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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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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几乎不划分教育阶段,中世纪的大学也不仅是高等学校。我们现在的小学和中学课程,一部分就在大学的范围内讲授,或者受大学的监督。学员制度——有关情况还会在后面谈到——更增加了这方面的混乱,按此制度,它的成员从八岁起就上学。    
  可以说,各大学包括艺术院的基础教育,期限为 6年,从14岁到20岁间进行;在巴黎,库尔森的罗伯特的章程作了这样规定。教育分两个步骤,大约两年后取得学士学位(baccalaureatus),学习期满获博士学位(Doktorat)。医学和法学的学习肯定是在20岁到25岁间进行。巴黎的医学院的第一部章程规定,取得医学执照或医学博士学位需要六个学年,而且是在获得艺术硕士以后。最后,神学要求很长期限。库尔森的罗伯特的章程规定,需要八个学年,并且至少要到35岁,才能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实际上神学院学生的学习时间看来整整需要15…16年。最初6年他只是个听课者,然后需要进行神学实习:用另外4年长的时间讲解圣经,再加两年长的时间讲解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    
  大纲     
  由于课程基本上由对经文的评注诠释组成,章程也提到大学练习课程中所用的著作。这里提到的著作的作者,也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动的。在人文学院占主要地位的是逻辑学和辩证法,至少在巴黎大学,那里几乎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而在波伦亚,他们只选用亚里士多德部分著作,而把教学重点放在通过研究西塞罗的《论创造力》( De    
  Inventione)和《支持赫伦纽斯》(Auctorad Herennius),来学好修辞学,他们也重视数学和天文学的教学,主要学习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书,也学习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法学专业学生则以《格拉蒂安教令集》为基础教科书。在波伦亚他们还加上《教皇格雷高里九世法令汇编》、《克莱门书》和《罪行录》。民法方面的评注,是关于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集的《法学江纂》——分为三卷:“旧法编”(Digestum    
  Vetus),“基本法”(Infortiatum),“新法编”(Digestum    
  Novum),以及法典和被称为《小汇编》或《汇编》的论文集,后者包括“法制”(Institutiones)和“案例”(Authentica),这是查士丁尼法典补编部分的拉丁文译本。波伦亚大学还补充一部伦巴底地区的法规集《封建法典》(LiberFeudorum)。医学院用的是《医学论》(Ars    
  Medicinae),这是非洲人康斯坦丁在11世纪编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集,稍后还加上阿拉伯人的重要著作:阿维森纳的《医典》(Canon),阿威罗伊的《科里杰特》(Colliget)或《治疗学》(Correctorium),拉泽斯的《奥曼索尔》(Almansor)。神学家除圣经以外当作基础课本的,有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和彼埃尔·康默斯托的《经院哲学史》(Historia    
  Scholastica)。    
  考试     
  考试和获得学位同样是有所规定的。这方面每所大学也都有自己的惯例,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动。这里有两个典型的学校大纲:一个是波伦亚大学法学专业的,另一个是巴黎大学人文学科专业的。波伦亚大学的新博士取得学位,要经过两个步骤:个别考试(examen或examen    
  privatum)和公开考试或答辩(conventus,cinventus    
  publicus,doctoratus),后者可以说很像一个授职典礼。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个别考试前一段时间,由本民族的督导介绍给院长。申请者向院长保证,自己符合规章条例所规定的条件,并且不会试图对主考人行贿。考试前一星期,一名教师把他领带到波伦亚副主教面前,并保证他具备应试资格。考试前这天上午,申请人在听完圣灵弥撒后,来到博士学位资格审查委员会面前,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交给他两份供评注用的文献片断。他回到家里准备作评注,然后于晚间在一个公共场所(通常在大教堂),面对博士委员会和列席的副主教(他不能进行干预)宣读。评注宣读完毕,他回答博士们的提问,接着博士委员会退席并进行表决。多数同意就通过决议,由副主教宣布结果。    
  如果申请人通过了个别考试,他这时还只是一个获得应试准许证的人,只有在公开考试以后,他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并作为教师授课。此时他将被隆重地引入大教堂,在那里发表讲演;他还要做一个关于法学问题的报告,随后针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学生们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样,他第一次在大学的辩论中充任教师的角色。然后副主教隆重地授予他授课准许证,另外还有人把他荣任这项任务的奖励品交给他:一个讲椅,一本打开的书,一个金指环,和一顶礼帽或便帽。    
  年轻的巴黎人文学科学生还必须经过一段预备阶段。虽然不是明确规定的,但基本上可说学生要通过以下第一次考试即“大考”(determinatio)才能进而取得学士学位(baccalaureus)。“大考”前还有两项考试。首先学位申请人必须在12月举行的“问答”(re-sponsiones)中同一位教师展开讨论,然后在次年的四旬斋期(复活节前的四十天)进行考试。考试通过后,他才可以参加“预考”(examen    
  determinantium)或“学士学仅考试”(baccalariandorum),这时他必须证明他符合规章规定的要求,并且应该通过回答教师委员会的提问,表明他已掌握大学大纲中规定的著作。下一步才是“大考”:在四旬斋期间申请人要讲几堂课,以此证明他有能力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    
  第二阶段是为了获得大学授课许可证和博士学位的真正考试。这里也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重要的是作出一系列评注和回答总监或副总监领导下由四名教师组成的委员会的提问。通过的学位申请人几天以后在隆重的庆典上由大学总监授予许可证,这时申请人要发表一篇报告(collatio),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大约六个月后他在“试讲”(inceptio)——相当于波伦亚大学的“答辩”(conventus)——过程中正式成为博士。“试讲”的前一个晚上,他参加一个隆重的讨论,那被称为是他的“初夜”(Vesper)。在“试讲”那天,他在学院全体人员出席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第一次讲课,并得到他的学位荣誉证件。    
  大学的规章最后还包括整整一大套规定,它们跟在其他社团组织里一样,确定了大学社团组织的道德氛围和宗教氛围。    
  道德氛围和宗教氛围     
  这些规定确定了集体的节假日和娱乐活动,同时也给它们定下了界限。伴随着考试而来的是馈赠、娱乐和宴会(用考生的钱举办),以庆祝团体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和新成员的加入。同在酒宴时一样,资格最老的一帮成员的会饮(potaciones)是仪式中的庆祝活动,社团组织通过它来体现出自身根深蒂固的团结。知识分子的骨干就在这些游戏娱乐里显现出来,每个国家在某些场合还要拿出自己的传统特色:在意大利是芭蕾舞,在西班牙是斗牛。    
  此外还有规章上没有正式明文规定的礼仪,即新大学生、通过考核者和第二学期学生,用我们的话叫“毛头小伙子”,在进大学时要经历的入学仪式。我们是通过在 15世纪末才出现的一份引人注目的文献《学者宣言》(    
  Manuale Scolarium),了解这些仪式的,从中我们能够获悉这些大学生风俗早年的起源。引导新生入学,称为“清扫”典礼,意即去掉年轻人粗俗的习气,或者甚至他们野蛮的兽性。人们取笑新生身上有类似牲口的怪味,迷惘的目光,长长的耳朵,使人想起野猪的獠牙。人们要卸掉他想象中的双角和肉瘤,给他洗澡,挫掉他的门牙。在一个滑稽摹仿的忏悔仪式中,他终于招认了那些希奇古怪的坏习惯。这样,未来的知识分子摆脱了他的来历,他的这种来历与当时讽刺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与粗野的笨伯形象非常相似。从野蛮到开化,从粗野到城市文明,在这种仪式中,原始的蒙昧被分解了,差不多成为内容被掏空了的躯壳显露出来。这种仪式使人想起的是:知识分子将要摆脱乡土的氛围,农业的文明和蛮荒的世界。人类学家对教士们的这种心理分析或许会有一些话要说。    
  大学的虔信     
  规章也规定大学组织应该完成的敬神动作和良好行为。它们要求大学组织的成员,参加一些礼拜仪式,加入到一些宗教仪式的行列中去,并经常做某种祷告。    
  位于首要地位的,无疑是对佑护圣徒的朝拜,首先是大学生的庇护人圣尼古拉,医学生和其他许多人的庇护人圣柯斯马和圣达米安。在大学的想象世界里,圣徒和有关职业的世俗人紧密融为一体的社团趋势,带着一种独特的紧迫性重新出现了。人们特别喜欢让耶稣出现在博士们中间,而圣徒们被赋予教师的特征,披上后者的长袍。    
  大学的虔城笃信同巨大的精神潮流相关联。十四世纪巴黎“圣母”学会的规章,就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们参加风行一时的圣餐礼拜和参加“基督复活”的游行的情况。    
  在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方面,从13世纪起出现的唯灵论倾向,经过调整后,适应了由城市中人规定的社会的职业环境。职业道德成为宗教优先考虑的范围。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专门行业,忏悔神父的各种手册,尽力根据职业的不同,规定忏梅与赎罪的内容,并列出与解释农民、商人、手工工匠、律师等不同人的罪责。它们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和大学成员的罪责。    
  但教士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满足于在圣像朝拜的潮流里随波逐流。有时他们试图引导这一潮流,或者在其中另辟蹊径。在这方面研究一下知识分子中间的圣母崇拜,是富有教益的。它极有生命活力。从 13世纪初,在大学界就广泛流传着专门献给贞女玛利亚的诗篇和祷文,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巴黎大学教师加兰的约翰的集子《玛利亚之星》(Stella    
  Maris)。这一圣母崇拜,在一个因哥利亚德的影响本质上是男性的和独身的环境里,引进一个女性代表,它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不足为奇的。但知识分子崇拜玛利亚有其特殊性。这一崇拜一直与神学密不可分,并导致关于童贞女受孕的激烈争论。当邓斯·司各特为童贞女受孕热情辩护时,它在教义的根本点上同圣托马斯·阿奎那发生冲突。顺便提一下,后者在这个问题上接受的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圣母崇拜者圣伯纳德的立场。看来知识分子首先愿意对圣母崇拜保持理性上的共鸣。看上去他们像要阻止圣母崇拜骤变为情感式的膜拜,并在努力思考和热情冲动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加兰的约翰在《玛利亚之星》的前言里,真诚地揭开这一倾向:“我根据传说故事汇集了圣母的神迹,这些故事我是在巴黎的圣热内维耶伏图书馆发现的。我为巴黎大学我的学生们,用诗体把它们写下,这样它们显得生动可亲……本书材料上的来源是光荣的圣母的神迹。但我也补充了物理学、天文学和神学的事实……最根本的动因来自对基督的持久不渝的信仰。为此,它以神学、尤其物理学和天文学为前提。”正如人们看到的,大学成员还希望在这颗圣洁之星下寻求科学之光。    
  工具     
  作为专业人员,13世纪大学组织的成员拥有一个完整的工具箱。作为作家、阅览者和教授,他身边到处都是他的各项活动所必需的工具。巴黎教师加兰的约翰在他编著的词典里写道:“教士需要下列器具:图书,一张斜面桌,一盏带油的夜灯和一个蜡烛台,一个提灯和一个漏斗形墨水瓶,带有一支羽毛笔、一条铅丝和一把直尺,一张桌子和一条教鞭,一个讲课用凳,一块黑板,一块带有括刀和粉笔的浮石。斜面桌(pulpitum)法语叫‘吕特灵’(lutrim),顺带 还应考虑斜面桌刻着一条条凹槽,以便把桌面固定在适合阅读的高度上,因为书是放在‘吕特灵’上的。刮刀( plana)是铁制品,是使用羊皮纸的人用来准备羊皮纸的。”    
  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别的工具,虽然不是每个教士都会用到,但它们都是辅助工具,例如誊抄人员的工具:其中有卷羊皮纸的工具和一个小辊子,借此可以找到抄写时中止的地方。    
  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员,装备了一大批工作用具,这使他远远不同于中世纪盛期的教士,后者主要进行口头讲授,只需要极少一点材料,以抄写稀有的手稿,这方面首先考虑的是雅致美观。    
  虽然口头练习仍然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图书已成为教学的主体。只要看看知识分子工作用具范围的广泛,就能理解,为什么阿西西的圣弗朗切斯各这位禁欲主义的倡导者,除了反对别的一些事外,还要反对知识分子的活动呢。这是因为对这项活动来说物质配备必不可少,而且会越来越丰富多样。    
  作为工具的图书     
  大学的图书根本不同于中世纪盛期的图书。它是由一个全新的技术、社会和经济背景产生的。它是另一种文明的表现。就像亨利·皮伦纳曾指出的那样,文字书写本身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新的条件:“斜体字适应这样的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不能没有文字。(加洛林王朝时代的)小写体字是适应知识阶层需要的文字,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并由他们来传播。这是很典型的,13世纪上半期,除小写体字外,重新又出现斜体字,这意味着到了一个因社会的进步、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普遍要求文字革新的时代。”狄斯特雷修士的出色著作曾叙述13世纪发生在图书出版技术领域里革命的整个规模,这一革命的场所就是大学的图书工场。    
  教师和学生不仅需要阅读大纲规定的著作,教授的讲课内容同样必须记录下来。学生们自己记笔记(relationes),其中有些笔记流传下来。除此之外,教授的讲稿要发表,而且还必须尽快问世,以便考试时可以应用。同时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样本。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卷”。让我们从狄斯特雷修士的著作里摘录一节:    
  “准备传播的著作的第一个正式副本妙在四开页的分册上,这些分册各自独立。每本由折成四页的熟羊皮制成的分册叫‘卷’(Pecia)。抄写者们依次使用它们,它们合在一起称为‘样本’(ex-emplar)。假如有一本60卷的著作,在一个抄写者单独完成一个独立副本所需要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卷册,就足以让40个抄写者同时完成40份在大学监督下经过润色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正式的文本的抄本。”    
  正式讲课稿的发表在大学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264年帕多瓦大学的规章明确载明:“没有‘样本’就没有大学”。    
  图书在大学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一系列后果。同旧式的手稿相比,羊皮纸生产有了改进,产生了更薄、更柔韧、更少泛黄的纸张。在技术发展最快的意大利,羊皮纸张非常薄,并且洁白有光泽。    
  书的开本也在变化。早先它差不多就像我们的对开本。“这样大的尺寸只适用于必须保存在修道院的手抄本,它们只在那里有。”但从今以后图书要经常考虑到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的需要。它的开本变小了,变得更便于随身携带。    
  书写更便捷的哥特式小写字体取代了早先的字母。字体的变体从大学中心区开始,再遍及其他地区;有巴黎式变体,英国式变化和波伦亚式变体。这也与技术进步相称,那就是不再用芦苇杆写字,而改用禽鸟的羽毛管,一般是鹅毛管笔,它使得“更轻快和更迅速的工作”成为可能。    
  书的装璜不像以前那样讲究了:美术字体和花体首字母被成批生产出来。法学手抄文书往往样式豪华,因为法学家大多属于富有阶级;但大多数贫穷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书籍,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用花体首字母。抄写者经常使原来应该有装饰字体和花体首字母的地方留出空白,囊中羞涩的买主就这样把誊抄本买走,而富裕的顾客可以让人在相应的位置再画上字母。    
  除了这些相当有趣的细节外,还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简略记号(必须加快抄写速度),这是编码化、类型化和索引化的进步;有时还有缩略语表,而且越来越倾向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为了便于加快查阅速度,人们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知识分子这项职业的发展迎来了手册的世纪,也就是随身携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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