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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放在曾经同样饱受日本摧残的韩国，情况将会是怎样？李成延的“慰安妇写真事件”作出了回答。这次事件激起的韩国人的怒火，足以让一切胆敢朝一个民族的伤口再加一把盐的有心无心、有知无知的“败类”胆寒。可能中国人永远也体会不到那是一种怎样的因耻辱而激起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达至偏执的热爱。很快李成延便跪着谢罪，请求宽恕，在韩国其“星途”亦有可能彻底葬送。相关娱乐公司负责人当场削发下跪向国民谢罪。发表有同情言论的议员被迫辞职，成为永难洗掉的政治污点。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无原则地宽恕一个深深伤害过自己的人了。而在这种看似美德的“国民性”背后，可以看出冷漠、猥琐和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当别的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一分不少地要日本偿付战争赔偿时，受害最深的中国却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一次次地表示友好和示弱，“以德服人”的后果却是遭到一次次毫不客气的羞辱。正因为缺乏对民族和国家负责，才会出现从“何智丽”到“小山智丽”的蜕变。也正因为如此，当韩国人拒买日货，并在经济危机中自发地“献金爱国运动”时，中国女人正以嫁给日本人为荣，正以用上日货来作为自己高档次的身份的表征。在这些表象背后，是不同的精神生态所导致的对待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努力的分野。这种不同的精神生态使中国与韩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迅速区别开来，无论在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政治文明、文化观念上，韩国都远远地将中国甩在了后面。
一个曾经是中国附属国的国家，一个在朝鲜战争中其青年被志愿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国家，一个崇奉儒家文化并曾经对中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民族，一个用汉字的民族，一个在几十年前还和中国一样贫穷落后的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竟然奇迹般地跃升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转而成为中国发展的榜样。面对这种奇迹，我们不由得想问：中国人比韩国人缺少了什么？
青年作家张宏杰力图对此作出回答。他的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就是这种回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他似乎想纠正一下国人的思维偏见：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与中国非常相似的韩国无疑是一个更为现实的榜样。无论如何，韩国的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起飞前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中国没有多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可以移植，却不一定能得到文化环境的养料的滋养。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现实经验。张宏杰由此从“国民性”比较，中韩两国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民族主义思潮在两国的不同表现和命运，韩国的反腐之路对中国的启示，中韩两国的教育比较，韩国怎么解决农村问题，以及中韩面对有争议的领土的不同态度进行了研究。这种分析框架虽然不够全面，但已足以把问题反映出来并对答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在张宏杰的笔下，优美的叙述背后是触目惊心的对比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
恰恰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多么的相似，以至韩国就像是一个复制过去的小型的中国；也恰恰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事情几乎已经被韩国所遭遇，所以它的发展经验为中国的学习借鉴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这种视角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的相似超过了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覆盖圈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信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其古制近乎一种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但也恰恰是因为对这种未遭到多大的政治玷污和经济解构的传统的坚持，韩国人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平。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倒在大街上，那么围观上来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的看客，而在韩国则只可能是施救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的“破四旧”，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虽然仍然有“新儒家”在苦苦支撑，但传统文化可以说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无信仰而逐实利的中国人自然也随着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起舞。这使得中国成为一盘散沙，就像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团体，人人各怀鬼胎。诚信和社会公德，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缺失影响到了反腐、教育、“三农”等问题，并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雪上加霜。
韩国的成功模式是西方民主政体、经济制度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这点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恰恰相反，儒家文化已支离破碎，而西方民主政体尚无踪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在极权政治的介入下，权力资本粉碎了经济民主的可能。因此，腐败除了人的道德素质外，制度承担了主要的责任，而民主政治的缺失正是中国的不幸。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双重缺失的背景中，对一个国家发展基础的忽视给中国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建立在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群的“群集”上，而中国在“义务教育”口号下出现的“希望工程”和官员巨额的吃喝花销以及贪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教育产业化”中，对社会上层的结构的变相垄断更导致中国社会结构更深一层的断裂。而反观韩国解决农村问题的举措，我们确实应该羞愧。我们对特权思想的崇奉，对社会不公的容忍令人吃惊。当韩国的农村问题尚不构成一个大的问题时，它立即启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使城乡之间缩小到可以忍受的差距。而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榨吸即使积累到孕育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仍然无法阻止它的惯性。
因此，如果要问我们比韩国缺少什么，那么我们缺少很多，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我们比他们更缺少血性。我们没有他们敬业。在他们面前，我们简直没有社会公德。他们比我们更有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在张宏杰的笔下，从厕所也能看出问题：当我们的厕所正恶臭熏天时，他们已经让厕所干干净净，甚至香气扑鼻。从一个厕所固然不能说就反映一切，但它毕竟可以折射出许多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时，我们必须承认，宇宙已经巨变，许多曾经存在的东西都已经灰飞烟灭。当一个世纪前韩国人看到中国的厕所都要赞美一通而现在的中国人看到韩国厕所同样如法炮制时，时空和对象已经移位。这个时候，学习，既不自卑也不盲目崇拜是最为理性的。自负只是一种意淫，自卑则是一种自毁。当韩人都要“抢注”端午节时，我们怎么还能醉眼朦胧，不辨东西呢？我们只能搜寻一下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打落了什么东西，而又该学习什么东西。而这本书也正如作者所说，其“借鉴”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550508 福泉市贵州宏福总公司牛场生活区23号楼 石求阳）
一本惊心动魄的书
蓝领
为什么中国足球总踢不过韩国？为什么日本政府向韩国道歉而不向中国道歉？为什么韩国人不坐外国车而中国人热爱外国车？为什么小小的韩国能掀起“韩流”，淹没东亚特别是中国数亿家庭的电视频道？中韩两国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为什么韩国的发展比中国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
随着中国人对韩国越来越熟悉，中国人对韩国人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解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张宏杰认为，韩国人和中国人秉性上确实有不同之处。由于历史和地理、气候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性格一刚一柔。文化的发达和烂熟，使中国人过于圆滑和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质朴本性。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另一个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作者认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因素。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于是，中国政治家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萌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如果仅仅得出这些结论，那么，这本书不过是重复了“民族性”、“劣根性”的老调。让我们意外的是，作者敏捷地从这些分析中跳出来，指出，民族性格的不同，并不是造成中韩两国社会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近几十年中韩两国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同，进一步造成了两国国民性格的不同。
作者认为，百多年来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指责，其实是一种误解。并不是只有中国人酷爱随地吐痰，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关于本书一本惊心动魄的书（2）
在六十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缺乏独立精神，懒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他号召韩国人改造国民性。而在几十年后，韩国人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通过观察韩国人国民性的变化，作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这和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
所以，作者把“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作者说，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中国人崭新的命题：“向韩国人学习”
红领
去年在网上看到两个广为流传的帖子，名字叫《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些什么》和《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后面跟帖汹涌，叫好声无数。作者在帖子里列举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种种不同：韩国人性情刚烈，对日本人睚眦必报；中国人宽容大度，对日本以德报怨；韩国人凝聚力强，中国人很久以来被称作一盘散沙；韩国人热爱传统文化，中国人却当作四旧砸得粉碎；韩国人以教育先行推动社会发展，中国人以牺牲教育来追求经济发展……
这两个帖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看到《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发现作者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帖子的作者，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读过之后，我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读龙应台《野火集》的那一刻。这本书从中国人与韩国人的不同点出发，对中韩两国的社会发展作了全面对比。这样振聋发聩，引人深思，让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的书，在近年看似热闹的图书市场上，实在是太少了。
韩国之所以应该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迅速崛起，更因为它是在与中国完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崛起的。谁料到，几十年后，中国和韩国，分别成为东亚文化圈中现代化转型最快和最慢的两个代表。
对比中韩两国二战后的发展，我们吃惊地发现，几乎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韩国的发展都比中国更有效率，更合理。在困扰我们的诸多重大问题上，比如农村问题、教育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民族凝聚力问题、如何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以及领土争端问题上，韩国人都为我们作出了相当漂亮的榜样。
作者张宏杰对比了中韩两国在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上处理方法的不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迅速，不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优于中国。
韩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根本因素。韩国人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韩国的社会发展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对本民族传统非常尊重，献金运动、举办奥运使韩国人以国为家的精神闻名世界。而中国缺乏韩国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文化自卑心理严重，文化传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遭到严重破坏。
之所以呈现这些不同，除了两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同之外，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大相径庭。韩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把那些我们所曾有的，而后来又被我们所扭曲使用或者所摒弃的东西—儒教社会文化传统，集体主义观念，甚至群众运动方式—与日本和美国强行推销给他们的现代制度结合起来。
这些年来，韩国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小国现在越来越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但是，中国人的关注更多地还停留在韩剧、韩流、韩国汽车、手机上面，停留在韩国经济发展方式上面，缺乏对这个民族精神和社会的深入探究。
作者说：“但是，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作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冒着巨大风险为身边的文化母体作了一系列成功的试验，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我们热心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闭着眼睛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身边的韩国几眼。”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向韩国人学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拜过无数的老师。我们曾经向英国人学习，曾经“以日为师”，曾经“学习苏联老大哥”，也曾经向美国人学习，可是，学习的效果似乎都不怎么样。现在，似乎又轮到向自己以前的学生韩国学习了。这一次，我们的成绩会怎么样呢？相关书评内容提要
韩国与中国之间有太多的相同，从文化传统到风俗习惯。在经济起飞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有着高度的同质性。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二战后，这两个文化双胞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韩国人选择了“权威资本主义”，中国则在计划经济之后又选择了改革开放。两国的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巨大不同：
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迅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十倍。韩国经济不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优于中国。
韩国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