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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的时间较长，现突然出现在武汉地区，警备部队和宪兵团不知你们的情况，发生了一些误会，希望你们理解。目前，日军在占领南京后正策划下一步军事行动。整个国家都已全面动员，各部官兵正积极进行备战。现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战区刘司令官不幸病逝，这给已经非常严峻的军事形势，又增添了几分困难。你们这个团的官兵经过长途跋涉，历经艰难困苦才来到武汉，我请长官部安排你们归回原来建制。希望你们在抗日救国，抵御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建立不朽的历史功勋。同时，也希望你们珍惜川军浴血奋战，以巨大牺牲换来的荣誉。遵守军纪，以模范的军容风貌，做各部队的表率。”
孙副参谋长的讲话，让在场所有的川军官兵感到安慰，紧张的气氛立即消除。官兵们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孙副参谋长在队列前面，向官兵们敬礼回谢。
孙副参谋长在离开破庙时，让李参谋长陪同他到战区长官部，安排补充军需问题。
李连长问唐排长是怎样认识这位将军的，唐排长回答说：“这位孙副参谋长原是中央军校的教官。曾在成都中央军分校给他们这些学员讲授过现代军事理论。孙副参谋长的夫人是我父亲的学生。”
唐排长同孙副参谋长一家很熟悉。
唐排长继续向李连长介绍道：“孙副参谋长是安徽人。他父亲是光绪年间的进士，在我们四川的宜宾和泸州，做过知县和知府，辛亥革命后带着家人，离开四川回到安徽老家。”
黄庆祥从唐朝的介绍中知道：孙副参谋长是黄埔军校炮兵科毕业的军官，参加过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北伐战争和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
孙将军走了二、三个小时以后，刘团长在李参谋长的陪同下回到庙子里，把第一团所有军官都集中到庙子的后堂开会。
刘团长心情沉重地告诉各位部下：“战区刘司令官于本月20日在汉口病逝。战区司令官一职，由中央军系统的陈副司令官接任，集团军总司令由原川军第二十一军军长接任。我们团的番号虽在，但已任命由临阵逃跑的第二营营长接任团长了。第二营营长在接任团长后，将第二营由营扩编为团，并分别任命了第一、二、三营营长。现在我们回不去了，原部队以无我们的立足之地。今天要不是孙副参谋长力保，我差点就回不来了。现在孙副参谋长跟我们指有二条路：一是就地解散或者回四川重新组织队伍；二是跟着孙副参谋长干，先在战区教导队呆着，找机会再发展。”
经过商议，大家认为目前回四川重新组织队伍，困难较多，无多大前途。只有选择第二条路，先在战区教导队休整补充，恢复战斗力和部队番号，脱离川军建制，跟随孙将军再图发展。
第二天，刘团长和李参谋长让唐排长陪他们去战区长官部，找孙副参谋长汇报，将他们商议的结果向将军报告，得到孙将军的支持。就这样结束了二个多月的流浪，在孙将军的努力下，将他们这个团八百多名官兵编入战区长官部教导队，按中央军的编制和装备进行了补充，统一换发了新式的冬季服装，充实武器弹药，整个部队立即焕然一新。
当黄庆祥他们这些川军官兵，穿上新式的中央军冬季服装，配上整齐的武器装备时，高兴的说：“好安逸哟，老子我们也是中央军了，看哪个龟儿子今后还敢欺负我们。”
在孙将军的帮助下，刘团长率领的这一团川军官兵，终于有了立足之地。平时除了正常的军事训练外，还参与武汉地区的战时警备，在重要的铁路、公路、车站、码头、工厂担负执勤和巡逻任务。
自从日军攻占上海，日本政府妄想在华东地区聚歼中国军队主力，三个月之内打败中国，逼使南京国民政府投降的战略企图失败后，又企图利用日军攻占南京的有利态势，一方面大量集结军队，准备继续沿长江进攻武汉。一方面又让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企图迫使国民政府接受其灭亡中国的停战议和条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日本政府的停战条件为：
一、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东北三省）独立；
二、华北五省自治。日军可在华北五省自由驻军；
三、华北、上海中日共管；
四、中国应赔付日本要求的所有赔偿；
上述灭亡中国的停战条件，理所当然地被国民政府拒绝。
日本政府在中国政府拒绝其议和条件后，决心继续扩大对华战争，给予中国政府增加军事压力。于是，命令华北派遣军从华北南下，进攻华东战略要地徐州，企图在徐州合围中国军队。在进攻徐州的作战中，日军的二个师团在台儿庄地区被中国军队歼灭了二万多人，是日军陆军史上最大的败仗。这使日本大本营恼羞成怒，决心以优势的陆、海、空军兵力攻占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意志。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决定内迁重庆，以重庆为陪都，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继续指挥全国军民抗战。
武汉骤然成为战时军事、政治中心。这座东临江淮平原；北靠大别山；南面有长江和洞庭湖；西面是大巴山、神农架和著名的长江三峡；长江和汉水从城区三镇通过；它也是中国铁路重镇，平汉路和粤汉路在此交会，是中国中部地区水陆交通的枢纽；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的武汉三镇，已经是这场大战攻防双方必争的目标了。
一场以武汉为中心的大会战，不可避免地由此展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打破日军作战企图，确立以武汉为中心，在有利地形上，牵制和消耗日军主力，以实现空间换时间的长期抗战的战略目标。
在此战略和战役作战思想的指导下，军委会调整和充实华中战区的兵力布置。
日军要进攻武汉，只能是以占领的华北和华东地区为依托，从华北、华东二个方向向武汉进攻。即，一路沿平汉铁路南下进攻武汉；一路从南京地区出发，沿长江两岸向西仰攻武汉；军事委员会为便于指挥，遂决定以长江为界，将中国军队分为南北两个大战场，分别设置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和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来指挥这二个战场的对日作战事宜。
江北战场，将中国军队主力配置在大别山西北面的信阳、商城地区和大别山以西的长江北岸一线，由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指挥二十三个军及其直属部队，约三十万兵力，抵御从华北南下，华东西进的日军华北派遣军五个主力师团及其直属部队。
江南战场，由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指挥二十七个军及其直属部队，约四十万兵力，配置于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沿线，抵御从华东西进，向上仰攻武汉的日军华中派遣军主力七个师团及直属部队。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中国空军，共有一百三十架各种作战飞机；加上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作战飞机九十架，总计二百二十架；
中国海军为第一、第二舰队约四十艘各种舰艇及陆战部队；
中国方面投入武汉保卫战的陆、海、空军总兵力约七十五万；
日军进攻武汉的陆军兵力为一二个陆军师团三二万兵力；计有坦克、装甲车二百辆和各式火炮三千多门；海军为侵华派遣舰队，计有各种舰艇一百二十多艘，包括排水量在一千吨以上的军舰“出云”号和“安宅”号；空军航空兵为三个飞行团及直属第一、第二、第三野战飞行队；计有各种作战飞机约五百架，其中轻、重轰炸机约二百架；
日本投入进攻武汉的陆、海、空军总兵力约三十五万。
中、日双方兵力对比为2：1；
日军的作战序列为：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小队。其军官的军衔分为将、佐、尉三级；每一级又分为大、中、少三等。
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编制，为师团下辖二个旅团；每个旅团下辖二个步兵联队；师团直属四个特种兵联队（注：一个炮兵联队、一个工兵联队、一个辎重兵联队、一个骑兵联队）；加上战车大队、通信队、卫生队及四个野战医院；一个陆军师团共有兵力为二点五万人至二点八万人。此外，一个陆军师团作战时，还能得到海空军力量的配合和加强。
在作战中，有时日军会视战役的规模调整兵力配备，将几个大队临时编成一个支队参加战斗。
中国的整体军事力量同日军相比，悬殊较大。日军一个陆军师团的兵力，相当于同期中国一个集团军兵力（注：一个集团军下辖二至三个军）。而且在武器装备，兵员素质上远胜中国军队。
中国的现代陆军，始创于1901年。当时满清政府鉴于在对日甲午战争中，中国陆军由于装备低劣而导致惨败，决意按照欧洲国家军队的模式，重新组建新式装备的陆军部队。清政府下令栽汰满族八旗兵和汉族绿营练勇，停止武科举，编练常备军。至1905年编成新式北洋军六镇，每镇一点二万兵力（师级建制）。至此以后，中国军队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按照欧式陆军要求进行训练，部队开始装备和使用以火药线堂枪和后膛炮为主要装备的武器。将大刀、长矛、弓箭从军队中淘汰。辛亥革命时，全国已编成现代陆军二十一镇。由于当时的中国没有统一的军事机关，各镇由各省督抚自行负责管理，这就为清政府跨台后，军阀统治埋下伏笔。
辛亥革命后，新式陆军成为军阀掌握的部队，开始为争夺地盘相互混战，规模开始逐步加大。抗战前，中国军队各地军阀实力较大的有：冯玉样的西北军（韩复榘、杨虎城、宋哲元属西北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阎锡山的晋军；李宗仁、白崇喜的桂军；陈济棠的粤军（19366年两广事件，陈济棠被打败后粤军归中央）；刘湘的川军以及龙云指挥的滇军等。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先后进行过二次较大的整军活动。特别是1935年进行的军队整编工作，为全面抗战作了很好的准备。
在当时，把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叫“中央军”，共有七十个师四十五万兵力。这些部队主要是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学生为骨干，组建的国民革命军。在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和给养物资供应，以及政治、军事素质及战斗力要比其他军阀控制的各部队要强。
1935年全面整编开始以后，各地按照新式陆军的编制序列进行整编。以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为基本单位；各军直接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以陆军师为战略作战基本单位，分为甲、乙两种编制。）
甲种师的编制为：师辖二个旅、每旅二个团；辖三个团的甲种师不设旅级单位；师部直属部（分）队有炮兵营、工兵营、通讯营、辎重兵营以及特务连、卫生队各一个。一个完整的陆军甲种师有一万一千人的编制；
乙种师也是二旅四团编制，只是师部直属部（分）队是连而不是营，正常的编制人数在八千人人；*（资料来源：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二章293页至300页）
整军开始以后，中国军队的编制和装备，开始按统一的标准进行改造。整军工作刚展开，七七事变骤然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被迫开展全面抗战，整军工作也被迫停止。各省军阀控制的军队的指挥权，还是在各地军阀控制之中。
中国军队长期以来，由于频繁的内战，部队的实力消耗巨大，加上各级军官为了吃空额，部队的人数，从来就只有正常编制的六至七成。
日军大本营认为：中国军队的中央军在“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中损失惨重，只要再集中优势的海陆空军主力，从华北和华东两个方向进攻武汉。对中国军队的中央军再给予致命一击，就可赢取战争的胜利。
为达成上述目的，进攻武汉的日军：
江北方面，以华北方面军的第二军为主力，从合肥向大别山北麓进攻。
江南方面，以华中派遣军的第十一军为主力，从九江地区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攻。
日军进攻的重点是在长江南岸。其战役企图是：以海军主力一百二十艘舰艇及海军陆战队沿长江溯江而上，从长江水路进攻，策应两岸日军从陆地进攻武汉。
为瘫痪中国的军事保障体系，配合陆军和海军作战。从1938年2月开始，日军空军航空兵团五百多架飞机，就对长江两岸，中国方面重要的桥梁、车站、码头、仓库、工厂、兵营和阵地进行大纵深的战略性轰炸。
同时，日军大本营为保障武汉作战的兵力、装备和军需供应，向侵华日军新增海陆空兵力四十万，增拔作战军费三十二点五亿日元。
南岸是日军进攻的重点的重点，是此次武汉会战的主战场。
为吸取“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教训。军委会决心，以守武汉而不决战武汉为最高作战指导原则。将中国军队主力配置在武汉外围，利用长江两岸的鄱阳湖、大别山作天然屏障，依托长江两岸自然形成的丘陵、湖泊、沼泽的有利地形，采取逐次抵抗，牵制和消耗日军。以粉碎其持续进攻能力，施行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
在此战略作战思想的指导下，江南战场的作战任务，就是以击破日军主力于鄱阳湖西岸及田家镇要塞以东地区为目标。中央军主力尽量争取灵活机动，在武汉外围与日军主力周旋四个月的时间，利用日军疲惫之时的有利态势，聚歼部分日军主力于南岸地区。
具体作战计划为：将江南战场的中央军主力分为左右两个兵团，以左兵团防守南浔线，并沿鄱阳湖沿岸配置兵力；以南昌为基地，防止日军进攻南昌及迂回长沙为作战目的；右兵团以确保九江及田家镇，沿长江构筑阵地，采取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为作战原则，防止日军由瑞昌西进，直趋岳阳、蒲沂、咸宁；二线后备兵团配置在武汉、长沙地区策应尔后作战。
军委会和江南战区长官司令部设置于武昌。
为使会战顺利进行，国民政府在武汉进行全民总动员，号召全国军民，海外侨胞为保卫大武汉，粉碎日军进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驻武汉三镇的国民政府各机关团体，如学校、厂矿、企业、医院、全城居民和重要物资分期分批一律撤退到重庆、昆明、宜昌、湖南、西安等地，进行坚辟清野。
在备战武汉的这个时期内，黄庆祥所在的这个团的川军官兵，隶属江南战区长官部教导队。在孙将军的领导下，充分利用战备执勤的空隙，总结二次对日作战的经验和教训，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技能。
随着战局的发展和战场形势的变化，孙副参谋长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为了督促战区各部做好应战准备，调整兵力部署，加强工事修筑，武器装备调配和战备物资运输及储备。经常需要到各部视察，由于军事委员会和战区长官部都在武汉办公，警卫任务繁重。于是，孙副参谋长抽调唐排长到其身边担任中尉副官。并由唐排长在一团官兵里，选调六位精明强悍的士兵组成一个警卫班，负责将军的警卫工作。
黄庆祥他们这些川军士兵自从进了教导队，经过严格训练，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李连长和唐排长都非常欣赏黄庆祥在战斗中的表现，在连队进行调整和补充时，将黄庆祥由上等兵直接提拔为中士班长。这次唐排长调去孙副参谋长身边做副官，便同李连长商量，要将黄庆祥这个班，调去做孙将军的警卫班，跟随其到孙将军身边工作。对于在三连选派士兵去孙将军身边，李连长自然是很高兴的。当下就在连队其他班排，抽调三名各方面素质都不错的士兵，到黄庆祥所在的班，替换原来的几位士兵。
黄庆祥带着万顺发、高万林和其他三名士兵，随唐排长到战区长官部报到，长官部森严的等级和严格的警卫气氛，让黄庆祥等人感到紧张。长官部副官处的一位军官，给唐排长交待任务时说：“你们在编制上属副官处，今后的日常管理由副官处负责安排。”
负责孙副参谋长的这个小组，是由六个警卫员，一个司机，加上唐朝共八人，接替原来的警卫员和副官，全面负责孙副参谋长的警卫工作和日常勤务。
警卫班的日常军需供应由副官处负责。唐朝在办理完各种手续后，便带着黄庆祥和万顺发他们六人，去孙副参谋长的办公室，向将军报到。
孙副参谋长见唐朝带来的六位警卫员，个个身材高大，而且都是经过实战的老兵，很是满意。听完唐朝介绍每个警卫员的情况后，将军高兴地说：“由唐朝带领你们这些四川子弟做警卫工作，我很放心。夫人见到后也会很高兴。”并让唐排长带黄庆祥他们去东湖路的家中，见将军的夫人。
孙将军的家在武昌城东湖路，是临近东湖边的一个四合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