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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这也是一种风俗么？郭秘书说，淮河的灾汛素来称作“七下八上”，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是洪灾密集期，头天夜里好端端的满天星斗，凉风习习的，让你头一碰枕头，就能睡个死沉死沉的“阎王觉”。可一夜睡过，说不准就没头没脑的大水已毁了龙王庙，就有人眼皮子没揉松就被淹死了，村民精着呢，一般赶在六月份把育肥了一年的禽畜，鸡呀、猪啊的，都宰了下酒，免得鸡汤没炖香，灾难就扑进门了。正阳关一带把这个叫作“打牙祭”。平日里灰土土脸的瘫子村人这一段都养了个红滋滋的腰壮，小伙儿赶在这一阵子去女家提亲，让女方父母落了个锅盈钵满的好想头。
我们又抽着烟在村口瞎转悠，感觉村民们晚饭该撤碗了，就赶紧跨进了第一户，村民梅二锅子家。郭秘书敛起一路的笑脸进了另一户。
门是敞着的，一踏上门坎，我的头皮就开始发硬，一些词儿已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倒腾了几十遍了。我问：“二锅哥在屋吗？”
屋内有一股子汗臭夹杂着腌酸菜或是木质发霉的刺鼻气息，这股怪味一下子扑进我的鼻中。我本能地想，那六月炖母鸡的浓香也未必能盖过这种气味吧。
“在呀在呀，是陈干部吧？”后来我才知道了一个习惯，这一带村民把城市来的人无一例外地唤作“干部”。
他其实是从我身边的暗处猛地站起来的，唬了我一跳。一盏忽闪忽闪的豆油灯只照亮了巴掌大的一块油污桌面。我侧过头看他时，这个满脸短胡碴的四十多岁的汉子，却眼神躲闪地低了低头：“在等你呢陈干部，知道你是省城来的呢。虎子早来招呼过了。”他说完就兀自在原来的长凳上坐下来。
我说：“二锅哥，那就好，我本就不是吃乡里饭的，其实就是来跟你唠唠家常”。
我坐了长凳的另一端。在我后来的多次回忆中，总觉得那天的情景有些怪异，西装革履的我和穿肮脏羊皮袄、腰间系根麻绳子的二锅，坐在一条吱吱呀呀响着的长凳的两端，两个多少都有点木讷的男人，多数时刻是在欲语无措地发呆，冷不丁又在昏暗油灯下冒出一句。隔着回忆的悲悯雾气往回看，这两个人，两个陌生者，倒仿佛是都市街心花园的一个怪诞雕塑。空心的。雕塑旁的交谈不能等同于雕塑的交谈。你眼见的泡沫也不等同于泡沫自身。呵呵，呵呵。
我说：“二锅，我也不算瘫子村的外人，我是梅红的熟人呢。”他侧脸看了我一眼。我说你得给我掏掏心窝子，为啥村里人都不愿撤到大堤后面去，我思前想后怎么也想不通哦，明摆着的好事，咋都躲着呢？我真是纳闷得慌。
他并不搭话，只是叹口气说：“小红妹子挺出息呢”。过了半晌，他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起身倒了一杯水给我，说，咱瘫子头的水就是甜，我每次赶集时都喝不惯镇上的水，喝过就泻，涩。
我说：“二锅，你憋不出个说法，我是没法子回去交差的”。
二锅这才转头正面迎着脸说：“其实咱也不是个憨子，咱有一肚子的苦话，就怕你不中听。你要不嫌脏，就到里屋来瞅瞅。今天为等你来叙叙话，我把娘门闺女全撵走了呢”。
二锅捧着油灯带我入了他的里屋，他指着一张宽大的旧床，说：“你瞧瞧这张床！”。
虽然已是饱受了烟熏火燎般的陈旧破败，但这张床原有的精美仍没法子遮蔽住。床架子异常宽大，床盖的四角分别刻着春燕、夏荷、秋雁和冬梅四种图案。我举着油灯，凑近了细致地看，这显然不是一般匠人的刀功，刻法流畅，线条鲜活，木质挺硬，像是花梨木一类。床头的部位嵌着一块一尺多长的石块，一摸则冰透指骨，原来是块凉脑的石膏。床身有多处裂痕和被撞击的窝点。这张床有一种盖不住的奢侈劲头，摆在黄泥垒就的墙壁间，倒如同一个穿着破袄的书生坐在一群穿着破袄的乞丐中间，给人一种貌合神离的感觉。或者像一只体衰牙脱的公狗，站在一群泥塑的假狗中间。我是说，有灵魂的东西总是奢侈的。
见我一脸的诧异，二锅便说：“瞧出了啥名堂了呗？我不是请你看床座子，是请你瞅瞅这四个床脚”。我连忙端着油灯往下瞧，原来四个床脚牢牢嵌入在四根入地的石柱子中，榫头卡着石柱的深槽里，我用力去撼了撼，床却不动分毫。
二锅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爹在世时常讲，清咸丰头年曾祖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祖父。祖父也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爹。爹在这张床上生下我。我也在这张床上生下我的儿子。我是个粗人，可我也清楚这是咱梅家的血脉、梅家的魂啊。算命先生讲了，那一天要是这张床毁了，我家的魂魄也就断了。我祖父时挖地埋下这四根石柱拴住了床脚，我算来算去，七十多场大洪水过去了，墙倒屋塌了五十多次，可这张床可以说是纹丝没动哦。现在乡里搞什么规划要搬村子，你想想我会砸掉这四根柱子把床移走？呸，除非我死了。”
我站在这张床边，久久缓不过神来。直到二锅端着另一盏油灯进来，我才发现我心中的灯早就油尽而灭了。
多年后，我在桐城县跟我母亲聊起梅二锅子家的床时，母亲说，我们陈家也曾有一张差不多版式的木床，紫檀的，传承了七、八代，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天国鏖战安庆府时，一些趁火打劫的盗匪执火烧村，我们家的那张无法扛在肩上逃亡的床可能被烧掉了。但也有另外的说法，一天，母亲长泪涟涟地告诉我，昨夜祖父托梦给她，说那张床被曾国藩的一位属下抢走并运至洞庭乡村的一个郭姓人生。依然有人在用。只是现在睡这张床的人命薄如纸，又是一名盗贼投胎，再睡下去，寿难正寝。母亲说得有鼻子有眼，细枝末节也纤毫毕现，我当场允诺要去弄回这张床，以慰藉泉下有慧的祖先，但终未践行。母亲还说，一旦儿子结婚，父母自然就会让出床来了。母亲甚至跟我耳语了我们家族史上的一个秘密，新婚夜，初次媾合时，女人须将处女破膜之血涂于床尾的一块白石板上，第二天清晨，家中老人要来确认这块血迹，至于从这血迹上究竟辩出了什么，母亲便语焉不详了。我猜二锅家的床上也一定藏着他无从考据的秘密，或是被过多过猛的洪灾抹掉了。或是早被可悲地遗忘。
从二锅家出来时，我发觉他家的大门门后无栓，门前无锁，二锅说瘫子村户户如此，也从未听过什么遭偷遭盗的事儿。
接下来的一户是梅少忠。他本是村中的孤儿，五岁时父母在一场洪灾中失踪了，麻三叔把他安顿在祠堂的边厢房里，靠全村东一餐西一顿地接济着过日子，自小吃的便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衲，少忠倒也争气，十三岁就独垦了外河滩的一块狼不扎窝的荒洼地。那天冬天，他带着被铁锹柄磨得血肉模糊的双手去见麻三叔，七姑一把搂住他，眼圈一酸就哭开了。梅红那年刚四岁，见母亲号啕起来也跟着哭。第二年少忠收的麦子，盖过了村里的许多户，大家都说这娃真出息，又都说他心硬，那么苦也没逼下一颗泪瓣子。麻三叔又作主，将村东头梅朱氏１６岁的侄女许配给他做了堂客，惊蜇日那天在祠堂下的聘礼，一村人东凑砖头西凑瓢地帮他建了两间草屋，从此，算是立了门户。
我跨进门时，少忠媳妇正给不足半岁的娃子喂奶，垂着半边硕大的奶子也不避生，倒是少忠嫌她晦，咬着耳朵半天哄她进了里屋。她一边避一边嘟囔：公驴，公驴。
谈到搬村的事，少忠的一番见解真让我哭笑不得。他说：“我命苦，不识字，但规划图我可是瞅细致了。那新房看着倒是眼馋，搁电视接电话的小处儿都算计周全了，当时老觉着不对滋味。回心一琢磨，坏了，储粮食的地方一点也没留，你说咱一家一年余粮一两万斤呢，这可是命根子啊，这是哪个龟孙子设计的呢？难道麦子敞着烂掉不成。最要命地一点还是我媳妇瞅出来的，你说这连体楼，左右各一家，一层水泥板墙是共用的，到底算谁的呢？这磨擦还能免得了！假如他堵气拆了这堵墙，我岂不是悬空了？闹起来咋收拾呢！”
按我的推测，少忠并非没动过搬迁的心眼儿，否则他不会将新镇规划瞅得那么透。我安慰他说，我住城里三十多年了，也没撞上他操心的那茬子稀罕事。他说，要是吵急了谁讲得准哟，我要是在城市住一楼，与二楼的户较上死理了，难保我不拆一层让他垮掉。我目瞪口呆地瞅着他。少忠洋洋得意地咂着厚嘴唇。像底层的楼板舔着二层的楼板。
把娃哄睡了的少忠媳妇也出来了。说：大兄弟，我知道你是来讨个准话的，我们也不能让你犯难。我家少忠一切都听麻三叔使唤，麻三叔说搬，我们就绝不耍那个孬。说实在的，搬家对我们是再简单不过的差事了，把家掏空了就不值几个铜板，往筐子里一丢就拎走了。但麻三叔要是不搬，大兄弟你就白费口水了，我们这两根苦藤藤是死是活就缠在麻三叔这棵老脖子树上了。
跨进梅子孝家时，已快子夜时分了，可第一眼我的倦意就被惊跑了大半。后来许多人告诉我，子孝是瘫子村所有房屋的设计者和风水师，其实那天一见他，我就犯了怵。７９岁的梅子孝除了奇长的眉毛是纯白的以外，头发、耳窝和手丫间的毛发却全是黑的，这种黑有着与他的年龄不相匹配的光泽，在蜡光下也分明能察觉到这一点反常。一副传说中的仙风道骨模样。据说，梅子孝的父亲本是瘫子村的大地主，外河滩九千多亩地全是他的私产，１９４２年的一场豪赌让他输了个精光。梅子孝至今仍珍存着当年旺族公子那种落魄的奢劲，比如，在靠着粪桶农俱的旧书柜上，还摆放着不少线装古书，虽然不常读，但书上的灰尘倒是时时拂试。再比如，他干农活时总不忘戴个白纱的破手套。因早年教过私塾，村里人都管他叫梅先生，梅红就是跟他读的《三字经》和《离骚》。梅红说，子孝叔有一种怪怪的威严，他没事时常守在村口，堵截放学的娃，教他们念叽哩呱啦的古文。娃们怕念，又不敢不念，许多人都躲着他，绕别的田埂回家。梅红说，因为子孝叔的怪，村里祠堂倒是年龄小几岁的我爹主事儿。只有在祭神拜祖弄不清老规矩时，才有人去找子孝叔。
坐在他的对面，我的心里打鼓，脚底发痒。我心里盘算道，这个完全不能算个农民的怪老头会不会让我手足无措、丑相百出呢。
果然我没逃过梅子孝那一夜的滔滔口舌。不过，从他用一个青花缠枝图案的旧杯子给我沏茶的那一刻，我的心倒静了下来。我一下子把自已短暂丢失了的身份拽了回来，我想起了我是姜斯年教授的学生，听梅子孝侃侃，或许还是一种不可多得的机缘呢。梅子孝，也许已是瘫子村唯一有闲心品茶的人了。多年来，我一直刻意回避与别人长时间的交谈，我喜欢一个人枯坐，悠哉游哉地独自把内心的暗斑、霉点之类，统统扒出来看看，再藏回心里去。我愿意和别人保持着一种浅尝辄止的交往。我喜欢穿浅底的布鞋。我找不到一双因合脚才会舒坦、因成双才有意义的布鞋。我能因为走新路就换新鞋么？我能为每一条路准备一双鞋么？或者，当路难行，鞋就一定累脚。我想，我最怵的就是梅子孝这种人吧。
偏偏梅子孝舌根子下的这场洪水，从一个我绝料不到的地方决口了。他异常和蔼地说：我给你相个面吧，从你一跨入门槛，我就喜欢上了你的敦厚君子相，适宜过官府的生计呀。他说：“我习惯以相取人，肿眼泡配吊角眉的男人、高额骨配水蛇腰的男人，我是绝不会跟他们打交道的”。谢天谢地，我没生就这样一副尊容。
我说，小时母亲请一个瞎子给我算过命。在我们家乡叫“称命”，意思是称一称你的命有多重，瞎子说我顶多只能做个县府的幕僚，呵呵，弄得母亲对我一下子没有了奢望。
梅子孝说：“嗨，尽瞎说，做幕僚？你可不是那种奴才的命哦”。
我说：“你这话可说错时节了，现在啥时节，哪儿还剩下什么奴才命呢？再苦的农户，不管地肥地瘠，好歹能做自已那一亩三分薄地的主吧。”
梅子孝说：“奴才没了奴性在呀。说句最难听的话，算来算去，奴性最重的还就算你们公门中的人。自古农民苦，可奴性并不重啊，尤其是咱淮河湾一带的农民，历史上起义造反的属这一块的多，战端祸事连天遍野地烧，奴性重的人还敢造反？”他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瓷瓶，吮个嘴就一口一口地呷了起来。我以姜斯年教授有限的谈话伎俩，顺势牵引着话题说，封建时代的造反也好，敲着“凤阳花鼓”讨饭也好，还不都是让饥饿给逼的，照理说，避灾逃难是人的天性啊，为何咱瘫子村的百姓就不愿从洪水窝里后撤个七百米，上岸过个安乐日子呢。
梅子孝斜个眼梢，并不急着接我的话，只问：“你瞅到了瘫子村房屋的特殊之处了吗？”
我说我眼拙，看不太清爽。其实，这是瞎说。我踏入瘫子村的第一眼，就察觉到了全村构建的不同凡响：在密植的柳树圈的第一道屏障之后，村中所有房屋都是背西面东，朝向西北洪水上游的后墙，都是清一色的拱弧形，且不开一个门窗。听说这样的墙体是由黏性极强的黄泥筑成，一般有三尺多厚，黄泥中掺进了一些糯米和煤渣，垒墙时用重碾慢慢夯实，往往一堵墙要夯一个月的时间。我在凤阳县时，曾目睹过淮河的汉子夯墙，一排精壮的劳力并列站着，两人抬一个碾子，一下一下缓缓地夯着，口中还唤着低沉又齐整的号子。妇女们坐在太阳底下扎堆儿纳鞋底，不时咬耳朵说些大荤大腥的玩笑话，有时嘻笑得滚作了一团。但夯墙的汉子们却仿佛丝毫不受侵扰，兀自有节奏地夯着，仿佛在行一个虔诚的仪式。在这般夯起的墙外，村子四面还筑着一条矮而厚实的土堤，一米多高，环村一周，据称是为了减缓洪水底层潜流对屋基的冲击。
想起了姜斯年教授对瘫子村选址的一些疑问，我便问梅子孝：“这沿淮一带重风水，究竟什么是风水呢？”
他沉吟半晌，反问道：“你说一个人的小脚趾，跟他的脊梁骨子有什么关系吗？”
我奇怪地说道：“老爷子，你啥意思？这哪儿扯得上边呢？”。梅子孝却异常认真地说：“在风水先生的法眼里，这些旁人看来不沾边的事儿，那些死的和活的、阳界的和阴界的，却是一个活的整体呀。有些东西我是照葫芦画瓢地按祖上传下的规矩做，比如每次建新屋时都要朝河中撒盐，为啥这样做呢，我也不懂”。
他又叹口气道：“也是我们这些后人不争气，许多奥术失传了，比如占星术，测灾是最灵的，可惜已完全毁了”。
梅子孝说：“咱瘫子村根本不怕急涨急消的洪水，只怕耐子性子慢涨慢退的潮水，耗上两个月全村，就泡毁了，说句狂话，自１９６４年我主持建房以来，瘫子村虽然断过几条胳膊几条腿，但没丢过一条命啊。这灾那灾，说透了，人要是找不到抗灾的法子才是真灾呀。跟天斗跟地斗，跟灾斗，是我梅子孝这辈子最大的快乐。要没了灾，我梅子孝快八十岁了还活得这么硬朗？我要这样对农民说，他们肯定骂我是疯子傻子，但跟你说，你能听懂。”
我说：“子孝叔，你可千万别瞎抬举我哦。瘫子村这钵子酱，我真的是没品出啥味道呢？”
梅子孝嘴中酒气渐渐浓了起来。我闻得出这是沿淮一带著名的自酿高梁酒“刀子烧”，这种酒并不容易醉人，淮河边上有种说法，酿刀子烧的第一撮高梁，要揣在一个没开花的姑娘两乳间焐三天，所以这酒含着一股子绵绵的幽香，所以男人爱喝。沿淮的农民往往逢婚丧“红白喜”时都抱着大陶罐朝嗓子眼猛灌，像梅子孝这样细呷慢吞的却不多见。呷了半晌，他突然把瓷瓶递给我说，你也来一口吧。我说，我从不饮酒的，来一口就天旋地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