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听念这段“最高指示”，张春桥马上意识到这下子要麻烦了。那时候，无论是谁，在发言之前，总要念几段毛主席语录，诚如乐曲的前奏。一听念什么样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面的发言是什么样的倾向。
果真，语录念毕，就有人直呼“张春桥”，而不是用那种又亲昵又尊敬的“春桥同志”，大声质问：“张春桥，今天凌晨，派解放军到复旦大学镇压学生运动的，是谁？”
一听这话，姚文元用金鱼眼睛瞪了张春桥一眼，仿佛在说：哼，这下于可好，你的“群众斗争经验”，要倒大霉啦！
张春桥的脸，由红转黄，由黄转灰，由灰转白。红卫兵们像排炮似的，向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炮弹：
“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
“你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没有责任？”
“你为什么镇压‘红革会’”
张春桥冷冷地从嘴巴里挤出一句话：“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陈丕显、曹获秋所利用……”
这下子，像火上加油，锣里加钹，红卫兵们更加气愤了。于是，有人不客气地揭他们的老底了：
“张春桥，你的臭老婆是什么货色？”
“姚文元，姚蓬子是什么货色？”
没想到，张春桥的“高姿态”，却为红卫兵们斗他提供了绝好机会——他竟与姚文元一起，坐着轿车，送上门来供红卫兵批斗。用一句中国的俗语来说，是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去了！”
从晚上七点，一直斗到凌晨一点，整整六个小时！红卫兵们抽走了他们的椅子，叫张春桥和姚文元站在那里，叫他们低头认罪。这两个大“左派”，第一次尝到了批斗的滋味。虽然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张春桥一身冷汗，衣衫湿透。他们的秘书被红卫兵看管起来，无法出去打电话，所以张、姚只得听凭红卫兵批斗，无人救驾。
直到凌晨一点，红卫兵们要把张、姚押往复旦大学。张春桥、姚文元上了轿车，一溜烟，逃了！
这一天——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永远留在上海人民的记忆之中。“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成为上海尽人皆知的笑谈。
一月二十九日晚，复旦大学大礼堂人声鼎沸，“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在那里隆重举行。大会结束之后，以“红革会”为主的几千名红卫兵涌向上海街头，连夜张贴海报。
海报上印着这样的醒目句子：“一月三十日上午，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
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张春桥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使出了浑身解数。
二十九日凌晨，他冷汗淋漓地逃回兴国招待所，疾步奔向电话机，挂通了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
张春桥通知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
张春桥通知王洪文，“工总司”必须紧急动员起来，粉碎“红革会”的“阴谋”。
就在二十九日晚，“红革会”忙着在复旦大学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时候，在衡山宾馆，张春桥与王洪文秘密会见，策划着明天的行动……
秘书把一份刚刚收到的特急电报交到了张春桥手中。张春桥的目光飞速掠过电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脸色由白转灰转黄转红。
他拿起“BH”铅笔，刷刷地在电报的天头上写下一行批示：
“印八开，二十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
当秘书拿着电文坐上轿车前往印刷厂的时候，张春桥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
立即转告全市人民：这一场斗争，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能否贯彻的问题，关系到上海运动的大方向问题……
上海，落入张春桥手中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清晨，上海气温骤降。来自北方的寒流扫过这座海滨巨城，那些已经贴好“打倒张春桥”的游行横幅在寒风中索索瑟瑟作响。
只差两小时！只差两小时！
原定，上海十万人“炮打张春桥”大游行在上午八时开始。可是，清晨六时，几十辆“工总司”宣传车驶上街头，几万“工总司”工人把守交通要道，“炮打张春桥”海报纷纷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覆盖。
宣传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播送着《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
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获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张春桥双管齐下：广为散发《中央文革小组加急电报》，同时指令“工总司”
冲上街头，使“红革会”原定两小时后举行的“炮打张春桥”大游行流产了！
在强大的压力下，“红革会”被迫于当天上午释放徐景贤。
张春桥发出了一阵狞笑。他终于危翼存卵，胜利了！
二月一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双双笑嘻嘻地露面，接见上海的一些红卫兵代表。
如今尚存的传单《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谈红革会》，倒是张、姚那次“双簧”的如实记录。摘录如下，张春桥胜利后的得意，姚文元被斗后的怒气，都跃然纸上——
张春桥：矛盾会转化的，很多群众组织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原来是革命的组织，现在也不一定是革命的。
姚文元：红革会在中苏友好大厦质问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红革会？把我和春桥同志斗了六小时，还叫我念“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那段毛主席语录。他们这么于，他们炮打春桥同志，矛盾确实会转化的。
张春桥：他们已经到了无聊的地步……他们幕后有人。他们的“炮打”，适应了陈丕显、曹获秋的要求、我今天收到曹荻秋的一封信，说要跟我个别谈话。曹荻秋的信，早不写，晚不写，就在今天写来，看来跟红革会是相呼应的。曹荻秋曾对我说，“你来上海尝尝味道”！
姚文元；一点也不错，曹荻秋讲过这话。他对我也说，“你们在北京、中央发号施令，这一回你们到上海尝尝味道！”他所说的“尝尝味道”，就是指尝“炮打”
的味道。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红革会是有后台的。
张春桥：同志们，你们注意到中央文革特急电报中的措词了吗？电报中总是提“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这就把红革会的某些头头与广大红革会战士加以区别。
红革会某些头头是什么性质？我看，以后会下结论的。
姚文元：同志们注意了吗？最近，马路上批判陈丕显、曹荻秋的大字报没有了，有的只是炮打春桥同志的大字报。曹荻秋根本不承认自己被打倒，陈丕显的问题根本没有揭透。红革会的“炮打”，适合了谁的需要，不是很清楚的吗？红革会转移了斗争的矛盾，红革会的大方向错了！当前，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有两项旨要任务：
第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大联合，大夺权。
这两项首要任务，都给红革会破坏了！
张春桥：文元同志的话，是值得大家重视的。现在，街上没有打倒陈丕显、曹获秋的标语是不正常的。我们要高举大联合的旗帜，高举夺权的旗帜，继续打倒上海市委，打倒陈丕显、曹获秋。
姚文元：上海的形势很复杂，左派要联合，右派也在集中。走资派在造反派里寻找代理人。我看，红革会就是走资派的代理人！
张春桥：确实，阶级斗争最复杂的地方，就是上海。上海两个阶级的力量都很强。这一次，牛鬼蛇神、帝国主义、美蒋特务都出来了，是大好事。不能把红革会看成孤立的现象。红革会代表了一种势力，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张春桥和姚文元，你一言，我一语，不断地给红革会“上纲上线”。
终于，张春桥梦寐以求的一天到来了：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上，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王洪文登上主席台。从此，上海落进了这伙阴谋家手中，蒙尘近十个春秋。“狄克”，成了上海的主宰。
张春桥刚刚上台，当即发布“上海人民公社”的“第一号通令”：凡是反对“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破坏上海人民公社”的，都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要“立即逮捕法办”。
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张春桥收起了笑脸，举起了血腥的屠刀。第一个遭殃的，就是红革会！第一笔要算的账，就是“一·二八”炮打！因为炮打张春桥，亦即炮打中央文革，而炮打中央文革，亦即“现行反革命”。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因参加“—·二八”炮打张春桥而受到打击迫害的达两干五百多人（不包括一般的请罪、写检查），其中被隔离审查的二百多人，被办“学习班”进行审查的四百四十多人。在审查中，有五人被逼死，六人被逼疯，好多人被打成残废……
张春桥，一手拿着“棍”笔，一手拿着屠刀，这才成为上海第一号“铁腕人物”。
不，不，“棍”笔，屠刀，都是明摆着的。“华蒂社中坚”张春桥，步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蒋介石的“中统”、“军统”的后尘，在上海秘密建立了“张氏特务纵队”
……
第六章 建立“扫雷纵队”
行踪诡秘的“扫雷纵队”
坐在上海兴国招待所宽敞的套间里，脚下是一片厚厚的紫红色的地毯。刚刚洗过热水澡，张春桥看见桌于上放着一个严严地密封的牛皮纸信封。信封上只写着一个“张”字，字迹是那么的熟悉。
张春桥每隔几天，就要收到这样的一个信封。他关照过秘书，只写一个“张”
字的信封，必须由他亲自拆看。
这一回，拆开信封，里面装的是最新一期《扫雷》。标题一下子就把张春桥的目光吸引住了：《反张春桥同志的逆流从何而来？》《扫雷》写得有声有色。据“调查’”，上海的“一·二八”炮打张春桥，是由北京“联动”（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成立，主要成员是高干子弟）所策划的，其中有朱德、李富春的孙子，陈云、陈毅、贺龙、李井泉的儿于，乌兰夫的外孙，邓颖超的秘书的儿子……
虽说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传单成千上万，《扫雷》却属“绝密”的简报式内部刊物，每期只印几份而已。有时，干脆不印，用复写纸复写。这份《扫雷》对于张春桥来说，是每期必看的。自从发生，‘一·二八”炮打张春桥事件之后，他便下决心，建立一支“扫雷纵队”。《扫雷》，便是他的“扫雷纵队”不断编发的情报刊物。
张春桥的“灵感”，最初得自林彪在一九六七年一月的一次讲话：
“要继续把矛头指向右派，指向隐藏的还没暴露的牛鬼蛇神，进行全国大扫荡，挖出根子，扫除‘地雷’。这是全国性的扫雷战，要扫掉在内部各个角落的大大小小的‘地雷’。”
张春桥首先要扫除的，便是上海“大大小小”的反张春桥的“地雷”。
一个三十二岁的青年，被张春桥看中了。
张春桥最初注意起这个青年，那是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个名叫游雪涛的人，自称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给张春桥写信，反映上海青年话剧团某女演员因“造反”而处境维艰。
当时，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正要在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张春桥正需要在上海树一个受“资反路线”迫害的典型，而游雪涛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为张春桥“送”上了这么个“典型”……
趁着回上海的时候，张春桥让秘书调来游雪涛档案——这是张春桥的习惯，先要摸一下“底牌”。
牛皮纸大口袋，上面印着“干部档案袋”，用毛笔写着“游雪涛”三个字，很快送到张春桥手中：
游雪涛，一九三五个生，江苏无锡人，家庭出身城市贫民，一九五六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人家庭出身填“城市贫民”，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便失去父亲，母亲当时只二十八岁，拉扯几个子女长大，家庭确实常常揭不开锅。他是长子，十六岁就进入上海绒布厂当工人，以分担家庭重担。靠着自学，靠着苦读，学会了写作，终于成为上海《青年报》的记者，又进一步成为文艺组的副组长……
虽说张春桥自己的历史不干不净，但是他却尽量要用一些历史干净的人作为自己的爪牙，以免被人揪住小辫子———他已经吃够了妻子文静的苦头！
看来，游雪涛的历史是清白的，何况是个党员，头脑灵活，笔头也可以。
于是，“面试”开始了。
接到张春桥秘书打来的电话，对于游雪涛来说，无异于打了一针兴奋剂。他意识到，他要交鸿运了。
平常，张春桥跟陌生人见面，先要“嗯”、“喔”一阵，让人家说够了，这才开口讲那么几句。这一回，跟游雪涛握手之后，张春桥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很快就发觉，这个年轻人是块料子，头脑里充满政治细胞。年纪轻轻，对上海政界人士，有着清清楚楚的了解。
第一次见面，张春桥认识了游雪涛，游雪涛也敏锐地认识了张春桥——一这个“大人物”最感兴趣的，是政治情报！说得更准确一点，是政界秘密情报！
聪明的年轻人投其所好。他常常给张春桥写信，那每一封信，就犹如一期《扫雷》简报。他是个小人物，而小人物有着大人物所缺少的方便之处：他可以随意在各处串连，可以到处偷听别人的谈话，可以记下每天街头大字报的内容，可以去摸一些政界人士的“底牌”……他在上海滩上毫无引人注目之处，何况，他手中有记者证，在三教九流之中活动是很方便的。
这样，小人物的眼睛成了大人物眼睛的延伸，小人物的耳朵成了大人物的耳朵的延长。张春桥对于上海滩上的一举一动，都随时获知。
最初，只有游雪涛单枪匹马在干。他不断给张春桥写信。每一次接到张春桥托秘书打来的电话，每一次的约见，都使他倍受鼓舞。
张春桥意识到，偌大的一个上海，只有一个“包打听”太不够了。于是，游雪涛扩大为“游雪涛小组”，亦即“扫雷纵队”。
游雪涛以“捷尔任斯基”自居，把他的小组喻为“契卡”。他只效忠于一个人——张春桥。
自从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不伦不类的“上海人民公社”后来不得不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之后，便任命游雪涛为这个“市革会”的“群运组”副组长。
特务机关，从来都是有着堂而皇之的名称。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又是“调查”又是“统计”，多么动听。张春桥给游雪涛挂了个“群众运动组”的名义，何等迷人！
张春桥给“扫雷纵队”安了秘密基地——上海永福路二四四号的一幢独立的小楼。从此，“扫雷纵队”的代号取为“244”。永福路是一条临近淮海中路的马路，交通方便而行人不多。那里离张、姚的兴国招待所、徐景贤的“丁学雷”小楼、王洪文盘踞的东湖招待所以及康平路原上海市委机关都很近，轿车在几分钟之内均能到达。
游雪涛严格地挑选着人马，逐步发展他的“扫雷纵队”。笔者查阅了“扫雷纵队”全盛时期的名单，全纵队共计三十五名队员。这些“侦探”的职业，五花八门，既有歌剧演员、杂志编辑，也有医院医生