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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哭。”杜山说，“却不老实。”
杜荣林心有所感。他说谁让你们小孩去干这种事？不能因为老师以前干过什么，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台湾就要斗他，这好像不太讲理了，关键是人家现在站在哪个立场上，对不对？否则就可能祸及无辜。
杜荣林对女儿讲他牺牲在金门岛的战友。他说，当时他的战士里少说有四分之一是从国民党部队里过来的，他们在战场上缴了枪，然后他们愿意跟解放军走，这以后他们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并不一定本来就是自己人，敌人并不一定永远都是敌人。即使是敌人，你应当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消灭，但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后，你不能支起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打死，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是人，不是狼。解放军优待俘虏，俘虏跟我们走了，至少不再是敌人，揪着他们以往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这会弄到多少人！
杜山不解，说爸爸干嘛替他们操心？红卫兵这是在千方百计帮爸爸挖坏人嘛。爸爸总说敌人就在海峡那边，还有一场大仗要打。把藏在海峡这边的坏人都挖出来，爸爸解放台湾才没有后顾之忧。红卫兵造反，贴大字报，开斗争会，就是在做这个。
杜荣林默不做声，心里感觉特别，就像当年听女儿讲要制造导弹帮他打仗一样。高兴吗？不高兴吗？怎么说呢？
他们在军营的林荫道上散步，一边走一边交谈，讨论各种问题，态度认真近乎虔诚。不管杜山对父亲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立场幼稚，还是偏激，她的语调总让杜荣林感到惬意，像炎夏里领略一泓清泉。在军营晚间空旷清爽的林荫道上，女儿的话音随着南国山间的无名花香，轻风一般在杜荣林的耳畔飘拂，让杜荣林有一种恍惚感。杜荣林意识到跟他并肩而行侃侃而谈的这孩子已经长得跟道旁的小树一样挺拔，她戴着一顶军帽的头已经高高窜出了杜荣林的肩膀。
隐隐约约，他心里还有一种不安。
２．
杜荣林没有放过罗进，他继续追索，试图把情况弄清楚。
他到军区开会，特地抽空找负责部门的一位主任谈。他说，据他了解率小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的国民党军少校罗进已经在前些时候给判了刑，刑期十年。这刑期不短，算是判得比较重。是不是查出这人除从事特务活动，窜犯大陆外，还有其他罪恶？或者这人被捕后很不老实，属顽固分子，抗拒交代？这人目前押在何处服刑？
主任感到奇怪：“怎么会对他这么感兴趣？”
杜荣林说：“这家伙不太对头。我有感觉。”
他跟领导说起早年那个金门特务，说他早就想亲自了解一下有关情况。由于一些具体因素，也因为自己工作的变动，前些时候一直顾不上。他并不着急，因为该特务在我们手里，跑不了。不过心里总有这个事。主任点头表示理解，他让杜荣林别急，说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他了解一下再告诉杜荣林。
第七章 逢劫难（3）
“没关系的，”他说，“就像你说的，这家伙在咱们手里，他还能插了翅膀飞过海跑台湾去？总能搞个明白。”
不久杜荣林得知了罗进的下落：他在江西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罗进受审期间确实不太老实，此人对抗审讯很有经验，交代问题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审讯人员重点审问其所率特务支队潜入后的任务和接应人，罗进的供诉明显不实，提供的是虚假情况。因此尽管潜入大陆被我军围捕时未抵抗，率部投降，有从轻发落情节，却因不老实被从重判处。
杜荣林说：“我还真猜到了。”
没有罗进目前的情况。因该犯已押赴江西劳改农场。
杜荣林不禁有了个念头。他想找个时间亲往江西，请公安部门协助，跟这特务核对一些事情。如果需要，他还准备写一份报告，正式提请上级批准。
未待办理，一件祸事突然降临。
一份来自河南乡村的公函发至部队，要求立刻清查国民党特务杜荣林。解放军军官杜荣林怎么会成为国民党特务呢？因为王锁柱，小王。杜荣林提拔担任新职前，上级派员进行例行审查时，为什么跟他问起这位王锁柱呢？当时已经有情况了。王锁柱于两年前在家乡被划为“坏分子”，列为“阶级敌人”。原因是他当过国民党兵。杜荣林曾经为他提供过参加解放军并立功的证明，这证明反而被作为他“叛变投敌”的一个证据。文革之初王锁柱的问题在家乡升级，受到新的怀疑，认为其于东山战役中脱离国民党部队的行为可能是奉敌之命伪装返回，潜伏下来以充当国民党特务。王锁柱因此被审查、斗争，后猝死于拘禁中。发到部队的公函称已查获杜荣林与坏分子、叛变投敌人员、国民党特务王锁柱联络勾结的证据。王锁柱在受审时曾供称直接上司是杜荣林，杜荣林现潜伏于解放军部队，曾为王锁柱提供解放军军装和活动经费，让他从事特务活动，并命他伪装老实，安心劳动，成家立业，深深潜伏下来，以待时机。
公函以当地“革命造反委员会”名义发至部队。部队领导对杜荣林还不了解？有关王锁柱的事情杜荣林早就接受过询问，上级知道他出于对本连幸存老兵的关心，把自己一件新军装给了王锁柱，还寄钱给王锁柱结婚，事情早经说清，非所谓提供特务伪装和经费。对杜荣林的指控因此未被上级采信。杜荣林没当成“国民党特务”，却遭受一次猛烈冲击。听到消息后他默不做声，当天粒米未进，当晚彻夜不眠。
小王死了。从金门战役血泊里爬出来，东山战役中冒生命危险逃离国民党部队，本连队战斗解体过程的最后一个见证人永远消失了。
杜荣林第一次深切感觉到身边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对他的不祥意味。
杜荣林的大女儿杜山到外边“大串连”，整整串了一个多月，她和她的同学到了北京，西去延安，再跑到湖南韶山，又去了江西井冈山，乘坐火车、汽车、轮船全都不用买票，吃住都由各地串连红卫兵接待站安排。冬天里她从井冈山上给杜荣林寄来一封信，说她在山上看到下雪了，她带的衣服不多，她把全部衣服都穿上还是几乎冻僵，但是她非常高兴。不久她和她的同学蓬头垢脸，流浪汉般风尘仆仆回到家里，时因严冬到来，加上全国交通系统不堪运输重负，有关方面发出通告，让学生停止串连并迅速疏散回家。秦秀珍烧了一大锅开水，把杜山的衣服全部扔到里边，又煮又烫，才彻底歼灭女儿串连旅途中从全国各地带回来的满身虱子。
这时秦秀珍有些吃不消了。她悄悄对杜荣林说她挺担心，外边这么闹腾，不会给咱们家闹腾出什么事吧？杜荣林安慰她，说：“咱们经过很多了，别怕。”
“杜山那样可以吗？你管管她？”
杜荣林说，杜山是懂事的，别担心，没事。
“这些日子瘦了很多。”秦秀珍说，“外边串连四处跑，能吃什么呢？学校食堂也好不到哪去。”
杜荣林说这倒是，你想办法给孩子补一补。
那时杜荣林的家已经搬出部队家属大院，住进城区一个小院，这里离秦秀珍的医院和杜路上的小学都比较近。杜荣林一家住的小院有一座二层旧砖楼，住着五、六户人家。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杜山当了学生头，成天领着学生造反，职业革命家似的，她住进学校，几乎不回家，几天见不着一个人影。她长大了，跟妈妈秦秀珍和外婆王碧丽感情上还是格格不入，秦秀珍听丈夫劝，没多管她，只是隔三岔五做点好吃的，让杜海喊杜山回家吃饭，他们管那叫“改膳”。杜海在中学读初一，天天吵着要像姐姐那样到学校住，跟同学一起，秦秀珍坚决不同意，死死管住，限他每晚必归，不管他怎么喊叫不公平。杜家小儿子杜路时为小学生，学校停课，他这种年龄的孩子还没有中学生那样到处跑来跑去闹腾的资格，只能呆在家里。秦秀珍一向最疼这个小儿子，她怕孩子给耽误了，便充当老师，翻出杜山和杜海的旧课本，天天下班就教小儿子读书，语文算术历史自然，现学现教。
在杜荣林夫妇的隐隐忐忑中，“文化革命”越发猛烈，从学校向社会延伸，锋芒指向首脑机关。一月间，红卫兵和工人造反组织在上海宣布夺权，负责指挥全国“文化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将此褒扬为“一月风暴”，夺权行动迅速波及全国，沿海前线亦不例外。时部队奉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派出人员以军事管制和军事训练的名义介入地方。杜荣林没有参加“三支两军”，他的部队战备任务繁重。那段时间海峡形势依然严峻，一月中旬，国民党空军派遣四架战斗机护卫一架侦察机侵入闽南上空，与解放军歼击机格斗。空战战况迅速通报沿海守军，杜荣林部保持高度警戒。
第七章 逢劫难（4）
春天里，杜山来到父亲部队的营区。这一回是以学生头头的身份，带着一支学生宣传队前来慰问部队官兵的。孩子们在守备团大礼堂里演出他们的节目，有歌舞、乐器合奏，还有所谓“对口词”、“三句半”等等，均为学生自编自演，虽简单、非专业，却朴素真切，杜荣林和全场官兵看得津津有味。
有几个节目是孩子们特地为慰问部队编排的，其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场面最大，孩子们在台上表演解放军渡海、登陆、战斗，冲锋号高亢而起，台上台下一片口号，演出达到高潮。
杜荣林很满意。
晚上孩子们在营区宿营。杜山忙完她的事，跑来陪爸爸说话。
她讲了一件事让杜荣林颇觉不安：“爸爸，外婆很不正常。”
有一天下午，杜海到学校喊杜山回家，说有事。当晚刚好学校红卫兵组织开会，至晚上九点来钟才结束，杜山向同学借辆自行车，赶紧回家。到家才知道其实没大事，是妈妈买了只番鸭，燉了锅鸭汤给几个孩子吃，特地要她回来。杜山进门时，两个弟弟在外边院子玩，秦秀珍不在家。杜路告诉杜山，吃晚饭时来慌慌张张跑来个人，说他们家孩子突然发了急病，请秦医生去看看，妈妈背个急救箱就走了。杜山看到桌上有张字条，是妈妈留的，说瓦罐焐在床上被子里，让杜山打开时小心，不要把汤撒了。杜山从被卷里取出瓦罐，一罐汤还热乎乎的。
当晚杜山在学校食堂只喝一碗粥，早已饥肠辘辘。妈妈燉的鸭子放姜，还放一种中药，特别好吃，要是以前，杜山肯定会把这罐汤喝得一滴不剩，把汤里的鸭肉块全部吃光，燉得酥软的鸭骨头根根啃过。但是这一天她只是象征性地喝了点汤，把瓦罐盖好，又焐到被子里去了。
“我已经长大了。”她对杜荣林说，“不能再只知道贪吃。”
她给妈妈留了张字条，说谢谢妈妈给她留好吃的，学校里事情比较多，食堂饭菜也不错的，以后妈妈再做什么，让两个弟弟多吃，不用让他们再跑学校喊她了。
离开前，杜山特地到外婆王碧丽房间，想跟她说一声就回学校。外婆没关房门，虚掩着，里边开着灯。杜山推门进去时只听“扑通”一声，坐在桌边的王碧丽跌坐在地上，看着杜山，脸色发白，表情非常恐怖。
“外婆你怎么了？”
她拍胸脯，她说你这孩子怎么不敲门？你吓死我了。
有一个体积不小的木匣子倒扣在地上，还掉下来一个锁头，都是外婆一不留神摔下时从桌上带下来的。杜山跑过去，想帮她收拾一下，外婆竟扑身捂住那些东西，叫：“不要，不要。”
“外婆！”
外婆连说她没事，让杜山做自己的事去，地上的东西她自己收拾就行了。
杜山掉头走了。
“也不知道外婆怎么回事，”她对杜荣林说，“我看地上也就乱七八糟一些纸张、作业本的，是什么东西怕见人呢？”
杜荣林说，小孩子不管大人的事。大人有大人的事情。
杜山坚持说，她觉得外婆真是很不对头。外婆从小教她背诗词，一首一首背了好多，以往也没留意，现在回头一想，不对，怎么都一个调？“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还有“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为什么总是那么灰暗？什么往事？外婆在思念等待什么？这大半年来，她感到外婆明显地更不对劲，动不动“吓死我了”。自己心里没鬼，会怕成这样？
杜荣林摇头。他说，有些事情你们小孩可能一时不能理解，以后就明白了。
当晚杜荣林一夜无眠。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事情要忽然降临吗？
３．
杜荣林命令清理营房后山上一个旧军械房，清扫干净，布置完善，修好门前围墙，院子整理清楚。命团侦察连一班紧急演练，准备行动。杜荣林要求坚决、准确、迅速，整个行动严格保密，确保万无一失。
他狠下决心，认起真来了。
那天凌晨，四位侦察员上路，乘一辆经过仔细伪装的吉普车离开营区，行动开始。杜荣林守在营区后山旧军械库，寸步不离，等待行动结果。两小时后军械库外传来吉普车停车声响，杜荣林夺门而出。
一个衣衫褴褛，伤痕累累的人从车上踉跄而下，一把抓住杜荣林，死死不放。
“活着啦，”他的眼泪掉了下来，“老杜老杜啦！”
是陈石港。
行动圆满成功，灾祸也因此酿下。
几天前，杜荣林参加分区军事会议，会后下到附近防区现场检查，在陈石港他们县县城住了一晚上。当晚杜荣林本打算上陈石港家与老友相叙，却不料刚出县招待所大门，就在那里的大字报栏上与老友意外重逢：一排二、三十米长的大字报栏全贴着陈石港的大字报，大字报上陈石港三字全给打上红叉，如法院告示上的死刑犯人一般。陈石港被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国民党特务”，大字报配有漫画，漫画上陈石港被画如骷髅，面目极其狰狞，凶神恶煞一般。
此前，杜荣林已经听说陈石港在县里让人贴了不少大字报。杜荣林了解这位老友，知道他为人热情爽朗，心直口快，办了不少事，也树了一些敌，“文革”一起难免首当其冲。当时地方上的负责官员没有谁不给贴大字报，陈石港并不算太特别。这回一来，杜荣林才发现陈石港非常不妙，已经被宣布撤销一切职务，被执行“专政”，关进了该县一个群众组织的“黑帮室”里，失去了行动自由。大字报揭发陈石港犯有多重罪行，一些工作上的问题和言行足以上纲上线。还指称陈石港有野心，居然把三个儿子起名为陆军海军和空军，企图当三军总司令，篡夺军权。最严重的一条竟跟杜荣林受过的指控相同：国民党特务。这一指控有出处：陈石港是厦门人，家住厦门港区一带，他家的对面有一个理发铺子，铺子的主人姓苏，被称为“剃头苏”，与陈石港家是世交。理发铺剃头苏是广东人，有个儿子与陈石港年龄相仿，读中学时比陈石港低一个年级，后来跟陈石港一起跑出厦门参加游击队，解放后也跟陈石港在一个县工作。此人懂广东话，其父母在香港有一些关系，因此在数年前被选中，派到香港做中方贸易公司工作，据说还负有联络乡谊，搜集情报的特勤使命。在香港干了几年，这人突然隐匿不见，以后便有传闻，说他因贪污公司资财事发而叛逃投敌，跑出香港，去了台湾，当了人家的特务。“文革”期间，有知情者揭发这人跟陈石港关系密切，这人失踪后陈石港仍跟剃头苏一家来往频繁，陈石港因此被指为国民党特务。
第七章 逢劫难（5）
杜荣林不动声色了解有关情况。隔天他起个大早，守在县招待所的阳台上。清晨时分，他听到一个锣声在招待所西侧响起，一声一声，持续不绝，从政府办公楼朝向这边。不多会，一个人低头躬身从楼后闪出，走了过来。这人头戴一顶纸糊高帽，胸挂一面大黑牌，左手一面破锣，右手一支木棰，一边低头走路一边自行敲打破锣。
“走资派，国民党特务，”他哑着嗓子嘶喊，“陈石港啦！”
正是杜荣林的老友陈石港。一个监视者紧随其后，厉声暴喝：“大叫！叫！”
陈石港声嘶力竭：“走资派，国民党特务陈石港啦！”
杜荣林抬手狠狠一拍阳台的栏杆，那一刻做了决定。有如当年他和于立春陈石港他们伏在龙潭山谷山坡的石头后边，忽然他就想打上一仗那样。
这一段日子里陈石港是这个县最引人注目的一堆臭狗屎，双料坏蛋，无论哪一派都要斗他，一派比一派斗得更凶。“文革”迅速白热化后，学生与社会各界人员因种种原因开始分派，各自成立组织，彼此观点相左，争论不休。各派别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