诞生了，知识界适应了政治的模式。
巴黎大学与民族君主制度融为一体的道路，则布满障碍。
巴黎大学：大学政治的光辉与污点
在大量英格兰人因百年战争而退学和大量德意志人在教会大分裂时离开以后，巴黎大学已经在其结构中趋向于成为一所法国人的学校。至迟从“美男子”腓力四世统治期间开始，巴黎大学就在政治上发挥了第一流的作用。查理五世称它为“国王的大公主”。它正式出席法兰西教会的全国神职人员大会和各等级联合会议。由于，在“铅锤党人”起义期间在艾金纳·马塞尔、巴黎人和宫廷间发生了争论，巴黎大学应邀做过居间调停工作。它还是特鲁瓦条约的共同签署者。
巴黎大学享有不同寻常的崇高声誉，这不只是它的学生和教学人员给它带来的，同时还因为所有在整个法国与外国担任要职的教师，继续同它保持着紧密联系。
此外，巴黎大学也和教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阿维尼翁的教皇们——他们全都是法国人——强有力地支持它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他们通过越来越可观的恩惠约束着巴黎大学。从现在起，巴黎大学每年都给阿维尼翁送去“花名卷”（rotulus
nominando－rum），一个满载教师姓名的书卷，大学以此带着获得教会领地的期望为教师们恳请教皇赐给物品或恩宠。巴黎大学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也是教会的第一所学校，并在神学事务中扮演国际仲裁人的角色。
教派分裂打破了这一平衡。巴黎大学最初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但后来就对教廷越来越多的干扰感到厌烦，也操心起教会的重新统一来。为此它敦促法兰西国王暂时不再支持阿维尼翁教廷，并不知疲倦地要求召集一次宗教会议，以便通过让对抗的教皇逊位来结束教派分裂。同时，巴黎大学又充当先驱，主张宗教会议对教皇具有制约权，和民族教会相对独立于罗马教廷的高卢主义。前一个主张在基督教界为巴黎大学带来了很高声望。但后一个主张迎合了一种摆脱教皇制度的努力，仅仅有助于君主制度的一种日益增长的影响。
它的成功最终看来十拿九稳。巴黎大学充当领导角色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似乎庄严地确证了它的胜利。但有几位大学成员在那里的举止令人惊奇。正如伊·弗·雅各布指出的，英格兰的大学成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租借领地的问题上站在教皇党一边。当时他们所考虑的，肯定是从这方面看来更好地体现代表的自家利益。
但是巴塞尔宗教会议（顺便提一下，英格兰人在这次会议上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却以巴黎大学的失败和教廷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两次宗教会议期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这次是全法国性的危机，大大地动摇了巴黎大学的地位。
查理六世统治的混乱，在巴黎发生的卡博什党人的暴动以及接下去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领土分割中达到顶点。巴黎变成了英国国王的首都。无疑巴黎大学没有立即和完全倒向勃艮第人一边。勃艮第公爵从传统上同巴黎大学相敌对的托钵僧团那里获得了支持。大学强烈谴责了为谋杀奥尔良公爵作辩护的让·珀蒂，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英国人占领期间，许多教师离开了巴黎，追随在王位继承人、查理六世的王太子的左右，在布尔日形成了法兰西王国的影子内阁，并挤满了在普瓦捷新创办的大学。
但留在巴黎的人员，起初勃艮第化，继而又向英国人的意愿屈服。巴黎大学在“英国人占领”期间最臭名昭著的插曲是它迫害贞德的暴行。通过把自己摆在同她——不顾热尔森的反对——对立的地位上，就不只是帮了它外国主子的一个忙。它还受到社会舆论的支配，这种社会舆论，就像《巴黎资产者》所流露的，对这位奥尔良少女极端仇视。它也表现出，那批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普通少女伟大光荣的天真与纯洁的无知，是多么无能，无法抛弃他们那学者的自傲。大家知道，巴黎大学对贞德进行了审讯，并带着毫不掩饰的自得对英王亨利六世通报了它的判决。
焚烧鲁昂女巫贞德的柴堆灰烬，给巴黎大学的声誉抹了黑。巴黎被收复以后，查理七世和后继的路易十一，都不信任巴黎大学这个“叛徒”，尽管巴黎大学支持他们的高卢主义政策，并决定拥戴国务诏书。
1437年国王查理七世撤消巴黎大学的税务特权，并迫使它为收复蒙特里奥而征收的“资助”提供资金。1445年，巴黎大学的法律特权也被撤消，大学被置于议会的管辖之下。国王查理七世支持1452年由教皇特使、迪斯都特维耶枢机主教执行的新的改组行动。1470年路易十一强使教师和学生中的勃艮第人宣誓效忠。最后，1499年巴黎大学失去了它的罢课权。它成了国王掌中之物。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教学内容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它为一个双重的发展所取代，这一发展使得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较易理解，二者的互相对立得到解释，并在这一理智的激烈论争中阐明从经院哲学向人文主义的过渡。
经院哲学的僵化
尽管有一些有趣的革新尝试，尽管有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体系，他想把传统同新的需要协调一致，经院哲学仍然没有活力。它还进一步自相戕害。一方面有那些“古典派”，他们现在毫无生气，是理念化的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信徒。另一方面有“现代派”，他们聚集在由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的旗帜下。但他们仍在研究形式逻辑，无休无止地为词语的定义绞尽脑汁，拘泥于矫揉造作的分类和再分类，束缚在“术语学”之中。“古典派”在1474年敦促路易十一通过在1471年就已废除的公告，宣布禁止后者的学说与书籍。“现代派”中最活跃的是司各特分子，他们徒劳地试图把一种愈加拘泥文字的批判主义和一种愈加含混不清的信仰主义唯意志论 调和为一体。他们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最喜欢嘲弄的对象，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把司各特分子当作经院哲学的化身，对他们大加讽刺与挖苦。此外，拉伯雷通过在年轻的庞大固埃在圣维克多图书馆翻阅的诙谐的目录中，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在那里，按各种各样的次序被当成笑柄的有：“唯名论的十分机智的宣扬老”托马斯·布里考， 1490年以后巴黎司各特主义的首领彼埃尔·塔特莱，托马斯主义的革新者彼埃尔·克劳卡尔，以及声名狼藉的奥卡姆主义者诺埃尔·贝蒂尔，让·迈尔（麦约尔）和雅克·阿尔芒。
维庸也取笑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他那心不在焉的耳朵，倒比那些在索邦神学院的课堂上只听见词句空洞声响的人管用。
我正要结束。在烛光下
我正好写出了最后的几页。
夜色来临，从索邦那里。
给我送来了钟声。
它召唤虔诚之徒，准备念
这时刻的“三钟经”。
我准备就绪，起身做祷告，
就像我的心要求我的那样。
这时候，就好像我曾痛饮
罪恶的和有毒的醪醇，
我的整个脑壳昏昏沉沉。
在一半纷乱的思绪里
我看到“记忆”太太
把各种各样边角杂料
——或真的或假的——塞进箱子柜子，
外加别的才智上的东西：
猜想力，评价力，
人们靠它们作出预测；
摹仿力和构形力，
在有些人想问题之前，
先造成了他们的梦游症。
啊，我曾经是个大笨蛋，
花费好几个夜晚，
攻读亚里士多德的废话。
这就是它变质的、漫画式的和腐朽不堪的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首先排斥它。
大学向人文主义开放
另一方面，大学的教学却向人文主义这一新潮流开放。首先是意大利的大学，经院哲学在那里没有形成像在巴黎和牛津那样的传统，那里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保存得更好，并通过罗马时代的更新再次获得了新生命，那里逃避土耳其人迫害的拜占廷学者的到来支持了古希腊文化的再度繁荣。在波伦亚，彼德罗·德·穆格利奥从1371年到1382年讲授修辞学，科卢乔·萨卢塔蒂也在那里作短时间停留。从1424年起，波伦亚大学开始希腊语的教学，费莱佛成功地使一部分原来不感兴趣的大学生为此欢欣鼓舞。最重要的，是1450年至1455年期间，有名的枢机主教贝萨利昂，作为向教皇与校长负责的城市最高长官，改组了波伦亚大学。从此以后，人文学科的学习（studia
humanitatis）就在波伦亚大学不间断地进行着。
帕多瓦大学也许更早完成了向人文主义开放的发展过程，十五世纪同威尼斯的合并，使希腊文化的研究有了极为出色的进展。阿尔多·曼依乔曾对此作了热情报导。在盖利诺、费莱佛、维多里诺·德·费尔特雷之后，拜占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