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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我，我知道这话我不该说……小杰死了，胡四跑了，白粉，口子很乱……”阎坤喘气的时候，杨远很激动，严盾那是为我好，关你屁事？少他妈来这套，我还没死！谁在这里面干了什么糟烂事儿，我一个也不饶他……阎坤说，严盾这次算是立功了，你也行啊，有自首情节啊……快，有什么话赶紧说，过两天我去集中号……我听见“啪”的一声脆响，接着阎坤就带了哭腔：“远哥，你千万别误会我，刚才我就是发发牢骚，前面说的可全是实话啊，”阎坤憋得脸通红，声音像是被砂纸拉过，“远哥，请你相信我，该怎么做我有数，我阎坤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杨远把手松开，回头瞟了我一眼：“呵呵，我们哥儿俩在开玩笑呢，走吧。”
“哈哈哈，老阎是个屎人！”一出门，杨远的声音又高了起来。
“完了没有？”管理员在那头诈唬上了。
“完了，完了。”杨远哗啦哗啦地挪出来，两手直接套上了我的脖子。
关号门的时候，管理员推了杨远一把：“我可告诉你，少欺负人家阎坤。”
杨远笑了：“我敢欺负他？他是我爷爷。”
坐下喘了一口气，杨远吩咐我：“看着人。”
我靠到窥视孔，轻轻拉开挡板，管理员已经走了，走廊上空无一人，死一般寂静。
杨远把身子背着我，我听见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他好像在打开一张纸。
过了一会儿，杨远长叹了一声：“唉，怎么会是这样呢？人哪。”
“好了，过来坐着，我的好兄弟。”杨远的神态恢复了正常，哗啦了两下手铐，招呼我。
“远哥，刚才我很紧张。”我拉上窥视孔的挡板，按着胸口坐到了他的对面。
“你紧张什么？”杨远用火柴把手里的纸条点燃了，簌簌地抖动着蓝色的火苗，“这里有你什么事儿吗？”
是啊，关我什么事儿？我尴尬地笑了笑：“远哥，我看见你打了阎坤。”
杨远哧了一下鼻子：“那叫打？你没看见他打我呢，”说着撸起上衣，露出肚皮，“看看这是什么？”
我赫然看见他的肚皮上有一条长长的，像小蛇一样的伤疤。
“看见了吧？这才是真正的挨打呢，”杨远凄然一笑，“你老阎哥哥干的，呵。”
“拿铡刀砍的？”伤疤那么长，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铡刀、大刀片什么的长家伙。
“比那个厉害，你知道三八军刺吗？是用那个捅的。”
我忍不住想扒拉开他的衣服看个究竟，杨远用手背挡开我，摇头笑了：“哈，阎八这个混蛋。”
阎坤好像在那边听见了，嘿嘿笑了起来：“远哥，骂人可不厚道啊。”
杨远没有搭理他，点了一根烟冲我笑笑：“兄弟，咱们接着讲咱的故事？”
窗外有一轮暗淡的月亮，模糊的几个星星，看不分明。
武警拉开了灯，屋里的灯光让后窗的那方天空变得漆黑一团。
在集中号里呆足了十天，段所把我提到了值班室，那里坐着几个我不认识的人。这些人告诉我，因为我的刑期短，加上看守所需要人手，让我在看守所里服刑就是平常人说的劳动号。那时候我很麻木，在哪里都行啊，我自己又说了不算。劳动号在看守所前门的一间平房里，我去的时候铁门是敞开的，里面很整洁，像工厂里的职工宿舍。放下铺盖，段所把我领到了伙房。伙房里，几个穿号服的人正在用一根水管冲一个大池子里的土豆。看来这是让我在伙房里干活了，我很高兴，这可是个好活儿，起码能吃饱饭了。本以为我能干个“厨师”什么的，可领到的活儿却是送水。后来我知道，以前送水的那个人到期走了，临时抓了我这个“壮丁”，因为那天我恰好应该去少管所服刑了。
送水可不是个好活计，整个看守所前后三个走廊，每个走廊又分南北两处，每处有二十几间号子。一趟水送下来，人整个就散了架子，连饭都不想吃，躺在院里的长椅子上直喘气，像一条搁了浅的鱼。好在活儿少，一天两次。
晚上回到号子，大家都无精打采的，没有人说话，好像人人都是哑巴。这让我感觉很不舒坦，觉得自己是被关在了一座坟墓里。坟墓应该没有声音吧？可也不尽然，这里也有一丝活人的气息，那就是偶尔会出现一种暧昧的声响，这声响来自马桶边，是一个叫老贾的盗窃犯在那里放屁，声音很尖、很细，很讲究发音。
初次听到这种天籁之音，我很不习惯，总想告戒他：大哥，你就痛快点儿亮一把嗓子吧，别不好意思。可大家对老贾的屁似乎习以为常，听到声音就各自转过头去，叹一口气。老贾的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尴尬的表情，只是在大家齐声叹气的时候，会打一个响亮的嗝，我怀疑他这是在掩饰放屁的声音。不光我们这里沉闷，整个看守所在夜里都没有一丝声响，像死了一样。我知道，夜是一样的夜，可是一堵大墙，让里面和外面的人有了不同的感觉。
或许是因为第一次正式加入劳改犯的行列，那一夜我没有睡着，老是想事儿，一会儿是我爹，一会儿是我弟弟，一会儿是我横行在街头，一会儿是漫天飞溅的鲜血……天快要亮了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当了警察，押着小广走在宽阔的街道上，小广在咧着嗓子唱歌：啊战友，你乔装改扮深入敌后去战斗……我用枪顶着他的脑袋，阔步向前，脑袋仰得高高的。梦境反复出现，我都烦了，感觉自己很吃亏，这个混蛋凭什么往我的梦里出溜？
第二天刚送完了一趟水，段所就来喊我：“杨远，你爹看你来了。”
我爹蹲在值班室门口，像一堆破布。
我的眼睛一下子就模糊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爹好像不认识我了，他就那样用一个僵硬的姿势傻蹲着，仰着脸看我：“儿子，你咋了？”
我扑通跪下了，我想说声对不起，结果说出来的竟然是这么一声：“你来干什么？”
我爹说：“我来看看你。”
我说：“你回去吧，我能照顾我自己。”
我爹在笑，笑容里甚至带有一丝腼腆，他小心翼翼地把一个小包裹递给我。我打开一看，里面什么都有：牙膏、牙刷、毛巾……还有旱烟、茶叶什么的。我抓起包裹扭头跑回了伙房，我的心难受得像刀割一样。我趴在长条椅子上，一个劲地哭，段所拉着我爹过来了，我爹就这样呆呆地看我，他的笑像哭，他好像找不出来应该说什么话。段所说，老杨，别自责，孩子还小，不懂事儿，接受几年教育就好了，你安慰他几句就可以回去了。我爹望着我直点头，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你弟弟挺好的。”说完便不笑了，把手搓得沙沙响。
我把在号子里用棉花和布条给我弟弟做的一个小狗熊从怀里掏出来，递给我爹，转身就去拉我的水车。
我爹走了，一步三回头。看着他的背影，我猛然发现，他老了，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沧桑的老人。
第五章 我曾经是个好孩子
好像是在1971年，我上学了。我爹尽管一只眼睛瞎了，但这并不妨碍他教书，他还是在我们村里的小学教高年级语文，整天乐呵呵的。不知道因为什么，他经常在夜里被人叫出去开会，回来的时候身上满是泥土和灰尘，脸也灰蒙蒙的。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因为我爹写过一篇类似论文的文章，那里面有几个句子对目前的教育状况过于“热情”，他是去接受大家的批判的。
他回家以后，一般是下半夜了。我爹很爱干净，一进门就把衣服仔细地抖搂一遍，再用一把毛刷子一下一下地刷他的衣服，直到衣服上没了一点儿污垢，才小心翼翼地挂到墙上，然后打上一盆水洗脸，他洗得很慢，一丝不苟。洗完了脸，就把用胶布缠着腿儿的眼镜重新戴上，过来附下身子轻轻地亲吻我弟弟的脸，如果我还没睡，他会给我掖好被子，瞪着那只明亮的眼睛说：“睡觉，明天还得上学，学习不好我可不依你。”一般他在炕沿上坐上一阵以后，会去墙根摘下那把闪着油光的二胡，坐在外屋，拉出一段忧伤的曲子。
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考试成绩在班里经常是第一名。
这让我爹很高兴，时常奖励我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满院子溜达。
那时候，我弟弟会像一只小鸭子那样，呱呱地跟在我们后面跳高。
有时候我爹还会唱上两句戏词，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大概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爹调走了，去了公社里的教育组。去了教育组就不教学了，好像是负责培训全公社的语文教师。我爹很高兴，每天清早起床，给我们做上饭，再挨个儿地摸一把我俩的脑袋，吹着口哨就走了。因为公社离我们村有七八里的路程，没几天教育组就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
那是一辆崭新的、泛着瓦亮漆光的大金鹿车子。我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卷塑料带，忙碌了大半天，将车子缠得花花绿绿，像一只硕大的蚂蚱。然后就将我和弟弟俩一个在大梁上，一个在后座上安顿好了，嗖地一声上了大路。一家三口很兴奋，满大街地诈唬，我爹唱：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我唱，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啊，身背小竹篮我弟弟也唱，啊呀、啊呀、啊啊呀……那时候，我们一家幸福极了。我爹晚上也不用去开会了，人们又开始喊他杨老师了，杨老师吃了吗？杨老师真快活。
我爹在我家院子里开辟了一个菜园，靠东面种了一些向日葵，靠西面种了各色蔬菜。春天和夏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飞舞着的蝴蝶，还有蜜蜂什么的，当然了，也有苍蝇，一般是绿脑袋的那种，它们嗡嗡嘤嘤地在那里追逐、嬉闹。我跟我弟弟还能在墙根的花草间捉到不少蚂蚱。我爹给我弟弟捉了一只麻雀，这只麻雀让我们喂养得像一个矜持又高贵的财主，除了那种叫“双母夹”的蚂蚱，它一概不吃，最后就那么把自己给娇惯死了。小鸟儿死了，我弟弟哭得一塌糊涂，把院子里的土蹬得像扬场，我爹也不管，坐在自己做的竹子躺椅上，眯着单眼笑。
那一年秋天，我终于加入了少先队那时候叫红小兵。我爹下班回家一看，他儿子的脖子上挂着红彤彤的红领巾，竟然忘了支好他心爱的车子，蹲在地上就哭了，自行车的后轮嗖嗖地转，甩出一圈尘土。他说，儿子，咱们也是“红五类”了，你是革命的接班人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哭，心里很别扭，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该哭的时候你不哭，不该哭的时候你胡咧咧什么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我爹喝酒了，他很能喝，喝了一瓶白酒，是六十五度的那种，然后又给我三毛钱让我去合作社买了一瓶啤酒，他说他要过年。最后，他又拉上了二胡，曲调悠扬。
年底的一天，我爹领回来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这个女人一进门就摸我的脸，用一口软软的普通话对我说：“好孩子，叫阿姨。”
我不知道阿姨是什么意思，我们那里一般管上一辈的女人叫姑姑、婶子什么的，我没叫。
我爹戳了我一指头：“快叫，这是你周阿姨。”
我扭身跑了出去，我不太喜欢他，我预感到这个女人跟我爹之间有点儿什么事情。
从此，那个女人就经常到我们家里来，来的时候会给我们带很多好吃的东西。
过年那天，这个女人就住在了我们家。我爹告诉我说，从今往后周阿姨就是你们的妈了，我跟他结婚了。
我弟弟大呼小叫地喊她妈，我就出去了，冒着凛冽的寒风，我去了我亲妈的坟头。
我在我妈的坟头上说话的时候，四周响起了爆竹声，我像是被这个爆竹声做成的旋涡给淹没了。
因为我不喊周阿姨妈，我爹很恼火，经常拧着我的耳朵说我不懂事。那时候，我很拗，不管我爹怎么逼我，我硬是不满足他的要求。周阿姨倒是不管那一套，依旧对我和弟弟很好，好吃的都留给我们，甚至晚上非要搂着我俩睡觉不可。时间长了，我爹就把事情告诉我了，他说周阿姨是公社修配厂里的工人，娘家是城里人。因为她家的成分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后来组织上觉得她跟我爹挺般配，就给他们牵了个线。一开始我爹不同意，觉得自己配不上她，可是周阿姨看上我爹了，她说我爹拉扯着两个孩子不容易，心眼儿又好，死活要嫁给我爹。我爹说，你不会是可怜我吧？周阿姨就开始抹眼泪了，我爹明白了她的意思，人家觉得我爹好是一方面，主要是她在这里没有什么依靠，将就我爹这个条件，两个人正合适。我爹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只眼睛一直恍惚着，似乎有很多话要从那里对我说出来。
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啊。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这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几声“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
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地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回过头去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乎乎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儿什么。
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蹲下身子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垃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
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
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
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从此我爹就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
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风一吹就一晃一晃地动，阳光一照仿佛都透明。我爹边烧纸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风刮起黑色的纸灰，像一群蝴蝶绕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是有一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