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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问，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上午十时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在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上，以醒目的地位发表了。张春桥的名字，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这一天，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当柯庆施告诉他，按语是毛泽东写的，张春桥受宠若惊了。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他，那一天晚上在家里多喝了几盅，兴奋得一会儿站着，一会儿坐着，一会儿踱着。他把毛泽东的按语，一字不漏地全背了下来。他在反复回味着，“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领袖的一连串赞语，怎不使张春桥兴奋不已？他意识到，从此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张春桥”三个字！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是张春桥苦苦奋斗多年才终于一鸣惊人的“成名作”。这篇文章后来成为“张春桥思想”的核心。直至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一文，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成名作”的基本观点。
欲知张春桥其人，不可不读他的“成名作”。现把他的“成名作”摘录于下：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岗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岗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了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帐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
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引者注：指鲁迅《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派头来了。有的于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问工作，一致为杜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张春桥的这篇“成名作”是一篇奇文，集中地体现了他对“凡事‘左’三分”的座右铭。
本来，“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是社会主义社会阶段马克思所确立的分配原则。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如此。张春桥偏要高呼“大锅饭万岁”。其实，一九五八年夏天，正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
倾错误严重泛滥之时。张春桥的文章，正是这股“左”的思潮的产物。
就在张春桥的“成名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后的第六天——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委派陈伯达和张春桥坐专机飞往河南郑州，前往卫星公社调查。对于张春桥来说，简直是受宠若惊了。
毛泽东写给陈伯达的信，全文如下：
伯达同志：
想了一下，你和张春桥同志似以早三天去河南卫星公社进行调查工作为适宜，不必听什一日刘子厚同志（引者注：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北省省长）
的报告。集中精力在卫星公社调查七天至十天，为杭州会议准备意见，很有必要。
李友九（引者注：当时《红旗》杂志编辑）去帮忙。如同意，请告叶子龙同志，为你们调一架专机即飞郑州。
毛泽东
十月十九日上午七时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文件批示中，提到张春桥的大名——显然，那是因为张春桥的“成名作”给他留下了印象。
消息飞快地从郑州传到上海，张春桥的声望猛然看涨了。须知，陈伯达当年有着“理论家”的美誉，号称“中共第一支笔”，资历比张春桥深得多，而毛泽东在批示中，居然把张春桥与陈伯达相提并论，这怎不意味着张春桥颇受领袖偏爱？
于是，张春桥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晋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
于是张春桥摆出了一副党的理论家的架势。不过，理论权威，起码也得有几本著作……
说来惭愧。这位“理论家”虽说属于早熟型的，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十七日，他不过十五岁的时候，已经在山东《民国日报》的《中学生之部》副刊，发表了《春雨之夜》。这是他的“处女作”。二十多年来，不论是在济南，在上海，在延安，在晋察冀，他的笔没有停过，写了长长短短、五花八门的各种文章，可是，他的书，少得可怜：
据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四日上海《社会日报》报道，《华北事变演义卜一书的第三部《宋哲元在天津》，由张天翼、陈白尘、聂绀弩、张春桥四人执笔，当时正在写作之中。可是，后来并未见到出版。即使出版，他也只是占第三部的四个作者之一，何况并非“理论著作”；
一九三八年，他在延安倒出过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书名为《在巩固和扩大中的陕北公学》，不过七十八页，而且附录中的两篇文章是别人写的，算不上“大作”；一九五四年一月，他访问苏联，写了一本小册子《访苏见闻杂记》，由华东人民出版社印行。不过，这只是本新闻通讯集，井不是“理论著作”。
怎么办呢？
他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的那些“棍子”文章，诸如《质问彭文应》、《杂谈帽子》、《看大字报有感》之类，凑足三十三篇，取名（今朝集》，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七八页而已。
到了一九六○年，他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让大字报流芳百世》、《大跃进的风格》、《东风颂》、《“穷棒子”精神》之类杂文，四十篇，编成《龙华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共一八二页。
至“文革”开始，张春桥的著作，也就是这么三、四本小书罢了。
他是个摇羽毛扇的角色。他擅长于在幕后出点子——特别是在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之后。由他操纵的“金棍子”，在台前飞舞，征东讨西，打南扫北。此“金棍子”，便是姚文元。
扶植“棍子”姚文元
走笔至此，该向读者诸君介绍一下姚文元其人了。虽然笔者另有一部长篇《姚氏父子》，专写姚文元及其父亲姚蓬子。但写张春桥，不能不在此扼要写一下他的“亲密伙伴”姚文元。
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浙江诸暨人，生于一九○六年。一九二四年，他来到上海“四马路”——文化街，当编辑，写诗，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潘汉年。一九二七年，由潘汉年作为介绍人，姚蓬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时，姚蓬子被举为执委兼总务部长。后来，他又成为中共特科联络，在潘汉年领导之下，从事秘密工作。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姚蓬子在天津做河北省交通员时，被国民党逮捕，押往南京。他在狱中叛变，成为叛徒，并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从此，他在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手下，充当文化特务。后来，又开设作家书屋，成为老板。
姚蓬子有一子一女。儿子姚文元，女儿姚文华。
姚文元于一九三一年出生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姚文元在上海沪新中学高中理科二年级甲班读书时，经同班同学崔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姚文元担任上海庐湾区团委宣传部宣传于事，住在机关集体宿舍里。
无巧不成书。庐湾区团委的集体宿舍在上海香山路二号，而张春桥的家在香山路九号，相距不过几十米！
受父亲姚蓬子影响，姚文元从小就做着作家梦。咫尺之内，一箭之遥，住着堂堂的《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姚文元便去拜访。张春桥一听说是姚蓬子之子，也就打他的主意。因为当年张春桥也混迹于上海“四马路”，对于姚蓬子的劣迹一清二楚。他知道姚文元有“辫子”可捏在他的手心里，况且姚文元也“左”得可爱，这样的人，任凭本事再大，也翻不出他的手掌。于是，张、姚之间很早就有来往。
一九五五年，“反胡风”运动开展之后，由于作家书屋出过胡风的书，姚蓬子与胡风有过许多来往，被作为“胡风分子”嫌疑逮捕，押往北京。姚文元呢，因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虽尚未交给出版社，但也受到牵连，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际，张春桥帮助了姚文元：姚文元仗着自己“精熟”胡风思想，来了个“反戈一击”，批起胡风来了。张春桥以《解放日报》为之撑腰，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起，短短十天之内，连发姚文元的四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凤英雄”。这可以说是张姚第一回合作。
张姚的第二回合作，是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当张春桥从何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
当时天天在注意着《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的毛泽东，看到姚文元的《录以备考》，非常赞赏，嘱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在头版转载，还配发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于是，《录以备考》成了姚文元的“成名作”。年纪比张春桥小十四岁，由张春桥扶植起来的“新秀”姚文元，反而比张春桥更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从此，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为张春桥的打手——犹如当年的狄克成了崔万秋的打手。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往往由他动口，姚文元动笔。点子，张春桥出；文章，姚文元写。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当《解放》半月刊在上海创刊，经张春桥提议，柯庆施点名，姚文元调入这家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姚文元更加起劲地挥舞棍子，批冯雪峰，攻丁玲，轰巴金，斥艾青……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张春桥呢，乐得让姚文元冲锋陷阵，出头露面，他充当幕后导演。正因为这样，姚文元的文章连篇累牍，而张春桥只有那两册杂文集而已。
当《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后，张春桥安排姚文元到《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但是，他又关照《解放日报》领导，不要让姚文元陷于编务，文艺部可由副主任李家健具体负责，姚文元要“超脱”，以便能抽出时间多写点文章。
这样，姚文元不断地在《解放日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章被看成“有来头”的文章——来自何庆施，来自张春桥。用张春桥的话来说：“在报纸上，姚文元出面，比我们方便。”
上有柯庆施作为靠山，下有姚文元作为棍子，张春桥不可一世，正欲称霸于上海文艺界，却遇上了一个敌手——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非除之而后快……
干掉陈其五
陈其五年长张春桥三岁，是个“老宣传”，与张春桥旗鼓相当。
瘦削，文弱，看上去陈其五连走路的步子都很慢，但是一旦走上讲台，他就显示出宣传部长的本色：思路清楚，讲话富有逻辑……
其实，他不姓陈，名字也不叫其五。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在北平爆发时，有个非常活跃的人物，名叫“刘毓珩”。这个二十一岁的青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学生，在学生运动中成为学生领袖——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
一九三八年二月，刘毓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刘少奇的派遣，前往国民党卫立煌部做地下工作。
“你的名字要改一下。”刘少奇提醒他，“国民党对你的名字太熟悉了。”
“改什么好呢？”他问。
“你母亲姓什么？”刘少奇问道。
“姓陈。”
“那就取一个封建一点的名字，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思索了一下，道：“就叫‘陈其五’吧。‘五世其昌’嘛！”
这样，刘少奇给他改了名字。从此以后，“陈其五”叫开来了，以致他的真名刘毓珩几乎很少为人所知。就连他的子女，也都姓陈。（陈小蒙便是他的次子。一九八六年二月，因强奸、流氓罪在上海被判处死刑，轰动海内外。那时，陈其五已去世。自然父是父，子是子，不能混为一谈。）
在解放前，陈其五历任新四军团政委、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长；华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第三野战军前委委员、政治部宣传部长兼新华社华东前线总分社社长，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当杜幸明部队陷入重围，那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