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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当时的朝鲜半岛还实行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１９６１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韩国的觉醒和当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８０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８３美元增加到１５５３美元。这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使韩国一跃跨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造船、汽车、电子、化纤等工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并显示出惊人的竞争力。１９８８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１９９１年，韩国国民总产值跃居“东亚四小龙”之首，人均ＧＮＰ超过６０００美元。尽管当时韩国的人均ＧＮＰ低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但它在产业结构多样化方面要远为成功，其工业化的程度也更深。在一些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上，韩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强劲的竞争对手。韩国被誉为“第二个日本”。
１９９５年，韩国人均ＧＮＰ达到了１００３７美元，韩国人提前实现了过万美元的目标。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１１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２０１０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２００多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溷”，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而当代中国人开始赞美韩国的厕所：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仅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从来没有见过收费的厕所，但所有的公厕都提供卫生纸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合的厕所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人家那儿把厕所叫作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儿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画目描眉。”（引自网文）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古代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使人们不得不被诱惑于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就是促使我研究韩国并写作这一系列与韩国有关的文章的最初动力。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韩国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韩国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较为彻底地接受了现代制度，二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民族的精神传统。在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计划经济手段，群众运动方式，号召“以国为家”的献身精神……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秘密。鉴于变革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同质性，我们不难想到，韩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样能做到。
自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的问题。相比之下，韩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也出现一些问题，但较之中国变革显得更迅速，更顺利，也更成功一些。
具体说到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我们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关键领域采取的措施与韩国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一边发展，一边不断破坏着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众所周知，我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１９４５年，韩国的文盲率为７８％，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５１年后的１９９６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３７％，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５％，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２００１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５２％，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些地区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急功近利思想。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我国在处理发展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时，则应对更为从容，手段相对韩国更为稳健，更为温和，但有时也容易造成一些问题的逐渐积累，甚至积重难返。比如三农问题，治理腐败和金融改革。
以农村问题为例。到２００２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３∶１，升高至３．１∶１，远高于多数国家的１．５∶１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这种严重状况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摸索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１９６２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７１％，到１９７０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６１％。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一言以蔽之，“新村运动”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８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４％上升到３８％。
国家投资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１４．６％，而农户则为３．５％；而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４．６％，而农户为９．５％。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
韩国在治理腐败、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金融危机等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则一定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失范。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除中国外惟一现在还有人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中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钮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本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意识缺失。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已经过时了，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物质主义”，“金钱崇拜”。
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个突然发病者倒在路中央呻吟，无数的过往者连看都不看一眼，没有人伸出援手。在公共场所，小偷当着旁观者的面，肆无忌惮地拉开前面行走者的包。一个轻生者站在楼顶，众多兴高采烈的观众在下面喊：跳啊！快点跳啊！一个罪犯可以仗着酒兴，在路边公然强奸少女，听任身边人来人往……这样令人发指的新闻出现在报章之上，已经让人十分震惊，见怪不怪。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国家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是拿韩国的九个指头来和中国的一个指头比较。所以，这本书缺乏对中国另外九个指头的展示和肯定。并且，这种比较注定是有失全面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偏颇的。然而，我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点，要请许多人宽容和谅解。另外，由于作者学术基础、研究范围和写作时间的限制，这本书注定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性的急就章，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这里面有许多现炒现卖，有许多被我倒卖的二手货，如果您想读到有关韩国社会发展经验的真知灼见，还要去寻找那些有深度的学术著作。我的这本小书旨在引起您的兴趣。在发挥了它的作用后您可以将它信手扔掉，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一
一个留日的中国人写的《我认识的鬼子兵》成了畅销书之后，书摊上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许多写“鬼子兵”的书，象什么《鬼子兵的兽行》、《军妓血泪》之类。翻开来一看，竟然从头到尾都是地摊文学式的粗俗描写，那些追求感官刺激的标题和细节描写分明透露着写它的人和读它的人某种不见天日的欲念。
没有什么东西是中国人不能糟蹋的。这是一个性格里缺乏庄严气质的民族。
没听见谁为此而义愤填膺。中国人都是实用主义者，这个民族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什么事都见过了，她已经没了火气，什么事都能容忍什么事都能接受。是啊，这个民族可以争夺从自己的民族英雄身上剐下来的肉，因为据说这种肉可以治病；可以忍受那么残暴的征服和统治，只要能勉强活下去。那么，拿自己祖宗的痛楚和耻辱来卖钱，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二
那一次回老家，和老一辈在土炕上闲扯，就聊到了自行车。族叔说，村里的第一台自行车是你远房二爷从县城骑回来的。骑回来那天全屯子都哄嚷动了，过节似的围着看。
我问：我二爷是干什么的？
翻译官。
翻译官？给谁？
日本人呗，那时候还有谁？
我大吃一惊：那不是汉奸吗？
族叔撇撇嘴表示不以为然：拿现在说是叫汉奸，那时候可正经风光过一阵，也没干过什么坏事。老百姓管给什么人办事，谁在上头给谁当差呗，什么时候不是混饭吃！
我的心扑腾一下。这满炕的黝黑淳朴的庄家汉的面孔一瞬间在我眼前有点变形。
我仿佛头一次想起，一九四五年以前，也就是老人们所说的“事变”以前，我故乡的这片土地，叫做“满洲国”。
我的爷爷奶奶叔叔大爷，都曾经是日本人的顺民。就在我身边，这间房子的老式窗子上，就栓着一枚陈旧得乌黑发亮的满洲国硬币做划挡。
话题从日本人身上漫延开去，老人们纷纷谈起日本人是什么模样，曾经某某因为什么事被拉到县上，灌过辣椒水 ，灌得顺着头发根往外渗血。 谈起日本人强迫农民种鸦片，谈起日本人投降撤退时，全屯子人都到路边去看汽车。
我回过很多次老家，听过那么多的民间故事，听过那么多的“讲古”，听过那么多四里八村的奇闻怪事，可还是头一回听到老人们讲起日本人。如果不是由自行车引起的话题，他们似乎已经把日本人忘了。
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乡亲们都是些普普通通的过日子的人，日本人已经走了，看不着了，也不再回来了，还想着他干什么呢？这些老百姓，他们的生存似乎只是为了生存，只要能生存下去，他们不在乎别的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这样。
我的这些质朴而又健忘的父兄啊！他们对伤害过他们的人是那样的大度，过去就过去了。他们只顾眼前的日子。现在日本人又回来了，但是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见人就点头，更关键的，他们的文件包里装着支票。虽然听说有些日本人还不承认战争罪行，经常说几句怪话，弄点事端，可是似乎无关大局。支票带在身上，原来的战犯现在就是贵宾，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