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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黄埔军校的风云岁月:中国黄埔军校-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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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中的一员,也是廖老生前接受采访的最后一个军人。
  廖老是安徽凤台人,1903年出生,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编在学生第3队。1925年2月和10月,参加第1、第2次东征。当时,廖运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初,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学生第3队队长。同年底,武汉分校成立后,任政治大队第4队队长。1927年5月,参加平定夏斗寅叛变,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第72团副团长(团长许继慎),在战斗中负伤。
  笔者在当年采访廖老时,他已是84岁高龄。时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江苏省民革主任委员、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那时,廖老刚大病初愈,当笔者一谈起南昌起义时,廖老心情很激动,他断断续续地讲述起那个大动荡的年代。
  廖老首先指着右小腿说:“这还得先从这伤口说起。”笔者轻轻拉起廖老的裤脚,看见他右小腿中部有一枪口洞穿的伤疤。整整60年了,眼睛一样睁着的伤痕,勾起了廖老难忘的回忆。
  1927年4月,廖老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调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第72团任副团长。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那时的革命中心武汉,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5月,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在武汉的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密令夏斗寅带领4个团的兵力,准备在武昌南10多公里的纸坊车站下车,向武汉发动突然袭击。当时任第24师师长兼武汉警备司令的叶挺将军得知这一情况后,命令第72团抢先占领纸坊两侧高地。也就是在这次作战的追击之中,廖老腿部负伤。在荒野深草中被后续部队发现后,抬回指挥所。该团团长许继慎也身负重伤,两人同住进汉口医院。7月中旬,许团长由于伤势过重,转到上海治疗。廖老伤愈后,代理第72团团长职务,光荣地参加了南昌起义。
  廖老将头靠在沙发背上,用手抚摸着前额,仔细地回忆着。在一旁,廖老的夫人及三子在静静地听着叙述,有时也插话向访问者解释廖老一些含混的话语。廖老兴奋地谈起那个晚上震惊中外的南昌城头的“子夜枪声”。
  部署南昌起义军事行动计划的旧址——原江西大旅社会议厅起义前夕,第24师驻守在南昌城东北角,叶挺将军仍兼任师长。第72团团部驻守在南昌女子职业学校里。7月27日下午,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对第11军团以上军官作了起义动员报告,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的罪行,阐述了“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的重要意义。7月30日下午,又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是确定起义部署和行动计划。当时,实际上参加起义的只有叶挺率领的第11军第24、第25两个师,贺龙的第20军的3个师和1个教导团,还有第3军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率领的特务连,以及随军来南昌参加暴动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部分师生。起义军当时所面对的所谓敌军,实际上是不可能参加起义的原来的友军,有朱培德第3军留在南昌城内的5个团和程潜第6军的1个补充团,共6个团的兵力。起义军以16个团对敌6个团的优势兵力,发动起义是很有把握的。因此,会议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敌军包围缴械。如果遇到抵抗,就用强攻的战术将其歼灭。规定口令为“成功”,官兵脖子上带着红布领带,手电筒用红纸罩贴“十字”作为灯号。第72团的具体任务是:收缴敌第23团和第24团两个团的枪械。 
第十四章 拜访黄埔一期毕业生(8)
  起义军在事前对敌营作了认真的侦察。7月31日,参加起义的军官教导团全团连以上的干部曾以“观摩友军内务”为名,到敌军营房内去了解情况。第72团第3营袁营长,借口会朋友,进入敌人营房,仔细调查了敌情和地形。该日黄昏后,朱德根据前委的决定,将敌第23团团长卢泽明、第24团团长“萧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用“邀请”的名义,扣押了起来。为顺利消灭敌第23团、第24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廖老回忆到这里,精神突然高涨起来,挥舞着手继续说道:起义原定8月1日凌晨4时开始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原江西大旅社行动,后又紧急通知提前两个小时。我按原部署带领第72团以演习夜间行军的方式,接近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驻地,突然夺取该部卫兵的武器。迅速以4个连的兵力冲进第24团的营房。因为天气闷热,敌军官兵都铺着席子睡在院子内,他们被迫仓促应战,但很快就被全部缴械。
  激烈的枪声直到拂晓才停止,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南昌城。之后,第72团和第71团还奉命没收了官僚资本的银行库存钞票和银元,作为退出南昌南下途中的军需之用。8月2日起义军成立了参谋团,周恩来为主任,同时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朱德为暂编第9军军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至此正式有了自己的革命军队。
  南昌起义失败后,廖运泽辗转来到南京,在国民党第33军(军长柏文蔚)驻南京办事处工作,秘密收集安排南昌起义失散人员。1928年初,第33军学兵团在安徽寿县成立,孙一中任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从事兵运工作。因遭到通缉,离开安徽寿县转到江苏无锡,在袁子经独立旅任营长。后与中国共产党脱离组织关系,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1943年春,国民党第92军3个补充团组成暂编第14师,廖运泽任师长。1944年,升任骑兵第2军中将军长,驻防皖北。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率骑2军开赴济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廖运泽不愿参加反共内战,辞去军长职务,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闲住南京。
  1948年6月,廖运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8绥靖区副司令兼颍上指挥所主任和暂编第1纵队司令官,设指挥所和纵队司令部于安徽寿县。11月,廖运泽的堂兄、第85军第110师师长廖运周(黄埔军校第5期毕业生)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刻起义,率部加入人民解放军,这也促进了廖运泽尽快弃暗投明的决心。1949年1月,廖运泽率暂编第1纵队撤退到安徽芜湖,改任第15绥靖区副司令,暂编第1纵队改编为暂编第1师(后又改编为第85军第110师),由堂弟廖运升(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任师长。此后不久,廖运泽调衢州编练处(第9编练处)司令部任副司令。
  在廖运周率部起义、部队刚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师后,廖运泽、廖运升即派亲信人员前去同廖运周联系,请共产党派人到暂编第1师协助起义。廖运周立刻向陈赓司令员汇报情况。陈赓和廖运泽是黄埔第1期的同学,他让廖运周马上写回信,“希望早日响应南下大军,及时起义”,并派第42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杨振海携信前往暂编第1师,传达陈赓欢迎他们起义的口信。这时,廖运泽和黄埔第1期同学、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也商谈了组织第110师和第318师起义的问题。5月4日,廖运升率第110师在浙江义乌起义。5月5日,广州各报同时刊登了《廖运泽、廖运升率部叛变》的新闻和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着即缉拿归案”的通缉令。廖运泽由广州潜赴香港。此后,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为中国共产党做台湾等地的统战工作。1952年,周恩来电召廖运泽回国。安徽凤台廖家湾廖氏堂兄弟中,这3位同为黄埔军校毕业生的国民党军将级军官,在解放战争的炮火中相继聚拢到了“八一”军旗下,也留给那段历史许多传奇故事。
  黄埔五期生廖运周晚年在家中1956年2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廖运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8年11月、1979年10月和1983年12月,在民革第4、第5、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54年12月、1959年4月、1964年12月、1978年2月和1983年6月,被推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2、第3、第4、第5、第6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此外,廖运泽还曾担任江苏省民革主任委员等职。(廖运周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兵团第14军第42师师长、高级炮兵学校校长和党委书记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第十四章 拜访黄埔一期毕业生(9)
  参加南昌起义,是廖运泽老人军旅人生中的闪光点,因此,他对当代人民军队的建设也非常关心,他很长时间紧盯着笔者大檐帽上的帽徽,眼中闪现出泪花。当时,部队刚换发85式新军装,帽徽由原来的全红五星,换为五星中有“八一”两字的圆帽徽。他深情地说:“这红五星中的‘八一’在我眼中那可是铺满天、盖满地的呀!”
  南昌起义战斗旧址——原江西省长公署廖老的夫人这时插话,她讲了“文革”中林彪一伙人企图篡改南昌起义历史的一则小故事。1968年秋天,从北京来了两个军人,手持介绍信,找到廖运泽老人,要廖老证明南昌起义是林彪领导的。廖老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毕业后曾留校工作了一段时间,清楚地了解林彪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在南昌起义时,林彪只不过是一个连级军官,他官迷心窍,曾先后两次央求廖运泽代为说情,提拔他为营职干部。当时的同学和同事之间曾这样公开评价林彪,说:“嘴小牙大秃子头,此人不可交朋友。”廖老向北京来人反复说明:“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和贺龙等指挥的。那时,林彪的职级很低,也没有什么突出贡献,怎么也说不上是他能领导整个起义。我这个当时的团长不能做这个伪证!”来人对廖运泽的回答非常不满意,强词夺理地破口大骂:“不准再说贺龙,贺龙是土匪!你如果不出这个证明,就是反对林副统帅!”廖老索性不予理睬,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1969年冬,北京又来了人,要廖老在已经写好的证明林彪是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材料上签名或盖章,又遭廖老严词拒绝。来人把手枪向桌子上一摔,引诱加以威逼。廖老也火了,说道:“要论玩手枪,在时间上我要比你们早的多,论数量我也不知道打坏了多少支,我不怕这个!你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来人只得气冲冲地走了。
  笔者望着白发苍苍的廖老,不由肃然起敬。廖老补充说道:“历史本来是个什么样子,就应该是个什么样,我不能昧着良心讲话。”他虽然重病在身,但说话的底气非常足,刚直不阿的正气溢于言表。
  与廖老长谈已两个半小时,远远超出了原设想的时间,廖老还兴致勃勃地要讲解放战争时期他任第8绥靖区副司令时组织战场起义的精彩故事。为了廖老的身体健康,笔者意识到该是告辞的时候了,站立起来告别说:“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了,祝廖老节日愉快,身体健康。”笔者向这位人民军队的前辈行以军礼,尊敬的廖老:“八一”军旗上有您一缕耀眼的金丝,人民军队的钢铁长城曾有您置放的一块基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殊勋。廖老见笔者行军礼,立即习惯性地抬起右手还礼,他虽然没有穿军服,站立的身体因为生病还颤巍巍的,但他行的是一个标准的举手军礼。还是那般钢铁军人的气质,一个真正的军人。
  侍从参谋谈北伐前后的蒋介石
  ——访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
  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显赫人物,他的起家可说是个“暴发户”,就是在20世纪20年代短短的几年时间内,他由一个浪迹于上海滩的小字辈,迅速跃升到权力的峰巅,控制了国家党政军大权。后人仔细考察历史看到,蒋介石跃升的转折契机点在北伐战争前后,如果说,在当时孙中山曾多次发电报敦促蒋介石由上海到广州黄埔岛建校,说明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并不怎么满意,那么,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时在第一次东征中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的蒋介石,则看到了中华民国总统的桂冠正向他飘来,而北伐的胜利进军,使这位统率千军万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更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此时的他正在而立之年,血气方刚,火气正盛,真的要飞黄腾达了。
  1986年11月中下旬,在江城武汉,笔者访问了曾在北伐前后任蒋介石侍从参谋的苏文钦老人。苏老是湖南醴陵人,1907年生,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参加过东征、北伐等战役,从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后,步步高升,几年间即达中将师长。新中国建立后改行医道,20世纪50年代毕业于湖北省中医学院师资班,在医学上有很深的造诣,1996年1月8日在武汉病逝,享年89岁。笔者采访苏老时,他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住汉口台北新村。本文最后一稿在1989年5月2日曾经苏文钦老人审阅后签字盖章。苏老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中年龄较小的之一,采访他时虽已80多岁的高龄,却仍然坚持不让人搀扶,每天由六层楼高的寓室走上走下,他记忆犹新地向笔者讲述了他在蒋介石身边工作的往事,并亲笔写下了许多宝贵的历史资料。 
第十四章 拜访黄埔一期毕业生(10)
  东征列车上1925年春,苏文钦在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后,被分配到本校第3期入伍生队任见习官,与同期同学陈赓、董仲明同在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生苏文钦晚年照片连队。本来,苏文钦与蒋介石并无什么特别的关系,说来也挺有趣,他在日后能任蒋介石的贴身侍从参谋,最初的机遇却是由于共产党人的介绍。
  有一天,一期同学、共产党员陈赓找到苏文钦说:“你积极要求上进,思想进步,应该加入CP(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简写),这样更有前途。”不久,苏文钦参加了CP的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一天夜晚,陈赓又引苏文钦去见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周听了介绍后,高兴地说:“很好,很好。”并让苏文钦留在政治部,在他身边工作,苏文钦欣然答应了,职务由少尉见习官提升为校政治部中尉干事。
  这年9月,第二次东征军总指挥部在广州筹备成立,需人正急,总指挥部参谋处长陈焯(别号空如,浙江人)函请周恩来主任派毕业学生支援。周恩来看完陈焯的来信后说:“前方的工作比本校的工作更为重要,当然应该派最优秀的人去。”然后转过身来问站立在一边的苏文钦是否愿意去,苏当即答道:“一切听从主任的安排。”周即函书一封,将苏文钦介绍到总指挥部。陈焯对周恩来介绍来的人一向都是十分器重的,对苏文钦当然也不例外,立即被重用,职衔再升一级为上尉参谋,并委以要职,负责保管“有关东征作战的机密文件”。陈焯每次去见总指挥蒋介石时,总要带苏文钦一同去。苏文钦当时不可能想到,由于历史的变故,也就从此起,周恩来的这一介绍竟使他进入了蒋介石的“府第”。
  苏文钦到总指挥部任职不到半个月,第二次东征拉开了战幕,10月1日,蒋介石偕苏俄顾问加伦将军、炮兵顾问加里洛夫及东征军总指挥总参谋长胡谦、参谋处长陈焯乘广(州)九(龙)铁路列车,向东江进发,苏文钦作为总指挥部的机要参谋随行左右。
  列车开行不久,蒋介石亲自将军用地图打开,而不要别人帮忙,把地图铺在列车间一个长方形的条桌上,不慎将桌子上的一个盛满开水的茶杯撞到,一时水流满桌,熟知蒋介石的人多都知道,蒋介石虽然迷信思想不很重,却也常忌讳一些不吉利的事,如今撞翻茶杯,水浸军用地图,打湿了他那身尊贵的将军制服,是否也预示着出师不利的凶兆呢?这时,列车员和侍从人员都已被蒋介石撵出了列车间,一时也找不到揩干的抹布。若是常人在平时,这本来是件小事,可一向以老成稳重而自诩的蒋介石,一是由于犯忌,二是碍于面子,显得手忙脚乱,十分尴尬,而其他在场的几位指挥官竟也呆看着蒋介石,出现了令人窒息的冷场。看来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苏文钦见状,连忙从自己的裤袋里取出手帕,几位指挥官就这样静静地呆立在一旁,一直看着这位新来的参谋将桌面揩干,又重新换上了备用地图。至此,车厢内的危机才得以缓和,人们从沉闷的静寂中喘过一口气来,愣在一边的蒋介石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的迅速反应能力和麻利动作,喜出望外地问木立在一侧的陈焯:“这个学生叫什么名字?”陈答:“苏文钦。”又问:“几队的?”答:“6队的。”蒋介石频频点头称:“唔,唔……”露出很满意的神态,随手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精致的小本子,将这一为他圆场“逢凶化吉”的学生的名字记了下来。从此,苏文钦也就每每受到重用,看来无不与这个小本子有关。
  列车继续向东江方向疾驰,蒋介石连连对苏文钦表示称赞,好像此次东征的成败都已押在了苏文钦身上似的,苏文钦的那一方手帕早已把失利的阴云一抹而光,换来的是一片标示着胜利的天地。蒋介石的脸上又绽开了笑容,像是他已打了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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